闲话“冤假错案”

闲话“冤假错案”

陈宣章

与朋友聊天谈及冤假错案，他说：“中国的冤假错案有两大特点和三个原因。两大特点是历史悠久和数量庞大；三个原因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严厉打击和刑讯逼供编造案情。”他又引经据典充分阐述。对此，我有异议。

“历史悠久说”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并不正确。少林木子《中国历代冤案》中追溯到春秋时代，开篇是《路漫漫修远 舍身投汨罗——屈原之冤》。其实，从夏朝开始“家天下”的君位传承制度，冤假错案就有了滋生土壤。例如：被誉为国神、“亘古第一忠臣”、中国古代著名忠臣的商朝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20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帝辛，从政40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役，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64岁。不但在暴君统治期间有冤假错案，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时期文字狱达到高峰。

“数量庞大说”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也不正确。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余人；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文革’中被错判的十八万四千多名‘反革命’被平反或改正。”“为大批‘地富反坏’摘帽。”还有……中国人口众多，只要1%就是几百万。所以，绝对数量应该参考基数，例如：1983-1987年，四千多万党员中656万人受党纪处分，其中15.3万人被开除党籍，他们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等等。

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三个原因说”好像有点道理，但是也不正确。对于同一案子，不同的阶级立场有不同的评论；不同的政治时期有不同的结论。例如：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多尔衮，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多尔衮死后不到两个月被追论谋逆罪及害其兄豪格而全面清算，削爵擢宗室，籍家产，罢庙享，断其后嗣，掘墓，开棺，鞭尸，又接连处罚其党羽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过了几年，有大臣上书要求为多尔衮恢复名誉，顺治处以流放之罪。此后百多年间无人敢论及多尔衮，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命多尔博（多尔衮同父同母弟多铎第五子，过继给多尔衮为子。多尔衮自己无后）的五世孙淳颖承继睿亲王爵位。不管是定案还是平反，都是因为当时统治者的需要。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严厉打击和刑讯逼供编造案情，这是历代剥削阶级统治者的一贯做法。但是，这只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手段，不是冤假错案产生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究竟是不是冤假错案？要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例如：历来被尊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我曾经写文章提出异议。

战国时期七国之争，主要有两种主张：公元前334年起六国相继接受苏秦的“合纵”政策，由苏秦挂六国相印联合抗秦；公元前328年起秦国用张仪为丞相采取的“连横”政策，对六国分化瓦解、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屈原所在的楚国曾经是“合纵”的“纵约长”国；屈原是楚国没落旧贵族后裔，是坚定的“合纵”派。但是，楚怀王缺乏政治远见，摇摆不定。楚怀王的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受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屈原。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国怀抱，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国都郢都，流放汉北。结果楚怀王在其幼子子兰等人的极力怂恿下被秦国诱去，囚死秦国。公元前278年，秦国攻破郢都。当年4月26日（农历五月初五），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这段历史根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但是，屈原爱国爱的是楚怀王的楚国，而不是整个中国，因为战国七国是西周分封诸侯形成的。七国都想称霸，但是秦国因为商鞅变法解放生产力首先强大起来。楚怀王的内政外交都是失败的，屈原希望楚国称霸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屈原的爱国仅是因为自己是楚国的王族。

还有一种说法：屈原文华四射，才情孤高，却对官场潜规则一无所知，一味的恃才傲物，结果遭到政敌谗言，被流放到现在的湖南汨罗一带，成为一文不名的流亡者。但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众所周知。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爱情，尤其是《湘夫人》。湘夫人美貌惊人，比屈原拥有更高的地位，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和他在荒郊野外秘密约会。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女人只有一个，即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其实“湘夫人”三字已暗示，“湘”即楚国；“夫人”即楚王的妻妾。怀王放逐屈原，使他无法与郑袖见面。楚怀王驾崩，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遗命，派人捕杀屈原，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投入汨罗江。这种说法有争议。

1944年9月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声称屈原是同性恋者，当时在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后来他又再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同意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神话与诗：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肯定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两千多年来，谁能认识真实的屈原呢？《离骚》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独，爱国的屈原很崇高……我们毕竟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而今，屈原以及有关的端午节已成为一个打上文化标志的仪式，并非学子式、学院式的屈原了。人们在节日怀念屈原，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当屈原被推动着走进大众，成为旅游节上文化与商业联姻的标签，本身就很有戏剧性。少林木子《中国历代冤案》中为屈原“鸣冤”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中国人一贯主张“得人心者得天下”。当然为了得天下而收买人心者也古已有之。还有一个现象：后朝总是否定前朝；唯有清朝对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朱由检除外，上谥号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因为清朝是满族入主中原，借口是为了消灭颠覆明朝的李自成。当朱由检堂兄弟朱由崧于南京成立南明自称弘光帝后，直至永历帝最后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南明亡），清政府始终采取“斩尽杀绝”的政策。所以，“平反”冤假错案中大有文章，不仅仅是“对和错”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任何朝代不仅有冤假错案，也有包庇罪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之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是骗人的鬼话。唯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真正的共产党司法干部才会严格执法。

清同治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事出杨乃武与余杭知县刘锡彤积怨颇深。冤案中，刑讯逼供、伪证诬陷，三证已齐，上报浙江巡抚杨昌睿。杨昌睿认为案情确实，依原拟“谋夫夺妇”罪断结，上报刑部批复执行。杨乃武在狱中写下诉状，由胞姐杨淑英带出会同其妻詹彩凤上京向都察院控告，结果被都察院押送回浙。杨淑英去找杨乃武在杭州的同学吴以同，当时吴在胡雪岩家任西席，正巧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丁忧期满回京，途经杭州，胡雪岩为他饯行。席间，吴以同说及杨乃武之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相机进言。九月，杨淑英与詹彩凤二上北京，夏同善介绍他们遍叩浙籍在京官员30余人，并向刑部投递冤状。夏同善又联络军机大臣翁同龢，把本案内情面陈两太后。清廷下谕，派礼部侍郎胡瑞澜（时兼任浙江学政）为钦差，在杭州复审。浙江巡抚扬昌睿调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随同审理。审讯时，杨乃武与毕秀姑翻供，即用大刑，把杨乃武两腿夹折、毕秀姑十指拶脱。杨、毕两人在重刑之下，再度诬服。因朝廷中一批主持正义的官员联名上诉。朝廷下旨，由刑部开棺验尸才真相大白，冤案昭雪。杨毕冤案历经三年又四个月，案情曲折，轰动朝野。

可是，慈禧太后为什么亲自顾问杨毕冤案呢？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浙江一干官员，从县到府到省，都是曾国藩所统率的湘系军阀的手下。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有意弹压湘系官员势力。杨毕冤案给慈禧太后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最后100多位浙江官员顶戴花翎全部摘掉，永不续用。杨乃武因狱中多次被严刑对待，已一身伤残，连功名也不能恢复。葛毕氏虽获无罪出狱，却要承担大批官员被撤职查办的责任，出家为尼。

历史上，冤假错案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认真仔细分析。201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