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耄耋老人的“乐善”人生

文/李文治

从哇哇坠地、嗷嗷待哺到呀呀学语，再到蹒跚学步。沧桑八十余年，我一路走来。

光阴荏苒，岁月更替。而今，那个垂髫孩童不觉几是耄耋老人。

近年来，我身体不如从前，视力减退、关节肿痛，垂钓和外出时间次数也少多了。闲暇在家，看书练字之余，我开始思考和回忆，过往岁月、人生经历、生活点滴，又历历在目。不禁自问，这一生如何度过？

一

一九三五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遵义。那时我才六岁,亲眼见过红军,他们对穷人很好！他们的宗旨是打土豪、分田地，实现民族自由和解放。年幼的我崇拜敬仰，希望长大后，也做那样的好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七岁启蒙，我读私学。三年私塾中，我共读了《共和国文》一部、《论说指南》一部、《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幼学》卷一、卷二、《声律启蒙》(对子)古文选读。

读这些书都是要背诵的，如懒惰、背不过，先生(老师)是要责罚的——有打手心、揪耳朵的（甚至揪出血），也有趴在板凳上打屁股，还有跪着读的。我从来就勤学，不曾受过这些惩罚。

母亲悉心照顾是我学习成长的保障。她教育我从小就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在三年的私塾中，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点上桐油灯，守在我的身边，督促我用功学习。

破旧的茅屋里，老式架子床面前是一张简陋的桌子，我展开书本、明声朗读，直到读熟背给她听，才算过关。天未明，她就起床、生火给我做吃的，然后又送我到学堂。

当时豺狗很凶。有一个姓曾的同学，就是在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豺狗吃掉的。这对读书的孩童威胁很大。母亲就天天接送，为我保驾护航。这年我才七岁，母亲就为我操心如此，慈母爱子之心，可想而知矣！

二

一九四一年，谢家坝成立了国民学校。我从三年级到小学毕业，成绩良好，连任级长，毕业考试，成绩第一。

当时正值抗战中期，我们组织起宣传队辗转谢家场、龙坑场和深溪水永安场巡回宣传，高唱抗日歌曲，高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抗日救亡口号，群众抗战情绪高涨，宣传效果很好。

一九四四年，我十五岁，去遵义投考玉锡中学（遵义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读书。该校是遵义名校。清光绪末年，袁玉锡(湖北襄阳人)奉朝廷之命来遵义府任太守。袁知府热心政绩、抚爱百姓、一身廉洁、兴办百艺厂，解决人民工作。他主持开办小学、中学、师范、女子学校，促进文化教育事业，金沙、仁怀、湄潭、绥阳、乌江等周边县乡的学生都慕名来遵义求学。民众为纪念袁公玉锡德政业绩，创办了遵义玉锡中学，并将他的事迹收入《遵义府志》。

当时我没钱买书，国文、历史都是借书抄读。生活也极为艰苦，在遵义读中学的同窗，大多数是富家子弟。他们都住客栈，每月吃八十斤大米，付食费另加。而我只能住校舍，每月吃六十斤(菜金在内)。后来就连这样的生活都吃不下去了，只好从老城到新城小饭店吃两小碗帽儿头(四两米)，几颗萝卜丁就是菜，饭碗一放，肚子总是饿的，更不谈零花钱。在冰天雪地的冬天，我身穿单衣（仅仅只有两件），裤子只是一条，脚上一双布鞋。晚上睡觉，床铺上只有一床旧棉被，我只能半边盖半边垫。从上床到天明起床，脚一直是冰凉的。

一九四四年冬，爆发了“黔南事变”(侵华日军沿黔桂铁路直逼贵州，独山告急)，遵义大多数的人都疏散下乡去了。我们班里坚持到最后只有两个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国文老师谢佩秋先生（当时已是古稀之年），她小脚、披发、穿长衫，拄着一根拐棍，仍然每天到校上课。她说：“日军尚未打到遵义，哪怕是只有一个学生，我也要坚持上到最后一课！”谢老师的言行，对我一生的启发是不可磨灭的。她是我一生中最敬爱的老师，她的言行，对我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由于家境困难，无力供养，读了一年半，我就失学了。

辍学后，我不好意思吃闲饭拖累家庭，就离家进城谋生。可十几岁的娃儿又能做什么呢？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下，得知省城在招考青年军，我就和三个友好的同学到贵阳从军。

青年军在四川綦江受训，随后开往大别山前线。当时，停止内战，是民心所向。但蒋家王朝倒行逆施、发动内战，企图窃取“抗战胜利果实”。自古“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被瓦解后，青年军败退台湾高雄整训。当时我十九岁，军衔“上士”组长。一九四九年元月，整训后“青年军”回到上海，被编入“七十二军”，我是“准尉”司务长。但我反对内战，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不想继续留在部队上与人民为敌，就告假回家省亲。

那时我的家境尚未好转，人口也递增、账务累累。我思来想去，回想起母亲的教育、老师的教导和经历的世事，觉得“要做一个好人，要引导更多人做好人”，于是我决定“教书办学”。一九五〇年，就在家里，我从十个学生开始，办起了私学。认识到自身文化不高，我就虚心请教、边学边教，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努力提高教学能力。

四

一九四九年底，遵义解放了！从此贫苦穷人翻身做了主人，打倒了封建地主和剥削阶级，分得了田地，每人“一亩二分”地。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了教育工作，成为遵义县解放后第一代人民教师。同年，受县人民政府委派（县长杨天源签发了‘派令’），我组织创办谢家小学，担任首任校长。

当年暑期，我被选派到遵义师范学校学习，以后继任深溪水高坊小学、龙坪区大新小学、三岔河裕民小学校长，兼任少先队总辅导员等职。

一九五七年冬，教师整风，我被撤消职务、停止工作。此后四年间，我先后到“中八农场”（今贵阳清镇市）和“吕庄机场”（今贵阳花溪区）劳动教养，由于劳动积极、表现良好，我先后任生活主任委员、生产大组长，并提前结束“改造”，回家从事生产。

五

一九六三年，我落户于谢家坝核桃树。在那里，我教了一年私塾，学生有二十多人。一九六七年，我从核桃树吴家院子迁回河坝老屋定居。一直到二〇一〇年，政府规划兴修“和平工业园区”，我们一家才征地拆迁。

这十年里，我在家里劳动生产，生活相当坚苦。每天生产队出工挣“工分”，中休还要抽时间下自留地劳动。经常是披星戴月、沐雨栉风，一家四口生活全靠我和妻子辛勤劳动维持。

家庭零用开支，全靠采卖梨子和捞鱼出售——这种“以副养农”的办法来补贴。几年辛苦经营，家境逐渐好转，温饱之后有了余粮。

这以后，家庭人口逐渐递增，原有的一间厢房，实不堪膝。一九七二年，我率家人新建砖房一间。

翌年，独子诚高完婚。我又接着厢房，继续延伸造房两间，砖体房式，勉强可以维持家人居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政策落实，政府为我平反昭雪。我重新被安排到谢家小学任教，担任初一班主任，语文、生物和初二、初三历史教师，兼学校总务。

六

回顾一九七九年的昭雪平反，我是南白区第一个平反的老师，又能重新踏上了教育工作岗位，又安排到谢家小学任教。又重获“新生”，我对党委、政府和组织充满感恩之心、感激之情。

一九八〇年，我光荣退休。退休后的我受区教办的委托，参加南白区民师整顿工作。

此间，我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激励民办教师积极上进，帮助优秀民师转为“公办教师”。南白区退休教师协会成立后，我被推选为秘书长。

一九八九年教师节，我获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

撤区建镇后，受龙坑教育辅导站的委托，我组织筹建龙坑镇退休教师协会，被推选为首届会长，之后又连任两届。与此同时，受谢家乡党委的委托，我组织筹建小组，负责募捐工作，修建谢家中学篮球场。

“退教度晚年，奔波建球场”。两个月之内，我多方呼吁，带头捐款，募捐到三千多元。从组织募捐善款、采买建材、组织施工，直至球场竣工，整整两月，我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一九九一年谢家中学“五•四青年节”运动会举办前夕，一座崭新的水泥、钢架篮球场展现在全校师生眼前。

退休后，我继续热心教育事业，连续奋战、辛勤工作，得到了乡党委、谢家中学的肯定和好评。一九九一年教师节，我被评为南白区退休教师区级先进代表，荣获区教育系统“老有所为”精英奖。一九九三年，我被授予“无私奉献”牌匾，并被评为南白区退休教师协会“先进退休教师”的光荣称号。

七

辞去退休教师协会工作后，我赋闲在家，开始暗度晚年。

这段时间，我一家四世同堂、吃穿不愁，其乐融融。曾孙四岁，我指导学习、看图识字，生活关爱不离左右。

家务方面，有儿孙操持。我就负责放牛、割草、清扫庭院，八口之家和谐团结，心情愉快。

二〇〇六年，我们还建造了一间一百多平方米、水泥钢混结构的二层楼房，是舒适美观的“黔北民居”住房。之后，政府修建和平工业大道，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我们一家忍痛拆除新居。从此儿孙租房，一家两地分居。

四年后，龙坑镇谢家社区“青杠坡还房小区”落成，我们又有了更好的新家。乔迁之日，我欣喜激动，书写对联张贴，祝贺并纪念。上联：高高兴兴进小区，下联：满满意意住新房，横批：感谢党恩。

八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古人的诗句，对于我这样一位耄耋老人，最为恰当。

回想经历的社会变革和生活片段，我人生道路虽然曲折，但最终走上康庄大道。我生活虽有酸甜苦辣，但最终幸福甜蜜。虽然碌碌无为，但我感到充实。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况，我都乐观豁达、心存公正、厚德待人、善行善为。这样说来，这一生没有空度。

人生如旅，行色匆匆，风雨兼程。归途默默，回眸返顾，岁月留痕。

（整理/唐兴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