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曾绍奇

1964年2月－1973年9月

阳历1964年2月11日出生于宁都县石上乡江背村田村。此后至14岁一直生活在江背村田村。

1973年9月－1977年9月

开始在江背村读小学。每个星期学校要组织一个下午上山砍柴，以解决老师烧饭用柴。

那时我的父亲在游加坊大队代销店卖货，吃过晚饭后，我经常和大哥曾绍芬步行三里去代替父亲上班。

父亲到石上市镇用板车拉货，我星期天也会经常跟着父亲徒步走二十多里去玩。(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早上上学前和下午放学后，几乎每天都要去野外拔猪草。早春三月，家里种了约四分地芋子，我常去山涧溪畔折五冻羹遮芋子。有几年，商远排半山腰打萤石矿，我早晚还会去挑矿石赚钱。

我的童年虽然紧张，但在父母身边，生活很是快乐。

1977年9月－1979年9月

考上角源初中学习。每个星期要徒步走十几里路去上学，星期六中午放学后回家，星期一早上带好米菜返校。

寒暑假和星期天在家砍柴。

初中生活虽然清苦，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学习上。

1979年9月－1981年7月

考上石上中学读高中。每个星期六要回家带米菜，往返徒步二十多里去上学。寒暑假和星期天在家砍柴和种责任田，有时还要放牛。高中生活由于高考压力大，加上贫寒，精神几乎崩溃。

1981年7月－1985年9月

在家一边自学，一边砍柴种责任田。其中先后到过石上中学、黄陂中学、流坑中学和宁都中学复读。但由于家庭贫寒，在每个中学复读的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学期。加上农村中学教学条件差（如缺少英语教学等），因此每年高考都名落孙山。最后在宁都中学才考上大学。

也许是祖上遗留的文化基因在作怪，我对高考一直有一种“不成功不回头”的决心。

1985年9月－1989年7月

在江西农业大学农学系育种专业学习。

在大三时，在寒冷的三月份的一天，由于贫血和课程任务重，我头昏被送进学校医院抢救，因打吊针花费了学校数百元钱。

寒暑假回家还要砍柴和种责任田。

星期天经常和同学们到梅岭山上游玩。有一次，全班还包车到永修县的云居山参观。

临近毕业时，我把一本文学手稿拿给农学系的系主任看，过了一个星期才送返给我。

大学学习生活也很紧张，但精神和生活上的紧张也很大。

观看和见证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全国“四五”闹学潮运动。一大早，同学们乘坐校车至南昌八一广场静坐请愿。约有几十万人。下午回学校时我用双脚走路。据说很多同学受了积极分子的口号煽动，而我和不少人则出于好奇和跟风。

本人认为：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发生的“四五”学生运动一定要冷静分析，要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科学和公正的评价。要用犯罪系理学等学科对学生在运动中的行为进行评断。从总的来说，学生参加运动的动机是好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中华历史进步，而不是要拉革命车轮倒退。试问：有哪位学生参加运动要把中国革命搞垮，要成为千古罪人，应当说没有！

半个世纪前的“五四运动”，在当时也被认为是过火的，并受到当局镇压。但历史证明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和进步的。也许将来还要发生学生运动，为了以后少犯错误，我们应当吸取过去处理问题的教训。首先，要承认学生运动的进步性。其次，要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敢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既要看到学生运动的坏处和不利，更要看到它的好处和有利。

最后，对学生运动的后果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学生运动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负作用（即破坏作用），如，学生行为过火，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倒某些当权者，以及阻塞交通，砸碎商店，甚至冲毁政府机关等。我们应当把这种负面作用，看做我党所犯错误的一次深刻检讨，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能把学生运动的负作用作为惩处学生的借口或罪证。

因为学生的大部分行为都是无罪的。当运动到来时，一定要用温和的手段防止学生们造成各种社会危害。作为进步和伟大的党，我们一定要对在学生运动中产生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我们一定要借学生运动改进我们的工作，消除各种社会腐败和堕落，并制定有利社会进步的各项政策。

我对我国教育的总体感受是：90%的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有发展，但就像田里的稗草，由于思想政治教育不到位等原因，致使少部分学生只重视专业学习，思想道德几乎败坏。

1989年7月－2007年4月

毕业分配至宁都县黄陂乡政府工作。最初当的官是干事。住在乡政府集体宿舍，三层楼上的一个房间，约有40平米。日常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经常骑自行车带小孩曾牧回江背村居住一两天。

1993年春夏，分配至本县东韶乡胜利村维持半年的社教工作。同去工作的还有本乡的领导李求东，以及农大毕业同学胡天生。胜利村位于东韶市镇西北方的凌云山区，距离市镇约有二十多里路程。去那里山高路陡林密，到处是原始森林。春夏雨水多，我经常独自一人骑自行车行走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去贯彻落实县乡领导布置的各种工作任务。

在村委会住宿，晚上要做工作总结，白天要走村串户召开村小组干部和农民大会，会址一般在旧祠堂内。会议的内容有两项：一是抓春耕生产，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农民计划种烤烟、中莲子和香菇等，以及抓计划生育工作。因为干群努力工作，工作成绩在全乡能排在前头。二是抓社会主义教育。向农民宣传党的各项政策。

胜利村有四五个村民小组组成，且分散在偏远的四周大山深处，从村委会到村小组要翻越几座大山和趟几个大峡谷。在大山谷中生满了高与天齐的大树，有的杉木或杂木直径有3/4尺宽。山谷中还长满了密密麻麻齐腰深的野草。人只能在阴暗的森林底下不到一尺宽的小路上行进。据村干部讲，如走路的人少，就能听到怪兽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下，像人一样谈话或朝你大笑。我们人多，所以从未听到这种吓人的声音。但头上各种怪鸟还是见到，它们会飞过来向你大叫或在你头上拉屎。

有的村民小组只有5、6户人家，建在半山坡上。记得大部分农民的生活很苦，只能住在旧祠堂或陈旧破烂的旧砖瓦房里。社教工作临近结束时，村民用杉木为我打了一个大木箱和一把木椅子，因为山里木材充足，仅花了15元钱。在工作期间，我写了4、5部讲演稿，可惜这些讲演稿和其它工作报告，在后来的几次搬家中全丢失了。

1993年以后，由于职称晋升为副科级领导，从此长期停职留薪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工作。

干部们都下乡村抓工作了，我则在家带小孩，到宿舍楼平顶上看杂志和书籍，所看杂志有《江西党建》、《江西统战》和《江西政报》等。

大概在1995年前后，我在黄陂桥头一个姓张的店主家闲坐，他把一本很厚的文稿交给我看，说是他的女儿的恋爱信，而这位恋爱女神却年纪轻轻因失恋而殉情了。我回家慢慢翻阅这些信，至少有100多封。这些信字迹清秀，文字优美，尽管感情悲伤。后来，这些文稿放在我家，我家女主人小马看后，经常说它不吉利。他还说，她认识这位才女，是她的同乡同学。再后来，我忘了这些信很久，有一天等再去寻觅时，它们却不翼而飞了。我气得直跺脚，觉得没有比这更遗憾的事了。

后来，我写了三四个童话故事，用来讽刺社会上那些只重金钱，却不懂感情的薄情人。这些文字誊写在一刀材料纸上，并这本文稿寄给了远方的亲戚阅读，因看的时间太久，最终不知去向了。

1997年9月雇车把家搬回江背村老家定居。在老家一边砍柴，一边自学和搞研究。

生活约一年多后，于2000年3月雇车把家迁到宁都县城租房居住。

租房生活约一年多后，于2001年8月购房在县皮革厂六楼居住。此后，我把个人的工作关系也转到宁都县政府。在这个高楼上，我居住了近12年之久。那种日子就像打游击，人不安，心也不安。在2011年前后，为了改善难熬的生活，我又按揭贷款买房搬家，致使至今负债累累，但为了生活只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