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偏的红专大辩论（《追梦之旅》之十四）

1958年，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最高涨的时期，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鼓动得不少人头脑发热。大炼钢铁，处处生起小高炉；大放卫星，吹嘘粮食亩产上万斤。与此同时，学校也开展了一项活动：红专大辩论。说什么有了正确的革命方向和革命热情，专业水平自然就能上去。于是，我们这些年轻幼稚的学生头脑也开始发热，向老教授们发起了进攻。

中文系的系主任郝御凤，曾是三十年代新月派的诗人，以后转攻文学理论，负责为我们讲授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课。我们同学翻阅了他的一些讲稿，找出其中的片言只语，硬说他搞得是封资修那一套，应该彻底推倒。批判会上一些同学的发言，其幼稚程度常令郝老师哭笑不得。在所谓“批倒”之后，班委会决定组织班子重新编写文学理论提纲。当时我是班委会学习委员，也参与了编写组的工作。我们按照公开发行的教科书的体例作了分工，东拼西凑地编写出了一个长达十数万字的提纲，硬说这才是革命化的文学理论。我拿着打印稿找到郝御凤老师，“勑令”他就照这个提纲讲。郝老师是个民主人士，不敢违抗，陪着笑脸说：“好的，好的，同学们编得好！”讲课时间由班委会安排，何时讲，讲哪一部分，都由我来通知他。这一段被扭曲的历史，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后来就不了了之。当我们大学毕业时，回头再看我们编写的那个空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所谓提纲，连我自己都觉得脸红。我不知道当时郝老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讲得下去的。

还有一件荒唐事，就是面向文坛开展大批判。我们读了不少各地办的文学杂志，从中寻找批判对象。当时，我们同宿舍的一共有6个同学，除我以外还有刘展骥、赵俊贤、胡伯鑫、陈兰村和陶祜民，其中胡伯鑫眼尖，在河南省洛阳市文联办的一个名为《牡丹》文学杂志上发现了一篇小说，题目叫《母亲》。小说里面有一段是写老母亲在儿子病重期间急切心情的：她心急火燎，不断地数着从大门到儿子房间的步数，心想如成双数为吉，儿子就有救，单数为凶，儿子生命就危险。这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在那时比较落后的的农村是常有的事。可我们看后，竟然一致认为这是在宣传封建迷信，是方向性的错误。于是就由陶祜民执笔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以六人名字的缩写“云骥、俊鑫、村民”署名投到《牡丹》杂志社，竟然被登出来了。由此引起了一场辩论，最后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自然也是不了了之。在今天看来，我们的批判荒唐至极，可在那时我们确实是认真的，这大概也是一种时代的扭曲吧。

也有一件事，在今天看来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在编写文学理论提纲时，从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懂得了文艺创作要深入工农兵、面向工农兵。为了实践这一理论，班委会决定利用假期组织两个写作组，一组赴西安人民搪瓷厂编写厂史，另一组赴渭南县八里店村编写全国劳动模范张秋香的故事，我参加了第二组。我和几位同学，在八里店整整呆了一个多月，就住在张妈妈的家里，和张妈妈一起劳动，在生产队集体食堂吃饭。其间，我们还分别走访了渭南地区的五个务棉能手如曹竹香、山秀珍、薛俊秀等，号称“五朵银花”，受到了很深的教育。在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也编写了二十几篇文章，编辑成《张秋香的故事》一书。为鉴别作品的质量，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张文彬（著名作家杜鹏程的爱人）说：“送给王汶石看看吧！”王汶石是全国著名作家，他的以描写当代农村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为我们所熟知。他看得很认真，其间还约我们谈了一次。这次约谈从早上9时起持续到下4时，既谈了我们文章的许多缺点和不足，还谈了他多年来创作的经验和体会。他推荐我们看看他写的短篇小说《党课》，里边写了一个老太太在寒风中站立着听党课：北风呼呼地吹着，几缕白发在寒风中抖动……一下子就写出了那种专心致志的神情。我们问他：“怎样才能写得这样生动？”他笑着说: “冰冻三尺，此非一日之功也！”我们遵照他的意见又改了几稿再送给他看，很久没有回音。大约过了两月后，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主要意思是说修改稿仍不成熟，信中说：“看来还是要选择几个场景或细节，集中加以描写为好，太多的故事、太多的过场，淹没了人物的形象。”

张文彬看了这封来信，有点气愤，说：“一个大作家的派头，对后辈太不负责，寥寥几句就把我们打发了。”我反复阅读，觉得王汶石说得对，没有深入细致的场景和细节的描写，哪里还算得上文学作品？我想，就我们的水平再改下去，也很难成功。这本书就此了结，再也没有出版。王汶石的这封信，我辗转多年依然一直保存着，可惜在2009年装修房子时不慎丢失，甚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