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居笔记：封建主义的尾巴

封建主义的尾巴之算命术士

在咱们岭南的乡下，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既是庄稼人的日常生理医生也是“心理医生”，既兼顾乡村的红白喜事也兼管着农村的阴阳风水。谁要有头疼脑热，找他配上两副草药，保准你能好。心里要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求他给你“开导开导”，伤心事也能云散烟消。

小学三年级的时，我右边脖子上生突然肿胀疼痛得历害。父亲带我找到村里医疗室的挺爷，挺爷看了看，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然后又找到了镇上老王诊所，诊所里的老王同样也表视无奈。同在一条村住着的姥姥知道后，就跟母亲说：“去找八爷吧，八爷准能治”于是，母亲就带着我就找到八爷，我也就因此才知道的八爷。

“八爷”看看我，又号了号我脉，于是下定结论：“降邪火，去湿毒，忌辛辣，止腥晕”。开了几味中药，叫母亲自个儿去山上采，结果我就这么的，喝了近一个礼拜的“苦药汤”，然而脖子上的肿痛却也真的消除掉了。我一直觉得八爷只会嘴皮子的江湖骗子，可自打那以后，我对八爷看法就有了不很大的改观。

据说八爷本名叫做“七一”，不知道什么的，人们后来就给他凑成了“八”，八爷自小吃百家饭长大，以风水算命为生。文革时作为封建主义的代表，“四旧”的典型，成了村里主要批斗的对象。八爷的一只眼眼也是那时候给气势汹汹的“红卫小将”给打瞎的，一条腿也被打得一瘸一拐。因此，下地也干不了活，只好在村里农场给生产队喂猪。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土地开始承包到户，社会生活自然而然又划分出了三六九等，生产队的那头公猪就分给了八爷。从此，八爷就赶着它沿着村路给养猪的农户配种，赚点生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耳之所闻，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都还在饥肠辘辘里过着苦日子。曾经热血十足的“红卫小兵”也都被统称成了“四有”青年，然而面对现实，他们却显得怅然若失。封建主义的“小毒草”在那个共产主义依然遥遥无期的年代，又开始悄悄地潜滋暗长。没办法，给母猪配种根本养活不了八爷和他的公猪这两个相依为命的雄性生物。于是，八爷便以给母猪配种的职业做为掩护，暗地里偷偷的给人看相算命。

那时候，八爷给人看相算命的代价是一碗糯米外加两块钱，按着八爷的说法，糯米是给仙家进贡的祭品，两块钱则是给神仙捐献的灯油钱。这个代价在那个年代也不算便宜了。可是在万般无奈下，多数人还是愿意到八爷那里寻找一个心理安慰的。

后来，改革开放的步伐是越迈越大，越走越宽广。就连村干部也免不了到八爷那里问个仕途吉凶，八爷也因此在附近村落有了名气。市场经济，商品交换是铁定的事实，八爷给人看相算命的价格也从两元涨到了十元、二十元，不过糯米倒是免了。每到长塘镇赶集的日子，八爷总要到镇上去支个风水算命的摊子。

长塘镇专门有一条街，是给人看相算命的人准备着的，而且这条街还曾是增加税收的一种途径。一个摊位两块钱一天，不管你摆卖什么都可以。每到集日，周易大师、云游术士们就云集这里。十里八乡的老少爷们，时不时常有摊开八字“寻求迷津”的，有的甚至是从市区里驱车前来“坐而论道”的，这也曾算是小镇的一道亮丽线的风景吧。

时光如动车，岁月如高铁。自从现代文明兴致勃勃地踏进了小镇的人间烟火，老一辈人慢慢吞吞的调子，就很难再跟得上时代紧凑的步伐了。在小镇这条偏僻巷子里，曾有许多人道出人生百态，说尽世间冷暧。然而，如今当这这条落伍的偏巷面临拆迁，站在眼前这条曾经人潮涌动的十字路口时，他们伤感了，人们或许终于明白，所谓的命运，其实就是目睹自己渐渐老去，却又无力挽留的过程，而八爷也只是这些人群中的一个罢了。

关于八爷的故事，人们众说纷纭，关于八爷的命运，或许连他自己也没能算得出来。

堂舅四十五岁也算老来得子了，无奈孩子生下来却是个病秧子，寻了很多医，问了许多药，可都还是不见好。于是就找到了八爷，八爷照样给开了几符中药，然后又是看相，又是占卦，还给施了长命符，挂上长命锁。楞说这个孩子命硬，逃过这个死劫，准能活到八十八。结果没过几个月，孩子就断气死了。恨得堂舅整天直骂娘，若不是舅娘拦着，恐怕早就去找八爷拼命去了。

打那以后，人们就极少再去找八爷看相算命了。

到清明的前一天，村里有人要找八爷看风水，可总也不见他出门。就想着到他家里看看，可敲了几回门，都不见应答，推门进去，才发现八爷躺在地上，已经没气儿了。这才通知几个村里主事的，大伙合计着把他送进了后山。

“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算命术士、江湖郎中曾是游走乡村的心理医疗师，他们也曾抚慰着乡下农人迈过无数的沟沟坎坎。然而“天机难测”，临死，他们或许连自己的一生都没能参透。而作为乡村生活的特殊标记，悄悄淡退人们的视野也是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