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农民集体食堂

记忆中的农民集体食堂

王重明

1960年夏季，我从大城市回到家乡养病。一进门，家人就告诉我，我们生产队里已吃集体食堂两年了。我听说自古已来就是一家一户立灶吃饭的农民，竟然吃上了集体食堂，真是个新鲜事，感到好奇，就让他们给我讲述办食堂的情况。

原来，1958年夏天，全国大跃进的浪潮，也涌进了我们这秦岭山区的农村。8月的一天，我们这小小的山村里，召开社员大会。社主任劈头一句话就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叫农业社了，叫人民公社。一个乡办一个社，行政村叫生产大队，自然村叫生产队，我就是咱这生产队队长。”社主任接着讲下去“上边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要实行什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社领导在会上布置了，从明天开始各生产队都必须筹办集体食堂，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说到这里，会场一下子哄闹起来，社员七嘴八舌，有说这的，有说那的，听得出来大多数人，表示不愿意。队长高声喊着：“不要哄哄，听我继续讲。”会场慢慢静了下来，“从明天开始，就筹备办集体食堂，各家各户屋里的粮食，都要如数交到队里，到了秋季粮食收回来，就不再往各户分了。还有一件事，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在办食堂的同时，公社要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各家各户的烂铁，要给供销社交，具体咋弄，以后再说。”会议结束了，人们带着疑惑和不安，回到各自家中。

开办食堂，只有少数好吃懒做的人和单身汉，愿意加入，而大多数社员有抵触情绪，想不通，不愿意参加。公社便派工作组到生产队和队干部一起，召开大小社员会，学文件，讲政策，进行教育批评。开始还讲一些道理，后来，就公开讲，谁反对办食堂，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谁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严重的要上批判会，还要戴上高帽子游乡。（据说当时一些地方就有戴高帽子游乡的）这一下群众害怕了，谁敢不服从。紧接着，大炼钢铁运动就开始了。干部组织一帮子人，挨家挨户上门收废铁，后来上边下达的任务完不成，他们就收锅砸锅，扳锅台，锅灶没有了，在家里吃饭断了后路，只好到食堂去吃饭。

没多久，生产队的食堂就开张营业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这个生产队，当时有三十多户人家，将近二百口人。办起的食堂占房三间，盘了五口大锅，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制定了规章制度，选举产生了由五人组成的伙食管理委员会，确定了会计和管理员，并指派了五名妇女为食堂炊事员。

食堂每天吃两顿饭，早饭是9至10时，下午是15至16时。按照当地老习惯，早上饭多是稀糊汤，有馍和菜，菜是生产队产什么就吃什么，夏秋季多是洋芋、北瓜、豆角等；冬春季多是白菜、萝卜和酸菜、咸菜；下午饭一般吃面条。食堂饭菜的好坏和收成丰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据说，五八年这一年粮食丰收了，所以在食堂开办之初，每八人一桌，像待客坐席一样，菜的样数不少，还有肉菜，吃的是大米饭，大家感到吃的还不错，饭稠还有馍，五九年过春节时，大年三十这一天，食堂会餐，全体社员很满意。有些人说在自己家里，过年还吃不到这样子哩！这是实情话。我们家乡是有名的贫困地区，过春节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买不起大肉和大米，当然就吃不到肉菜和米饭了。

集体食堂的好景不长。五八年以后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饭变稀了，白面馍慢慢变成了包谷面馍、豆面馍，再后来干脆连馍也没有了。下午饭变成了连锅面、糊汤杂面，锅里烩着北瓜、洋芋、豆角菜，我们当地称为烩面。听着大家说食堂越办越不景气，我感到疑惑不解，问是什么原因。他们说，连年干旱，粮食减产是原因之一。另外还有虚报浮夸、公社平调、生产队内部的黑道（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流失等等。你想，这样子食堂怎么能办好呢？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后来，我们队的食堂有两年时间一直处于吃不饭，饿不死的状态。社员们暗暗的抱怨着，但却无可奈何。

食堂做饭按各户统计上来的人下粮，做成后到开饭时间，按各户人的数量供饭。为了体验吃食堂饭的滋味，我决定替家人去取饭。生产队钟声一响，我拿上取饭证和盛饭器皿，向食堂走去。一路上见社员们男女老少，有的提着桶，有的端着盆，有的拎着罐子，一到食堂就自觉的排起队来。先验证，后舀饭，每人一勺，一勺可盛两碗。饭打好后，有一个人往回拿的，有两个人抬着走的。我把饭拿回家，就取饭盛着吃，家里人赶忙阻拦“你有病，不要吃这种饭。”我执意舀些尝尝，别看饭的质量不咋样，但毕竟是大锅饭，香气倒挺浓的。同是一家人，不吃一家饭，我的心里怪难受的。听说有些人家饭取回后不够吃，便煮些野菜参合在饭里面。我问家人，家中有了病人怎么办？来客人和闺女回娘家怎么办？他们说，生产队有规定，对病人照顾，允许将病人的口粮领回去自己做饭吃。来了客人要事先报伙，闺女回娘家，因为住的时间较长，要从婆家带上一份口粮过来。我想着，姑娘回娘家也要带口粮，真够得上千古奇闻了。

集体食堂吃饭还出了不少事哩！1959年春播开犁，食堂决定吃红烧肉。在肉的分配问题上起了争执，差点打起架来。当时对肉如何分征求大家意见，有的说按户分，但户有大小，不行；有的说按人头分，孩子多的赞成，大人多孩子少的坚决反对。会上争吵起来，甚至出言不逊。管委会提出了折中方案：按人头分配对大人适当照顾，这才把问题解决了。我们这个小村子，地处磁峪沟口，村子两侧是山坡，有的人家就住在半坡上。在吃食堂的岁月里，在取饭的半道上就出了不少问题，特别是下雨和下雪天，因道路陡滑，打碎罐子的，把饭倒了的，时有发生。有一户姓田的人家，住在四五十米的高台上。有一次天下着大雨孩子取饭提着罐子往回走，上坡不慎滑到，打碎了罐子，饭全部倒掉。孩子哭着回家，挨了打，一家人的饭也没吃成。有些家把饭拿回去，按人定量分配，结果饭量大的吃不饱，家庭为此吵架不和。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大减产，我们这个山区也没有幸免。我们生产队当然也在之列。食堂里粮食不够吃怎么办，便实行瓜菜代。食堂的饭中粮少菜多，稀得能照见人影。社员把这种饭叫“哄上坡”，吃完到工地干一阵子活，肚子饿的就干不动了，几年下来，大部分社员面黄肌瘦，神态憔悴，浑身乏力，一些社员还出现了浮肿现象。我目睹着这一切感到十分寒心。

幸运的是1962年，党中央及时发布了人民公社管理60条，实行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才拯救了老百姓，解散了集体食堂，饱受食堂之苦的农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农民吃食堂的事情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它所造成的影响深深烙印在老一辈人的脑海里，永远也洗刷不掉。人们现在说起来感到可恨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