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喂猪（散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实行的是大集体、大呼隆的体制。我们那里人多田少，加之地处汉江平原，地势低洼，夏天一遇连阴雨，到处一片汪洋都不见，秋下自然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一年下来一个人毛粮分得360斤到420斤，还吃过几回“返销粮”（生产队拿钱从粮管所把上交的公粮买回来分给农民吃）。

我们那里说起来是“两河夹一沟、一脚踏出油”的鱼米之乡，可吃米饭面食的日子多不过半年。很多的日子是靠“瓜带菜”打发过来的，南瓜、红薯、萝卜成了餐桌上的常客。早上南瓜、红薯、萝卜稀饭，中午南瓜、红薯、萝卜干饭，晚上南瓜、红薯、萝卜糊糊，吃得人醋心。虽然没有发展到饿死人或一家人出门只有一条裤子的地步，但一些家大口阔、不会操持的家户到了一冬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常闹饥荒，三不知儿会腆着脸端着葫芦瓢和油盐罐左邻右舍四处讨借。一天只吃得上一顿饭，天未黑就卷缩到被窝里去困觉，又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所以，孩子就多得如同猫狗。在村里，如果谁不好好念书，家长就会训斥道：看你那榆木脑袋的，早晚得回来扳三百六（种田）。

那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各家各户除了能根据人口多少划几厘最多分把地的自留地，安个菜园，喂几只鸡鸭外．多数人家每年勉强喂一两头猪，完成了必须的“统购”后才能自己杀年猪（统购统销，就是政府强调让农民把生产的粮食、生猪等卖给国家，城市人口所需全由国家供应，农民必须是完成统购任务后才能留自己食用。）记得有一年我家喂不起猪，腊月间杀了一头猪交了国家一半自己仅吃了一半，而有两次交统购还闹出了笑话。为了早日完成任务，节约吃食，父亲估摸着或是简单地秤上一下猪的重量基本达到上交标准了（每头猪不低于120斤），早上把猪喂得像吹气球似的，待用板车“哼哧、哼哧”地拉到七、八里外的公社食品所，一路上几泡屎尿拉过，却差了二、三斤，好话说了一堆，人家死活不收，只好拉回来又喂了好几天才勉强了上去。

而敢喂母猪的家户那在全村是屈指可数的，我家就是其中之一。按说，我们家在村里是公认的条件比较好的，父亲在外教书每月有一、二十元的工资收入，母亲虽然踮着一双小脚，但却像绝大多数主妇一样啥活都干挣着工分，大哥、姐姐、二哥先后回家务农，爷爷奶奶在伯父和我家吃派饭（一家一个月），就我和妹妹吃闲饭，可怎么也想不通日子却过得紧巴巴的。母亲盘算着要让全家的日子过得宽裕点，必须喂头母猪。她跟父亲掰着指头算了算：一个母猪一年可以下两窝猪崽，一窝产崽6—10只，除了自己留用2头，10多头小猪喂到15斤左右可卖大几十块钱来贴补家用。那在一个劳动力一天挣10个工分折算二毛钱的年代，对于一个农家来说是很能抵挡一阵子的。事实证明母亲的眼光是独到的，因为她笃信，只要勤快就饿不到肚子。

在我印象里，我读小学到初中期间，家里先后喂过至少两次母猪。一般的人家，喂一两头肥猪都磨得够呛，而要喂头母猪拖带两窝小猪崽，有些年份还要喂一、两头肥猪，那样的劳累和困苦真不知是咋熬煎过来的。

首先要说说猪圈的问题。我家的宅基地是爷爷解放前就占下的，只有三间屋的基脚，住着大伯和我家，后来人丁兴旺，人经四辈，最高峰时达二三十人，连人住起来都十分紧张。正屋前面是三间厢房，父亲只能贴着厢房打了一圈一米多高的“干打垒”（用土夯就的土墙），在钉上屋架用麦秸搭了个人字棚，就成了猪圈，勉强能喂一头猪。这下计划着要喂母猪，可愁坏了父亲。还好这年冬天正赶上学大寨围湖造田村西头的水库堤要推掉，每逢周日父亲回来，就借了板车叫上我们趁着夜晚去拉土。到了腊月门前的堰塘水抽干了，我们又去挑塘泥，好几尺高的土岸先一锹一锹往上甩，再一担一担往屋场上挑。硬是一车车一担担把屋场台子往前填了丈余高近两米宽。一开春，父亲便把猪圈扩了出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没过几天，父亲就从集市上捉回一头黑色的小猪，说那就是要喂的母猪。每次劁猪匠骑着“洋驴子”吹着牛角号从我家门前经过，看着我家那只日渐长大的小黑猪，都要停下来问一句，“那黑猪咋不劁？”却没人理会他。我不知道小奶猪怎么变成的大母猪。只知道往年买了小猪都要请劁猪匠。劁猪匠按住那小猪一阵子“嗷、嗷——”地叫唤，在小猪的肚子上划开一个口子，掏出一坨粉红的东西割下来扔到房屋上去了，小母猪、小公猪后来就长成了克朗猪大肥猪。只到有一天，那母猪不好好吃睡，甚至翻过院墙，成天满村子乱跑，母亲说，死畜生，在“跑花”呢！就让我和爷爷把母猪赶往邻村王洲去“搭脚”。那时候，我才十来岁还未开窍。爷爷已六七十岁，肩膀上搭着一个大烟袋。我在前面拉，爷爷在后面赶。那母猪根本不受约束拼命地挣脱了脖子上的绳索，在乡道上、麦田窠里四处狂奔。爷孙俩慌作一团连忙追赶，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4、5里的路程费了九牛尔虎之力才将那畜生连拉带拽地弄了去。被一个足有三四百斤的大公猪“哼哧、哼哧”地爬了一阵子，才顺顺当当地往回走。比我大一点的发小家元和香娃子拿这事取笑我，我还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那是母猪发情后与公猪交配。

喂猪最大的问题是猪饲料。在人都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情况下，喂猪主要依靠打野草（菜）。米糠和麸皮这些精食料只能象征性地拌在野草里喂猪。哥姐出工了，妹妹尚小，母亲除了干活还要操持家务，里里外外跟头连天。而我十来岁后就成了家里喂猪的主力军。

中午和晚上放学一回家，放下书包慌忙喝碗米茶，抓起两个馒头，拿起镰刀，挽起竹篮，边走边啃，直奔汉江大堤或者田间地头。春雨过后虽然青草长得格外肥嫩，绿莹莹、水灵灵的，可喂猪的野菜不像喂牛的草一片一片的，而要一棵棵剜，一窝窝剔，一丛丛割。有时，满世界的跑几个时辰，还割不满一篮，人早累得满头大汗像个泥猴。遇到春荒头上，大人有时早晨也喊我们起来去割点猪草再去上学。这时，正是天最长活最重，青黄不接的时候。若早上不去割回猪草，那些猪们只有“哼、哼——”挨饿到中午，有时候猪槽给拱翻了，猪圈给扒开了。有段时间，每天天色还是黑黢黢的或是满天星斗，我们几个迷迷糊糊，揉着惺忪的眼睛，深一脚浅一脚地到生产队地里，偷割一种长得又嫩又密的绿肥——红花草，提心吊胆地割了一大篮连忙飞奔回家，生怕被队里发现被扣工分。

乡下有句农谚，叫见青打青就是不要猫儿眼睛。打猪草时，我们口口相传认识了很多的野草，如五月五、黄花苗、灰苋菜、节巴草、灯笼棵、地米菜、牛尾巴蒿、野胡萝卜缨等等。也还因为那些猪们可能有鉴别哪些草能吃、哪些草不能吃的天性。即使我们误割了癞毒皮、猫儿眼或许有毒的野草，它们也会自然地拱在一边。有时候，我们要爬高上低捋一些比较嫩的构树叶、桑树叶、榆树叶。到稻谷田里去捞鸭鸭草、铜钱草，顶着烈日上蒸下煮，蚊虫蚂蟥叮咬，衣裤从来没有干过。每年，我们在门前的塘堰里养殖很多水白菜、水葫芦用来喂猪，可人接触那些水生物之后双手会刺痒。稍有盈余还要晒一些南瓜秧、构树叶，以备冬天填饱那些猪们的肚子。母亲还让我到没有喂猪的家门去挑潲水和别人家不要的南瓜秧、萝卜缨、白菜叶。一年上头，春夏秋冬，我们想尽了办法极尽了能事地去张罗各种各样的猪食料。最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捞水草。下秋了，水已冻得牙巴骨打颤，还要到塘里、沟渠里和水库里捞水草，日复一日，忽冷忽热，最容易引起感冒、发烧、打摆子”（疟疾）。尤其是每年都不知要打多少场“摆子”，有时候是隔一天一次，有时候是一天一次，人烧得说胡话，冷起来盖几床被子还不滋事，浑身像抽了筋似的。而打猪草也有快乐的时候，那就是邀约几个伙伴儿，在田野里边打猪草边天南海北地说古道今嬉戏疯狂，实在是累了躺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看蓝天上白云飘忽，听云雀在半空中鸣唱。每到这时我们完全融入到大自然，仿佛忘记了一切。

眼看着母猪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母亲让我给猪圈的猪窝换得更勤了，猪粪掏得更快了，哪怕是臭气熏天也全然不顾。那两天，母猪不停地将稻草往墙角落里堆积，母亲说：母猪闹窝是要下猪崽喽。果不然，第二天傍晚10头粉红的小猪挤挤挨挨地卧在母猪的肚皮下一个劲地吸着奶，一个“垫窝”（最小的一个）被它的哥哥姐姐挤在一旁吃不上奶，母亲就把别的小猪扒拉开让那“垫窝”吸着奶头。看得出母亲一动不动地眇着那些或纯白或白里带有黑点的、圆滚滚的小猪崽是多么的欣喜。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夏收刚过，父亲便跟母亲嘀咕起来，“今年，无论如何也得杀头年猪还还情，不能老是吃人家的吧！”就从出栏的猪崽中拣大的、壮的留了两头，说喂到年底交了统购杀个年猪。大人忙种田，小娃望过年，我眼前无时不在憧憬着腊月杀年猪的景象。

而往往要把小猪喂养大也不易，特别是半大不小的克朗猪容易得猪瘟。那时候，不知道是兽医技术差，还是那些猪们命薄，喂得活蹦乱跳的猪等发现得病了，打着打着针药，可是没几天就病歪歪地倒下了。猪们已长到三、五十斤甚至七、八十斤，丢了埋了多可惜，我们哪管得上母亲心疼不心疼，让大伯给死猪刮了皮破了肚，把肉在堰塘里清洗干净剁了，点燃土灶，在锅里放上油盐佐料干炸一阵子，满屋子便是猪肉的香味。慢慢地嚼在嘴里还有一股子青霉素的苦味，然而，我们仍吃得津津有味嘴丫子流油，好像过大年似的。

有天傍晚下学后，我照例剜了一淘篮猪草，拖着疲惫的双腿饥肠辘辘地回到家里，进门一看全家老小正围着饭桌吃着热腾腾的炖钵炉。我的火气直冒，折身在屋檐下抓取一把土灰，撒到锅里就跑。母亲先是一愣，随手拿起一个棒槌，在房前屋后追着我跑了几圈。眼看母亲要抓住我，我便三把两把爬到了一棵树上，母亲气急败坏地骂道：我看你个死东西，今天就落屋了？趁她扭身离去，我溜下树来。没想到母亲转身飞奔过来一把薅住了我的领子，“梆、梆”就是两棒槌，我的头上立马鼓起了两个大包。那是我有记忆以来，母亲打我最狠的一次。她是在心疼被我糟蹋了的半锅肥肉丁儿炖萝卜呢。我暗暗地发誓再也不给她喂猪了。第二天、第三天，我翘着气没有再去打猪草，可看到母亲手脚不停忙前忙后的辛劳，还有那些猪们饿得嗷嗷只叫唤，我的心肠又软了下来，提着淘篮不吭不嗯地四处打猪草去了。

由于家境艰难，直到我读小学四、五年级了，还穿着母亲纺织的土布衣裤。一天下午，班上在湖边搞勤工俭学围湖造田，一个姓龚的女生不知怎么就当着大家的面拿我开涮起来：孙XX家里那么有钱，十几岁了，还穿着土布衣裳？有的同学也跟着起哄，弄得我脸红一阵白一阵。晚上回到家里，我跟母亲嚷嚷起来，要她给我做细布衣裳。母亲说，啥都想要，哪来的钱，拿嘴巴子给人家打？我说，那卖猪娃的钱呢？母亲怼了我一句，一大家子人不吃不喝把颈脖子扎起来算了？我一气之下，那就等我挑猪草喂猪卖了钱去扯布。第二天，我果真辍学在家跟着一群大妈们去挑猪草了。直到父亲周末回来听说后劝了母亲几句，是的，老大不小了，也该给他换身像样的衣服了，掏出几块钱给了母亲。母亲才领着我到大队双代店扯了两块细布。我记得很清楚，上衣是格子的，裤子是蓝色的。拿到裁缝王大孃那里去做了一套新衣，我才又去上了学。这事被同学们笑话了好长时间。

每每看着那些猪们狼吞虎咽吞吃着我打回来的猪草，联想到卖猪后换回来一沓花花绿绿的票子，过年能吃上几顿肉，穿上新衣裳，那些起早贪黑的苦、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累都丢到了脑后。我耳边时常想起母亲的话，人只有老死病死的，没有累死的。

78年，我参加高考，由于底子太差而名落孙山。当有同学动员我一起去复读的时候，我很纠结：家里这么困难，还要供我读书。村里像我这大的半小伙子早都回家挣工分呢。待到父亲回来听说此事，宽慰我道：“去吧！考不上举人考秀才，讨不到米有布袋。大不了多下一窝猪娃罢了。”就这样，我复读了一年，拼搏了一年，终于考上了中专，跳出了农门。

就这样，我拔腿去了城市；母亲也老了，抱上孙女孙子了；分田到户了，家境日渐宽裕了。喂猪的日子远离我们而去了。回想那些年喂猪的经历，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和经过的种种磨难，都成了我一生做人的资本和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