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传】读书笔记（24）
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乃器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国人民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委员和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和财经委员会委员。
1949年12月章乃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章乃器来到“世界和平堡垒和革命心脏”莫斯科，感觉整个身心和理念都得到了升华，飘忽到一个崇高无比的境界里，从此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维物辨证法，甚至让自己的子女、妻子到华北大学学习革命理论。
与毛泽东访苏期间，章乃器还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回国后他写了许多篇赞颂中苏友谊的文章。1952年4月章乃器作为中国经济代表团成员再到苏联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斯大林曾亲自帮助中国代表团审阅发言稿。
章乃器曾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一面倒”不理解，两次访问苏联使他改变了印象，认定中国民族工商业必须依靠苏联老大哥，但他也认为对苏联的东西不能都照搬硬抄，应根据我们的国情因地适宜灵活借鉴。他在多篇写的文章中借鉴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说道：“外国的东西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可以生吞活剥毫无批叛的吸收应用。”
1951年章乃器率领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20多人赴川东参加土改，期间国家的报刊社论一再强调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很少有限制群众过火行为的文章。章乃器是固执的学者思维方式，很难理解“土改”的政治意义所在，曾在1950年6月22日的政协会上就发言“关于对土地改革的几点意见”，直言不讳矫枉过正的右倾思想，指出“应该禁止肉刑、乱打乱杀，更不可以有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行为，提倡“和平土改”。章乃器虽然以前也读过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知道些“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但仍坚持“打人、吊人、肉刑的情况必须绝对禁止”，章乃器还把自己对土改的工作要求通报发给川南、川西、川北各地的土改工作组。
1952年8月土改结束后工作团回到北京，9月3日毛泽东特请章乃器到自己家中说：“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只要认真持行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事”。临别时毛泽东还将友人送的一条狗皮褥子送给了章乃器，这几乎成了章乃器一生的荣耀之事。还有一次毛泽东在一个党内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发问：“抗战时期你们知道是谁先发出的“唯武器”论点的吗？”当时无人答出，因为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是毛泽东在其著作【论持久战】首提的观点，毛泽东告诉大家就是在座章乃器先生抗战前就提出的观点。自此章乃器更加佩服毛泽东的博大胸襟，感到毛泽东有马克思一般的胸怀和世界伟人的风范与人格。(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51年冬，还有过一场针对不良奸商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即“三反”“五反”，而章乃器及他的“民建会”原本就是工商业者的政团组织，他学者型思维同样对运动的性质很难理解，连续发表不同观点，因此曾被有关部门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
1949年一年之内就连着有过三次惩治不法商贩投机行为的政治运动，因用药过猛，造成许多工商业者破产倒闭，市场也日渐萧条，连守法经营的工商从业者都处境堪忧，甚至无周转资金再难维持生产，工厂停工钱庄倒闭的非常普遍。为此1950年中央政府又提出新的“调整工商业政策”条例，有选择性的放贷私营工商业者，也开始允许私人钱庄合法运营，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国家也给与了一定的宽松政策，这才使濒临绝境的私营工商业起死回生，这使许多私营工商业从业者对中央政府心存感激。
而章乃器即是这三次打击不法商人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又是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团体成立的“民建会”的最高负责人， 在如此的政治情势下，说了许多为工商界人士代言、鼓气甚至撑腰的话，并且鼓励大家还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合法经营。章乃器也确信刘少奇在天津讲的“资本家剥削也应该合法有理”的观点是中共不会变的政策，所以他在【辉煌胜利的第一年中】写道：“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有爱国主义的传统，也可以接受工人阶级领导，也是建设新中国的主人翁，不应该被排斥在新政府之外。”章乃器还在1950年7月15日的民建会座谈会上，鼓励民族工商从业者在各种整风运动中也要与国家机关中的不良行为斗争，根本不该有自卑自贱的念头，与共产党一同走向建设新中国的康庄大道上。
章乃器在运动中许多鼓励工商业者的讲话，日后在各种运动中，都被解读成为资本家煽风点火抗拒改造的材料，在那种社会舆论必须统一的特殊年代，加上章乃器不肯通融的持著性格，悲剧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1952年8月章乃器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长，这也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因为在所有民主人士中，当正部长的就没有几人，而涉及国计民生的财经口更是鲜见。章乃器因此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报国情怀，一接到任命就决心拿出身家性命为共产党持政府挑重担，决不辜负信认也决不吝惜精力。为了全身心干好工作，他首先审请辞去“民建会”副主任和全国工商联主委的职位，以便能集中全部精力当好粮食部长，但周恩来总理却没同意其辞去上述职务的请求。
粮食工作是一个非常繁琐复杂而又必须妥善做好的工作，事关国计民生，也是国家建设和新的中央政府稳定发展的基石。1952年章乃器走马上任时，全国的粮食形势很不乐观，1951年又是欠收年，加之解放后城镇居民口粮和工业用粮都猛烈增长，光城镇需要定期供应的居民就多达二亿，其供应额度几占去国家公粮和收入的三分之一。1952年国内粮食供应赤字高达40亿斤，这庞大的亏空会使公粮的全部收入都消失在购销差额间，如此一来国家的军事、经济建设和国家粮食储备又从何而来呢？
不光如此，市场上还酝酿着危机，私商私贩再次大肆投机倒把、屯积粮食，更严重的他们还去灾区哄抬粮价座收暴利，更是令百姓苦不堪言。1952年秋至1953年春，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数起上万人聚集包围、哄抢国家粮库、捣毁粮食机关、殴打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这不仅影响到城镇居民的生活，也危及到农民生产，使农民弃农经商靠贩粮谋生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奸商甚至连农民地里的青苗都买了，这样一来农民还有什么种田的积级性，政府的公粮收购岂不全成泡影？
章乃器在全国政协会上清楚的指出：“每家多存几百斤粮食，国家就会减少几百亿斤的商品粮，此种现象必须绝对禁止，国家买不到粮食是最大的危机，何况国家刚全面兴起的工业化建设，那里都需要粮食。”在1953年10月的中财委粮食问题会议上，是章乃器向大家提出“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政策，即为“计划供应”，也就是一直延袭到80年代中期的粮食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而如何操作【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提笔起草者自然也是章乃器。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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