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治国思维

羑河纪实二二五

传统治国思维

文生

在小谷院里，老文还在想传统的治国理念，认为只说道不说器是个原因。不说器，因为，在中国先哲看来，许多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不过，治国的具体操作是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以汉初来说，刘邦为了得到天下，只能实行分封制以获得人才，得到天下后，分封制就成为乱天下的根子，必须处理，但是他只来的及处置异姓王，对同姓王的处置留给了后人。吕后处置了不少同姓王，吕乱结束后，汉家四条线上作战：民间修生养息，对匈奴的和与攻，处理各路诸侯，理念统一。贾谊认为处理各路诸侯在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但可行的办法是什么？拿什么封侯？贾谊没说。象周朝那样，中央的地因分封越来越小，各路诸侯的地还是那样大，这当然不行。接下来晁错主张中央用武力解决，反而把自己的命先送掉了。直到“推恩令”的出现，才解决了问题。诸侯问题解决了，理念统一也就水到渠成，〈淮南子〉杂合了各家学说，实质上是与中央争夺话语权，随着淮南王的自杀，〈淮南子〉成为成百家中的一家，也就不能与儒家学说争了。

治国理念的表达，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思维逻辑。(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他收集的材料中，有篇文章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最有特色的是整体思维、直观思维、类比思维、辨证思维。

一、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处在一个整体系统中，各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的联系。

先秦典籍中大量出现的“一”，“一”是讲整体、系统及其贯通，统一“天地、人、社会”。《易经》说：“天下之物，贞乎一者也。”老子说：“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汉代对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阴阳相互调节维持整体平衡的功能，都作了充分的说明。 宋代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上篇讲天地，下篇论人，认为天地系统的秩序结构，就是人的行为道德的规范，人的思想、行为与天地秩序相合，才能真正实现“天—地—人”宇宙大系统的和谐统一。

表现在治国理念中，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二、直观思维

直观思维，认为仅仅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是无法认识事物本质的，必须凭借对于“象”的直觉、顿悟去把握。《周易》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立象”包括了对于“观象”、“体悟”的过程与结果的表述。

《孟子．滕文公下》中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就是直观思维，遇事不是作全面艰苦沉长的论证，而是直接归到道德上，是杀无赦的罪，这样的逻辑，在许多人现代人身上还存在。换作西方人，会将孟子的这段话，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作几十卷的文字。

直观思维的是理性逻辑。通俗说，就是凭个人喜好判断事物是非。

三、类比思维

类比思维，是从“天、地、人”系统整体思维衍生出来的，是指由两个对象内部属性关系的某些方面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可能相似的推理方法。

类比的最古形式就是比喻，庄子主要依靠比喻和类比来论证哲学问题。《逍遥游》借用大鹏和小鸠，大椿和朝菌的比喻，说明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自己本性和客观环境，主张各任其性，逍遥自在。《秋水》篇借河伯与海若的对话说明万物的大小、贵贱、生死、是非都是相对的。

在语言上，一个“水”字不仅仅是指水，还从水的各个方面类推出：液体性、流动性、滋润性、清洁性、清凉性等等。

四、辩证思维

中国的辩证思维起源较早，老子讲“正言若反”，认为一切事物后来都归于否定。老子又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万物负阴而抱阳”“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指出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造成的。

辩证思维，是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在逻辑思维中， 事物一般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而在辩证思维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老子的辩证，由于省略了过程，许多方面与直观思维混同。

马克思的辩证法，很快就为中国人掌握运用，不能不说中国人有辩证思维的基因。

老文认为，这是从西式逻辑角度看传统思维，不能说错，但忽略了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中庸”，在中华历史长河中，中庸“思维”才是主导治国理念的思维。

《中庸》对“中庸”思维方法论有深刻阐述，要义：

一、“和”与“中”。“中”的意思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即适度。“和”主要指“和谐”及“多样统一”，强调保留差异、容纳相异的人或意见，保持一种生态和谐关系。“和”与“中”，具有通过实践追求以使现实与理想统一的意味。孔子讲“和而不同”。“和”不是“同”，也不是“不同”。“和”是强调保留差异，是多样统一。

二、“执两用中”，其中有权。“执”就是把握，“两”就是统一体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力量。“执两用中”，即把握事物中两方面的多重联系，运用“无过无不及”的中道原则行事。“中”不是处于与对立两端等距离的中点上，也不总是在某一点上，而是随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也就是与“权变”相结合。“中”指原则性，“权”指灵活性。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偏执一端。

三、“两端一致”，保持弹性。即“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调济、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进退、隐显之间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

中庸之道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例如，官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保持中道，太亲近或太疏远都不好，不然会形成孔子所说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改革开放的现实，也使“中庸”之道大行，比如说，“双轨制”乃至“多轨制”的盛行：“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但最终还要归于一。一段时间后，大家都用同一办法。

经济学家向松祚在《经济学里的“中庸”——全球金融反思系列（一）》中指出：“经济学数百年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只不过是《中庸》伟大哲理的小小脚注。经济增速太高不行，太低亦不行；收入分配太平均不行，太不平均亦不行；通货膨胀不行，退货收缩亦不行；完全市场化不行，完全政府化亦不行；税率太低不行，税率太高亦不行；利率太高不行，利率太低亦不行；完全封闭经济自然不行，完全开放经济亦不行；金融不发达不行，金融过度发达亦不行……，举凡经济学所有命题，皆必须符合《中庸》的“致中和”原理。”

中庸也意味道德、礼义等等具有相对性。

黑格尔说，“熟知不等于真知”。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本来就难懂，写成长篇大论就更难懂了。中华传统思维没有犯这方面的毛病，但过于简约，导致传统思维涉及的概念愈到后来愈说不清。如气、心、理等概念，到底说的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有的概念发展到后来匪夷所思：

春秋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人都必须尽力履行与职位和身分相一致的职责和义务。用现在的话说，要讲武德。

汉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魏晋时，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解释为君王永远是君王，臣民永远是臣民，父亲永远是父亲，儿子永远是儿子。

宋以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众多脑袋就得掉地。

治国理念思维的异化，类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变异。

你要是长篇大论如何讲道德，结果满篇说是的众多不道德的现象，也就是道德的产生，在于众多“不道德”现象的存在。古人不是不知道，是不愿说，其实是不能细说，只有老子说了那么一二句。先哲们认为道德是“绝对律令”的，事实是否定了道德的绝对作用，其实道德对于治国是有用的，只是不能绝对化，要承认德有大小，对道德进行定性定量。传统思维使人们不会象康德那样写大部头，提出并论证了许多道德概念。

〈古文观止〉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其君不君、臣不臣、亲不亲的现象写的栩栩如生，文中没有明言，看破不说破，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少数人心里明白是什么回事，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经过提醒才明白。

老文在石林黑塔村的小谷院里想，中国传统的治国思维是中庸，中庸杂合了许多传统思维，不过中庸治国理念其实是理想的，传统很少能在现实中实行，因为与大一统的协调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郑伯克段于鄢〉、汉初治理之类才是许多中国朝代有为时治国的现实，无为、乱为时代就走向了直观思维理国上了。

小农生产粗放，所产生的观念也是粗放的。

现代国家治理产生于现代生产方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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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