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谷院里思治理

羑河纪实二二四

小谷院里思治理

文生

中国历史循环不已，单是传统史书,就有二十四史,表面上看，有丰富的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但总的来说,是在秦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的。

老文的疑问是：我们民族是十分重视国家治理的，每一个读书人，都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培养目标的，国家的治理类型也是十分丰富的，何以如此？

“治理”有整治、调理之义，多指治世、理政。“治”从水，从治水活动引申为管理、治世、理政之义，如“昔禹治洪水”。“理”从玉，意为物质的纹路、层次、肌理等，指加工雕琢玉石，“顺玉之文而剖析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大禹之前的三皇五帝，靠发明、表率治世，之后，靠强力维护社会秩序。

孔子时代 ，是“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无道”现实，原有血缘关系疏离、宗法制度瓦解。孔子从“正名”、“复礼”角度，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的理论，以维系和调节君臣民之间以及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家庭与社会人际关系等。

“礼”的观念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是外在关系、外在制度的反映，不足以深深地札根于人们的内心，成为内心自觉的需要。

孔子发现并论证了“仁”的意义、价值和功能， 奠定了儒学的根本基础。此后，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儒家，都要依“仁”建构其思想体系的。如孟子讲仁、义、礼、智，荀子讲仁、义、礼、法，汉儒讲仁、义、礼、智、信，宋儒讲“识仁”，明王阳明讲“致良知”……

在儒家看来，“仁心”不是自然成全的，它需要“智”的辅助，更需要通过自觉的涵养、修习、磨砺的工夫，强调后天修养对于“仁”的重要。孔子讲“克己复礼曰仁”、 孟子讲“善养吾浩然之气”。仁是需要“养”的，“养仁”的过程，就是道德积累、修德成圣的过程，就是走向“平天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礼记·大学篇》指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前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袼物。物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大学》所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八条目”，前五条都是讲“内圣”的修己实践，后三条是讲“外王”的治人实践。但修身与齐、治、平三者相比，修身是“本”，其余是“末”。这就是所谓“身修而天下平”的成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圣”或“修己”是第一位的，即把培养个人的道德人格放在第一位。

孔子将君子之道概括为“修己以安百姓”，对仁的解释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提倡的“大丈夫”精神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的理想人格，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以学术干政”的传统性格。

宋明儒家儒学引向“道德本位主义”的同时，也很重视“经世”精神。明末清初，出现了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尤以顾炎武、黄宗羲的学说最有代表性。

老文想，“经世致用”于石林黑塔村小谷院的先人，不只是训诂，在修泰山庙时，有所体现，搞乡贤治理。他在小谷院沿前人的思路思考治理理念。

对于传统治国理念，现代是这样总结的：

礼治：

宗法血缘关系在西周时期达到了顶峰，“亲亲尊尊”成为礼治的核心思想。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观点。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仁、孝、恭、义、信”的“五常”思想。

“礼治”思想强调“亲亲尊尊”等级有序，人们都必须遵守这种封建礼仪的家族式文化，强调国家本位，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封建官僚和权贵都有着特殊的地位，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忽视了社会的平等正义，蕴藏着私情与国家利益的冲突。

德治：

“德”指的是“德政”，反对实行严刑峻法，主张 “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宽惠待民法制理念，倡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重视德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

用“道德”衡量是非，可道德又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行为规则，判罚者有过量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为徇私枉法找到更多合理的理由，其和谐往往只是促成表面的和谐。

人治：

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说：“法不能独立”。主张“为政在人”，提倡“身正令行”，强调为政者自身素质的培养，认为法律的实施效果依靠于人本身，要求执法者不仅要有高尚的品德，还需要有驾驭国民的才能，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人治认为，国家治理关键在于统治者的道德文化，而不在于法律的完善程度。荀子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法治：

法家奉法为先，十分重视法律的外在形式，强调法律自治，反对考量法律之外的伦理价值，主张严格遵守法律。管仲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为大治。”管仲从人性好恶出发指出：“凡民莫不恶罚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在法家看来，法治就是任法而治。

中国古代“法制”的产生不仅源于现实的社会问题，也基于对人性的客观评判。人与生俱来地具有自私自利的欲望，而德治教化不是万能的，当自私自利的情欲冲决道德规范的堤防、胡作非为、危害社会的时候，国家就必须设立刑法给予惩罚、加以防范。

春秋末期，子产铸刑鼎的举措结束了“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历史，但孔子反对此举，此后历代儒家也是这样，中国失去了进入了成文法时代。

这么多治理，但只是一个个概念，没能展开。现实中靠习惯，靠人治。

海瑞判案的方法是：“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界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 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弱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 ”这样的“六差别判案法”，可以说是传统的礼、德、人、法冶体现。

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老子看来，社会偏离了大道，才有了提倡道德的必要，但这时的“德”已不是“上德”，只能是“下德”了。因为上德之德在内而不在外，是出于内心之自然，非自恃有德而表露于外。“下德”之“德”是人为的结果，是外在的，于是“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是“上德”的进一步丧失，失义而后礼，更是“上德”的进一步丧失。仁与义相比，前者重在内在观念，后者重在外在行为。老子认识是深刻的,礼治是德治失败后现实的需求，也认为礼治也会是失败的。

孟子对老百姓的生活作了一个描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是国家治理成功的表现。

但是如何能保障老百姓过这样的生活?孟子只能说：“仁义治国，何必曰利?”

韩非子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说明孟子的理想社会是不可持续的。

“八条目”的培养过程，但很多人不具备。鲁哀公向于孔子诉苦说：“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表明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君是不好当的，礼、德、法、人此失，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现实的反映。

最高权力的交接，虽有嫡长子的传统，但这是个惯例，并不是必然。每一个新皇帝上位，是各种势力较量的结果。就是当上了皇帝，也是如芒在背，没有安全感。秦二世就是把自己的兄弟姐妹杀的一个不剩，但下面的还有不少人有“彼可取代也”的想法。

中国皇帝的权力不受制约，任性而为，但中国历史上被杀害的皇帝近三分之一。皇帝自身安全没有保障，保命是第一位的，那有精力治国？何况根本没有接受相关的治国理政的教育。

传统文化重道不重器，诸子百家从大多如此，并且认为识器是对道的伤害。故讲德、礼、人、法治只能停在概念上，不能展开并条文化。人们只能靠读历史书顿悟国家的治理，但“顿悟”是少数人才可以的，大多数人是平庸的，不能“顿悟”，所以天下治理得当，是可遇不可求的。

有人不行“仁政”咋办？靠“小子群而鸣之？”或者靠死谏？

越到王朝末年，人们离“八条目”越远，只有宵小们得志，国家治理是滑到那儿算那儿，虽有改革者出来，续命一下，但接下来改革者受到清算，天下大乱已是事实，谁也无力回天。人们经过大乱才能暂时达到孟子所向望的世界，但很快就走向荀子所说的世界……

传统社会“道、器”观念，使“经世致用”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国家治理也如此。

说到底，还小农经济体制所限，新生的众多劳动力无处消化。历代人口不越过几千万人。明以后上亿人口，有赖于红薯、玉米、土豆的引进……

工业社会才能消化新生的劳动力，国家的治理才能法治化，法治才能“道、器”并举，德治礼治等才能继续发挥作用。乡村的治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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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