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挽歌

迟到的挽歌

谨以此文献给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并告慰军城英灵

张永柱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作为新闻战线一位老兵，我想我有责任把十多年前对司马军城烈士的发掘宣传告诉大家，从中领悟到怎样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做一个有使命感、有质量意识和有温度的职业新闻人。

打开保藏的珍贵史料，看到司马军城的音容，记忆的闸门轰然开启……

一(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司马军城，原名牟伦扬,又名牟鹏，乳名金桥，1919年生于湖北利川县汪营镇一个清苦的农村家庭。

军城自幼聪慧好学,6岁入私塾，8岁进汪营小学读书。他刻苦自励，常秉烛夜读，最喜《左传》、《幼学》、《诗经》等书。13岁时他考进恩施初中（即省立十三中）,在校三年,成绩优异,每逢月考、期考均拿全校第一名；有次考了个第二名，他感到十分羞愧，竟有几个月不回家，埋头攻读。此时他还读完《易经》、《聊斋志异》、《西厢记》等书，回乡后时时讲给弟妹们听。

初中毕业后，他留在恩施沐抚小学任教,半年后又考进武昌高中。当时武高已有地下党活动,军城进校不久,即与地下党有了接触,不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此间他还经常向报刊投稿,以微薄稿酬聊补学费。

芦沟桥事变后,他决心弃学从军。他曾对准备回家的老友说：“革命不成功，回家干什么？”不久，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他去了陕北，开始了职业革命生涯。从此他化名顾宁，司马军城是他后来担任《晋察冀日报》编辑时用的笔名。

到达陕北后,军城曾寄回两封家书。第一封信是他刚到陕北时写的，信中谓他在陕北抗大学习；次年他在第二封信中告诉亲属自己即将离开陕北，奔赴抗日前线，今后若无书信寄回不必挂念，并嘱全家保重。自此以后,就杳无音信了。

由于种种原因，几十年利川汪营镇的乡情们，并不知道这位优秀土家儿郎有多光辉。其老母亲1971年弥留之际，还在艰难呼唤儿子的乳名，带着只有母亲才有的深深眷念离开了人间；军城的几个弟弟妹妹也常埋怨哥哥不孝，但又常常用称赞的语气叙说他少年时勤奋读书的故事；侄男侄女们，也是睁大充满疑虑的眼睛，问大伯为什么还不和我们联系？

在军城故乡，人们不知他是死还是生，也有人说他早跑到台湾去了。

二

时光走到八十年代。1981年4月,我到来凤县采访，顺便到湖南龙山县（来凤和龙山两县，分属湖北、湖南，相距仅7.5公里，是中国版图上挨得最近的两个跨省县城）。在龙山县新华书店购得一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的《邓拓散文》。这是邓拓同志宝贵文化遗产里面的三十八篇散文精汇，其中最后一篇《国殇·诗魂·诗的永生》就是写司马军城烈士的。推算起来，写作时间当是1959年。文章一开始即写道:“我们亲爱的战友,诗人司马军城同志光荣牺牲,到现在已经15周年了。抗日战争二十二周年的纪念日也快到了。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司马军城……”文章介绍说“司马军城同志是死在战场上的一位24岁的青年诗人。他的家乡是湖北利川县,原名牟伦扬,抗战前武昌高中的学生。……他在1942年到冀东工作,在长城以北的游击地区办报,1944年夏天被敌人包围,奋战而死。”这篇文章很深沉很凝重，材料也丰富，还介绍了司马军城的诗作，也有邓拓本人和战友们当年的挽诗。邓拓在文章中追忆司马军城：“他生前喜读屈原的《九歌》，特别赞赏‘国殇’那一篇。他的牺牲也算是真正的‘国殇了。冀东的同志口头传来司马军城被困战死时的情景，恰如《九歌》‘国殇’中所写的‘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他这短短的一生，是真正充满了革命诗篇的一生；追祭司马军城，礼赞现代的国殇，祝他的诗骨流芳，他的诗永远传诵人间，垂于无穷！”

后来我到利川采访，探望过一些很有声望的老同志，向他们打听，问是否了解这么一位革命英烈，可他们都慨然不知。

三

1982年1月，编辑部收到当时还在咸丰县陶瓷厂工作的胡祥华同志（后任咸丰县委书记，恩施州委常委、州政法委书记、省民委副主任）一篇题为《利川诗人司马军城》的来搞。胡祥华那时是一位热情的文学青年，写作勤奋，阅览甚丰。从他的来搞中，我们得知邓拓果然在1959年第13期《新观察》杂志上，以“左海”的笔名发表过悼念司马军城的文章，也就是那篇《国殇·诗魂·诗的永生》。在1979年第1期《新闻战线》，发表了邓拓夫人丁一岚同志写的《忆邓拓》和袁鹰同志为《邓拓诗词选》写的后记，也都谈到司马军城的一些情况。

运用这些资料，胡祥华同志写了这篇文章，向本地读者介绍司马军城。我们于1982年2月3日在《恩施报》第三版发表，也如同胡文所说的那样，想让读者知道家乡的这位革命诗人。

胡祥华的文章把一根断了线的“风筝”又连接起来，使人们了解了司马军城到陕北后的情况和在冀东抗日前线的英雄事迹。

原来司马军城到陕北后，进了陕北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的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是胡乔木。1938年2月9日结业后，司马军城受党组织派遣，转入陕北公学11队学习。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相当活跃，除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李富春等中央同志都到学校作报告。5月学习结业，他向党组织提出了上华北前线的要求。6月，司马军城被边区党委派到《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社工作。为了保密，报社番号是“晋察冀军区游击支队”。出于安全需要，报社的编辑记者都配发了步枪和手榴弹。从此，一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游击办报的新闻队伍活跃在北岳高山峻岭之中。当时邓拓同志任社长兼总编辑，司马军城既担任编辑、记者，又担任报社印刷厂厂长和机关自卫队队长。同年秋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司马军城是血性诗人，他在晋察冀写过很多街头诗，在刊物上发表过不少中政治鼓动诗，很受群众欢迎。“我们写诗，我们不是在写‘诗’/而是愿意/在我们生命的奔流里/拚流出鲜红的血。”他的诗通俗易懂，感情实在，其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灵动洒脱，耐人咀嚼。

司马军城和邓拓等战友交谊甚笃。他牺牲前在滦河边给邓拓的最后一封信中，豪迈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邓拓惊闻军城战死的噩耗，十分悲痛，深夜写诗一首，遥相祭奠：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四

胡祥华同志的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我们开始对司马军城多方面的深度发掘宣传。

1982年4月底，我们写信约请胡祥华就对司马军城的宣传随时与我们保持联系。是年5月17日，胡祥华给我们回了一封信。原来司马军城的亲属也致函胡祥华，询问有关军城烈士更详细的情况。于是胡祥华给丁一岚同志（时任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去信。丁一岚很快回复，说（她）他们原《晋察冀日报》的老同志准备写战时办报的回忆录，把写司马军城的传记已列入计划，但又不清楚军城家乡何在以及亲人的现状。丁一岚同志同样拜托胡祥华与烈士亲属联系。

这样，司马军城的亲人和他的战友都在打捞“沉船”，双方都委托胡祥华。丁一岚还介绍胡祥华与司马军城另一位战友、时任辽宁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的周明同志联系。不久胡祥华就收到周明复信。原来周明从抗战初期就一直同司马军城在一起。读陕北党办的“青年训练班”和“陕北公学”时，他们是同学；后一起行军到冀东，在《晋察冀日报》，他们又是同事。

周明还向胡祥华提供了很多资料，说牟伦扬同志先后用韦平、塞红、东方红、司马军城的笔名写了许多诗歌和战地通讯。他的诗反映了当时的实际，很有战斗性。1939年初陆定一同志发表在《解放》上的一篇文章《一九三八年晋察冀边区反“围攻”的经验》在评价报纸时赞扬了司马军城的诗作。后来我查阅了陆定一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其价值等于一篇有韵的论文”“真正成了人民大众的武器。”

那段时间，我们还同利川县委宣传部取得了联系。原来听说司马军城在汪营镇的亲属一直是作为“反属”对待。6月16日该县县委宣传部的张英雄同志来信告诉我：“经问统战部、党史办的同志，他们说过去对其家属作过‘台属’看待，未作‘反属’对待，其弟以往是‘地主分子’。他们说对牟伦扬的情况不了解，认为定‘烈属’的工作没人去做。”这在当年是可以想象的，汪营牟氏是大族，到台湾和美国去的显赫人物不少，加之长期得不到司马军城的准确消息，也就只能“往最坏处着想”了。

看来，要拂去历史蒙尘，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负责任地去做。我从来搞柜里翻出一篇《他在朝晖起处——怀念牟伦扬同志》，是汪营镇一个叫刘义勇的同志写的。文章说：胡祥华同志《利川诗人司马军城》“给我们，给牟伦扬同志的亲属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线索。”文章还附了一封来信，说当地军城亲友回忆了很多他少年时代的材料。说解放后军城一侄在整理伯父的物件时，发觉有一大叠直排石印书籍，书名叫作《诗韵合璧大全》，封面盖有司马军城在家乡的又一个名字“牟鹏”。可见在司马军城幼小的心灵里，早就播下了诗歌的种子。投身革命后，战斗的风雨培育了他，革命的情操滋润了他，终于在艰难的战斗岁月中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

此后，于同年7月5日我又编发了司马军城侄子、地区供销技校教师牟卫国的文章《我的伯伯司马军城》。文中追忆了司马军城当年求学的一些事，说尽管家中十分贫困，但还是卖掉半壁房子供他读书。“他学习十分刻苦，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背诵古文和练习写字。他的求知欲很强，爱好也是多种多样的，休息时爱打篮球，业余时间参加演戏，他的外语成绩也特别好，曾与美国一位同学用英文通信。写诗更是经常性的。”牟卫国的文章还说最近在伯伯故居的板壁上发现一首诗，曰：“居身不使白尘玷，立志直与青云斋。”据家人回忆，这是军城伯伯13岁那年患病在床上写的。文章中还发掘出司马军城到陕北后一封家书的内容：“革命不成功我是不回来的，如果你们想念我了，革命也快成功了，中国也就要获得解放了……”

五

在“串珠”式的发掘宣传中，我们获得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其中最珍贵的当属司马军城生前那张照片。这张着军装的半身照，是他任《晋察冀日报》编辑时拍的。照片下面有他清晰的手迹：“1942,2，15/平山”。此照片一直由邓拓丁一岚夫妇精心保存。丁一岚寄给胡祥华，托他转给司马军城的亲属，并在背面写有“顾宁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周明、丁一岚敬赠，1982,3,16”字样。胡祥华将照片转给了牟卫国。我们征得牟卫国同意，将此照片寄给我并望在报上刊登。照片上的司马军城英气勃勃，热情的微笑着，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年青”、“永生”这些字眼。我们在发表这幅照片的同时，还转载了邓拓的《祭军城》和当年同在《晋察冀日报》工作的另一战友陶晶然的《挽司马军城》两首诗。

读着一篇篇热情洋溢的文字，看到烈士那鲜活的面容，故乡的人们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们民族的优秀儿子回来了。

司马军城的诗曾经收入《晋察冀诗抄》。《晋察冀诗抄》是魏巍同志编辑的，这是一个以战场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优秀作品鼓舞了几代人的著名革命作家，当年与司马军城是晋察冀的战友。我怀着敬仰之情，给老前辈写了一封信，向他要点司马军城的作品。1982年7月30日魏巍同志给我回一信札，内有军城诗作《世界是我们的》复印件。老前辈信中说：“司马军城同志（他当时叫顾宁）与我同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我们虽因工作关系见面不多，但他是一个热情的诗人，一个很好的同志。至今在我的记忆中留有很好的印象。我编《晋察冀诗抄》时本想多收他几篇，可惜只能找到这一篇，这是很遗憾的。邓拓同志对他感情很深，两人都不见了。”从信中可见老一辈战友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真挚无私。

这是一份非常特殊的礼物。我们很快在报上一并发表。司马军城这首《世界是我们的》，全诗53行，是一首激情飞扬的革命抒情诗，于1941年5月20日在雁北写成。这里摘录两段以飨读者：

祝福你——

你火中跳舞的姑娘，

祝福你——

你血里游泳的战士，

你们是很幸福的……

儿孙们将以羡慕的眼光，

来看望你们的年代；

以英雄的诗篇来赞美你们。

司马军城的诗大气磅礴，势若雷电，同时于豪壮中沉蕴着优美的意境和精巧的构思。邓拓对他的诗十分称道：“的确，他写的不是寻常的所谓‘诗’，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出的战斗的进行曲。但是，这是真正的诗！这样的诗篇是同天地一样长久的，这样的诗是永生的；这样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这样的诗人才是永生的。”

在宣传司马军城期间，我除了负责组织和编辑，自己亦撰文《朝晖起处 即我在也——记土家族诗人司马军城》，发表在《民族团结》、《中国民族》等杂志，向外推介故土英灵，扩大宣传效果，让更多有识之士来参与造势。

六

报刊大规模大声势的连续报导，终于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我深感党的宣传工作，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引领导向，成风化人。在司马军城的家乡，利川县从事党史征集工作的同志也做了大量发掘工作，司马军城的材料报告也上报省人民政府，正式启动追认革命烈士的工作。

利川同志从《冀东报史资料》专辑之四上，找到司马军城的另外一些诗作，如《长河颂》、《不要背弃了人民》、《给村长们》、《太行山的子弟兵》等。他们还与烈士生前其他一些战友联系上。当年《冀东报》编辑陈大远同志说，1942年深秋，司马军城奉党的命令，离开《晋察冀日报》，跋山涉水，越过敌人几十道封锁线，来到热南地区担任中共冀东特委机关报《救国报》总编辑。陈大远说司马军城一出现，就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里的斗争环境极端艰苦和危险，每个同志随时都有可能以身殉国。司马军城总是身先士卒，常常冒着危险深入敌后采访。他时时朗读《国殇》，鼓舞大家的士气。一次听聂荣臻司令员讲广州起义中陈铁军、周文雍的壮烈事迹，他彻夜不眠，在煤油灯下写就长诗《绞刑架下的婚礼》。陈大远说，一天司马军城从长河岸边回来，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长河颂》：

四月的梨花开了，

梨花不开在长河，

长河啊，寂寞

四月我来了，

伴着太阳，

用太阳的温暖，

把你抚摸，

啊，长河！

四月我来了，

带着鲜艳的花朵。

如今将你装扮，

你就变得这样年青，

这样美丽，

这样活泼，

这样快乐。

啊，幸福的处女

长河。

优美的诗句，飘荡在梨花初开的山谷，从审美心理的角度看，更见这首诗自由的外化形式中流动的情感，反映了春季敌人大扫荡之前，抗日军民们享受到的一段安宁生活的情景，是诗人在炮火纷飞的岁月对美的由衷向往和礼赞。

陈大远同志还追述了司马军城战死的壮烈场面：1944年4月7日，报社同志们在白官屯被10倍于我的日寇包围。我们只有几只勃朗宁手枪。司马军城和战友们英勇战斗，突然他被一颗炮弹打中，受了重伤，同志们要背他突围，他不同意。那时他说话都困难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吐出这样两句诗：

炮，敌人的炮火，

它在吞掉我的生命。

这就是司马军城牺牲的细节，真正的壮怀激烈，豪气干云，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对于司马军城这位淹没在历史血泊中的革命诗人、记者，我们就这样千般艰辛万般曲折地发掘上来。那是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在激励我们，颇有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精神状态。1982年11月，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司马军城为革命烈士。

这挽歌虽然迟到近40年，但毕竟是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告慰司马军城英灵的时候，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我又想起邓拓那篇文章结尾的几句话：“让司马军城和千千万万的国殇、诗魂永远欢笑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诗篇，将列入人民革命的诗史而永远流传下去！”

纸上春秋，笔底波澜。红色生态文明和时代主旋律要求我们担负新的文化使命，致力于党的宣传事业。这次长达数月的宣传报导，无异于一项流芳青史的鸿辉工程，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来最值得收藏的记忆，也是我生命中一笔至关重要的财富。

（原载1996年第4期《世纪行》杂志，此前为《中国地市报人》等多家报刊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