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与圆

方与圆

——灵遁者

在方与圆之间是什么？是人性的弹性。我前些日子散步，遇到一个流浪女，叫张迪。这是我第三次遇到她，出于好奇我问她：“需要帮助吗？”她说：“帮我买一份面。”

就这样我打算帮助她找到家人，别再流浪了。虽然两天之后的结果是让人唏嘘不已，但过程也让我深思。有一个细节点，是我没有想到的，这给宾馆的老板造成了伤害。

我给流浪女张迪开了一间房，登记的是我的身份证。因为张迪什么都没有，身份证，手机等物件一个也没有。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就抱着一个脏脏的毯子，连这个毯子也是好心人给的，这是她夜里在露天睡觉取暖的东西。

由于和张迪本人沟通没有拿到关键信息点，网友建议我报警，说警察那里一扫描她本人，就知道户口了，就跟刷脸支付差不多。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报警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警察来了之后，先是问了我一些问题，把我的身份证抄走了。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路人。”

又问：“宾馆是你在经营吗？”

我说：“不是。”

警察问：“用谁的身份证登记的？”

我说：“肯定是我的。”

另一个警察就打电话，叫了宾馆老板上来。宾馆老板看到警察一脸茫然和害怕。警察对他：“你想不想开宾馆了？没有身份证你让入住！”

老板吓得连连点头道：“我不知道情况，我以为就是登记的这个小伙住啊。”

我终于把张迪的门叫开了，她看到警察也是很害怕。警察问话，是那种很官方的发问。张迪也回答了一些，跟之前回答我的差不多。最后她还是不耐烦当着警察的面，踢翻了垃圾桶。并反问：“流浪犯法吗？”

所以大家想到了，通过警察找她家人这条路是不行了。而且他们临走的时候我上前问了，能不能查到她的户口。警察说：“我们没有你说的扫描设备，没办法。”

警察走之后，老板还心有余悸对我道：“你看警察怎么说我了吧？你报警，你应该带着她去所里啊。怎么能在这报警呢？”

警察没有错，老板没有错，我似乎也没有错。老板不肯再续房，我跟他说：“再续两天吧，我试着打听她的家人。而且警察也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小到不值得一说。可是就是这样的小事，才反映当下社会最真实的“方与圆。”

小学生从小就会学一门课程叫道德与法制，但直到我们长大，似乎也很难界定道德与法治的界限。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叫《请把枪口抬高一寸》。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的一个冬夜里，刚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

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卫兵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义务。”

对别人的不幸的怜悯是我们的同情，这种感情基于我们建立的文明大厦之上。就像托尔斯泰说的：“看到穷人受苦，而我自己高高在上，我厌恶这种感觉。”我们可以从他写的短篇小说《穷人》和长篇小说《复活》中一窥究竟，他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写到这里又想到一个电影叫《辛德勒名单》，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一个电影。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与其夫人埃米莉·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德国的法律一定是不容许这样的，但这个德国人心中的爱战胜了法律的限制，救下了一个个生命。

第一次大战时，德国文化界发表过一个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的《文明世界的宣言》，93个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牧师在上面签名，最知名的大概就是普朗克了。相反，爱因斯坦等四人于1914年10月起草了针锋相对的反战和平宣言《告欧洲人书》。一个人的伟大就在于他无畏于强大者，并勇敢地站在正确的方向上。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爱因斯坦当之无愧。

如果你认为这个社会是冷漠的，那么好好想想，你是不是也站在了冷漠的一面。道德与法制，理性与感性……方与圆一定是方中有圆，圆中有方。

张迪还在流浪，她选择流浪，这是她的命。但倘若有一个好心人给她100元，她能否走到宾馆再为自己开一间房，就在于老板的心是方的，还是圆的。当然我们永远都不希望自己是流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