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包（散文）郑德忱
老 包
（散文）
郑德忱
1972年春，我们家的土房扒倒了，要盖新房。可是，手里没钱，咋盖？首先要解决石料问题。石头至少需要50立方，即50大车。一立方按20元计算，价值1000多元。对我们家来说，1000元简直是天文数字了。我突发奇想：自己崩石头！在咱村，还真没有自己打石头盖房的。我在赶小海时发现，仙人岛狐仙堂前就有石场，长期没人管，可以随便去打。
为了打石头，我请了几位采石高手，其中包括“老包”魏凤利二哥。魏家是满族大户，本分人家，祖传石匠手艺。“老包”是我们念小学时给他起的外号。我们村是满族村，村小学鼓号队在乡里相当有名气。魏凤利是一号手，吹号时由他领号。他的号吹得最响亮、最准确。尤其是吹奏国歌，他首先吹前奏，大家再一起吹主旋律。他吹号时总是把嘴巴鼓出两个包，所以得了外号“老包”。
那天，我来到老包家时，他正在院里呼达呼达拉风箱烧焦碳捻錾子。“捻錾子”就是把錾子重新烧红，在砧铁上打出四楞尖再淬火。“二哥，又收拾家什啦？”二哥停下手中的活计，把手往围裙上擦了擦：“无事擦枪，有事不慌。手巧不如家什妙么。”我看了看他的錾子还是铁青色：“二哥，这錾子不挺好么？”二哥说：“兄弟呀，錾子有灵性，通人气，宁折不弯！你给它加热，它也热心肠，它就给你多出活儿。我的錾子，得经过三火三水。”见我有点不懂，二哥接着说：“三火三水就是三次烧红，三次锻打，三次淬火。一淬煤，二淬碳，三淬才是金刚钻。淬火时，錾子不能泡在水里，得立在石槽里，浸在一寸深的水里慢慢淬火，这样才特别坚硬。”我顺着二哥说的石槽看去，只见石槽里立着一排錾子，錾子尖正嗤嗤冒热气。我说明来意后，二哥一口应承：“好，破石头的活儿就交给二哥吧。”所谓“破石头”，就是把大块石头劈成小块，便于装车和砌墙。二哥破大块石头有诀窍，他先看石绺，即石线。然后在石绺上凿一寸宽、半寸深的小槽，先把铁楔子用木片或纸板夹住塞到小槽里，然后用30磅的大晃锤抡起砸向铁楔子，一锤下去，那石头应声裂开，霎时一分为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魏凤利是我们村唯一的石匠。正因为他是“唯一”，才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1969年冬天，第三小队的仓库被盗了，丢了二百多斤黄豆种。这是一起严重的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案件。盗贼是从后山墙凿洞进入的。凿洞必须有作案工具，所以第一个怀疑对象便是魏凤利，一定是他凿开后山墙进入仓库盗走了黄豆种。于是，公社人保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魏凤利逮了起来，锁进大队部西下屋，和我的理发室隔壁，关了禁闭。魏凤利是条满族硬汉，软硬不吃。眼看来到春节了，公社人保汪组长劝他：“党的政策你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你干的就痛快儿承认，免得皮肉受苦。承认了立马回家过年。”魏凤利说：“我才不信那一套呢，我看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话把汪组长气个半死，找来人保组林驴子。林驴子用铁卡子皮带抽他的脸，打得他嘴唇破裂肿胀。这期间，人保组几次到魏家“起赃”，把魏家从生产队领的豆子都给“起”出来了。经鉴别，这豆子跟丢的豆种无关。
年三十这天下午，没有理发的人了。看守老包的民兵也要回家放炮吃晚饭了，临走告诉我：“郑兄弟，你晚回去一会儿，给我照看一下。给，老包要解手这有门钥匙。”说完把钥匙交给我，等于把老包也交给我了。我把关着老包那间屋子的门锁打开，把他叫到我的理发屋：“老包哥，过年了，兄弟给您剪剪头吧。”老包出来了，已经面目全非：六十多天没剃胡须了，眼睛呆滞，嘴唇肿胀，像《红岩》里的华子良。我逗老包说：“二哥，你不叫老包，得叫老犯了。”“真要是他妈老犯，也值。就这么不清不白的，冤透了！”我给他理了发，又轻轻儿刮去肿胀上唇的血嘎巴和长长的胡须，使他恢复了本来面目。老包照照镜子，看见自己的新面孔，含着眼泪说：“德忱兄弟，二哥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老包要出门时，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瓶红玉苹果酒：“二哥，一会儿二嫂来送饭，你就对付着喝它过年吧。”老包这条满族硬汉，在逼供信面前不曾屈服过，却在我面前扑通跪下，老泪长流：“兄弟，以后有用着二哥的，尽管吱声，二哥给你当驴做马也心甘情愿。”我扶起他：“二哥，这成啥了，哪有哥哥给弟弟下跪的！”春节后，公社人保实在找不出魏凤利盗豆种的蛛丝马迹，灰溜溜地撤了。魏凤利也无罪释放。
打石头的第二天早晨，我去找老包二哥，二嫂说：“早就走了，他说先走一会儿，早晨出活儿。”我们一行人来到狐仙堂前一看，老包已经破出一大堆石头了。他那又粗又硬的大手，拿錾子像姑娘使用绣花针一般轻巧灵活。我说：“二哥，好个老包啊！”“兄弟的活儿，就是我的活儿。放心吧，盖房子的石匠活儿，我老包全包了。”
我家盖的房子是“四不露茅”样式。所谓“四不露茅”就是四面不露茅草，房子正面用青石条搭在窗框和砖垛上。这种房子省木料，但不抗震。五间房子五块青石条，还有后门一块半截石条，都是老包二哥起早贪黑给錾出来的。我母亲实在过意不去，一听到老包锤打錾子响，就打一碗荷包蛋送过去。母亲说：“二侄儿，你叫婶子说啥好哇。”老包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年德忱弟跟我是患难之交哇！”
上梁那天，父亲给匠人包了四个红包，每个红包十块钱。一包是木匠的，一包是瓦匠的，一包是厨师的，另一包是给石匠老包的。老包把钱塞回我父亲手里：“二叔，侄儿怎能收你老人家的红包呢！”父亲说：“上梁大吉，图个吉利！四个红包，四平八稳。”老包见实在推脱不掉，转身进了账房，写上礼金20元。这在当年，是最大的礼金了。这个账本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时，姑舅亲最多也就上10块钱礼金吧。
这件事过去46年了，憨厚的老包不在人世了。但我每当想起老包，总觉得他就是那有灵性的錾子，棒棒硬，却有一颗热心肠。我不就是给他理过一次发、送他一瓶果酒吗？老包经常对人讲：“如果宴席上谁给我夹一块肉，我不一定记得；如果落水时谁给我一块玉米饼，我会记一辈子的。”也许当年的老包觉得自己就是落水者。无论怎么说，老包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真的叫我受之有愧、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