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诞辰120周年祭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世人都知十五的月儿分外明，但每年八月十五的月亮，却让我倍感揪心的痛，因为这一天，是祖母的诞辰。
望着洒满清辉的夜色，我仿佛看到祖母那孱弱瘦小的身影：她是那样的亲近，却又好像很远; 既是那么的清晰，却又十分的朦胧。我无法准确的说出，此刻我这种特殊的心境，只感到一股巨大的哀痛，抑制不住地聚涌到我的笔端，诉说著我对祖母亡灵的深切悼念。
祖母1902年中秋节那一天出生，今年是她的诞辰120周年。有人说，对亲人死别的痛苦，将会随著岁月的远去而渐渐地淡退,但在我心中对祖母的怀念，却年复一年的与日俱增。不经意间，祖母去世已经有三十四个年头了，对祖母的哀思使我时常想起祖母一生之中的一桩桩往事，并且很多次在睡梦中再临其境，醒来之后久久不愿从梦镜中走出，是因为生怕打破这份甜蜜的温馨。
祖父先后娶过二房妻子。大妻王氏，祖父18岁时与王氏生下一子，取名杨希温；22岁时与王氏生下第二子，取名叫杨希恭；祖母李氏20岁时嫁到杨家时，祖父前妻王氏已经去世，时年祖父27岁。二年后即1924年十月一日（农历九月初三）得第三子杨希俭，是年祖父29岁，祖母李氏22岁。由于当时在农村尚没有照相的条件，所以尽管家境尚能称得上富裕，但祖母王氏以及英年早逝的伯父均未能留下照片，至今无法知晓他们的模样，加之农村对女孩子取名子本来就不太重视，长大嫁到夫家后又多数不再使用原先的名字，外人称呼起来也都是在她的娘家姓氏前面加上夫家的姓，如杨王氏，杨李氏而已。久而久之，后辈连她们的名字也就无法知晓了。我们之所以知道祖母的名子，是因为她活到了解放以后，得益于新的户籍制度在全国的普遍实行。所以在1988年冬祖母去世以后，得以使她的名字堂而皇之地与祖父的名字并排书写在她的墓碑上面，让她的后代子孙们知道（如果他们想知道的话）在他们的先人中曾经有一个姓李的女人，在他们家族血统传承的过程中占有过一席之地。
按照传统的说法，祖母是做为“填房”嫁入我们杨家的，因为丈夫的前妻留下的一双男儿年龄尚幼，丈夫还要长年在外边做事，很少回家，不管这个“填房”的年龄多大，也不管她很快也会有了自已的孩子，但扶育丈夫前妻留下的这两个孩子的责任，也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她的肩上。做为孙辈的我，自打出生以来就由这位“填房”的奶奶带大，所以在我的心目中自小就只知道她这个奶奶，而从不知自已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奶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是一个“遗腹子”。当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28天，在此之前，我的伯父杨希温因患肝病离开他学徒的蚌埠义丰厚布店回到老家养病，不幸于1932年早逝，年仅19岁（其遗孀朱敏贤，字喜虔，无子女）。我的出生或多或少冲淡了一些长期笼罩于这个家族之上的阴云，并无疑在祖父、祖母的心中，重新升起了一线光明的希望和家产添丁的欢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由于我是不足月出生的早产儿，自离开母体就很难养活，母亲时年只有18岁，原籍无锡，长于上海，当时还是一个不太会理事的孩子，再加上丈夫刚刚辞世，一时尚难以从丧夫之痛和对未来无法予测的迷惘之中摆脱出来，是祖母日夜将我裹挟在她棉衣之内的贴身处，用自已的体温发挥著“保温箱”的作用。为了使我能够得到充沛的奶水哺育，祖母亲自挑选奶娘，稍不满意便予更换，本地的不行就到几十里以外的怀远县城去寻找，直到换了第六个以后才肯罢休。也就是在这次同奶娘从怀远县城一道乘小划子（一种使用双桨驱动的小船）返蚌时，途中突遇大风而险遭船倾人亡。
祖母原先随祖父、儿子以及三房媳妇都住在蚌埠，全国解放后，农村实行土地改革，祖母不顾全家人的坚决反对，毅然返回老家，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从此与自己的丈夫天各一方，竟成永诀，此世今生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我的祖父是1954年在蚌埠去世的，老人在世时的最后一段时日里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忙于筹办将在蚌埠去世的杨家子弟的灵柩集体送回原籍。未料此事刚刚就绪，祖父竟突发心脏病（当时说是心口疼）经抢救无效而去世，竟随同运送父亲等一行的闷罐车皮回到了老家。后来听祖母说起此事时，老人仍旧久久地唏嘘不己：当十几具棺木齐刷刷排放在黄河北岸的渡口上时，惊动了方圆几十里外的乡民们都纷纷赶来帮助，在浩浩荡荡的人群护送下，杨家这些流落在外的游子们终于静静地躺进了杨家的祖坟地里，其壮观情景多少年后一直都是乡亲们家家户户声口相传的话题。那一年祖母刚刚过了五十岁，接二连三失去亲人与家产的沉重打击，对她这个一字不识，且未经历过任何世面的农村妇女来说,究竟意味著什么，应该是任何人都不难以想像的啊。
其实，祖母的婆家虽然是地主，娘家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家庭。后来嫁入当地的大户人家，照文革时期流行的说法，是“阶级调和论”的产物。实际上杨家虽然是地主家庭，但治家规矩却是同普通农户一样勤勉、节俭，讲究的是“一粒米来之不易，一文钱当思来源”。祖训要求所有嫁入杨家的媳妇都要同家里的长工、雇农一道下地做农活，除了各房轮换当橱，为全家主、佣所有人等烧饭外，一年四季根据地里农活的需要而从不间断。祖母虽然生出于贫苦人家之中，但从小却被裹成一双巴掌大的尖头小脚。我难以想象祖母那一双小脚，在其一生之中几十年的农村孤苦生涯里，究竟是怎样支撑著她那副孱弱娇小的身躯，度过那年复一年的艰难岁月的？在那个让人完全伤失理性，疯狂无情的年月里，原本几代人在一起朝夕和睦相处，亲如一家的村民们，也免不了会对孤独无依的老人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然而，祖母却从不记恨任何人，包括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应该说，她是一个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神灵和菩萨的人，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为她那心灵的纯净、善良、和虔诚感动不已。
农村的岁月是极其艰难困苦的。在合作化的年代里，庄户人家靠的是挣工分吃饭，祖母长年累月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协助，仅靠她自己那双纤弱的小手究竟能挣回多少工分来担负起自己最低的生活标准？在大饥荒的年月里，一个强壮劳动力尚难以填饱肚子，何况一个年过半百的小脚老妇所能够争取到的起码的生存条件，该是何等样的水平呢？于是老人在自家两间小屋的房前屋后喂起了几只母鸡，依靠它们生下的蛋，从集市上换回来生活上必需的酱油、盐醋，然而饭碗里一年四季却很难见到过一滴油花飘浮。当我参加工作以后，便开始把自己偶尔出外勤时每天发给的2角钱误餐补贴暗地里集攒起来，除了用于购买几本自己心爱的图书外，每当凑够了五元钱后，便跑到邮局花上一角钱的邮资寄回老家去，并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写上几句简短的话，让不识字的祖母给自己买上一点生活必需的物品。每当此时，接到汇款单的祖母总是在村里逢人便说：“俺孙子给我寄钱来了。”想想老人此时内心的喜说，应该远远不是这几块钱本身所能够体现出来的价值，其中唤起一位老人在生存条件极端艰苦、绝望的境地里对于未来人生的些许期望，当是人世间什么东西都无法可以与之比拟的吧。
我们老家当时不产稻米，所以大米是一种很稀罕的物品。记得当时只要听说在蚌的老乡有人回去，便千方百计地设法央求人家给老人捎带上一点大米，但也仅能限于几斤而已。于是用一只卫生口罩拆开来，缝制成小口袋装好后，连夜给人家送去，并干恩万谢地向人家表示感激之情。因为当时交通不发达，中途要多次转换交通工具，多带一点物品都会给人家在路上带来很大的不便，而很多人也正是念著祖母孤身一人的份儿，才勉强答允了我们的托请。
远在干里之外的祖母也是同样时时刻刻地思念著自已唯一的孙子。当我刚刚参加工作，祖母就在老家里四处托人为孙子张罗著说媳妇，希望孙子能够按照当时老家的习俗在老家娶上一房媳妇，好给老人孤独的人生做个陪伴。这件事直到孙子在城里娶妻生子以后，此事方才罢休。考虑到当时布票短缺，怕城里的孙子、重孙子缺少衣裳，祖母便用几年的时间日积月累，把自己每年分到手的那点少得可怜的棉花，经过多少个夜晚，孤独一人在昏暗的油灯下，用纺车将其纺成棉线，再用农村土制布机把它织成厚厚的粗布，托顺人带给我们。尽管我们大人、孩子在城里都无法穿这种粗布制成的衣服，但每一次看著这种凝聚著老人浓情厚爱的一块块布料，我的心不由得一阵阵暗暗地抽紧。
在祖母87年的人生道路上，除了“文革”结束以后，党和国家开始实施新政，得以将老人从老家接来蚌埠与我们一起生活外，其余几十年的光阴都是老人独自一人在原籍农村里居住（中间也曾有过几次在冬天农闲时候经过批准，老人与乡间来蚌的同路人一道来蚌住上短暂的时日）。这期间，我先后有过三次还乡，与老人难得的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日。
第一次是在我6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时，遇上祖母的小弟弟一家几口从蚌埠返回老家去，祖母可能是出于实在太想念自己的孙子了；也许是出于抵御一个人独自孤单生活的寂寞，坚持让她的弟弟把我带回了原籍。于是我便在村里唯一的一座学堂里读书。说是学堂，不过是祠堂里的一间朝南的大屋子而己，仅有的一位教师，按照学生不同年龄分别为几个年级顺序教课，唯有音乐课是在一齐共同上。那是在院子里的大树下面竖起一块木板，将写好歌词而没有曲谱的纸黏贴在上面，老师一句一句地教大家唱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我的一生之中，曾有多少次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段既遥远且又有些模糊的童年生活经历，想起当年曾在一起读书、玩耍、以及那个夏季里满天星斗下的夜晚，与小伙伴们在黄河岸边沙滩地里看护瓜田时的情景。每当此时我的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无以言状的甜甜的蜜意。这段经历最终由于在蚌的祖父深怕耽误了我的学业而不顾祖母的反对，坚持让人将我带回蚌埠而结束。
第二次返乡是几年后我初中时代里的最后一个冬天，当时正值国家遭受三年严重饥荒的日子，我与长我几岁的堂兄利用寒假期间结伴返乡，那一年我14岁。从蚌埠乘火车先到郑州，买好当晚午夜开往巩县（现为巩义市）的火车票，计算著时间还有充裕，便去“二七文化宫”看了一场当时全国少有的宽银幕电影《阴谋与爱情》。结果两人在电影院内睡著了，出来后又险些因为迷路找不到火车站而误了车次。
那年月，城里的人己经开始吃榆树叶、豆腐渣补充口粮的不足，老家的农村当时还是吃“大锅饭”，即以生产队为单位办一个大食堂，全村老幼都在大食堂里就餐，每个家庭都不准许私自开伙，而且根据上级统一规定，每个家庭也都必须拆除所有的灶具，砸碎炒菜锅一类的铁制炊具送到生产队里的小高炉“炼钢铁”。祖孙俩再次相见的喜悦，终究还是抵挡不住饥肠辘辘的难受，望著祖母手中从食堂捧回来的一盆状似清水般的稀粥和份量很少的用粗杂面混合制成的黑窝头，祖母那熟悉的慈祥笑容中流露出多少心疼和无奈。第二天，实在无能为力的老人就迈著蹒跚的步履，带著我走遍所有她认为比较够贴心的亲戚家去“串亲”， 为的是让自已远道而来的小孙子在家乡能够吃上几顿饱饭。令我终身难忘的是，当我准备踏上回程的时候，祖母不顾我的强烈反对，硬是要我把她一直舍不得吃、也是家里唯一可以食用的物品――几颗大白菜，用一个网兜儿背回蚌埠。那一年祖母五十八岁。
第三次返乡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8年春天。当时由于我恋爱的女友家庭对我的家庭出身不满而坚决反对我们的婚姻，并想出种种办法加以阻拦和粗暴干涉，出于无奈，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建议和资助下，我们躲过多重监视，乘夜车离开蚌埠，于第二天傍晚到了郑州。在一家小旅馆内住了一宿，第二天中午乘长途大巴沿省道过黄河大桥经武陟于当晚到达县城，再步行十多里路程，回到离别了8年的祖母那两间小屋。八年过去了，我己经从一个小男孩长成为到了结婚年龄的青年，祖母的身体也已经不再是当年五十多岁，可以走上五、六里路的身板骨了。满头稀疏的银丝、黝黑脸庞上纵横的折皱、双手背上裸露的经脉、以及那原先挺直而眼下却微显佝偻的脊背，这一切都争先恐后地向我显示著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我的祖母己经由一个任何人间磨难都不能将其催垮的顽强妇女，却逐惭被无情的岁月不断侵蚀成为一个即将日薄西山的老人了。那一刻，我心底油然而生的念头，是一种隐隐约约莫名的恐惧，即显得很遥远、却又很现实，这就是当人们预感到自己将要永远地失去亲人时，那种在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的悲哀与不安。
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终于扫除了中华民族上空笼罩了整整十年之久的阴霾，结束了这一代人苦难辛酸的岁月。祖母虽然历经了干难万苦般的炼狱，却有幸熬过了这一场浩劫而成为一个幸存者，重新感受到和煦春日阳光下的温暖。由于祖母唯一生养的儿子在中美建交后从大洋彼岸寄来的寻亲信，祖母在乡下的待遇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乡亲们一改过去多年里只敢暗地里私下表示对祖母的同情与帮助，如今开始在任何公开场所里向老人家表示自己的友爱与关切了。1982年，祖母离开她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两间空洞洞、黑黝黝的小屋，住进了大城市高大、宽敞、明亮的楼房，从此再也不需要胆颤心惊地揣摸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一觉醒来不要再为今天将会发生些什么而提心吊胆，更不用为缺食少衣而忧心忡忡。1987年中秋节前夕，适值祖母85周岁生日，在祖母海外的儿孙资助下，我为一辈子不曾做过一次生日的老祖母，在蚌埠最大的公园张公山公园内的湖畔餐厅包下整整一层楼，举办了盛大而隆重的寿宴，邀集了在蚌埠的所有亲朋好友、同仁邻里前来为老人祝寿。然而不幸的是，第二年冬天祖母在蚌埠逝世，享年87岁。老人的遗体在蚌埠殡仪馆火化后的三周年，老人唯一在世的儿子从海外回到祖国大陆，与我一同将祖母的骨灰安葬在蚌埠市东郊平山公墓东麓。止此这一刻，老人终于与自己阔别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儿子团聚了。
究其祖母的一生，应该说是充满苦难，历尽艰辛的一生，正是这些苦难与艰辛，让我看到她一生之中不屈不挠，顽强与命运抗争的性格,正是她这种令人慨叹不已的性格．让我从中学会了如何坚守自己的那份执著，坦然面对人生一切风风雨雨而又能够宠辱不惊！
祖母的一生也是幸运的一生，因为她毕竟没有向命运屈服，最终还能从黑暗的苦难中走出，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在那个连共和国元首都难逃厄运的年月里，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文革”中举国就死辞生的作家和演艺界人士那一幕幕惨痛的景象，至今还让我们记忆犹新，不寒而栗。
祖母的一生也是有福气的一生：老人有过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七个孙女，活到八十七岁的高龄。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老人应该称得上福寿双全了。然而终其一生，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又曾经有过几个人伺奉在她的身边？又有几个儿孙知道老人此世今生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
古人云：＂子欲养而亲不待＂。人世间有多少事可以重来？生命的无常总是让人不知所措，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留下的便是一生的悔恨与无奈。老人在世的时候，当晚辈的儿孙们总会以各种理由，为自己未能及时对老人恪尽孝道寻求心灵上的自我安慰，但当我们切切实实地想要为老人做些什么的时候，老人却永远的离开我们一去不复返了。 愿天下所有想对自己的父母尽一份孝心的儿女们，趁著我们的父母依然在世的时候，尽力地向老人们送上一份关爱，哪怕这种关爱只是一件御寒的棉衣，也许只是几块他们爱吃的点心，或者只是一句贴心的问候，这些东西在父母的心中都会有著无可比拟的分量。因为在孝的天平上，不管是锦衣玉食，还是粗茶淡饭，它们的价值都是一律平等的。
我知道，阴阳两隔的祖母再也听不到后人们呼唤亲人的声音，但我情愿相信我的祖母在地下有知，听得见孙儿的切切倾诉，绵绵哀思。
愿祖母的灵魂在天国里得以永恒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