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的新村路轶事
少儿的新村路轶事
杨开显
重庆沙坪坝区有一条小龙坎正街，离这条正街起点约100多米处，有一条垂直于这条正街的支马路，叫新村路。新村路不宽，大约两个车道，也不长，大约300多米至400多米，其中路口以下是100来米坡度较小的坡路。
20世纪50年代，新村路上主要有4个单位——重庆交通机械厂，小龙坎小学，重庆轴承厂和十分重要的西南地质局（最初叫西南地质调查所）。此外，路口和离路口较近的还有自行车行，杂货店，油腊铺，粮店，饭馆，水站和邮政所等。
我是1951年5~6月从四川岳池迁到新村路的。我当时即将满6岁，随母亲与在西南地质局工作的父亲团聚。我们最初住在新村路尾地质局门口附近的丁家花园的房子，那大约是没收了地主的房子分给地质局职工作住房的。几个月或者不到一年就搬到新村路29号二楼的一间房，再过一年又搬到隔壁28号楼下的一个套房。我就在这里整整生活了7年多。
我一到新村路，就入读了小龙坎小学。而今小学的老师、同学都记不住几人了，读书、学习和活动等也大多忘了，只记得在校内外的一些带野趣的玩耍和游乐。如玩木制手枪、竹筒水枪、木叉或铁叉弹弓，打板羽球，踢皮球等，还有捉萤火虫，把它装进瓶里，到田地捉蝈蝈，到河沟抓螃蟹，用筛子盖麻雀，在春天放风筝，以及斗鸡（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弯曲，两手抱脚，用膝盖向对方冲撞去）、跳拱（一人弯腰成90度，其他人跑步从他拱着的背上跳过去的）、老鹰抓小鸡等等。但玩得最多的则是“拍画”，打乒乓球，听评书和骑自行车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我10岁前后，我不知怎的迷上了“拍画”。新村路口有一个摊位，专卖一些杂货和小文具，其中有一种画片一类的东西，就是印上一小块一小块画的长方形薄纸板。这薄纸板大概相当于A4纸这么大，每一张薄纸板大概印有六七十张画，全是彩色的。每张画长约三四厘米，宽约二三厘米，好像大多是人物画，如“三国”、“水浒”、“西游记”、“杨家将”、“说岳”、“三侠五义”和“封神榜”等中的人物。
我那时经常买这种画，有时甚至把母亲给我吃早饭——烧饼等——的钱，节约下来买这种画，大概买一薄纸板画几分钱。买下来后，用剪刀把上面一小块一小块的画剪下来，10张8张叠在一起，用手把它们弯成圆弧状，凹面朝上，凸面着地，然后两三个八九岁至10余岁的小伙伴开始玩起来。玩时，小伙伴们蹲在地上，右手形成拱状，大拇指与食指间就形成一个空隙，然后将拱状手掌的空隙对着一小叠画块朝地面重重地拍下去，从大拇指与食指间的空隙冲出的气流就向那叠小画块冲去。如果把那叠小画块冲翻了180度，即凹面覆盖在地面，凸面朝上，就算赢了；否则就输了。小伙伴们就这样乐此不疲地玩耍着，看谁赢的小画块多。
年幼的我对这个不卫生的“拍画”游戏似乎上了瘾。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我就往新村路口旁的工农剧场跑，工农剧场门前是一高出人行道的宽大平台，因此门口的灯照在平台上看得清画面。我们就在工农剧场门前这块大平台上玩这个“拍画”的游戏。当然，那个时候人小，不知道这是一种小赌博，也不在乎它卫不卫生，手往地上一拍，不仅手弄脏了，而且扬起的灰尘吸入肺中，很不利于健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染上这个嗜好，这与我的性格和习惯可是大相径庭的啊！
这个“拍画”的不良游戏，老师没有发觉，父母开始也没有发觉。直到有一天，我拍画拍到晚上10点钟左右，才被父母发觉了。父母到处找我，把整个新村路找了个遍，都没有我的踪迹。父亲后来扩大寻找范围，走出新村路口到了右旁几米处的工农剧场，才把我找到。我被父亲拽回家后，洗了手，父亲就叫我伸出手来，用尺子拍打我的手掌。从这以后，我就戒除这个不良游戏。似乎一两次还未戒除成功，经过父母的几次教育，我才彻底解除了这个不良游戏。
打乒乓球也是我的一大爱好。那时我并不把乒乓球看成是体育运动，而是当着是玩乐活动。50年代中期，一般小学的乒乓球台多是由砖和水泥等做成的，长方体的台子，台面磨得比较光滑，台面中间两边各放上一块砖头，再在砖头上放一根与台面宽大致相等的竹竿，就可以打乒乓球了。那时的乒乓球拍好像是单面胶板，不久才有了双面胶板，但没有海绵球拍。我大概找父母要钱买了乒乓球拍和球，算是武装比较齐全的了。
平时上课熬到快下课时，眼睛就朝操场边打望，那里有几座乒乓球台。下课铃一响，老师喊下课，我与几个男同学就急奔操场边的乒乓球台，占据位置。于是在短短的10分钟课间休息时间，挥动球拍，把乒乓球你来我往地推挡和击打。如果老师下课稍晚一点，跑到乒乓球台附近时，位置已被别的同学占了，则我们只好傻傻地待着。如果是认识的同学，我们还可以排队，轮流上场；如果是不认识的同学，我们就只有灰溜溜地离开，到一边去玩其他游戏，如斗鸡、跳拱，或参加以女同学为主的跳绳、踢毽子等。
第二三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稍长一点，大概是15分钟，但要做课间操，做课间操时有老师检查，不能逃操。做完课间操后，剩不了几分钟，基本上打不了乒乓了。为此，我心里老是不爽，认为课间操占据的时间太多，打不成乒乓球了。那时年幼无知，以为课间操也是玩耍，不知道课间操与每天6节课一样，是任何学校都必须安排的课程。
我们有时也可以到室内木制乒乓球台上打乒乓，那就是在每星期的某一天下午第2节课后，这好像是学校对各年级各班的一个安排罢。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好比过节一样，我非常高兴。我与几个小伙伴在这种标准的木制乒乓球台（还有球网）打乒乓，特别带劲，我们全身心投入，不怕苦，不怕累，打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甚至忘了吃完饭。常常是老师来驱赶了，我们才念念不舍地回家。
我们特别珍惜在木制乒乓球台打球。通常我们先练习一会儿，然后就采取打擂台的方式进行比赛。我坐庄的时候较多，我当时在班上乒乓球是打得好的几个人之一，与别的班比赛，我也是主力队员，而且赢多输少。
当时我和几个小伙伴打乒乓球，只顾自己快乐，不懂得顾及别的同学的感受或想法。在50几年后的一次老友见面中，一位汽车生产企业的李姓总工程师对我说：他当年与我是同学，他那时多么想打乒乓球哟，但我们不理他，他只得寡兮兮地看着我们打球。我听到这话，吃了一惊，我当时是这样一个不懂事的小家伙吗？简直是一个小混蛋！
我打乒乓球似乎对兄弟姊妹有一点影响。母亲、两个弟弟和妹妹都喜欢打乒乓球，父亲打不打乒乓球，我没见过。他们的乒乓球技艺都不错，特别是小弟弟，更在一般人之上。他后来在江北区的乒乓球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70年代初，我工作的企业成立乒乓球队，我被队里一老师推荐，担任了教练。于是我重新练习乒乓球，而且也学了一点乒乓球理论，还研究了排兵布阵等。我带着男女乒乓球队与一些大小厂子进行友谊比赛，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生活，还给厂里带来荣誉。这是后话。
评书也深深地吸引着我。出新村路口往左几米处有一个茶馆。白天茶馆的人不是很多，可到了傍晚，茶馆就热闹起来，总是座无虚席，甚至爆满，原来这里晚上要说评书。新村路附近还有一处说评书的地方，就是出新村路口往左稍远的斜对面的沙坪坝区文化馆（后来迁至沙坪坝正街）。我经常在这两处听评书。
有一段时间，我急急扒拉完晚饭，就往新村路口左旁的茶馆跑；如果去晚了，门口附近也挤满了人，则往文化馆跑。我都是站在茶馆门口听评书，怯于进去占通常是大人们坐的位置，在里面是要付钱买茶水的，我一个小孩在外面则不用。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最初听评书记得的开场白都忘了，但这句《三国演义》上的第一句却忘不了，这也许与我听了评书，后来又看了书有较大的关系。而每天收场时，那句油腔滑调的吊人胃口的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总是记得的。说评书的当时感觉是一位老先生，瘦瘦的脸上戴着一副茶色的圆框眼镜。他面前的桌子上，一边放有与茶客一样的盖碗茶，一边放有一叠较为陈旧的书。我早到时曾到桌前看过，感觉好像是线装书（我多年后接触了线装书后的回忆）。说书人每当用惊堂木拍击桌面或讲得激动时，眼镜就垮到鼻梁上，然后又用手指扶回到眼眶处。他的嗓子略有点尖、亮，有些时候好像又有点嘶哑，但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且声调抑扬顿挫，高亢有力。他就这样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幽默调侃，时而嬉笑怒骂，时而悲情诉说，引得人们与他一样喜怒哀乐，他精彩的评书多年来在在我耳畔都似有余音。我当时就是这样静静地听他讲那春秋往事、英雄壮烈的故事，在《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三侠五义》、《薛仁贵征西》、《杨家将》和《说岳传》等的伴随下成长起来，并初步形成讲义气、抑恶扬善、爱憎分明、公平正义的意识。
这些评书的内容，尽管绝大部分都忘了，但我后来读了那些书后，看到书中有些片段或字句，就回忆起这应该就是说书人讲的那些片段或字句。例如《三侠五义》中，“那展昭，少年行侠，仗剑四方，好不平事，百里传名。”展昭与白玉堂交手时，“二人也不言语，唯闻刀剑之声，叮当乱响。……便把宝剑一横，等刀临近，用个鹰击长空之势，用力往上一削，只听得噌的一声，那人的刀已成两半，不敢进步。”
又如《说岳传》中岳飞大战金兀术，“这边岳飞大枪使开，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脸面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莽空挡走，七扎两腿八扎马，九龙摆尾冲天吼。转瞬，金兀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只得调转马头，落荒而逃。”而说书人绘声绘色讲到“气死兀术，笑死牛皋”时，我记得有两个版本，想必是在两个茶馆听到的缘故。其一是“岳家军杀得金军丢盔弃甲，四散溃逃。金兀术也正欲纵马逃命，被牛皋发现，挽弓搭箭，一箭射中兀术右臂，落下马来，幸被军师哈蚩扶住。金兀术未曾料到，自己10万铁骑，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而今竟被岳家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好不凄凉。他突然一阵胸闷气短，口吐鲜血，栽地而死。牛皋带领人马打扫战场，只见金军尸横遍野，不由得哈哈大笑，笑着笑着，不小心一个趔趄，跌进路旁沟堑而死。”其二是“金兀术兵败被捉，牛皋对其百般辱骂，他猛地抓过兀术，推搡在地，将其骑在胯下，哈哈哈哈，大笑不止，突然一口气未上来，竟乐极生悲，倒地而死。众军士再翻看兀术身体，发现也气绝身亡。”
而在所听的评书中，最令我震撼、悲怆、激愤和难以忘怀的是《杨家将》。说书人讲到“血染金沙滩”时也难掩其悲痛、愤懑之情，全场所有的人无不为杨业和他的儿子的忠义仁勇、战死沙场的英雄事迹所动容，同时为大奸大恶的潘仁美残害忠良的阴毒而切齿。可以说，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最好最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之一。我除了大致记得说书人声色激动讲述的杨家将为国惨死的悲壮情节外，至今还记得他悲戚慷慨朗诵的杨家将“血染金沙滩”及其后事的民谣：“大郎为主把命丧，二郎舍命救八王，三郎马踏入泥浆，四郎失落在辽邦，五郎五台山当和尚，六郎威震三关上，七郎七十二箭穿胸膛。”当然，这悲壮的民谣之所以至今能铭记在心，是与我后来喜欢川剧特别是爱读川剧剧本有关，这其中自然包括了《杨家将》剧本。听《杨家将》等评书对我的教化作用，至今难以磨灭，它也是给我人生初期播撒的一些爱国主义的种子。
在我差不多11岁的时候，我最大的爱好恐怕要数骑自行车了。我不记得骑自行车是怎样学会的，父母不会骑自行车，当然不会教我，周围的大人也没有谁教过我。那是自学的，还是与同学互教的？我想，可能是与同学刘安东等人彼此学习，互相帮助学成的。前面说了新村路口有一家自行车行，离我家约三四十米。我到车行租了自行车，刘安东或其他小伙伴扶着车，我就跨上车，半蹬着踏板，他一边扶着车不使其偏倒，一边施加一点推力，就这样开始了骑车训练。
学车不能在新村路上进行，这条路虽未通公交车，但通小车和大车，还有熙来攘往的行人。因此，学车可能是在新村路尾的西南地质局里进行的。
西南地质局是一个花园机关。新修的办公大楼，中西合璧，豪华壮丽，里面连楼梯边沿当时都以为是金条镶嵌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抛光得锃亮的铜条）。机关院子里有两大块如茵的青草坪，周围绿树成行，草坪中间是修饰得很好的大花圃，草坪四周的道路干净整洁，大概是三合土的。这里无论春夏秋冬都是绿意盎然。不久前我回西南地质局旧址去看了一下，那栋雄伟壮丽的办公大楼已被重庆探矿机械厂改为职工宿舍，显得比较破旧了。2014年办公大楼被沙坪坝区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骑自行车，真是我的造化。
在与小伙伴的互学互帮中，我很快就可以独自骑车了。我由于人矮小，骑车时，只能踮着脚掌蹬踏板，而且只能蹬半圈。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可以在座垫左右两边扭动着臀部蹬整圈了。我就这样学会了骑自行车。
在不把自行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山城，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会骑自行车的不多，这是听大人说的。我于是有点沾沾自喜起来，但还说不上骄傲，只是更加起劲地学好车技。
那一段时期，一放学，我就租了自行车，在西南地质局院内的路上怡然自得地骑着车驰骋起来。写这篇文章时，我突然想到，西南地质局这么重要的机关，局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学部委员（90年代后叫中科院院士），常有国内地质专家和苏联专家来访，还时有中央和地方当局的官员出入，怎么竟容我一个小孩在此学车、骑车一年余，没有一个人来干涉过我，阻止过我，保卫处的干部干什么去了呢？这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那时真是宽松自由啊！
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我的车技长进较快。我由坐着（其实是在座垫两边左右扭动着臀部）骑车学会了站着骑车，特别是在从小龙坎小学至新村路口的上坡路上，我更是站着蹬车。我还学会了上飞车下飞车，最初是推着车跑几步后一跃而飞身上车，最后是可以停着车上飞车。我也试着在狭窄的小道上骑车，也常常在地质局办公大楼前的花坛上骑车。这个圆形的大花坛，一年四季花团锦簇，芳香四溢。花坛从东南西北都辟有一条进入花坛中心的狭窄小道，上铺晶黄的鹅卵石，小道两边镶有像锯齿形的瓷砖形围栏，小道在接近花坛中心时终止，一条绕着花坛中心的环形小道把这4条小道连起来。我就常常骑车从某一方向的小道进入花坛，又转到绕着花坛中心的环形小道上骑几圈，然后从某一方向的小道出来。在花坛骑车要有较好的技术和定力，因为路很窄、很短，而且绕着花坛中心的环形小道又小，车速不可能快，弄得不好，很容易撞到像锯齿形的瓷砖形围栏上，或跌入花坛里。幸好这两种情况我都没有发生过，这应该归功于我在花坛外的窄路上骑慢车和转小圈子的反复训练。
车骑了较长一段时间后我感觉我长高了一点，因为我勉强可以蹬整圈了。这时我开始学顿车，左脚掌蹬着踏板，右脚掌踏在转向左边的前车轮上，小心翼翼地忽左忽右地擦控着前车轮，这样由最初的顿几秒钟到后来的顿一分多钟。我还学会了双手脱离车把骑车。最初是将车骑得飞快，然后双手脱离车把，两脚不动作，让车靠惯性的作用滑行一段路。后来我可以在较好的路段上双手脱离车把而双脚不停地蹬着车前进。
经过一年的时间，我认为我的车技超过了其他小伙伴，我可以大胆地在新村路上骑车了，更偷偷（年龄小，不允许上街）在人来车往的小龙坎正街上骑行过几次。我有时也与小伙伴比赛车技，看谁顿车时间长，谁双手脱离车把骑行时间长，等等。我似乎多数时候都占上风。这一来，我的自满情绪就上来了，有时就不免炫弄车技。可是久走夜路必撞鬼。是在1957年8月3日的下午，我骑了一两个时辰的自行车了，疲倦了，但还想秀一下车技：我把车停下来，突然发力，纵身一跳，飞身上车。可是还没等我坐稳蹬车，车身突然倒下，我左手触地，感到左手一阵剧痛，就喊叫起来。恰巧到了下班时间，父亲的好同事陈叔叔见状，立即叫了单位的车，把我送到西南医院。此时父亲正在外地出差。
我左手骨折，住院23天。手好后，我再也不敢骑自行车了。直到4年后16岁时，才与同学刘安东在沙坪坝正街骑过一两次自行车。以后在20几岁又骑过几次自行车。到了40几岁，在成都出差，别人借我一辆自行车，我骑上去后，车把直摇晃，20几年未骑车，车技自然荒芜了。从那时起，我好像再也没有骑过自行车，我也没有打算重温少儿时代骑车旧梦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