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蘸儿》

糖蘸儿就是糖葫芦，这是山东沂南县当地的叫法，有点土气。肯定是因为外形有点类似于丫丫葫芦的缘由，所以，此物一般被称作是糖葫芦，又以北京出品的糖葫芦最为有名。

文革期间，我起初在沂南县的一所乡村小学上学，逢年过节之时，街头上有卖糖蘸儿的，都是叫卖者扛着一根用稻草扎成的靶子，上面插满了诱人的糖蘸儿，或是山楂的，或是山药的，极少有桔子的。糖蘸儿也不是用竹签穿的，用的都是当地农村细一点的高粱杆儿。那时候的物质生活极为贫穷，虽然孩子们最爱吃，一般情况下也不舍得买。

有一次学校放学，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鱼贯而出，涌向街头。街头上站着一位叫卖糖蘸儿的，于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围在了叫卖者的旁边，有家境好点的学生花零钱买了，也有更多的学生就是围在旁边过一过眼瘾，想吃又没钱买。不承想，越来越多的学生围在叫卖者的身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些学生便开始自己动手拔糖蘸儿，结果情况越来越乱，有的学生交钱了，而有的学生就是趁乱偷抢，最后，这位叫卖者只能是顾前不顾后，丢失了不少糖蘸儿，没办法只好告发到了学校办公室。学校也无法最后查实到底是谁参与了偷抢，只能开会批评教育了事。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位上中学的红卫兵一边跑着，一边随手抓了一把在路边摆摊的商贩叫卖的炒花生，商贩是一位老者的农民，等这位老农民反应过来时，这位戴着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早就跑远了。在我的记忆里，文革时期的民众思想并不是风清气正，而是物质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双向封锁，双向贫瘠，是另一种极端愚昧和落后形式的制度载体，根本不值得推崇，哪里有像某些善吹言辞的“文人墨客”们所追捧的那番盛景呢？都不过是些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主儿。

1987年的冬天，我初次来到北京的祖父家，这次来北京，我吃到了不少北京的糖葫芦。但是，相比起我在沂南县电影院门口吃到的糖蘸儿，感觉北京的糖葫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其实，只要质量有保证，山楂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味，关键是糖葫芦上糖稀的好坏，这是决定糖葫芦味道和质量的最重要一环。

听我的母亲给我讲述，在沂南县电影院门口摆摊卖糖蘸儿的，也是个民间的老手艺人，他熬制的糖稀非常好吃，是自家熬制的地瓜糖稀。制作糖蘸儿时还要甩（一种说法是吹）出顶端的一节糖稀咯吱，这更是个看家招牌的技术活儿。这位沂南县的老手艺人制作的糖稀咯吱极薄极脆，味道甜香适口，不粘腻，所以，他制作的糖蘸儿是沂南县最有名望的，经久不衰，价格当然也是不算便宜。他制作的糖蘸儿确实好吃，人人夸口称赞。现在，沂南县的这位老手艺人如果还健在的话，估计已经是位百岁老人了。

所以，我品尝了北京的糖葫芦以后，觉得糖稀的味道并不如沂南县的那位老手艺人的品质，有些过于甜腻，而且略有苦涩，有很多北京的糖葫芦也是软中粘牙，不爽不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现在，很多的美食小吃都已经没有了传统手艺的老味道，工艺不地道，掺假和速成的较多，多是出于赚钱做生意的市侩心态，当代社会大概真的就是印证了“无商不奸”这句话吧。其实，我也读过儿子上小学时的一篇语文课文《万年牢》，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说的就是她的父亲如何制作糖葫芦和教育她如何做人做生意的道理。我只是觉得，这番做人做事的道理有时在当今现实商海的冲击下显得有点苍白无力，不是万年牢做人做事的道理出错了，而是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环节、很多过程、很多心态都出错了。

只有不再让“劣币淘汰真币，坏人淘汰好人”的扭曲事件上演，万年牢才可以深入人心，深入社会，成为民风清平的时代潮流，才可以让万年牢成为真真正正的万年牢。

2019年1月7日 于逸荷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