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轩辕由古代的礼制而形成
祭轩辕由古代的礼制而形成
国家祭祀轩辕黄帝，是由古代的礼制而形成。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文明，体现于经天纬地、人文教化，其最重要的，就是法制与礼制。中国，在世界上被誉为“礼仪之邦”，其原因，就是重视社会法制与礼仪，故此，礼制形成很早，它不仅形式完善，而且内容齐全，对于推进社会文明教化行之有效。
一、礼的起源
关于礼的起源，中国古代早已有人讨论过，其意见有两种：孔子认为，礼仪起源于自然，本于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在有了国家制度之后，帝王秉承而整齐之，用之以治理天下：“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礼，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①他又说：“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荀子认为，礼仪起源于先王之治化，是人为的事物。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②在《性恶》篇，荀子又反复地重申他的这一观点：“圣王以人之性(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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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礼运》所引。
② 《荀子•礼论》。
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礼仪，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情而正之。”在同篇之中，他再一次地强调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荀子的说法，在社会作用上是对的，但在礼仪的起源上则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的：第一，是他偏于人性之“恶”的偏颇论点所致。这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一样，不符合事物对立统一的自然法则。也就是说，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第二，是荀子不懂得人类社会发展史，不懂得帝王及国家制度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共始终的事物，而是在人类经过了至少几百万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之后，直到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文明时代之际才出现的。所以，把什么事情都归结为“古之圣人”、“古之帝王”所制，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想当然之说了；第三，是荀子不懂得礼仪之制，源之于饮食男女，本之于天地自然之道，不知道国家之制起源于家庭建立，是家庭生活的一种社会性延伸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人们谈历史事物，如果不懂哲学，不懂人类社会发展史，又不研究历史，不是凭证据来说话，而是靠想当然地发言，其发言，就往往会出现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乃至于荒诞。
二、礼制的形成
在中国，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究竟形成于何时？现在还没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可以作明确的证实，但是，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中，业已明确地将温、良、恭、俭，仁、义、智、信作为道德提了出来，并加以论述。如“行憎而索爱，父弗得子；行侮而索敬，君弗得臣。”同时，又提出了治理国家要“从民俗”、“顺民心”的问题。我们又明确地知道，在尧舜之时，就业已将“礼”作为治国大事了。依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说，礼制形成于“五帝”历史时期。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初，很可能是将礼作为对于治理国家很重要的民俗提了出来，到了尧舜之际，就初步形成了一种制度。是否如此，这还需要有更多的历史证据加以证明，才能有准确可靠的历史认定。
三、礼的形式与本质
礼的形式是很多的，历史上各时期所重也并不一致。但古代一直相沿成习的，带有某种制度性的礼节，有以下这么几种：
⑴ 冠礼：
古代未成年的儿童、少年，都不束发。女子从十五岁起举行筓礼，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各开始束发、梳髻，以示其将进入成年时期，目的是让这一时期的青年男女处处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一切社会活动中应当注意自己要衣冠整齐，言语得体，行为有礼貌，明白自己行为举止所负有的社会责任。
⑵ 婚礼：
女子二十岁嫁夫，男子三十岁娶妻，届时举行婚礼。中国古代提倡婚礼庄严而隆重，反对聘礼厚重。如《周礼•地官•媒氏》规定：“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注云：“五两，十端也。必言‘两’者，欲得其配合之名。”疏曰：“婚礼每端二丈，取诚实之义，故以两丈整数为之”。又如《治家格言》曰：“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其婚礼主旨庄严隆重，就是要使新婚夫妇明白，两姓合婚，乃人之大伦，互敬互爱，一之以齐。因为，夫妇之合者，乃家庭之始。而家庭者，乃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单位，齐家对社会有其重要的作用。只有齐家，才能达到国家安定、社会祥和、天下大治。
⑶ 丧礼：
古人认为，孝本于天地，是人之大德大行。父母生育子女之身，养子女之体，教化于子女之心灵，其恩难报，其情难尽。所以，事亲，生以致敬，瞻养以致乐；病则致忧，恨难相替；丧而举哀，悲痛以送。故丧礼之举，不仅顺乎人情，而且也是行教化，致文明的常理。
⑷ 祭礼：
祭礼在历史上，虽然有祭天、祭地、祭神、祭祖之别，但祭祖先，于国为大典，于民为大礼，尤以为重，无有过之者。中国人一直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②祭祖报本，是教人不忘其根，以激励爱家、爱族、爱国，继承祖先之志，从而奋发有为的一种教育形式。这种教育不是由谁来说教，是通过一种具体的形式，激发人们自省自励，是德教的一种体现形式。
⑸ 乡饮酒礼：
中国古制是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曰族，五族曰党，五党成州，五州称乡。如此，在每一个乡中就自然会有高寿老人，以及有德、有能的贤者所居。在定期举行的乡饮酒礼中，主要是通过这种具体的社会活动形式，让人们增强乡土观念、社会意识，在敬老而拜，礼贤让座的礼貌行为之中，蔚成一种敬老让贤的良好社会风气。
⑹ 军礼：
军队出征、得胜班师的祭军旗，论功行赏等庆典，谓之军礼。军礼的功能主要是明上下，壮军威，砺士气，显功劳，以蔚成英勇善战、卫国保家、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增强军队素质，为提高战斗力服务。
⑺ 宾礼：
宾礼是接待宾客、朋友方面的礼节，所以它又被称之为“相见礼”。宾礼有欢迎、欢送、致辞、行分先后、坐分左右、礼让谦恭等具体内容，按不同宾客施以不同的礼节。
上述不同礼制所包涵的实质性内容为：夫妻互爱，父慈子孝，敬老爱幼，尊师重道，兄友弟恭，仁义忠信，严以律己，宽厚待人，见利思义，谦虚礼让，崇祖报本，民族团结，保家卫国等等，一言以蔽之：“礼之用，和为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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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国语•鲁语上》。
③ 《论语•学而》。
我们若以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所形成的这些礼仪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礼仪所反映的本质，同道德、法律是一致的，是人们将一些最基本的，人们在日常家庭、社会生活中必须遵从的客观自然规律作为一种文明礼貌的具体形式，来让人们自觉实行的。比如，夫妇、父子、师生、兄弟、朋友等各种礼仪，都是事物阴阳异性相引规律的一种体现，是阴阳互引、互动、互渗、互依、互存、互为己根、相对守恒的关系，礼仪的本质所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社会文明自觉性的行为。如父母养育子女以幼小，子女瞻养父母于衰老，不但是人类繁衍发展的需要，也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老牛舐犊， 羊羔跪乳。人若无礼， 何如畜牲？所以，孔子说礼仪“本之于太一”，是“天之道”，“人之情”，没有说错。
四、礼的社会功能
中国人自古就极其重视礼仪，并将其发展成为人类家庭、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制度，目的就是要通过简单易行的礼教之制，礼仪之行，达到文明以化，祥和而治，使全社会呈现出一种和平、安宁、充满人性、充满友爱的和谐有序生活。中国人注重礼仪，人称礼仪之邦，这正是中华民族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一种历史体现！
当然，礼制的形成，亦同中国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不科学、不合理的东西，自然也会产生，如依封建“三纲”论所搞出来的一些礼仪，就是礼制文化中的糟粕，是应当彻底批判和铲除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中国古代礼制的主体，如果以偏概全，由此说中国古代的所有礼仪都是“封建礼教”，是“吃人”的东西，那就是错误的，对国家、对民族都有害而无益的言论了。
五、国家祭祖礼制的形成过程
国家祭祖的礼制，起源于母系氏族历史时期，辽宁牛河梁女神庙的发现与研究就是证据。在西周初期及其以前，国家祭祖，虽分“禘”、“祖”、“宗”、“郊”等不同级别，但近祖与远祖区分并不严格，同时，因朝代不同，“禘”、“祖”、“宗”、“郊”的对象也各不相同：“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①
西周之后，国家祭祖的礼制便逐渐形成，这就是：五年一“禘”，三年一“祫”，每年按四季祭祖，春曰“祠”，夏曰“ ”，秋曰“尝”，冬曰“烝”。
五年一“禘”，称“大禘”，是国家祭祖的最高级别，其典礼至为隆重，举行典礼的地点，一般是在国家专门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明堂”中进行。其方法是各朝代帝王以自己的五位近祖，陪历史上的轩辕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五帝，设牌位而享祭。此由帝王率文武大臣，在明堂举行祭典之后，还要分别到五位近祖和五位远祖的葬地陵庙中举行祭拜典礼。
三年一“祫”，亦同五年大“禘”一样，在明堂或太庙中以五位帝王的近祖陪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五帝”进行祭祀。所不同的，是到五位近祖的葬地陵庙中祭拜，而不再去五位远祖、亦就是“五帝”的葬地陵庙中举行祭礼。
一年四季的依时祭祖，则只祭帝王的五位近祖，地点是在太庙中举行祭礼。
从唐朝开始，每五年举一次的大“禘”就不再由帝王率群臣到“五帝”的葬地庙中去祭祀了。
推翻帝制之后，虽然国家不再举行祭礼以祭五帝，但是，对轩辕黄帝的祭拜，则继承了下来。这，从其一开始就带有了一种“统战”的意味：
先是，由孙中山组织和领导的同盟会，一直依中国的历史传统，尊轩辕黄帝为“人文初祖”，以黄帝肇造的文明国家制度，为中华开国之始。并以轩辕黄帝为旗帜，发动推翻清帝统治的革命活动。正因为如此，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等，一直采用黄帝纪年。以至于1911年12月31日，中华民国成立之际，各省代表举行会议，认为应改黄帝纪年为阳历，故通电全国曰：“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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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礼记•祭法》。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① 在此前的1908年，陕西、四川、甘肃、山西、广东的同盟会会员代表20多人，赴陕西中部县祭轩辕黄帝陵，并决定此后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之日，祭黄帝陵。② 此后，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于清明节在陕西黄帝陵举行祭典，祭祀轩辕黄帝。特别是在1937年，为了体现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组织军民一致抗日，这一年的4月5日，国共两党还各自派出代表，手捧祭文，赴陕西黄帝陵举行了共同祭祀轩辕黄帝的典礼。
虽然，现代的祭祀轩辕黄帝，提法有着不尽严谨之处，但是，有两点是肯定的：
其一，称历史上的轩辕黄帝为“人文初祖”，“文明始祖”，这就严格地界定了是“社会文明”性质的始祖，不是某一特定族群的血缘之祖。这一点，1912年孙中山的 《祭黄帝陵文》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是中华开国始祖：“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
第二，这种祭祀，从来就不是以“汉族”、“满族”、蒙古族等某一国内狭义的特定族群行为，而是国家行为，是中华民族的祭祖活动。事实上，称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其实质意义上的蕴含，则早已超越了“国家”的范畴。因为，现在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自认为是“华夏后裔”“华夏子孙”，但其国籍则不一定是中国。所以，有人说：“黄帝是今天汉族的先祖”，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那他就一定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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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17页。
② 黄帝陵基金会编：《黄帝文化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