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特立独行的女学者

两位特立独行的女学者

最近读《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除了对马克斯.韦伯等19位大师的思想有了了解，增长知识开了眼界之外，还知道了两位著名的女学者。虽然她俩的名字没有列入19位大师之中，但她们的学识、她们对思想界的贡献、她们的美貌、她们的坚持、她们的特立独行……仍然打动了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两位女学者就是莎乐美和波伏娃。

莎乐美（1861—1937）从下生就注定了其不平凡的一生，她降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座将军府邸里，由于家族声名显赫，连沙皇也亲自写信祝贺。在她人生的巅峰时期声名远扬，是欧洲大陆知识沙龙所共享的“玫瑰”。

波伏娃（1908年—1986年)出生于巴黎一个保守的富裕家庭，父亲是法院的辩护律师，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本人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经典，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风靡一时的Pipa酱曾经自我标榜“集美貌与聪慧为一身的女人”，但与莎乐美和波伏娃任何一个人比起来都不在一个层次。莎乐美17岁时已经学习了宗教史、宗教比较学、宗教社会学、宗教教义、哲学、逻辑学、文学、戏剧等课程，并广泛阅读了笛卡儿、帕斯卡、席勒、歌德、康德、克尔凯郭尔、卢梭、伏尔泰、费希特、叔本华等人的著作，为她在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素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波伏娃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学霸，在当时法国的第一高等学府巴黎高师读书时，与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这些影响二战后整个世界思想界的才子们结为文友，在全法国的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中，萨特获得哲学会考第一名，波伏娃是第二名，这一年她21岁。(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然，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两位美貌才女分别邂逅了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大师。一个是自由主义的先驱尼采，一个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萨特。

朋友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向莎乐美写信介绍了尼采和他的哲学著作，怀春的少女读了弗罗琳的长信，为哲人孤苦悲凉的身世而感伤，读了尼采的著作，为他横空绝地的智慧所震撼。感伤加震撼她感到已被征服了，非常渴望尽快见到这位思想大师。在梅森伯格的引导下，才子和佳人戏剧性的会面开始了。

当尼采见到这位21岁“金黄色的卷发、优美绝伦的面部轮廓、丰满鲜艳的嘴唇、朗若晨星的眼睛和扑面而至的青春气息”俄国美人时，只说了短短的一句话：“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

与莎乐美在一起的日子，尼采无异是快乐的。她特别善于倾听，无论尼采谈到多么玄奥的问题，她全都听得懂。又岂止听得懂，她还能恰如其分地补充几句，仿佛画龙点睛。这位38岁患有眼疾的单身汉，和莎乐美常见的华服盛装丰神秀貌的那些贵族青年大相径庭。她在尼采的居处给朋友写信：“总体上说尼采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人，然而另方面看，他又是个极其情绪化的人。同尼采谈话是十分惬意的事情——你一定也知道这一点，在这种有共同理想、共同感觉的交谈中，常常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尼采本人也这样说：“我相信，我们之间唯一区别就是年龄。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是多么的一致。”但是尼采还是低估了莎乐美对自由和独立的坚持。在莎乐美看来尼采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敬重是一回事，爱慕则是另外一回事，莎乐美特别担心尼采伟大的心灵是一个风暴眼，获得了俗世的幸福之后，自己将牺牲更多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当满怀希望的尼采向莎乐美求婚的时候，莎乐美用简简单单的一句：“不想结婚。”毅然决然地将十九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求婚挡了回去。

尼采的幻想犹如精美的瓷器，被莎乐美的当头一棒击得粉碎。莎乐美的回答很简单，正因为简单便愈加残忍。莎乐美离开了，尼采像一条脱水的鱼，一时间茫然无主，丧失了思考和写作的动力。意志刚毅的尼采好不容易从感情的泥潭拔出腿来，为后世留下了一句颇有争议的名言：“回到女人身边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波伏娃与萨特的爱情更令人刮目相看，被人称为存在主义的一场爱情实验。那次著名的考试之后，萨特与波伏娃的来往频繁起来。当波伏娃准备到乡间家中度假时，两人已经如胶似漆了。在乡间的日子里，波伏娃为思念萨特而烦恼。一个清晨她的表妹跑进来轻轻地告诉她：有个青年男子在田野里等她。可是波伏娃的父母却把她的朋友挡在了庄园之外。靠着热心肠的表妹送食物，可怜的萨特在田野里孤独地捱过了几个夜晚。终于，爱情驱使着波伏娃，不顾父母的反对，自己带着食物前往野地里与萨特相会，他们在一起度过了真正的一天。

当决定是否结婚时，两个人遇到了难题，他们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更不想生育孩子，特别是波伏娃决心不再重蹈母亲的覆辙。1929年的某个傍晚坐在杜乐丽宫花园的石凳上，她和萨特达成了一项协议——先做两年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

从这时起，一直到萨特逝世，他们一起共度了51个春秋。尽管一直没有履行法律上的结婚手续，一直各自保留了自己的住房，但情侣关系一致维系着。关于这种特殊的关系，他俩共同的朋友柯莱特•奥德里曾经描述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关系，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我无法描述和这两人在一起时的样子，以至于有时候会让目睹这种关系的人很遗憾自己不能拥有。”1931年，波伏娃到马赛教书，萨特则到勒哈佛尔任教，长期的分离有一个名叫奥尔嘉的女子走进了萨特的生活。但这并没有改变什么，1986年波伏娃在萨特逝世六年后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去世后和萨特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这昭示着两个人“由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定义而成”的爱情是多么地一往情深，这种“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是多么地脱凡超俗，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莎乐美和波伏娃人生的精彩不仅仅是来源于人们的喝彩，很大程度还来源于世人对她们的争议。

莎乐美注定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被人诟病主要在于她的感情生活，风流韵事不断。但她只与天才的心灵共舞，尼采、里克尔、弗洛伊德、泽尔曼、比耶尔……于她交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诚然，爱过她的男人多半没有幸福的结局:三位终身未娶（尼采、保尔•李、泽克曼），两位自杀身亡（保尔•李和陶斯克），这更证明了她的爱情让那些男人刻骨铭心，曾经沧海难为水。爱伦•德尔普指出，“在莎乐美身上看到了饱满充实的人生所必备的三种激情：对爱情不可遏止的追求，对真理不可遏止的探寻，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悲悯。正是这三种不可遏止的激情使她成为魅力无穷、个性独具的尤物，那些傲睨人间不可一世的天才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迷狂，为她痛苦。”

这种感情上的波澜多多少少掩盖了莎乐美的才华，人们似乎忘记了她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和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她的作品有《中途降落》、《为上帝而战》、《弗里德里希•尼采及其著作》、《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与上帝之争》、《露特》、《生命的回顾》、《性爱》……。特别是《性爱》探讨性与爱的融合与分离的过程，除了话题的敏感之外，在这本书里讲了一个骇世惊俗的观点：婚姻和爱情可以并行不悖，从婚姻中能获得安慰和支持，从爱情中则可以汲取力量和快乐。她认为女人只须对自己保持忠诚，女性对男人“不忠”恰恰是为了回归自我，并非欺骗和淫荡。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不可避免引起激烈的争论，莎乐美也饱受诟病。

波伏娃引起争议的主要是她的女权主义观点，她著述等身，一生共写八部小说、一部戏剧、八本论文集和游记、一部传记和五本回忆录。她的作品《第二性》使她遭受前所未有的狂怒攻击，诸如“性贪婪”、“ 性冷淡”、“淫妇”、“ 慕雄狂患者”、“ 女同性恋者”等恶骂之声不绝于耳。保守主义者指责她敌视男性，无视男女差异，破坏传统家庭观，其结果势必造成离婚率和单亲家庭的增多，造成男女对立，社会矛盾增多；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她的观点有平均主义之嫌，减少世界发展的动力。

但是，这一切不能阻止她将自身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典范，不加粉饰和修改地奉献出来。美国女权运动家凯特•米列特这样评价波伏娃：“西蒙娜在美国的声誉很高，远远超过萨特。她为全世界的妇女打开了一道门。她的《第二性》改变了全世界人类亿万人的命运。”法国总统密特朗评价波伏娃：“是出人头地的作家群中的一员，是划时代的前锋。她的一生、她的作品和她的斗争导致法国及整个世界女性和男性的醒觉。”

在中国也有“民国四大才女”—— 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她们给西学渐进的中国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但她们的才学仅仅体现在文学领域，个人感情生活虽然也万众瞩目，甚至也稍有微澜，但和跌宕起伏的莎乐美、波伏娃比起来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就连大名鼎鼎的林徽因虽然有古板老成终身不娶的金岳霖和感情奔放风流倜傥的徐志摩伴其左右，钱钟书老先生也只能酸酸地一句：“他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来不厚道地映射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林徽因和徐志摩的花边新闻。

同一件事情因和自己利害关系的不同，宽容的幅度是不一样的，离自己越远越宽容，离自己越近越苛刻。同样都是追求回归自然、追求感情独立、追求个性解放在莎乐美、波伏娃那里就是风情万种，就是特立独行，就是卓尔不群，就是自由开放；在影视明星等公众人物那里就是绯闻轶事，就是桃色事件，就是粉丝的关注热点，就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到了普通老百姓那里就变成了感情不专、残花败柳、道德沦落，人们在津津乐道地谈论时往往表示出鄙视与愤慨，以显示自己的纯洁和高尚。如果这个人是身边人肯定会群起而攻之，痛打落水狗之余外加一点点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的快感，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每个人都不应该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什么时候国人学会真正尊重他人的生活、尊重他人的隐私，尊重他人的选择，只要不妨碍他人，不妨碍社会就应该顺其自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境界，“己所欲勿施于人”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我们既然能对莎乐美、波伏娃放荡不羁的生活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有什么理由对身边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不依不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