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类聚：数学家、诗人与政治人物的行为分析
情感类聚：数学家、诗人与政治人物的行为分析
作者：三月雷
一谈到数学，那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般地死板，我也就会想到我们那个时代的著名人物陈景润。让我影响最深也记忆最深的是以陈景润为主人翁的权威文章，那是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最初发表于1978年1月的《人民文学》第1期。讲述了陈景润这位天才的数学家的成功心历。
陈景润并不是一位书生般的无情者或书呆子，在百度搜索有关陈景润成才的过程中，看到了一篇媒体报料的文章令我刮目相看，说政治人物江青死后，只有陈景润这位非亲非故的数学家每年在江青的忌日都会去她的墓碑前祭拜，直到陈景润去逝为止。
难道江青只对陈景润有过人文的关怀或野心般地小恩小惠，而其他人都对江青有过难以释然地深恶痛绝，为什么偏偏只有书呆子的陈景润还能知恩投报，重情重义，还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情感上担心遭受政治迫害的影响而没有去坟前看一眼的胆量。而数学家心中就少有有政治的顾忌。
我把自己定性分类为做情感研究的，不能只对普遍性问题进行深挖，而更应当对特殊性、敏感性例证死缠不放，这才符合专业的道德准则。对人性与理性进行碰撞，让火花在黑暗照亮夜空，寂静的心灵触碰到情感的黑洞可能无外逃遁，但也要勇往直前，毫无畏惧之心。这让我对人文及人文风险产生了浓厚的反思，也符合黑森林的创作动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不访先摘录部分《哥德巴赫猜想》的内容，让人的情感有所类聚：陈景润是一位十足的书呆子，还是一位传奇式的重情重义之士。
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论讨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枝，名叫“数论”。
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
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中国有位数学老师陈景润虽然有着十分辛酸的人生经历，但能够节衣缩食，穷到连一只牙刷也不买。他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他积蓄了几乎他的全部收入。因为对数论的痴迷，他横下心来，失业就回家，还继续搞他的数学研究。积蓄这几个钱是他搞数学的保证。这保证他失了业也还能研究数学的几个钱，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数学。至于积蓄一旦用光了，以后呢？他不知道，那时又该怎么办？这也是难题；也是尚未得到解答的猜想。而这个猜想后来也证明是猜对了的。他的病好不了，中学里后来无法续聘他了。
王亚南，厦门大学校长，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听到厦门大学“你们怎么培养了这样的高材生？”的意见之后，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他不同意提意见者所提到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分配学生的工作时，分配不得当。他同意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
说也奇怪，回到厦门大学，陈景润的病也就好转了。王亚南安排他在厦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却又不让管理图书，只让他专心致意的研究数学。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陈景润也没有辜负了老校长的培养。他果然精深地钻研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大厚本儿的《数论导引》。陈景润都把它们吃透了。他的这种经历却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中也很快写出了数论方面的专题文章，文章寄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一看文章，就看出了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也提出了建议，把陈景润选调到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正是：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熳开放了。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等之上，他都改进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单是这一些成果，他那贡献就已经很大了。
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证明了这个命题，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发生了一场内战，到处是有组织的激动，有领导的对战，有秩序的混乱，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陈景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理解一个数学家也不容易。至于理解一个恶意的诽谤者却很容易，并不困难。 “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二）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得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于世界之外。他相当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纯数学毕竟是非常现实的材料的反映。“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恩格斯）陈景润通过数学的道路，认识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他在诚实的数学探索中，逐步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没有一定的世界观转变，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这辉煌贡献。被冷酷地逐出世界的人，被热烈的生命召唤了回来。帮派体系打击迫害，更显出党的恩惠温暖。冲击对于他好像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得到了锻炼而成长了。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治的人。多余的人，为国增了光。他进步显著，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像钢铁一样坚硬！今后，可以信得过，他不会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继续改造。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看到这，我不竟想到江青乃政治铁腕人物，陈景润乃科学大家，而徐迟属于浪漫诗人。看到“他进步显著，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我情感似乎难以禁抑，甚至有点面红耳刺般地觉悟到人性的幼稚。三种不同性格，不同地位的人在一个时代因为一篇文章而结合到一起。徐迟认为陈景润受到了“四人帮”的威胁与利诱，当然其中包括江青。而据媒体报料，陈景润这位因研究投入之深，连走路都撞树的书呆子，之所以有数学家的成功，在一定程度应感恩于江青。要不也不会有年年祭拜江青的故事。
江青好似伯乐般地发现了陈景润这匹数学千里马，或者是一种机缘巧合。江青极尽能力地帮助了陈景润，包括江青自己拿出二三百元的工资帮助陈景润治疗肺结核病，改善生活条件，听来感人，而这或许就是徐迟报告文学中的所谓“利诱”，包括后来单位对陈景润生活环境、工作条件的极大改善，这一切人文的关怀目的与动机，难道只是需要他去“诬陷邓副主席”，文学想当然的属性太强，阶级斗争的情感类聚的成份太大。一个数学家受到组织或领导层的关爱的目的就是要去诬陷一位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大人物吗？现在读来，真是有点牵强附合或隆隆炮声的硝烟味。
情感类聚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取舍之间都显得异常地沉重，使我感觉那篇报告文学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之所以引起轰动，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受到文革遗风的影响，或者陷入了哥德尔自指的悖论，只能说明报告文学具有只迎合于那个时代的鲜明的时代感的情感类聚，而完全脱离了人文的本性，为人的属性。而陈景润退休后，社会清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恢复自然属性，人性得以还原，才让人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没有领域，也不应当有“画地为牢”的领域，这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与宽容的新时代，就是犯人或犯人的亲属也需要人文的关怀，也有人权保护的期待，而不是“亲者痛，仇者快”而值得检讨的时代。
江青在那个权力至上的年代虽有过错，甚至罪极滔天，但不能说她就没有干过有利于人民的事，陈景润的不计政治影响而勇于打破一般人的思维而坚持年年祭奠一位被时代打上“政治犯人”标签的亡魂，充分展示了人性伟大，情感的真切。陈景润的冒着被人另眼的行为，事后也没有得到社会、组织或任何人的非议，反倒觉得他是真正的数学伟男子，一个时代的骄傲。从事后的报料来分析，足以证明陈景润是位知恩投报的真君子，对数学的思考之专并没有影响到他情感的丰富与真诚。社会也容忍或认同了陈景润的行为，包括那些曾经受过江青迫害而痛恨过江青的人，也因时间的消逝而渐渐淡忘在情感与岁月的洗礼之中。还有包括党和国家对林彪的“四大金刚”生活方面的关爱足以说明凡是对人民有过贡献的人都应当受到彼此的尊重。彼此都在“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境中达到了阶级与情感的升华，让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彼此的包容与成长中变得无比强大。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发布消息说，江青自杀。有媒体澄清，江青自杀时间是1991年5月14日。美国作家R.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中写道:3点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经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江青那么不可一世的“女皇”如何会选择自杀呢？我作为情感类聚的研究者，一直在怀疑“江青如何会选择自杀呢”，太不可思疑了！因为那时的媒体也是受着文学般的控制，一些问题并非真实的史实再现，人性的本能并不能完全地被释放，或多或少有些遮遮掩掩。
令人不可相信的是：1996年12月12日，半夜12点钟，浪漫诗人徐迟从武汉同济医院6楼的高干病房的阳台上翻身跃出……这让我的情感难以自禁，悲痛不已。这是“世纪末”式的失落？！ 何许带着对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焦虑与不安，因为诗人很难摆脱现实与历史的纠结。愤怒的火焰一旦点燃，只能心身燃烬照幽灵。
对于死亡，我从情感类聚的角度进行过深入研究。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有段苏格拉底与西弥尔讨论死亡的对话。西弥尔问苏格拉底哲学家怕不怕死。苏格拉底回答说，老百姓怕死，但是哲学家不怕。何许人的灵魂是自由的，可自由的灵魂被羁缚在不自由的肉体之中，被七情六欲遮蔽了它的本真面貌，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哲学家看到的是灵魂的解脱和重归自由，这一刻其实是他毕生向往不得的，又何惧之有呢？正是在这里，苏格拉底留下了一句叫人肃然起敬的名言：“哲学是死亡的实践”。难道这个世界只有“老百姓”与“哲学家”之分吗？苏格拉底的情感类聚似乎被束缚于反对的逻辑关系之中。何况“老百姓”与“哲学家”并非处于严格的对立之间。但徐尽绝对不是哲学家。那么政治人物是否执同样的观点，数学家是否也相信来世与灵魂的永生。
或许死亡本身就是一个黑色的幽灵解脱了肉体的束缚，在蓝色的天空与森森的大地之间游荡。
徐迟是诗人，柏拉图其实也是诗人，哲学家和诗人都以宇宙和人生为思考对象，从来就是息息相通的。但是徐迟的死却显得神秘：1996年12月12日，半夜12点钟，徐迟从武汉同济医院6楼的高干病房的阳台上翻身跃出。这天正是13日的凌晨，偏偏是一个星期五的13日，一个“黑色的日子”。显然这一时间是徐迟经心策划的，为自己选定的生天之良辰。
有谁怀疑是徐迟自己选择了死亡。徐迟的报告文学多么具有战斗精神，“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多么具有号召力。一切足以证明，诗人厌倦世界，为自己精心设计了一个不免悲惨的辞别方式。故而只能用情感类聚的动因来解释精神世界如此丰富的一位天才，一位死都浪漫的诗人，无论如何是不得要领的了却人生。何许是少了些人文的关怀，对老年人的那种扶平心灵创伤的关爱。
有位徐迟熟悉的人说：徐迟是一个太纯的人，纯得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子，他的心里只有真善美，而不知世上还有很多奸诈的东西和丑恶的事。他不相信有人会受伤害，永远没有提防之心，这种人反而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何许《歌德巴赫猜想》在出版发行之前就受到了严格的审查，而有些内容或许就是集体的决策，有些如同添油加醋般的作料，本不是诗人的本意或初衷，而作者又何必总是纠结于此，但人性有时是偏执的，或者内省也会令人走向偏执，形成不可还原的人格障碍。
人的灵魂不受束缚，而被束缚于肉体的灵魂是要受同类的情感类聚所束缚的，它不能过份地自由，否则，肉体就要受到伤害，甚至毁灭，终要还原于灵魂。徐迟是诗人，有一颗自由的心，但不能说他就有个自己的灵魂。他的报告文学足以证明，他用纵身一跳来庄重地证明。
也许因为徐迟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对人类产生、人性与自然的关系等等一些神秘莫测问题的思考上，甚至产生人类即将被人类自我毁灭的绝望。他的思想太过抽象，而文章又面面俱到。能够真正与他进行交流、能够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他想借研究与创作摆脱孤独，然而他何曾想到，这反倒又加深了他的孤独，而且是走向“宁为玉碎”的孤独。
在孤独中度过日日夜夜。不得不任由孤独蚕食他的理想信念，蚕食掉生存的勇气和信心。最终，他扑向幻灭，选择了一种无须自责而令人痛心的结局。诗人把诗、把《哥德巴赫猜想》、把《瓦尔登湖》中译本留给了这个世界。还有，人们或许永远也说不清诗人的孤独、对文章字句的纠结与信念的幻灭。
从诗人留下的墨迹可以发现的一些内心活动迹象和心灵深处的情感动向，先生之死，非一念之差，似乎是诗人久有的一种选择。一种自私而不顾他人情感伤害的选择，世界上有不少很著名的诗人都曾以生命化作星光灿然划过夜空，他们对生命的最后燃烧有着比我们常人不同的向往。他们笑对死亡，而让生者痛对死者。
诗人、学者、知识分子在一个精神稀释的时代似乎犹觉脆弱。因为生命主体在“怀疑一切”时，终于连生命主体自身也给彻底地消解了。于是，诗人或学者自杀的揪心事件，成为解不开的心结：坠楼自杀有老作家徐迟、年轻的文学研究者胡河清、知名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宋祖良等，投环自杀的有文艺批评家吴方等。他们在或彷徨、或悲抑、或疯狂、或心灰、或伤恸的心境中走向生命的尽头。死亡带走了多少难言的秘密。他们的死，与他们的处境、心境、社会状况和当时特殊的氛围紧密相关，但在知识界激起的波澜远远不及海子、戈麦和那个不易被人忘怀的顾城。
诗人之解脱，人们陷入各种猜测之中，有说他是长期为病痛所苦，老境孤独；还有人认为他因迷恋电脑难以从网络瘾中自拔；更有人认为是在世纪末遭遇到一种神秘感和失落感而死。当然，对他的死因的最大可能性不少人认为是黄昏恋失败造成重大的内伤。但在知情者看来，徐迟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对这世界第一难题的猜想者洞悉如此之深，然而现在却对自己的命运难以做出正确测量，也许识人易而识己难吧。何许他真正地猜想到什么，而对自己极负时代感的文章大失所望，或心留遗憾，令生存的欲望从情感类聚的山巅跌落到了谷底。
徐迟之死当是在凡俗世界中，自己创作冲动减弱和诗国的难以再现辉煌，以及对自己肉体和精神命运难以把握的无奈，促使了他产生了解脱的念头，或悔恨的交集。这也是情感类聚的结果。何许我们对那个时代，对《歌德巴赫猜想》，对徐迟都要产生一个新认识，让文学不只属于一个特定的时代，而应属于不同时代，担当起历史情感传承的重任。让人的本性得以还原，得以直面人生，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永不消退的痕迹。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重写《歌德巴赫猜想》，何许就没有那么多政治的火药味或顺应历史潮流的令人旋晕。政治、科学、数学与诗人如何重构情感只有自然的规律与历史的定论。
“宁为玉碎”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类聚的导向性错误。因为价值的评判在于大众的认识与社会的认同，虽为玉而碎，也就毫无价值可言，只能令葬玉者心痛不已，土瓦且可遮档风雨，甚至不惧严寒，何须期待人们给予正面地评判呢？！
“死亡”与“新生”是情感类聚的结果，也是哲学、逻辑以及人文得以发展与延续的条件。“数学”与“人性”不该在不同的划分圈里存在利益之争，这是情感类聚不想看到的范畴。而情感类聚就是旗帜鲜明地在判断反对关系的是非中构建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和人文精神。
此文算作《歌德巴赫猜想》迟到的读后感，也算作对那个渐渐远去时代的思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