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日报》带我走上新闻路
我在运城市盐湖区（原解于县）龙居镇羊村完小读书时，党组织见我热爱宣传，便给我发了一个“党的宣传员”证章，不大，铜质的，虽不显眼，却闪闪发光，我便经常戴在胸前显摆。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山西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凭着《山西日报》排练节目；回到村里就爬到村公所的房顶上，一手拿着喇叭筒，一手拿着《山西日报》向村民广播时事要闻；还在《山西日报》上选一些重要新闻为村里编写了几块黑板报。特别是初师二年级时，我写了一篇《润生卖棉》。老师大加赞赏，说：“如能继续苦练，必将成为一个优秀的业余新闻工作者。”从此，我就试着向《山西日报》投稿。当教师后，又把师生中的好人好事和团队活动写成稿子投向报社，《山西日报》还聘我为通讯员，后来，竟被调到县委中心通讯组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再后，又被调到《山西青年报》、《运城报》当编辑……那个时候，真是走到哪，写到哪；干什么，写什么……
我的新闻“处女作”《“小麦—玉米”新品种》，就发表在《山西日报》1958年11月16日的第三版上。
那时，我在解于文教部帮忙，去南扶小学调研时，发现53岁教师李效弼虚心学习小科学家尚马超敢于创新的精神，把碧玛一号小麦的胚芽嵌接在玉米的胚乳里，嫁接成功了“小麦—玉米”新品种，我觉得是个好事，也是个新鲜事，符合新闻要“新”的原则，回县后，就连夜写了一篇短消息发往《山西日报》，不久，《山西日报》就发表了。虽然是个“火柴盒”，但它毕竟是我的“处女作”，我高兴不已，也进一步坚定了我给《山西日报》提供新闻通讯素材的勇气和信心。
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强调要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提出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当时，我在永济县开张中学任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一天，我在校园里拣到一封开口信，一看，是本班申淑连同学写给她未婚夫的，正准备装进信封给她时，却被“大办农业”“事务长”等字眼吸引住了，我就不由得读完了这封遗失的“情书”，从信中的内容可以看出申淑连同学对待农村建设事业的正确认识，以及她的纯真爱情和正确的恋爱观点。为了教育更多同学，特别是即将毕业的同学们，经申淑连同意，我们将这封信在学校进行了展览，并抄录下来寄给了《山西日报》。
《山西日报》为了配合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政策和毕业生要做好“升学就业两手准备”，就以我的稿件《一封遗失的“情书”》作为首篇，在《山西日报》4月21日3版上发表了，并开辟了一个“中学毕业生要做好两手准备”的“专栏”。我很欣慰，能为《山西日报》提供了一个开辟“专栏”的思路。(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稿件越写越多，采用率也步步提高，直到1970年3月17日我们（还有赵永康、霍子江）才在《山西日报》上创造了“运城的辉煌”。当时，《山西日报》每天只有四版，而那一天的《山西日报》，除了第三版上半部分为国内外新闻外，其余三个半版面都是安邑水泵社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调查报告、社论（报社写的）、先进事迹和照片（霍子江拍的）；接着，又于3月17日在“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的通栏标题下，又发了一个专版，除了省革委会生产组发出的“关于学习安邑水泵社的通知”外，全部都是由我采写（或代笔）的一组社队群众对安邑水泵社的评价（共6篇），从而在全省树立起了一杆支农旗帜。
1998年，我从运城市政协秘书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了，60年来的人生沧桑也把“老”字刻在了沟壑纵横的脸庞上，但我退而不休，“爬格”不止，特别是2003年被选为盐湖区老促会常务理事后，我以老区、老年为主题，先后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山西老区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近千篇文章，内容和文体也更加广泛，有新闻通讯，有调查报告，有散文游记，有史海钩沉，曾被誉为“老区的笔杆子”和“老不休闲耕砚田的主”。
期间，我还特别关注老年人的生活，比如，2009年10日26日，我陪盐湖区老龄委主任乔呈祥去车盘村检查工作，刚好是九九重阳节，也正好碰见车盘村“两委”为全村70多位老人办起了 “老年食堂”，规定凡是本村7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天只需交纳两元钱，就可以在“老年食堂”里享受一日三餐的生活待遇，不足部分，由村委会负责补足。食堂内还放有报刊杂志，设有电视、象棋、扑克、麻将等娱乐设施，供老年人饭后茶余根据爱好尽情享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苗头，根据《山西日报》“新闻要善于尽早从苗头中发现问题，及时撰写一些有倾向性、苗头性、对策性的信息，上报领导，发挥信息为领导决策指导工作的作用，做好领导的参谋”的要求，我立即写了一篇短信息《盐湖区车盘村“两委”为古稀老人办起“老年食堂”》，发到《山西日报》《运城日报》《黄河晨报》，结果，第二天，就是10月27日三报同时刊用。现在纵观“日间照料中心”在全省遍地开花的盛况，不能不说与这个“报道”无关。这就说明《山西日报》经常强调的“要善于抓住苗头性信息不放”的原则是对了。
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就是我和《山西日报》“时尚周刊”“生活周刊”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是2005年前后建立的，我拼命地向C1、C2、C3提供稿件，他们也尽量地帮助我，特别是C1版的编辑安奋伟，经常因为稿子给我打电话，不是叮咛某件事的真实程度，就是让我再补充一些材料，有时也让我补拍照片，要不就是因为某个字、某个机关的名称和我再三叮对，比如《巧手男是位剪纸迷》一稿中，她竟因为“武警总部”“武警部队”名称问题和我叮对过几次，还在网上查过几次，弄得我不得不也认真对待，我就马上让文章中的主人公李玉飞放下手中活马上来我家里一次；……不知道的人还当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至今我们还是“电话上的朋友”，连一次面也没有见过，就是站在我面前也形同陌路。别人说我“是一杆笔”，其实，我和报社的编辑们并不认识，都是在稿件来往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信任。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山西日报》带我走上了新闻路，我得谢谢《山西日报》的编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