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父亲在与病魔抗争了20多年后，带着对生活的无限眷恋离开了，享年81周岁。在他停止心跳的瞬间、在最后的告别仪式上、在一捧捧把他的骨灰洒入大海时候，我没有一滴眼泪，说不出一句话，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痛和怀念让我欲哭无泪，无以言表。

人们都说时间可以让人忘怀，可关于父亲的那些记忆却在我脑海里日渐清晰，所以我决定写出来，一方面或许可以使自己释怀，另一方面也想让后代了解自己的前辈。无论走到哪，每逢年节,可以没有仪式.但我们至少要在心里祭奠先人，心怀感激，即便他们很平凡甚至卑微。

年龄不同，父亲在我眼里是不同的。我已记不清自己儿时父亲的模样了，只记得他是我的保护神和玩伴儿。那时候我犯了错误，只要他在家我就不会挨打；我大便干燥,拉不出屎来，他会想各种办法，甚至用小木棍儿帮我扣；我经常坐在地上玩儿，难免感染寄生虫，晚上痒得睡不着，他半夜起来给我清洗，不嫌弃也不会训斥；我常常会起一身带水泡的红疙瘩，医生也说不明白原因，每次都是他耐心地用消过毒的针把水泡轻轻挑破，挤出毒水，再擦点药，两三天就好了，从没感染过。他休班的时候会带我和哥哥去郊区的小河边玩儿，用罐头瓶装几条小鱼回来，还会带我们去县城唯一的“景区”--革命烈士陵园看看。他在后院给我们种向日葵，给我和哥哥讲孙悟空的故事。那时没什么玩具，除了娃娃和万花筒，他时不时会给我变出一只气球，但都是白色的，而且只让我在家里拋着玩儿，我成年后才意识到那是什么东西。我一直在部队的幼儿园接受学龄前教育，老师、阿姨对我格外照顾，可我记事起父亲就已不再是军人，我只知道他在火车站上班，而且倒三班。残存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就是冬天的时候，父亲下白班得晚上8点多到家，我一定要坚持到他回来才肯睡觉，因为他常常会从站前“投机倒把”的小贩那儿给我买一毛钱炒花生，那花生真香，隔着厚厚的棉布衣兜都闻得着。这些记忆的碎片是我童年的缩影，现在想来那么温馨。

少年时期，父亲在我眼里又多了一个角色--学习的好帮手，只是后来我不再信服他了。我要上小学前的几个月，我们全家由县城搬到了一个海滨小城，暂住在铁路货场附近一个地道的大杂院中，全家挤在一间石棉瓦顶的厢房里，父亲是火车站货场的货运员，妈妈是邻近的小站的售票员，都倒三班。我在就近的职工子弟学校入了学。我记不起来自己怎么当上的班长了，那是我学生时代最风光的三年，现在想来都是父亲的功劳。学校一会儿要求各班交 “斗私批修”的儿歌，一会儿又举办毛主席诗词朗诵比赛,老师把任务布置给我们，7-8岁的孩子自己怎么行？都是父亲帮我，我成了班里最讨老师喜欢是的孩子。早读要读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每天都是我领读，因为父亲事先都教我读过了。我加入红小兵的申请书也是父亲写完我抄的。随着年级的升高，虽然遇到困难我还是第一个找他，但对他的帮助渐渐不满意了。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闪闪红星》首映时，学校组织大游行，要求学生们准备道具——五角星或火炬，我要他给我弄，他费了好大劲儿用三合板给我做了个火炬，用水彩上了色，可拿到班里和别人的一比，我觉得实在太逊了。功课越来越深，父亲不再过多地过问我的具体课业，只是督促我努力学习。我也不知道那时他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总之他经常不开心，甚至因为我练小提琴偷懒的事打了我，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在我脑门上敲了两个“栗枣”。父亲本来话就不多，这时期就更少，可他对我们的关爱并没减少，他总是尽量给我和哥哥弄点肉和鸡蛋吃，那时这些都是凭票供应的。夏天，偶尔他会给我几分钱买冰棍吃。冬天，每当他和母亲都上夜班时，他会在9-10点钟左右偷偷回家看看我和哥哥，怕我俩煤气中毒，有时还会给我俩每人带个苹果或梨，说是货主给他的。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好几天不退，他下了夜班就带我去看病，医生怀疑是大脑炎，要去传染病院确诊。传染病院很远，没有交通工具，父亲只好背着我。我当时是有名的小胖妞，父亲身高只有1.66米，也就110斤，走到多一半路程时，他实在是背不动了，我才下来自己走。怎么到的医院我也不知道了，总之我出了一身汗，当时体温就正常了。医生出于慎重，还是把我留下住院了。四年级时我转到了市里比较好的一个小学，我们家也终于搬出了大杂院，住进了楼房。但我每天上学要走40分钟，只要父亲有时间他都会骑自行车送我，北方海边城市风大，顶风时很累人，父亲从不说什么。冬天放学我走回家，脚丫子出汗，鞋垫都湿透了，他会记着帮我掏出来放到炉子边上烤，第二天早上放回鞋里。

中学时代的我对父亲开始疏远，在我眼里他太窝囊。可就是在我人生中最好高骛远、自以为是、心里最不尊重他的时期，被我日渐瞧不起的父亲毫不计较地教会了我游泳，骑自行车，默默地为我准备一日三餐，为我青春期发育迟缓问题忧心忡忡。文革结束后，陆续落实政策，父亲由工人变成了干部，但他不会走关系，也只是从货运员变成了记工员。我没见他多高兴，他依旧穿着多年不变的铁路制服，依旧瘦弱，沉默寡言，不知不觉中开始驼背，除了上班、买菜、做饭，没什么爱好和交际活动。我和哥哥打扫卫生，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文革时期内部资料卖了废品——我们认为是废纸一堆，他也只是摇摇头，叹口气。我们大了，他说不过我们。记得后来他去收购站找回来了几本。那时妈妈经常和他吵架，大多因为钱，父亲兄弟姐妹多，奶奶在乡下老家，不时有人来信哭穷、借钱，父亲从来都是赶快寄过去，母亲就和他吵架，有一次母亲把存折都撕了。其实我知道父亲偷偷攒私房钱寄回老家，我曾经在毛主席语录中发现好多张2元和5元的纸币。所谓的争吵不过是母亲的歇斯底里和父亲的默不做声。一天天长大的我终于发现了父母婚姻的问题——母亲不爱父亲，她是不安分的，父亲一直在纠结中忍气吞声。我厌恶这样的氛围，只想快快长大，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和哥哥考入的是同一所重点中学，学习也都不错，但学校开家长会，父亲基本没参加过，都是母亲去。我高考报志愿他也不提啥建议，只是高兴地说学啥都行，我也不听他的，那是我叛逆的年龄，就想走得远远的。

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一路忙过来，身上的棱角被现实的生活几乎磨没了，我开始理解父亲，认同他。这一时期的父亲是忙碌的，也是快乐的，他在母亲的帮助下调换了个不错的工作，有点小实权，还分到了带暖气的大房子。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宗族观念这时开始表现出来了。在医院产房外听到嫂子生了个男孩，激动得眼睛都湿润了，从此每天下班后除了买菜做饭，还帮着带孙子，乐此不疲。他非常喜欢孙子，常常看着孩子眼睛都会笑。周末带着孙子出去玩，有时回来晚了，母亲还没弄饭，他也不生气，放下孩子就去厨房。侄子没上过幼儿园,一直由我父母带着。我感觉自己彻底被忽视了。当时国家鼓励“多种经营”，父亲主动去了单位的“三产”。凭着南方人特有的精明，他手头貌似很富裕，寄钱回老家给爷爷奶奶立了碑，回老家时明里暗里地给姑姑、伯伯们钱，分给他的祖产他也给了侄子，更甚的是还寄了2万元回老家做全村人祭祖的基金。当然，有些事母亲是不清楚的，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在自我满足地炫耀时说漏嘴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父亲在钱还没赚够的遗憾中退休了，两年后病魔找上了他。他患了的哮喘，但开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治疗不及时，形成了成肺气肿，加上小医院的生猛用药，又引起了心梗，他彻底倒下了。他这一病，家里的就乱了套，雇了保姆也还是乱七八糟。父亲不犯病时还能做饭，犯病住院就喊我回家忙活几天。从那时起，父亲一年得住两三回医院，每次时间倒也不长，只是他的脾气变坏了许多，特别是哥哥一家定居北京以后。有时他一天也不说话，说话就噎人，母亲常跟我抱怨，我也常常被叫回去当调节员。其实每个周末我带孩子回去时父亲还是很开心的，身体状况不错时他会做几样菜，他炒一手好菜，做的红烧肉可谓一绝。父亲骨子里很传统，他想和哥哥生活在一起，特想天天看见孙子，可是我母亲和嫂子合不来，父亲曾无奈地跟我说过这件事。这一时期每次他和母亲生气后，我都会默默地陪他坐一会儿，他总是说，我没事，你回去吧，以后我会告诉你一些事。那意思是得等到他临死前才能说，可最后他带走了那些秘密，因为他生命最后的一年几乎失忆了。父亲退休后，每周买两次福利彩票，一次两张，从不换号，一直坚持到他失忆。病重出不了门或住院时，他就吩咐我或者母亲去买。我买回彩票，赶上他心情好时，他会给我讲他若中大奖后的分配方案，我的耳朵都磨出茧子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都有份，但没有我哥的份——因为他认为儿子有钱用不着，给孙子、外孙的一样，也是最多的，自己只留一点点。可惜他最多的一次只中了200元。

父亲太渴望健康了，他的病离不开激素，但他极度排斥激素，这源于他对其副作用错误且固执的认识。他一次次执着地偷偷撤掉激素，一次次犯病入院，不得不地靠更大量的激素和抗生素控制病情。我从他身上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有病乱投医”，他看报纸、听广播，买各种“特效药”，因为那些药千篇一律都打着“纯中药，不含激素，根治”的幌子。他不甘心接受正规医院专家给他的诊断结果。乱用药的结果就是病情恶化和各种综合病症的出现。他病重期间，几乎没什么人来看他，其实无论是亲戚还是同事，他帮过很多人，口碑真的很好，每当母亲抱怨这事儿时，他流露出的是对大家的理解和自我满足。他总说自己活的值了——15岁，初中都没毕业就跟着部队从湖南的山沟里走出来，一直做文职，没吃过啥苦，虽然文革中因家庭出身等问题不得不离开部队，但一直衣食无忧，还能帮助别人，有好儿子，好女儿，好孙子……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我才意识到他是爱母亲的，只是不善表达。母亲有个头疼脑热，他总是很不安，不停地叹气：“我就怕她有病……”他去世前对我说的最多的话是：“我感到真是对不起你们，我要没病多好，我没了，你妈可咋办？”

我非常庆幸自己在他病倒后一直尽力照顾他，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陪在他身边，虽然有时感到心力交瘁，但也赢得了现在心灵的安宁。

父亲，我很想你，你在别人眼里也许是平凡、甚至是卑微、不足挂齿的人，可在我心里你是善良宽容之神。我梦不到你，天堂的你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