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子叔走了（下）

自从女儿得了“尿毒症”后，大姑家的日子便陷入沉沦之中，几乎一夜返贫。

尿毒症是一种很折磨人的病，它不像绝症，没有立刻死亡的危险，却也无法根治，能否长寿，完全取决于你的经济实力，如果你有钱，可以选择换肾，肾源几十万，每年吃抗排斥的药物数万，然后，你基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也并非一劳永逸，数年之后，肾往往会罢工，需要重新更换，毕竟不是原装的，没有义务跟随你一辈子，又得花一大笔钱，这样的方案，大姑家连想都不敢想。

其次是透析，每周两到三次，只要你坚持下去，也能存活非常久，像著名作家史铁生，得的是同样的病，他曾经透析了近三十年，最后死在了心肌梗塞上。

但这样的花费对大姑家来说，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每次三五百，加上吃药，来回的车马费，一个月下来也是不小的数字，可如果几天不透析，女儿的血液里就会淤积毒素，随时会过去，孩子是娘的心头肉，舍此无他，只能举全家“洪荒之力”，来勉强应对。

大姑家的收入简单明晰。

最大的收入来自于土地，家里四口人，六七亩地，地以前自己种，劳神费力一年，勉强糊口，后来被政府“集约化经营”，据说是承包给某个有实力的公司，改种樱桃，一亩地一年给一千，算下来，一年有个六七千元的收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其次，大姑和女儿都被评了残疾，每个月给二三百元补助，两人加起来，一年也也有个六七千元，再就是困难家庭补助，每个月三四百元，一年小五千。

六十岁以后，大姑和党子叔拿到了退休金，第一年每月只有六十元，以后逐年增加，现在估计也有两三百元了，总之，大姑一家享受到了政府所有能给的红利，年收入在二万元出头。

两万元放在城市里，或许就是孩子报几个辅导班的费用，但在农村里，几乎可以顶一个家庭全年的花销，就是有一点，千万别得病，而且别得大病。

幸好，那时有了新农合医保，女儿的这个病，可以按比列报销一部分，更幸运的是，在得病之前，女儿结了婚，对象是一个胖乎乎，很憨厚很老实的农村后生，不但能干，手还巧，会装修，这个手艺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能挣到钱的。

就这样，全家人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供大女儿一个人看病了。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女儿的病注定康复无望，还会越来越厉害，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无底洞，男方在坚持了几年后，最终选择了放弃，提出了离婚，担子又完全落到大姑和党子叔身上。

治，或者不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

幸运又一次降临。

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北京《新京报》刊发了一篇纪实报道，说是河北的几个尿毒症患者，苦于每次去医院透析的费用昂贵，承受不起，自己动手，攒了一个透析机，虽然简陋，有被感染的风险，却也能达到透析的目的，这篇报道出来后，卫生部门闻风而动，上门给取缔了，说是不合法，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媒体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第二年，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透析居然不花钱了。

女儿的命就这样神奇的给续上了。

但透析不花钱只是解决了财务危机，更多的痛苦是钱无法解决的，它来自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透析过程中，来自于日常琐碎熬人的照料护理中。

女儿一开始每周透析两次，后来增加到三次，透析的地方是在县城的医院，从家里到县医院有一二十公里，因为类风湿，女儿关节变形，双腿萎缩，已经无法行走，坐上了轮椅；大姑一条腿也是残疾，勉强能自理，家里唯有党子叔一个好人，他便责无旁贷的承担起陪护女儿去县医院透析的义务。

最早是骑着农用三轮去，上午八点走，下午五六点回，中间要在外面呆八九个小时，中午饭简单的凑合一顿，晚上回到家里，才能轻松的吃点饭，喝点小酒，第二天歇一天，第三天重复这个过程。

他们就像在县城里上班的工人，朝九晚五，早出晚归，干八小时，歇二十四，只是没人给发工资，还有个区别是，工人还有个假期，他们却全年无休，何止是全年，是看不到尽头的一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行绵绵无绝期”，也可能正是在这种漫长，单调，无望的重复中，党子叔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一年四季，路上的心情大概也是不同的。

春天的时候，心情大致是畅快的，愉悦的，万物复苏，草长莺飞，天气煦暖，小麦青青，行驶在绿色的原野上，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春风，人会振奋，有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

秋天的时候，心情也大致是畅快的，天高地远，阳光明媚，秋风浩荡，旷野无边，行驶在收获过后的大地上，闻着土地深翻后喧腾腾的芳香，人会感到平静和满足。

但夏天就不行了，日上三竿，太阳高挂，天如蒸笼，地如烤箱，空气焦热，汗如雨下，这时便惶惶如丧家之犬，恨不得赶紧到地方。

最遭罪的是冬天，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别人都在家里猫冬，他们却只能无奈的出行，去的时候还好，返回的时候一般就天黑了，县城里灯火阑珊，县城外星星点点，在冰封雪冻的大地上，在无边的寂寞和黑暗里，怀揣着对家温暖的渴望，萧索的孤独前行。

就这样寒来暑往，日出月落，一年一年的煎熬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心情在不断的重复中麻木，精神在无望的折磨下懈怠，终于在一次回家的途中，出事了，三轮车被一辆汽车撞了一下，车子飞了出去，女儿倒是没事，党子叔头部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此后，人就开始有些迷糊，有些恍惚，像一下老了十岁，行动也迟缓起来。

再后来，村里通了到县城的公交车，不用骑车了，这才告别了风吹日晒，雨打霜浸的生活，但照样需要人陪护，还是党子叔，也只能是党子叔，早去晚归，朝九晚五，上八小时，歇二十四。

而一旦回到家里，剩下的就是大姑的活了，两人像交接班一样，轮番照料女儿一人。

由于女儿基本不能自理，大姑的活似乎更忙乱，更琐碎一些，一日三餐，洗洗涮涮，还要伺候她洗漱，上厕所，给她按摩，长期的注射以及不能活动，女儿整个身体肌肉都僵硬了，大姑成了她的拐棍和贴身丫鬟，随时待命。

我有时和父母吃饭闲聊天，聊到大姑一家时常常感叹，这一家三口是一个脆弱而稳定的组合，谁也离不了谁，没有党子叔，便没人陪女儿去透析，没有大姑，便无法给女儿随时支使，而一旦没了女儿，他们俩也就失去了精神支柱。

如今，一根支柱坍塌了，稳定的三点一面变成为两点一线，大姑和女儿此后可怎么办哪？

电话里和爸约好，吃了午饭去大姑家吊唁。

大姑家距离济南三五十公里，开车一个多小时，以前都是走老济青路，到龙山镇后折而往北，再前行数公里便到，这是距离最短的路线。

最近几天，济南连下了两场大雪，气温也罕见的到了零下十七八度，我担心省道上雪还没融化，便走高速，等于绕了一个三角，好在高速确实快捷，五十多分钟就到了。

大姑家的村子小而美，是章丘“十大美丽乡村”之一，路口请人专门设计了村标，立面是一面墙，上下为青砖，中间为白幕，书写着红色的村名，与立面垂直，焊接了两个黑色金属框架，装饰以金色的麦穗，主街很宽，路两边的房子、院墙、门楼都很高大，统一做了粉刷，白墙黑瓦，朱漆大门，村中心还有个戏台，两边有看台，一律青砖砌就，白线勾缝，看上去很雅致，不知道是真有来唱戏的还是开村民大会或者放电影用，大姑家不在主街上，位于村子西北角一隅，从大姑家门口再往西几十米便到了村外。

大姑家这所房子，也是我们帮衬着盖起来的。

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去大姑家，吃着饭闲聊天，我对大姑说，你这房子太破了，再不翻新，别哪天塌了，大姑笑着说，早就想翻新，哪有钱啊，我说，我给你出钢筋和水泥吧，那时我和济钢，济南水泥厂有业务，这两家国企有些老赖，不给现钱，用钢筋，水泥顶账，算下来最少要贴掉10%。

党子叔一听立刻动心了，自己在一边默算了一下，对我说盖这三间屋大概要花三四万，有了钢筋，水泥，其他就好办了，旧屋的檩子椽子勉强能用，再就是砖，瓦，石，石灰的支出，工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自己就是泥瓦匠，农村里盖房都是互相帮忙，最多管顿饭，于是，又去找我父母化缘，赞助了他很大一部分，就这样，我不经意的一句话，让党子叔几乎没怎么花钱，泥巴屋就换成了砖瓦房。

房子盖好后不久，我和弟弟去做客，党子叔高兴坏了，立刻去厨房里，给我们俩炸了一大盘鸡蛋，鸡蛋焦黄焦黄，浇上点酱油，香油，还挺美味，这大概是党子叔当时家里仓促之下，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美食。

和分家前的院子比，新家明显小一号，房子也只有三间北屋和一间东屋，但党子叔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院子里种了许多花花草草，有的开花，有的不开花，一律蓬蓬勃勃，充满生气。而房子都是吊了顶的，墙面刷了乳胶漆，地面铺了瓷砖，东边的那间做了客厅，里面摆着一组拐角沙发，旁边蜂窝煤炉子常年烧着开水，靠墙甚至还立着一个过时的旧冰箱。

大姑人缘好，招人，左邻右舍经常来聊天，家里人不断，党子叔礼数多，来了人就冲茶，茶也不是什么好茶，几块钱一两的花茶而已，但坐在那里喝茶，聊天，仪式感就有了，气氛也出来了，于是，简陋的房间里常常充满笑声。

家里甚至还养了两条狗，一大一小，大狗很凶，被栓着，见有人进来，会使劲挣扎，向前扑，一幅要拼命的架势，被党子叔一吆喝，立刻萎了，小狗本来跟着大狗起势的，刚汪汪了两声，见主人脸色不对，立刻摇动尾巴，很谄媚的过来咬我的裤腿。记得还有一只猫，不咋搭理我们，懒洋洋的卧在一边，总之，一幅人畜两旺，热气腾腾的生活气象。

现在想来，那是党子叔一生中心情最畅快的时候。

一晃一二十年过去了。

来到大姑家的门口，颇有些冷清，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摆放花圈，太安静了，不像是家里有白事的。

记得几年前，姥娘去世时，我也回的老家，姥娘家在一道胡同里，胡同挺深，离胡同口还有很远，就见有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走到门口，更是被几十号人的目光追随，还有人负责记账，花圈也摆了很多。

从这里也看出大姑家的式微，一个家庭有没有男孩，在城市或许无所谓，但在农村有着天地之别，大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生养一个男孩，因为没有男孩，在很多事上，你无法给别人家帮忙，别人也没了帮你的义务。

灵堂设在客厅里，大姑和小女儿两人守在那里，一口窄窄的棺材入殓了党子叔，穿着寿衣，脸上蒙着黄表纸，看上去，人比平时小了一圈。

大姑见了我和父亲，很是激动，她知道我肯定过来，但没想到八十多岁的父亲也跟着来了，这些年来，娘家人一直是她内心的精神支柱，而在物质上，我们也确实给了她很多很多的帮助。

大姑脸上的褶子越发多了，一道一道的，随着说话，上下扯动，快重叠起来了，嘴唇因为没了牙的缘故，向里凹陷，已经完全是个老太太了。

今年五月份，我和父亲，弟弟曾经回去过一次，召集大姑，党子叔和叔叔，婶婶等一块吃了一顿饭，那时的大姑已经赫然坐上了轮椅，那一条残腿历经多年折磨，终于再也无法坚持，彻底罢工了。但坐上了电动轮椅的大姑，生活空间似乎比往日还更宽广一些，据她说，都能骑着去赶集买菜了。

那天，吃完饭，临走的时候，我见她熟练的操作轮椅，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很是灵活自如，确实比她往日拖着一条残腿强多了。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党子叔小脑萎缩已经两三年了，整天窝在自己屋里，陪伴大女儿去透析的任务，只能交给小女儿，而小女儿也有自己的家庭，两个公公婆婆需要伺候，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料，没办法，只能带过来，放到大姑这里，大姑既要照顾痴呆的党子叔，又要看护两个活泼好动，到处乱跑的小孩，还要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到晚基本不得闲。

我问大姑，党子叔怎么走的，五月份见面的时候，看上去还行，自从痴呆后，他一下子能吃饭了，人也比以前胖了，脸色也好了很多。

大姑说，一开始是感冒，在县医院住了几天后，人就开始迷糊乃至昏迷，最后不治，说话的时候，大姑神情悲戚，眼神透着无奈，无助。

我挺理解大姑，她和党子叔是自由恋爱的，属于一见钟情，一定终身的那种，感情自不待言，即便女儿患病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无奈的煎熬后，他们之间也很少抱怨，很少拌嘴，两个人互相扶持，共同面对命运的不公，尽最大努力，让女儿的生命能多维持一天就多维持一天，几十年下来，大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党子叔的存在，如今，那个可以挡风遮雨的人突然走了，原本是两个人挑的担子，现在突然成了她一个人了，她能不伤心，悲痛，失落吗？

我对大姑说，伤心归伤心，日子还是要过，女儿还指望你哪，不能累坏了身体，想想大姑也是七十五岁的人了，每天还要像年轻人一样，当牛做马，忙得陀螺一般，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有的孩子生来是向父母报恩的，有些孩子生来则是向父母讨债的，大姑命不好。

大女儿卧床在另一个房间，我过去看了她一下，人已经瘦成了骷髅，胳膊腿细的只剩下了骨头，仅靠一层薄薄的皮包裹着，因为常年透析，皮肤已经发乌，手如鸡爪一般，让人不忍直视。

她斜倚在床上，头耷拉着，垂在胸前，边啜泣边喃喃自语，爹是被我拖累走的，爹是我她拖累走的。

我一时无语，只是拍了拍她的手，我能说什么哪？事实不也正就如此吗？

脑海中会浮现出她小时候的样子，那时的她聪明伶俐，腿脚麻利，我还记得，七八岁时，她第一次来济南，我去学校门口接她，她一蹦一跳的走在前面，拉下大姑和党子叔几十米，看到我后，她高兴的向我跑来，那种欢欣雀跃，那种朝气蓬勃，隔着几十年都会被感染，谁能想到，以后的命运会是这样悲催，她的青春还没绽放便已凋零，她几乎在轮椅上，蹉跎了一生。

春天的时候，曾经和她长谈过一次，说起这些年对家里的拖累，亏欠，她很是内疚，但一时又不想死，只能这么耗着，我问她，怕死吧？她说不怕，就是别太痛苦了，最好一下能过去，她说她们一块透析的病友，有的透着透着就不来了，都知道，人已经走了，她也早看开了，她们病友见面，谁也不谈生死的事，都是谈好吃的，好喝的，都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现在的情况是，党子叔走了，而她的生命还要维持下去，还得隔天去透析一次，陪伴她去县医院，又成了大问题，总不能老拖累她妹妹吧，毕竟，人家也有一个家庭要照顾。

想起这些来，我都替大姑头疼，海晏河清，歌舞升平，国泰民安，普天同庆，盛世里也会有不幸的家庭，没有一片落叶是相同的。

临走时，给党子叔上了三炷香，鞠了三个躬，愿他老人家安息吧，天堂里不会再有这些烦恼了，佛教说人有来世，愿他来世能托生在一个好的人家，重新过一种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