懵懂的中学岁月
懵懂的中学岁月
程正渝
目录
在新疆省一中读书（1）
在新疆省一中读书（2）
兄弟姊妹团聚的日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考入乌鲁木齐高级中学
青春来临
文学梦
校园剪影
争取入团
反右风暴
父亲被打成右派
修建青年渠
准备高考
青春的梦魇
灭顶之灾
尾声
1、在新疆省一中读书（1）
1952年9月，我考入新疆省一中，在初五五级丁班学习。
新疆省一中创办于1891年，原名博达书院，是新疆当时的最高学府。在新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它都以崭新的面貌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一直是新疆教育的执牛耳者，有着光荣的历史。
省一中位于迪化城北门的高坡上，进校门要爬很陡的台阶。解放路把学校分成东、西两院。东院是教室，办公室和操场，西院是大礼堂（1）、体育室和教职工家属院。
省一中的东院有一个大操场，操场的北面是学生伙房和食堂。操场西面是几栋教室和办公室。操场的南面是一排办公室。办公室西面是一栋很大的平房：中间是南北向走道，两边是各六大间教室。办公室南面是两栋很大的学生宿舍：共有几十间，每间宿舍里有两排用木板子搭起来的通铺，一个铺睡8个人。那时全疆各地上中学的学生几乎都得到迪化市来，住校的学生几乎都是外县的。学生宿舍南面是图书馆。
进了省一中，我的学习成绩平平，成天懵懵懂懂的。只有语文课受到薛方格老师的表扬，作文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薛方格老师那时已五十来岁了，戴着眼镜，头发花白，身材矮小。她的老伴樊自觉老师，瘦高个儿也戴着眼镜，是历史课老师，他们是从陕北老解放区来的。不久，薛方格老师就调任图书馆馆长了。
我在省一中上学了，可是到了星期天，妈妈还是叫我到马市去摆地摊。这摆地摊本是一个多月前华东革大支边团的学员和家属，因为几个月没发工资生活窘迫而发起的，无非是变卖衣物，换几个零用钱。热闹的时候，华东革大支边团的学员和家属把变卖的衣物摆在地摊上，一家挨着一家，东西两行，从南到北，摆满了一条街。大家用上海话交谈，你喊我答，非常热闹！而今，华东革大支边团的学员都已分配了工作，来马市摆地摊的日渐减少，我常常一个人守着地摊，心里很不是滋味。往往是守了一天摊什么也没卖出去，回来还得挨母亲一顿臭骂。
后来母亲参加工作了，天气也冷了，我才没再在星期天去马市摆摊。
新疆的冬天真冷，不过还不至于像来疆途中华东革大的学员们所戏说的那样：一不小心就会冻掉鼻子或耳朵；外出小解还得提根棍子，准备打断尿冻成的冰棍！
每天清晨天还没有亮，我匆匆吃了早餐，穿上母亲给我买的一件很长大的有竖道道的民族式的棉衣，和一双齐膝的毡筒，戴着有护耳的棉帽子和口罩，背着书包步行到学校去。从二道桥的商业厅到北门的省一中得走半个多钟头，好在一路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维吾尔乐曲《塔什瓦依》或是俄罗斯乐曲《秋夜》等，为我伴行。口罩上的哈气在眉眼、头发和皮帽上凝结成白色的雾淞，视线模糊了，毡筒也越来越沉重，我又像儿时在故乡天塘村上学时一样，一边走，一边不出声地自言自语编故事，在音乐的伴奏下，天渐渐亮起来，街上行人也多了起来……
因为交不起伙食费，我从家里用饭盒带饭，中午在教室的火炉上热着吃。
晚上回家天已经黑了，四处悄无人声。我一进得商业厅后的家属院，那只被商业厅食堂姜大师傅踢伤的小黑狗，先是叫几声，当听清是我的脚步声后，老远就从一大堆废包装箱里窜出来，直奔到我的脚下，哼哼着围着我摇尾巴，在雪地上打滚，我从口袋掏出从学校食堂门口捡的馍馍疙瘩喂它。……
我终于病倒了，咳嗽、发烧。母亲带我到北门医院看病，医生是儿科主任漂亮的杜大夫，她和霭地为我检查之后，在我的病历上写着“肺病患？”开了药，又向我母嘱托了一些注意事项。
此后母亲给我中午带的盒饭里加了一个油煎荷包蛋。不久，我的身体就康复了。
在春节期间，华东革大的学员们排练了京剧《空城计》和《打渔杀家》在商业厅大礼堂演出。我父亲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还在《空城计》中扮演诸葛亮、在《打渔杀家》中扮演肖恩，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他这位受到过京剧大师余叔岩的熏陶和指点的京剧票友，终于在这里一展身手！
1953年3月，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我在操场上听到高音喇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语调沉痛的讣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因病于……”
不久，全校师生整队前往人民广场参加追悼会，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片肃穆。在三分钟默哀时，全城气笛齐鸣，车辆行人都要停下来致哀！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流行的口号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也体现在学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管理，采用了苏联的教材、学制、经验和理论，采用5分制等，当时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看苏联小说等都习以为常。
我也在学校食堂搭伙了，每个月的伙食费是18元，在当时不算高，但由于我家弟兄姊妹多，父母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往往不能按时交伙食费。每到月底，食堂重新编席次时，我常常因父母没发工资而交不出伙食费，只得到总务处递交欠条，请求先编席次。像我这样先交欠条的学生是极个别的。当我拿着父亲写的欠条，忐忑不安地走进总务处时，吴继周老师总是和蔼地收下欠条。后来我才知道，吴继周老师是当时很少的几位党员老师，他真能体谅穷学生呵！当食堂门口公布席次名单时，我总是焦急地去看布告，当看到布告上有自己的名字时，我就如释重负；有时因吴老师不在，或别的原因，布告上没有我的名字时，我就惶惶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学校食堂的伙食是很不错的。主食以八一面的馍馍为主，米饭每周吃几顿，都不定量限制。菜蔬无非是洋芋、豆芽、白菜等。牛、羊肉也时常吃。有时还吃羊骨架子汤、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之类改善伙食。特别是抓饭吃完后，碗底还有一层油；美味的葡萄干和杏干做的甜抓饭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或许跟德高望重的食堂总管有关，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留着一副白山羊胡的老者，总是笑嘻嘻地在食堂忙活，大家都尊称他“张师”。
跟以后的高中、大学的伙食相比，伙食费是一样的，但省一中的伙食不只数量多，质量也好得多呢！
每逢星期天，走读生都在家吃饭，学校并不退伙食费，这已成了惯例；可母亲仍叫我到学校去吃饭，我只得跑那么远的路去学校，在班上又往往只是我一个走读生到学校来吃饭，住校的外县同学问我，我只得支吾其词……
1953年春，父母从商业厅调到新疆畜产进出口公司，父亲在秘书科当科员，母亲在业务科当科员。我们家也从商业厅大院搬到沿着龙泉街南巷朝南约几百米的畜产公司家属院院内。这畜产公司家属院院门口有一条弯曲的路跟龙泉街南巷成人字形，就是现在的二道桥步行街东可去二道桥路口的解放南路，西可去空旷的乌鲁木齐河滩。当然，现在那乌鲁木齐河及河滩已成交通繁忙的河滩公路和新华南路了。
我们家又搬到一间十多平米的平房里。房里的主要摆设就是两张用木板拼成的大床。一张是父母和四弟、五弟、小妹睡的，一张就是大哥、我和三弟睡的。中间有一堵火墙。父亲找来几块平整的木板和砖头，在墙角搭了一个简易书架，把他的那些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文学名著摆在上面。两块砖架一块木板，一层一层往上搭，那简易书架上的书籍竟然一直碰到房屋的顶蓬！这个简易书架给我们弟兄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住所如何简陋，生活如何艰难，人生离不开书籍。
我们家离乌鲁木齐河很近，沿着院门口的路朝西走百十来米就是河滩了。宽阔的河滩满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乌鲁木齐河的河水分成好几股在河滩里从南向北滚滚而去，河水清沏冰凉，绿莹莹的。我们一帮孩子经常到河边去玩耍。在我们院子西北方向几百米处的河边就是一座水磨房，兵团人在那里磨豆腐，每天早晨我去买豆浆，五分钱就罐一钢精壶呢！
1953年春夏之交，乌鲁木齐河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一时全城轰动，人声鼎沸，我忙跑到河边去观看，只见数百米宽的河滩波涛滚滚，河水从南向北奔腾咆哮而去！连接迪化市东西两部分的三座大桥全都被冲垮了。离我们最近的三桥，还剩下小半截木桥架上，竟有许多人欢呼雀跃观赏从未见过的乌鲁木齐河发洪水的壮观场景呢！
因为《新疆日报》社在西大桥的西面，三座大桥都冲垮后，接连许多天，爸爸和我们都没能看到报纸。
关于乌鲁木齐河有民谣说：
红山嘴子妖魔山
两个塔对得端
乌鲁木齐河水中间穿
绿树成荫赛江南
民间称，乌鲁木齐发洪水叫“乌龙摆尾”，红山嘴子和妖魔山上的两个塔是专门镇压河妖的。
到了冬天，宽阔空旷的乌鲁木齐河河滩，除了几股冒着水气依然奔腾的河水外，又成了一个天然的大滑冰场。一帮孩子拉着爬犁牵着狗，在这片宽广银色的河滩里尽情的玩耍！
我家买不起冰刀，我就照着《中学生》杂志上介绍的，用木板和铁丝自己制作冰刀，绑在鞋上，但没滑多久就坏了。
我还学电影里俄罗斯人的狗拉雪橇，把三只小狗拴在爬犁前，挥着鞭子一声吆喝，吓得三只小狗各朝一方挣扎，那里拉得走爬犁！
我和三弟正湘、四弟正潭，还有畜产公司大院的一大群孩子，大呼小叫地在冰上打扭（2），打髌殖（3），打尜尜（4），玩得不亦乐乎！
——呵，天真烂漫的少年时光而今安在？古老的、宽阔的乌鲁木齐河而今安在？
在这里我又要说几句的题外的话。当我每次来到乌鲁木齐，面对各色车辆川流不息的河滩公路，总不免有一些怅惘和困惑：现在新疆的库尔勒、阿克苏等城市，不都像上海、天津、伦敦、开罗等城市一样，依托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生存、发展、美化着吗？为什么乌鲁木齐河却消失了？难道和平渠能防洪，乌鲁木齐河就不能吗？这是不是如同北京城墙的消失，或三门峡水库的建造等同样是人为造成的呢？
初一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学校召开家长会议，地点设在西院大礼堂（1）。我父出席了这次家长会议，并在会上慷慨陈词。父亲因在北京读过几年中学，所以能讲一口普通话；因为他也当过中学教员，所以讲起话来声音高亢响亮；又因他这位交大学子怀才不遇，借了这个机会表现了一下自己，——结果他的发言引起了代理校务董高智老师的重视。个头稍高，额头很亮，讲一口陕西话的董老师，特地找我去问清了父亲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不久，这次家长会议及我父的的发言果然还在《新疆日报》报道了一下。
那时候新疆省一中很长时间没有“校长”，只有两位“代理校务”：董高智老师和董仲瑞老师，被称作“二董执政”。董仲瑞老师个子也高，脸长，说天津话。
1953年9月，新疆省一中被国家确定为“新疆唯一的重点中学”。黄珍之被派来当校长。据说，他曾在二军政治部工作过。黄珍之校长，三十多岁，一米六几的个头，肤黑，体壮，态度平和，经常在校园各处转悠视察，但不像”二董“那样经常向同学们讲话。以后他又当上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校长和市文教局局长，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那时省一中的初中部全是男生，因为迪化市还有一所一女中，同车从上海到新疆的金世琦她们都在那里上学；高中部则是男女合班的，全疆的高中学生都在这里上学。
高中部有一位叫马精武的瘦高个儿，在每次晚会上，跟一个稍胖的同学搭档，或表演相声，或表演双簧，幽默风趣，很有表演天赋，后来果然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并于1957年就在中苏合拍的电影《风从东方来》中饰演列宁的卫士。还有一位住校生叫牟洪，每天早晨都比别人起得早，大家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拉小提琴了，后来毕业果然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新疆省一中的确出了许多人才。
我们当时的许多老师，像数学老师马文君，体育老师刘文义、音乐老师韩肇宗等，就是新疆省一中高中历届的毕业生。
到了国庆节照例要举盛大的集会游行，全校同学集合前往人民广场，从清晨起，往往要用去一整天时间。
省一中游行队伍的前头就是由高中部同学组成的有手风琴伴奏的苏联民间舞舞蹈队，女生的头上载着花环，穿着花连衣裙，男生穿着花边衬衫和皮靴。舞蹈队以一些有俄罗斯血统的男女同学为主体，在苏联乐曲伴奏下，沿街表演很吸引群众的眼球。
1953年迪化市的国庆节，可能是受了丁玲的散文《十万火炬》的影响，在白天游行之后，晚上还举行了火把游行。同学们每人自制一个火把，用罐头盒钉在一个木把上，在罐盒里塞满棉花；学校准备了几大桶食用清油，给每个人的火把里灌满。游行的队伍很长，沿城绕了一大圈，场面壮观！我的火把虽然点燃了，可是清油却沿着钉子孔漏了下来，弄脏了手，也弄脏了衣裳，走在半路上就熄灭了。游行结束回家，沿路灯光昏暗，冷冷清清，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了，全家人都睡得正香呢！
那时候学校要求同学们学习苏联英雄，阅读描写苏联英雄的书籍：《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真正的人》和《普通一兵》等。但同时，在同学们中间却流行看武侠小说。街上小书店在橱窗上都摆着彩色绘图封面的武侠小说，像《七侠五义》、《精忠岳传》、《杨家将演义》、《薛仁贵征东》、《薛平贵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施公案》《狄公案》《包公案》等等；小人书摊上严绍唐画的千人一面的武侠小说连环图画也很受欢迎，我也沉迷于其中。
下午放学后，我和一些同学有时还到街上逛小书店和小人书摊，或到听书场听书。那时大西门外很热闹，有京剧院、秦剧院、电影院，到处张贴着各色各样的海报：《群英会》、《失空斩》、《狐猫换太子》、《杨乃武与小白菜》等等。说书场听说书的人很多。城隍庙里烧香求神，抽签算卦的人也不少！总之，那里是一处热闹非凡的民间文化娱乐中心，显然保留着久远的古朴风貌！
自从1954年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那里盖了几座电影院，戏剧院，城隍庙没有了，说书场没有了，古朴热闹的民间文娱场所消失了。
下面我简介几位初中时的同学，从中可也见我们当年初中生活的一些侧面。
任学谦，1939年生，新疆人。眉清目秀，身材高挑。规行矩步，学习优秀。初中同班同学至少有五六十个（那时留级、插班、退学的很多），升到高中又同班的竟只有他一个。
吴肇基，1941年生，苏州人，也是“华东革大”的子弟。他个子瘦小，目光炯炯，后脑勺长，数学成绩特好，骄傲，不合群。初一的时候，受别的同学挑拨和我打过架，不分胜负。结果我俩的操行被降等级，以后就再也没打过架了。
郭保清，回族，家在马市，讲话是咬字很重的回族口音。踺子踢得好，尤其是“钩搭”（5），可以踢上百个！全班第一。“卡拉”和“剪”则是讲河南话的牛建明第一。郭保清好下象棋，盘腿马走得很有特点，常常找我麈战，互有胜负。
赵传贤，长得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个子高挑，说话带俄罗斯腔调。他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家住南梁。我们曾一起到三通碑去玩耍，荒郊野岭，树木萧萧，不见人踪。他为找树杈桠作弹弓，我们瞎跑了半天。那时班上还有两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同学，刘相斌和鲁和义。他们的母亲从小就教他们学俄文，讲俄语。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他们大多回苏联了。
黄义吾，个头不大，年龄不小，肤黑牙白，体格健壮。有一次他有急事骑马来学校，到北门时，马受到惊吓，他猛一拉僵绳，马的前蹄腾空直立起来，像个骑兵将军似的，大家赞叹不已。后来大家到他家去玩，他家在明园深处。路过明园，他告诉大家，在绿树掩映中新盖的许多楼房，住着援华的苏联专家和他们的家眷。到了他家，只见绿树成荫，小桥流水，乌鲁木齐河从这里哗哗流过。他们家自己开了座水磨房，他早已开始帮家里干活了，那匹马就是套车用的呢！
可能各有各的原因的，像郭保清、赵传贤、黄义吾等全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没能继续升入高中学习，其中许多同学初中刚毕业就被电影放映员培训班招走了。这是后话。
注：
（1）“大礼堂”解放前叫利公祠，原是一座庙，能坐下500人。
（2）即打陀螺。
（3）髌殖：音bin shi。是新疆一种用羊腿关节骨做的儿童玩具。
（4）尜尜：音ga ga。新疆的一种儿童玩具。用木棍削成两头尖，中间大，直径约5厘米，长约20厘米；另外还要用一块三、四指宽，三四十厘米长的板子打它。
（5）右腿不跳起，左小腿弯向后钩着踢踺子。
2、在新疆省一中读书（2）
1954年3月，开学不久，温希永、王裕泰等同学出席了一次只有党、团员参加的会议，他们回到教室后表情严肃，并无多话。后来才知道，他们出席的是传达高饶反党集团问题的会议。
温希永就坐在我后面，皮肤黝黑，身材壮实，平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学习用功，写得一笔独特流利的钢笔字，但学习成绩平平。家是外县的，贫农出身。初三时当上了学生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初中毕业考取了新疆省一师。当时不知为何初中毕业选择读师范的同学很少。
王裕泰长得蚕眉凤眼，脸向上扬，颇像严绍唐笔下千人一面的武侠人物。平常有时也打打闹闹，但上课时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他也是全年级仅有的几名团员之一。他家就住在北门。他有个哥哥在高中部。他有一本精装兰皮的歌曲选，里面有许多苏联歌曲，像《我们举杯》《共青团员之歌》《小路》等，他常常哼唱，我们就也都会唱了。
那时我常到图书馆借书看，薛方格老师对我很热情，常常给我介绍一些新书、好书。这一回我借到了新书《青年近卫军》，看得入神，上课了还偷偷地把书放在桌子下看。我以为我坐在靠墙的位置，老师不会发现。刘泽民老师走到了我座位跟前，我也没有发觉，刘泽民老师只好伸过手，把我的书从课桌里拿了出来，翻过来看了看封面，并不作声，仍把书递还给我，又走回讲台，继续讲课。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在课堂上看课外书了！
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
到了中年，我也当了教师后，对刘泽民老师当年的作法体会更深，他是爱护我，启发我呵！
通过刘泽民教师这次无声的启发教育，我开始懂得要尊重老师的辛勤劳动，努力用功学习了，各科学习成绩也显著提高了。只有体育课成绩还较差，单杠、双杠的一些基本动作做起来都很吃力，于是我跟同桌，谨小慎微的李春发在下午放学后，到马路对面西院的体育室锻炼，坚持了一个多月，单、双杠的许多基本动作，如蹬足起，贴腹循环等都会做了。这件事也启发了我：再难的事，只要付出比常人多，总可以做好的。
1954年9月，新疆省一中高中部迁到南梁团结路，成立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校长就是黄珍之。
新疆省一中只剩下了初中部，直到1958年才又设高中。黄校长走后，调来高长久当校长。高校长个子也不高，也肤黑，也壮实，但说一口普通话。十二年后，“文革”开始，他遭批斗，跳和平渠自杀了。
我们初五五级丁班的班主任，一直是阮光耀教师。他是教生物课的。
阮光耀老师，中等个儿，总是面带微笑，一脸阳光，说一口北京话。他很讲究仪表，头发总是梳得溜光，皮鞋总是擦得锃亮，显得与众不同。
阮老师无论是讲植物课，还是讲动物课，每堂课最后总要讲一道某地的风味菜，嘴边翻着白沫，津津有味！——奇怪的是，这道菜总跟当天课文的内容有些联系。
每当全校举行节日文艺汇演，各班都要表演节目时，他常亲自出马，教我们唱歌：
我们的牧场养小羊呀
咿呀咿呀哟
咩这咩那这咩那咩满地咩……
或者是：
人人呀都说咱们两个好
阿弥呀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我去你家你不在
你家的老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可见阮老师是个多材多艺的人！
我读初一时，身材瘦小，却穿了件又长又大的民族式的黑棉袄，形象不佳。我找阮老师批假条时，他对我总带那么点嘲弄的神色；到初二、初三，我有事到西院家属院他的家里去找他，他对我的态度诚恳严肃，不再像过去那样带点嘲弄的口吻了。我也从此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了！
三十年后，我到乌鲁木齐出差，曾在公共汽车上见到在街上行走的阮光耀老师，他还是留着整整齐齐的分头，还是那样仪表堂堂，还是那样年青！
我在写本书的第二稿时，从1995年的乌市一中《校友名录》中看到阮光耀老师已在1987年病故了，去世前他仅是校办农场的工作人员，根据推算，他去世时才五十多岁呢！
历史课老师名叫安勇新，中等个儿，八字眉总是锁着。他讲课的特点是，每堂课总要借题发挥幽默一把。例如，青海军阀马步芳看了兰球赛，答记者说，怎么是十个人抢一个球呢？是不是缺钱，我给他们一人买一个！又如，某军阀附庸风雅，说，勤务兵，把窗子打开，让卫生进来。云云。不一而足。
地理课老师名叫汪海清，每堂课开始总要快速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上某国或某省的地图，然后再讲。他讲课认真负责，虽然舌头有点大，讲话比较慢，但一丝不苟，常常讲得满头大汗。
数学课老师名叫俞天祥，衣着朴素，相貌平平，讲起课来按步就班，平铺直叙，讲完公式，讲例题。同学们听起来兴味索然。
初三开学，我们班来了一位初五四级的留级生，名叫王煊炯，是才改的名，过去叫王铁瑞，外号铁头。他会拉手风琴，弹曼陀铃，常常登台表演；他打乒乓球在乌鲁木齐比赛得过亚军。但他却常常旷课或迟到，上课也常打瞌睡，却不被老师发觉。有一次，他坐得端端正正的，甚至眼睛还望着老师地睡着了，结果头猛地瞌到课桌上，鼻子被瞌出血来，他才清醒。——老师和同学们也才发现他已在课堂上睡去多时也。
我在题为《我所熟悉的一个人》的作文中，以王煊炯为模特作了描述。这篇作文受到刘泽民老师的表扬，还在课堂上当众朗读了一遍。虽然我在作文中给主人公另起了名字，但大家听了还是心知肚明的。而此后王煊炯对我仍一如平常，可见他是个襟怀宽广的人。
在读初三的时候，王裕泰当上了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比较多，就有人说，他跟一女中的学生会主席谈上恋爱了，他自然是矢口否认。后来上了高中，他恰恰跟原一女中的学生会主席亢冰雁都分在五八级甲班，大学毕业后果然结为伉俪！也算是一段佳话。
无独有偶。我们班的吕宝成，身材高挑匀称，相貌英俊，兰球打得特别好，假日常到人民广场打球，当上了校兰球队队长，常到校外去比赛。也有人说，吕宝成跟一女中女兰队长谈上恋爱了，他自然也是笑着摇头否认。后来上了高中，他跟一女中那位女兰队长解纪新又恰恰分在五八级戊班，高中毕业后又都进了西安体院，后来也终成眷属！
在新疆省一中初五五级丁班，跟我关系较好的一位同学名叫周纬华，他长得浓眉大眼，英气勃勃。为人规行矩步，头脑却特别聪明。学习成绩拔尖，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也喜欢到图书馆借书看。我们也常常下象棋，也是互有胜负。周纬华的父亲是军人，因为家离学校太远而住校。
读高中的时候，他分在乙班，我又是丁班，来往就少了。1958年高中毕业，周纬华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学习，临行前特地来找我说了一阵话，开导我不要背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要振作精神，争取美好的未来。
我至今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那时的确是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的。
上大学以后他还给我来过信，勉励我争取进步。
1998年暑假，乌鲁木齐高中58级同学聚会，我到乙班那里打听，乙班的同学说，没有联系到周纬华同学，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特地记述在这里，作为我同周纬华初中同窗三载友谊的见证。
1955年6月1日，学校通知，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学生在儿童节这一天都放假，到西公园去游园庆祝儿童节。我们班只有我和吴肇基两人未满15岁。
当我来到西公园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在鉴湖上划着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浆》时，心中油然腾起一种伤感失落之情：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戴过红领巾。
在上海盘石小学，由于是教会学校等原因我没能加入少儿队，到了新疆省一中，又几乎没有少儿（先）队的活动了。
以后每当听到这首清纯亮堂、娓娓动听的《让我们荡起双浆》时，我总会想起1955年6月1日在乌鲁木齐西公园渡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心中总会漾起一种莫名的惆怅。
让我们荡起双浆
小船儿推开波浪
…………
我们教室的墙上有一张宣传画是：“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画面上是两位身穿兰色工作服棉袄的女青年，她们红扑扑的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她们的面前是一架经纬仪，她们的身后是雄伟壮丽的高山，其中一位女青年用手指着前方……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蓬……
这幅画使我遐想无穷，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幢景。那时候已临近初三毕业，我想，将来当上一名勘探队员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该有多么自豪，该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呵！
初中毕业前夕，我们省一中的毕业班同一女中的毕业班举行了联欢。一女中的同学排着队叽叽喳喳地来到我们校院。我们省一中六个毕业班的同学，由戊班的浓眉大眼、举止洒脱的麻杰指挥合唱了一首《远航归来》：
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
远处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秀丽的海岸绵延万里
银色的浪花
也叫人感到亲切甜香
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
祖国，我们的亲娘
…………
大家都放开嗓门充满激情地高声歌唱，歌声在校院内久久回荡。
接着一女中的同学合唱了一首《护士之歌》，女生的歌声多么清脆，多么委婉动听哟！
就在这令人依恋的歌声中，我们结束了单纯、平静而又充满幻想的初中生活。
3、兄弟姊妹团聚的日子
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大姐也回家来了（她自从在省一师读书就很少回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7个人都团聚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我们弟兄姊妹都低着头吃饭，只听见筷子嘈嘈切切的声音，谁也没有作声，使这个短暂的时刻显得格外凝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大姐在省一师读三年级了；大哥在才成立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高一；三弟进省一中读初一；四弟在九小读三年级；五弟进九小读一年级。这样一大家子人，父母二人在新疆畜产公司当科员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一家人繁重的家务劳动主要落在母亲身上。母亲身体瘦弱，却生性好强，她白天要上班，有些家务活只得晚上干，常常洗衣裳洗到半夜。
母亲要求我们弟兄衣着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谁的衣服掉了扣子，或拉破口子，她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马上就动手缝补好。大些的孩子衣服穿不得了，她就动手改给小些的孩子穿。
家里除了两张板床、两张桌子、几张凳子和两只从上海带来的大樟木箱外，没有什么家具。一只废包装箱吊一块干净纱布被当作碗柜。但是，母亲总是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母亲这种雷励风行、干净利落的作风，给我们弟兄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父亲则爱书成癖，再穷也要花钱买书。
1954年春夏之间，我们又搬了一次家，朝西搬了几步远的地方，那是畜产公司才腾出来的两间小库房，两扇窗子都临街。大哥、我和三弟睡外间；父母、四弟、五弟和小妹睡里间。比原来住的那间屋子宽敞得多。里间还有一个空门框，正好，可用砖和板子一层一层叠上去作书架。书架上摆满了父亲的书，主要是《资本论》、《列宁文选》、《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反社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著作和《四部精华》、《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一些文学作品。父亲还买了几张徐悲鸿的奔马图和齐白石的花卉虫鱼图贴在墙上。后来母亲到北京治病，还特地给父亲带回来一套鲁迅杂文全集。
一天清早我背着书包准备出门去上学，父母和弟妹们在里间还没起床，忽然听到五弟从里屋问道：“龙龙，你今天还不还《水浒》？”我顺口答道：“你要看的话，我就不还了。”他应了一声。我走出家门好一阵子才想起来，五弟才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呵！
还是五弟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父亲下班从办公室带回来刚到的《中学生》杂志，上面刊登着数学家高斯小时候就能很快解答“1+2+3+……+97+98+99+100”这道计算题的短文，父亲就把这道题抄了下来，试问五弟会不会做？五弟想了一下，很快就列出了式子并得出答案：1+99、2+98、3+97、……、49+51、51、100，余50
共50个100，余50，得5050
令人惊奇的是，五弟的解答方法跟《中学生》杂志上少年高斯的解答方法并不相同！
一次大哥和五弟下象棋，我们几个在一旁观看，但都没有做声，眼看大哥不敌五弟，怕大哥耍赖，我们三弟兄都远离棋盘，做出不在意的样子。果然大哥眼看就要输了，忽然眼珠朝上一翻，四下把我们几个瞄了瞄，猛地双手一托，把棋盘掀翻了！五弟却依然坐着不动……那神态到仿佛五弟是老大，大哥是老小似的！
五弟在玩耍时也往往超然不群，大人们见到常说，这孩子长大后会与众不同！
四弟跟五弟的性格正好相反，成天嘻嘻哈哈好说好动，爱当娃娃头儿。他同院里的娃娃们打髌殖、打尜尜、打扭、打三角等，样样精通。但是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从小学习就不费力、成绩却特别优秀，总在班上名列前茅。他们都在河滩上的乌鲁木齐第九小学读书。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八十年代，父母都平反、改正、离休了，又回到了二道桥新疆外贸局，四弟和五弟的孩子又都在乌鲁木齐第九小学读过书！
三弟与四弟、五弟不同，他是在马市七小读的小学，他的学习成绩也较差。
有一回因父母忙，我代表他们到七小参加家长会，三弟的班主任特地告诉我，三弟的学习成绩不好，字总是写得歪歪扭扭的，还错别字连篇。说到这里，该班主任还拿出三弟的练习本给我看，“狠狠地打”写成了“狼狼地打”……
三弟在省一中读初一的时候，也因学习成绩不佳，班主任 马文君老师特地到我们家里来作了家访。
马文君老师是数学课的老师，只有二十来岁，回族，皮肤白净，五官俊秀，身材挺拔，言谈举止温文儒雅，我们的父母跟他进行了交谈。
马老师走后，父母夸奖马文君老师长得帅气，文质彬彬，真诚关心和爱护学生；说三弟运气好，遇到这样一位好班主任。
果然不久，三弟的学习成绩就逐渐有了起色。到了初三，三弟的学习成绩已达到班级的中上等；他的字也写得工整了，不再是歪歪扭扭、错别字连篇。到了高中，三弟竟突飞猛进，不仅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955年夏天的一天，大姐回家来兴奋地说：“学校让我准备考师范大学，可是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大姐自从1952年秋考入省一师，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
大姐这三天留在家里复习功课。父亲搬来一块门板给她在外间屋搭了一张床，就在我们床的对面，半夜我醒来时，只见大姐仍在灯下复习功课。大姐接连开了三天“夜车”，她那顽强的战斗意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大姐果然考取了陕西师大中文系。乌鲁木齐第一师范（1）这一次只有5人考入师范大学，大姐是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考入师大的女生！
从此，如同父亲所说，我们弟兄姊妹就难得团聚了！
大哥因为母亲从小娇惯，从不干家务活；脾气任性，暴躁；在学习上文科学得特好。
大哥在许多方面很有特点：他注重仪表，讲究衣着整洁；喜欢阅读书刊杂志，涉猎面广；他特别爱护书籍等。——这些对我们弟兄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高中时，在全校运动会上，大哥跑百米得第三名，成绩是12秒6。他还参加舞蹈队跳过苗族舞，乒乓球也打得不错。
在高中时，大哥还动手写过《鲁迅传》，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还是可嘉的。
因为大姐读师范是住校的，大哥又从不干家务活，弟妹们又小，我自然是母亲干家务活的主要帮手，像洗碗、扫地、买菜、买面、甚至做米饭、洗衣裳等都落在我的头上。母亲常常嫌我干得不好而打骂我，我真是出力不讨好，常常暗自落泪。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在我读初二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父亲跟我下象棋，我连赢三盘，这时弟兄们都已入睡，只有母亲在一旁观战，说：“老头子下不过儿子了！”明显地为我感到骄傲，父亲不服，继续又下，反连赢我三盘才罢休。父亲是区外贸局职工比赛的冠军呢！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弟兄们都爱下象棋。
然而，父母都热爱京剧，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都不感兴趣。有一回父亲请了京剧票友父子俩到我家来拉胡琴、吊嗓子。那年轻人长得牛高马大，在矿冶学校读书，二胡拉得不错，父亲有心请他教我学拉二胡，怎奈我并无兴趣，也没有学会。后来我们弟兄才明白京剧是国粹，埋怨父亲从小不教我们。父亲说，你们天生都不爱好，教也没用，他自己是从小就迷恋京剧的。父亲从小受过京剧大师余叔岩先生的熏陶，嗓音和唱腔甚好，八十多岁还得过乌鲁木齐票友比赛的三等奖呢！
1956年母亲带着小妹到北京去治病，大哥、我和三弟都在学校搭伙，四弟、五弟跟着父亲在外贸局吃食堂，只有星期天大家回来吃饭，我做米饭，父亲炒菜。由我分配大家一起干家务活，弟弟们都听我的指挥，只有大哥从不干家务活，大家都当他不在家也罢。有一回我分配五弟擦桌子，四弟扫地，三弟洗碗，大家当然都接受了，四弟提着扫巴笑嘻嘻地问我：“那么你干什么呢？”我正要去厕所，边往屋外走边说：“我去完成最重要的任务——上厕所！”惹得弟兄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不在家我少挨骂少挨打，家务活还可以分给弟弟们干，我当然格外心情舒畅啦！——只可惜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弟兄们无忧无虑欢聚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肃反”接着“反右”，我们家面临灭顶之灾！
注：
（1）以前称新疆省第一师范。
4、考入乌鲁木齐高级中学
1955年8月的一天，是报考高中录取发榜的日子，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一中校院看榜。榜就贴在一进校门的北边墙上，被录取的学生的姓名用毛笔竖写在红纸上，一行四人，自右至左排列。第一名王裕泰、第二名周纬华，都是我们初五五级丁班的同学。第四名亢冰雁，正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一女中的学生会主席。我不安地继续扫视，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二十几名，我顿时放下心来，暗暗高兴了好久。被录取的学生有二百五十多名呢！——于是，我的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位于南梁团结路，是1954年9月才成立的，陆续接收了一女中高中部和八一中学的部分师生。校长就是原省一中的校长黄珍之，教导主任就是一中的原“代理校务”董高智。
一进学校大门是一座屏风，上书有五个大字：“为祖国学习”，它既是学校的校训，又是学校办学的目的。
当时学校只有一幢二层的教学大楼。校院西边是一座“厂”形的学生宿舍楼，它的南面是学生食堂和锅炉房等。校院东边的一些旧平房是教职工的宿舍。校园南面是操场，两边有两座平房，是图书馆、实验室、医务室等。教学楼的北边是一个小花园。校院内原是坟堆和菜地，地面高低不平，当时每班每周安排一、两次建校劳动，平整校园和植树。
学校离我们家很近。我到学校报到那天，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人不多，地板已拖洗得干干净净，窗子桌子也已擦得明光闪亮了。穿着浅兰色制服、白衬衫衣领下戴着红领巾的吴玉珍，和小圆脸、细眉眼的葛曼卿一边擦着桌子，一边打打闹闹，大说大笑的。后来 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也是华东革大学员的子女，吴玉珍还是初中同学吴肇基的姐姐呢！
从上海同车来到新疆的金世琦，也恰恰跟我同班。她广额丰颐，皮肤白皙，文文静静的。她还是梳着两根辫子、穿着一身兰制服。她大大方方地跟我打招呼。
我们五八级丁班有四十多名同学，男女比例差不多；约1/3的同学是从外县考来的；女生的团员人数较多。
班主任叫童克常，是刚从内地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教物理课，讲课认真，善于运用教学仪器，进行启发式的教学，颇有新意。他对待同学们言语不多，但很友善。他说他是林彪家乡的人。他的两道粗眉果然有些像林彪，说起话来尖声拉长调也颇像林彪。
班长名叫张守廉，团员，是从博乐县考来的，中等个儿，身体健壮，浓眉细眼，直鼻方腮，肤黑齿白。不知什么原因，他这位外县来的农民子弟，一进高中就当上了班长。
学习委员李纨中，团员，一女中考来的。她的五官长得很像后来上映的《女兰五号》的女主角，只是尺寸小些。她身材娇小纤瘦，留着两根辫子。
生活委员赵连贵，团员，是从巴里坤县考来的，年龄大些，憨厚扑实，木讷少言。学校安排的平整校园、植树等劳动就是他组织的。
文体委员张东莱，团员，一女中考来的，中等个儿，会跳舞，会打兰球。
直到快要上课了，两位从五七级留级的同学才闪亮登场，先走进教室的一位叫许义轩，体魄健壮，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听说是篮球运动员。后走进教室的一位叫王嵘，身材瘦小，低着头走进教室，都说他曾在南门新华书店偷了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被工作人员抓住了，他对工作人员说，他是孤儿，身无分文，太喜欢这本书了，才犯了错误，以后保证不再犯了。得到书店工作人员的同情，于是他也因此小有名气。
我的同桌叫梁樱芳，只有十四岁，两根粗辫子垂到胸前，性格开朗，好学上进。
男女合校对于同学们来说都是比较新鲜的。在省一中读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像黑白电影似地演过去了，而高中生活像彩色电影似地拉开了序幕。
刚开学的时候，和以往一样，每到周末的傍晚，当街对面外贸局礼堂响起音乐、舞会开始以后，我总要到礼堂外面的大院徘徊，一面倾听那些美妙的乐曲：《灯光》、《红莓花开》、《多瑙河之波》……
刚开学的时候，心里还有一些淡淡的忧愁：上了高中以后难得和院子的小伙伴们玩耍了，难得到河滩里去滑冰拉爬犁了，难得玩打髌殖、打尜尜、打扭等游戏了……
直到后来完全融入到五八级丁班这个集体里，才猛然意识到：生活的脚步呵，不停地前进，美妙的事物总会层出不穷地展现在面前！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在当时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文科的王以恒老师、张鸿慈老师、陈声远老师等都是有很高水平的。
教数学的刘博特老师，早年就读北平燕京大学，讲课耐心细致，对学生循循善诱，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同学们无不为之感动。后来在1960年刘博特老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她是当之无愧的。
同样是教数学的吴景新老师，曾留学英国，知识渊博，能够把数学讲得像诗歌一样优美。使得一些对数学没有兴趣的同学也能产生兴趣来。吴景新老师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发福，头发已经花白，园园的大脑袋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对待同学们总是一脸慈祥的笑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说他也是华东革大的学员。
高一代数课的老师叫王可明，也是华东革大的成员。他总是穿一身兰制服，古铜色的长方脸上戴着眼镜，头发有些花白了，说话带有苏北腔，不太好懂。他讲起课来总是按部就班，平铺直叙，讲完公式讲例题，然后留作业。
几何课的老师叫赖正慧，是才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新疆的，她是四川人，矮个子，大眼睛，讲课时态度严厉，声音高亢。后来听说黄珍之校长的妻子自杀了；又过了些时日，赖老师就成了黄校长的续弦。此后，她对同学们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声音也低了八度。经常面带笑容，判若两人。
高一俄语课的老师叫李含芬，瘦高个儿，瘦长脸上戴一副大眼镜，脸总是刮得铁青，头发已经谢顶了。据说他在解放前曾在苏联塔什干中国领馆当过公使，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新疆省李主席（1），外号叫李草包。
李含芬老师讲课从来没有讲稿，在一堂课中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来纠正同学们在作业中的错误，用新疆方言大声训斥：“特还趴你妈腰？特趴你妈也是！丫趴你妈腰！”（2）往往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还浑然不知！剩下不多的时间，他把课文、语法匆匆一念而过，布置完作业就下课了。
可是一旦有苏联代表团来访乌鲁木齐，他就会被邀请当翻译，于是他就会西装革履出场，大出风头。
注：
（1）李溶（1870—1940），巴里坤人。1934—1940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2）指俄语动词понимать（“明白”）的变位。
5、青春来临
L的家离我家很近，当她得知我家就在街口时，早晨她去上学时，常敲敲我家的窗口叫我，我们的床正对着窗口，我往往还睡懒觉没有起床呢！有一次母亲看到窗外L漂亮的脸，异常惊喜，猛地发现我已经长大了似的，对我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了。后来在学校里我也跟着一些同学学吹笛子、学拉小提琴，L还特地把她的一把装在盒子里的小提琴交给我拉，我一直把它放在家里。
或许是年龄相仿的缘故吧，那时在班级里我跟年龄较小的张永泰、张均仁几个常常打打闹闹，调皮捣蛋，惹人讨嫌。
张永泰是从焉耆考来的，才十四岁，一张笑口常开的娃娃脸，身材均匀但略短小，精力充沛过人，成天小动作不断。
张均仁长得眉清目秀，当时个头也不高，也喜欢开玩笑，他就常把坐在前面的梁樱芳的辫子钉在桌子上，等她起身……
一次课间休息，我们三个正在打闹，张永泰偷着用腿绊了我一下，我向他挥过去一拳，正打在路过的王秀兰的胸脯上！王秀兰是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姑娘，她长得高鼻子、兰眼睛、白皮肤，亚麻色的发辫盘在头上，身材挺拔丰满。我这一拳打在她胸脯上，感到柔软而富有弹性。王秀兰娇嗔地睁大眼睛望着我，“哎——”了一声，那意思是怎么能打我这里。我连忙说：“对不起，我是打张永泰的。”幸亏她紧抿着嘴娇嗔地瞪了我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这样的小插曲不一而足。
身高体胖、大圆脸常带微笑的团支书李佩兰建议班上成立一个纪律检查小组，由老成文静的韩秀玲任组长，张均仁、张永泰和我是组员。我们三个人还满心高兴地履行职责，每天认真地登记违纪现象。后来才明白，这不过是“以夷以夷”的小花招而已。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也确实收敛了许多。
一个星期天，我从南门新华书店出来，拐弯到文化电影院门口，碰到同班的马德明和吴玉珍、X和L成双成对地并排走在马路中央，旁若无人地大说大笑着。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马德明还特地站下来，按捺不住得意的心情跟我说了几句话。
当时大街上车辆行人很多，高中开学也还没几个星期，他们谈恋爱怎么如此神速，又如此大方呢？我心里暗暗吃惊。
X长着一双金鱼眼睛，满脸青春痘，总是嘻皮笑脸的，话也说不清楚，学习马马虎虎，可谈起恋爱来竟捷足先登了。马德明则总是邋邋遢遢的，戴着一付高度近视眼镜，看东西还得拿到眼睛跟前，竟一下子就得到了来自上海的名门望族、容貌端正的吴玉珍的青睐！
1956年元旦，班级举办联欢会。首先是女声小合唱《护士之歌》。由皮肤黝黑、个头矮壮的钱世祯用小提琴演奏优美的《梦幻曲》作为伴奏；由皮肤白皙、高度近视的何淑芳朗颂配诗；由容貌端正、声音高亢清亮的张文华带领十来个女同学演唱。接着是男声小合唱，由钱世祯手风琴伴奏，张守廉、任学谦、林立宽等男同学演唱《我是个国防军战士》。下来是女声独唱，由李纨中演唱苏联歌曲《有谁知道她》：
晚霞中有位青年
他徘徊在我家门前
那青年目光一闪……
再下来是张守廉笛子伴奏，王嵘跳了一个维族舞。再接下来是钱世祯手风琴伴奏，张东莱和王秀兰跳了一个苏联舞。后来张守廉又来了个哈萨克族舞蹈，边唱边跳，出尽了风头！
此后不久，L就跟X疏远了。吴玉珍也跟马德明疏远了。
再往后，X退学了。马德明一蹶不振了，变得更邋遢了……
1956年3月，高一下学期，我调到中排跟何淑芳同桌，她的眼睛高度近视，只在上课时才戴眼镜。她特别单纯，你说什么她都相信。她是团员，还是团小组的组长，一女中毕业的，呼图壁县人。她也是1940年出生的，也喜欢文学，爱读苏联小说，常写些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阶梯诗。她还是学校钢琴小组的成员，常到钢琴室练习钢琴，弹奏一些苏联歌曲：《纺织姑娘》、《山楂树》等。
有一次学校包场，我们到南门文化电影院看苏联电影《钢铁是怎样的炼成的》。散场已经很晚了，同学们行走在解放路的大街上，大家意犹未尽议论纷纷，何淑芳和总是笑容可掬的韩秀玲相互搀扶着和我并肩而行，我们谈保尔，谈丽达，谈革命，谈理想……
高一下学期开始，为了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校规定，人人都要订学习计划，订限期达到的学习成绩指标等，由小组长督促检查，定期公布。虽然是搞强制、搞形式，但对于学习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后，我的各科成绩大多在“4”分以上了。我的语文课成绩依然较好，作文受到慢条斯理、举止平和的邢国璋老师的表扬。
我们丁班平日不显山露水的金世琦门门功课全是“5”分！无论是小测验、其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平常也没见她“埋头苦读”、“刻苦用功”，令人称奇！
但另一位也是从上海来的华东革大子弟刘元昭却是不幸的。
一次我上课迟到了，进了校门遇到也才到校的丙班的刘元昭，他因病到上海看病才回来。他说，他特地到上海广慈医院看病，医生说，他得的是脑垂体分泌系统的疾病，全世界有记载的只有二百多例，至今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他依然像以前那样微笑着，只是过去显得老成，现在显得无奈。他的个头一直没有长，仍像从前那样不到一米五的样子；原先比我略高，现在比我矮了半个头！他的脸有点像熟透的柿子那样发红，身体有些虚胖。
我心里对他充满同情和怜悯，我们是一同从上海来的同龄人呵！我安慰了他几句，劝他继续治疗，他苦笑着摇摇头……
果然没过多久，病魔就夺去了这位花季少年的生命。
呵！我们这些幸运儿，要珍惜上苍给予我们的生命呵，要珍惜标志生命的时光呵！
那时学校还承担社会上的扫盲工作，我们同学们被轮流派到附近农村教农民识字。
每次去农村扫盲都是我和L同行。我们傍晚从学校出发，扫盲的地点在大湾的某村，离我们学校有3、4公里路，就在村里简陋的、灯光昏暗的小学教室里上课。来学习的人数不少，朴实的农民们学习热情很高，我们讲课也很起劲。
讲完课归来，已是漆黑的夜晚，我们走在寂静的乡村小路上，有时天南海北地谈些什么；有时又默默地并肩而行，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天空有些闪亮的星星，远处有些闪烁的灯光。一位少年和一位姑娘的脚步声，使空旷墨黑的世界变得童话般的幽静和神秘……
——这样的场景重复了许多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为了在扫盲时便于掌握时间，L特地把自己的表给我戴。那时戴表的同学是很少的。L的手表是一块精致的园形的坤表。我戴在手腕上往往忘记还给她。有一次在下课前我偷偷地在课桌下看了一下表，谁知被严重近视、长着一双招风耳的化学课老师张大为看到了，于是他停下课来，用北京腔挖苦道：“有的同学没戴过表……上课还在看表！”
这件事我也一直记得：张大为老师跟前面提到的刘泽民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恰恰相反，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也截然不同！我以后当了老师，常常以此为鉴提醒自己，对待学生不能采取讽刺和挖苦的口吻！
后来L和一个男同学好上了。当她向我要回放在我家的小提琴时，我才淡淡地想起：她曾经在每天早晨敲我家的窗口叫我；曾主动把小提琴交给我；我们曾一起到农村扫盲，常在漆黑的夜晚并肩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她曾主动把手表给我戴……仅此而已。L年龄比我大，我从没多想过什么。
十二年以后，在文革风暴中的母校八一农学院，我跟L不期而遇，她的手腕上还戴着那块精致的园形的坤表，听说她跟那位同学已经离婚了。不知她是否还记得十二年前我们两人到大湾扫盲的那些幽静而神秘的夜晚？
6、文学梦
1956年高考，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第二届毕业生中有149人参加了高考，大部分都考入了清华、北大、西安交大等内地大学，录取率达94.7%，在整个西北地区名列前茅。
1956年9月，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分作文学课和语法课，文学课从诗经起全部是古文。这是我上学以来从没出现过的！使我有幸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品！使我有机会弥补古文知识的不足。
讲文学课的老师叫杨景峦，瘦高个子，满脸皱纹，双眉深锁，不甚修边幅，满脸络腮胡楂。杨老师讲起课来非常投入，眼睛略向上看，目光似乎射向遥远的时空，语调随着课文抑杨顿挫，自我陶醉得摇头晃脑。我们全神贯注地听讲，也渐入佳境，模糊了时空界限，步入到诗文描述的美妙意境之中：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
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世溷浊而莫吾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比寿
与日月兮齐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听杨景峦老师讲课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使人能感受到传世佳作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萌生了将来也要写作的念头。
只可惜文学课只开了三个学期，1958年受政治运动干扰突然宣布停止了。当年那三本珍贵的文学课本我一直带在身边，常常翻阅，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被抄家，连同我家那一樟木箱子书籍一起被抄走，通通失落了。
当年我的文学课的成绩一直是较好的，我至今还记得杨景峦老师在通报全班考试成绩时念到我的名字那会儿露出难得一见的欣喜的笑容。
杨景峦老师已经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了，他的妻子却年轻漂亮，白皙，苗条，是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女子，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了。
高二时教俄语的老师是王荫桐老师，他也是瘦高个儿，三十岁左右，总是穿一身黑呢子中山服，戴一副黑框眼镜，讲一口慢条斯理的北京话，俄语的发音也很标准。王荫桐老师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言谈举止文质彬彬，讲起课来也有条有理。
我的俄语成绩很好，是王荫桐老师的得意门生。联想到在上海读小学时，英语成绩也总是在班上拔尖，我心里颇为自得。那时据说高中毕业生俄语课成绩优秀的，可直接参加考试去苏联留学。因此我格外努力学习俄语，希望有朝一日留学苏联。可是到了1958年我们高中毕业时，情况完全改变了，再也没有人提这回事了。
读高二时，我的个子长高了，坐位从第一排调到了第二排，跟前面提到过的王秀兰同桌。王秀兰是从塔城考来的，团员。她于1938年出生在莫斯科，俄语名字叫丽达。她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人。
王秀兰同其他有俄罗斯血统的同学家庭情况是类似的：父亲是从中国东北到苏联务工的山东藉汉子；母亲是出身于俄罗斯地主、富农家庭的女儿，她们因为出身不好在苏联受到歧视，才跟朴实的中国小伙子结婚来到中国的。她们因为家庭的传统，文化程度都较高，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给子女传授了俄文，以及俄罗斯的文学、诗歌和音乐、舞蹈等。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时期，苏联政府又戏剧性地欢迎她们回国，她们大多连同丈夫子女都带回苏联了，留在中国的只是少数。
可能是我的俄语学得较好，又恰恰跟王秀兰同桌，在课后王秀兰教我朗颂普希金的诗，教我唱俄语歌曲，我们谈苏联小说，谈苏联电影。——渐渐地我觉得苏联电影、苏联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都有些像身边的这个丽达：亚麻色的长发辫，碧兰的眼睛，雪白的肌肤，矫健丰满的体态……
呵，广阔无垠的田野，无边无际的森林，奔腾不息的河流——在这如诗如画的俄罗斯大地上，多情的俄罗斯妇女唱着时而深沉时而欢快的俄罗斯民歌——多么令人神往，多么令人着迷！
一次晚自习中间休息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同学们都唧唧喳喳地挤在黑暗的楼道里。我和丽达并肩趴在走道栏杆旁。她轻声地教我唱才上映的苏联电影《锦绣前程》里的插曲《早安》。她的发梢轻拂着我的脸，她的体香侵润着我的心，她那甜蜜的俄罗斯女中音使我陶醉：
早晨好啊，亲爱的姑娘
我们马上要分手
我的心中一片深情
只好留在船尾后
…………
迷人的姑娘近在咫尺，我突然有点心旌摇曳。……
当我跟王秀兰过从甚密的时日，曾感到金世琦淡淡地哂笑过我。
金世琦是走读生，也不在学校搭伙，常常下午上完课就回家了；不像我们在学校搭伙，往往要上完晚自习才回家。
前面讲了，金世琦和我是同车从上海来的，年龄比我大，总是穿一身清爽的蓝制服，举止庄重，轻言细语。她常用上海话跟吴玉珍、葛曼卿谈天，有时也用轻而快的上海话跟我拉家常。
金世琦除了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外，似乎没有其它特长：既不是团员，也不爱好文体活动。也没见过她跟哪个男生比较亲近些。
倒是王嵘有一回在教室里厚着脸皮，眯缝着眼睛，一边踩着舞步，一边向金世琦唱着：
我只爱你一个人
骄傲的心被俘去了
我又哭，我又唱
我的心神恍惚……
使得金世琦大白脸变作大红脸，下不来台。
1956年，确实是五光十色得令人目不暇接的、难得的人性回归的岁月！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斜对面的“友好”电影院不停地放映着苏联电影，像《青年时代》、《收获》、《蜻蜓姑娘》等，印度电影《流浪者》、《两亩地》、日本电影《二十四只眼睛》、《没有太阳的街》、《伊豆的舞女》等各国电影也堂而皇之地上映着；尤其是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也一部接一部地上映着！
街道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拉兹之歌》、《丽达之歌》……
街头巷尾、影院门口张贴着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
到了周末，各单位都举行舞会。
——这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岁月呵！
后来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街上看到王秀兰、张美云（丙班的一位像洋娃娃似的总是微笑着的、卷发的俄罗斯姑娘，是跟王秀兰一同从塔城来的）和一位个儿挺高、面目清秀、头发卷曲的俄罗斯小伙子并肩走着，谈笑着。
我想，这个俄罗斯小伙子就是传说的王秀兰的对象了。
我突然清醒过来：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迷惘，我的痴情，我的失落——仅仅是我一厢情愿的对丽达的暗恋而已！
于是我学保尔不再搭理丽达了，——那时我十七岁。
到了晚年，我常常在电脑上欣赏《早安》《校园晚会》《伏尔加长流水》等俄语歌曲，泽金娜、库尔托诺娃们美妙、纯净的歌声，使我想起丽达，——早就没有当年的迷惘和失落了，只剩下对青春的美好回忆，以及对青春流逝的淡淡忧伤。
在教学楼二楼楼道中间摆着两个乒乓球桌，课外活动时同学们常在那里排着队打球。有一回周六下午打球的人少，我和任学谦打到天快黑才回家，他骑自行车驮着我，在团结路西头下坡时撞了迎面来的车，把对方的轮圈撞变形了，当场在路边修理摊矫正好，修理费3元，任学谦随即掏钱付给修理工了事。我当时很愧疚，因为是我引起的，可是我却没钱，——那时我几乎从来没有零用钱。
后来有一次任学谦对我说，同班的徐应前要退学了，他们是近邻，对此他颇有些伤感。——任学谦对我说心里话，也可见我俩从初中起的同窗好友之情。
赵铭善是高二上学期插班的。他的个头不高，一米六五左右，但显得老练沉稳。他长得浓眉大眼，鼻梁挺直，说话接近东北口音，虽然是插班生，学习成绩却很好，不久就当上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赵铭善的家离我家很近。有一回他病了，团支书李佩兰和我们几个傍晚去看他。赵铭善躺在床上，床头贴着一张他自己画的《青年近卫军》中的主人公之一奥列格的头像，桌上放着几本《安徒生童话集》的单行本。
赵铭善也热爱文学，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知音。
赵铭善对我说，他小时候因为跟父母失散了，作为孤儿参加了解放军，那时他比步枪高不了多少，军装也大得不合身。后来他被送到南京炮兵学校学习。后来他因为眼睛色盲，只得转学。而失散多年的父亲也找到了，就在新疆，——于是他就到新疆来了。他还对我说过，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时期的总统府当过文书……
赵铭善有时随手画一些小漫画，如小狗小兔笑眯眯地跟你握手或打招呼，而在表明他们在说话的方框里，却是用俄语拼写的一些骂人话，如混蛋斯克依，王八蛋斯克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赵铭善曾经学过绘画，还会画油画呢。我于是向他学习绘画，开始练习素描和写生，不久我就能把当模特儿的同学画得有几分像了，他惊叹道：“还没见像你领悟得这么快的！”
赵铭善待人友善，同学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他跟王嵘的关系也很好。
王嵘偏爱文科，但文科的基础知识学得并不扎实，成绩也只平平。他也没有静下心来刻苦攻读文学名著的习惯。数理化各科的学习成绩则很差，他常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为自己解嘲：
我中学时期的数学
没有得过一个“2分”
——全是“1分”！
那时阅读苏联小说的风气很盛。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收获》《被开垦的处女地》《茹尔宾一家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同学们都竟相传阅。高尔基的《母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也广为传阅，特别是他的自传三部曲，我后来还看了好几遍，给我的教益匪浅。那时候同学们中还传看着《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书，我一连看了十多本。我和同学们还从图书馆中借阅《家》《子夜》《骆驼祥子》等书。《啼笑因缘》也在同学们之间传阅。
7、校园剪影
1957年4月，像往年春天一样，学校组织同学们到燕儿窝春游。
燕儿窝在乌鲁木齐南郊，距城区约五、六公里处，这里有遮天蔽日的老榆树、白杨树和野果林，地下绿草茵茵。春天燕子群集在这里，还有“五更翅”、“百灵鸟”、“布谷鸟”、“兰脖”等出没，是闻名的“鸟语林”。水面约0.6平方公里的兰色盐池“红雁池”就在附近。
同学们排着队一个班跟着一个班地步行到燕儿窝。大家先到烈士陵园，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墓默哀行礼，然后才分头到各处游玩。
我那时已会拉手风琴了，跟张均仁、任学谦、林立宽、权生华等几个一起在一处草地上练习唱苏联歌曲《朋友》：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的唱
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 驾着鹤群的翅膀
飞向遥远的地方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我们并不惋惜
…………
张均仁是我现在的同桌，他已变得沉稳寡言，学习非常用功，还参加了学校人数极少的航模小组。
林立宽是从哈密来的，说一口兰州话。五官端正，身材魁梧。跟金世琦是同桌。他学习成绩很好。是我在班里唯一的棋友。
权生华也是从哈密来的，团员，为人朴实，是班里的劳动委员。他身材壮实，背有些微驼。权生华曾对我说，多亏她母亲的坚持，他才能到乌鲁木齐读高中，他是他们乡里唯一的高中生。他赞叹地说，这首苏联歌怎么这么好听！
是呵，这首深情款款优美动听的歌曲引起我们深深的共鸣！它同飞逝的美妙少年时光一起，永久地留在我们的心里！
忽然听到人们大呼小叫的，原来是戊班的十多个女同学在红雁池水边戏水，突然掉进深水坑里了，多亏男同学们奋力把她们都救了出来！
午餐是抓饭。学校总务科特地安排炊事员在这里埋锅、宰羊，做了一顿香喷喷的羊肉抓饭。生活委员赵连贵默默地配合校总务科张罗大家在燕儿窝野餐吃抓饭。他干工作总是寡言少语、任劳任怨。
饭后我跟赵铭善、王嵘在林间漫步谈文学，谈未来，谈理想。王嵘说，我自然想当一个作家啦。赵铭善说，我想先当老师，将来给孩子们写童话。我说，我想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再看能不能写点什么……
赵铭善还带了图板，选了景写生。童克常老师带了照相机给我们照了张相，也给大家照了合影。
高中毕业前夕的一天，赵铭善兴奋地对我悄悄说，学校保送他上大学，是北大新闻系还是北师大中文系好？我正不知如何回答，他接着说道，我还是上北师大中文系合适。——于是，他以后上了北师大中文系。
顺便说一下，我班另一个被保送上重点大学的是权生华，他被保送到西安交大机械系学习。
学校积极开展体育活动，除了平日的体育课、课间操和课外活动外，还推行普及“劳动卫国制”并组织全校运动会和各种体育比赛。
在全校运动会上，五七级的张守信打破了全疆百米短跑记录。
在兰球赛中大出风头的五九级的李哲斌和五八级的女生丁文郁的母亲都有俄罗斯血统。李哲斌个头近一米九，棕发、高鼻、兰眼，他不但兰球打得好，而且为人谦逊。球艺和个头都较他相去甚远的瘦削的官德印老师对他进行指点时，他总是态度谦恭地倾听。球迷们对他的口碑很好。后来李哲斌成了“八一队”的主力，在全国知名！卷发、大眼睛的丁文郁则在1965年的全国女兰锦标赛中，作为新疆女兰的队长带领全队夺得全国冠军！
五九级的薛新国和五八级戊班的王煊炯，也在乌鲁木齐市的乒乓球比赛中夺得名次。
体育教研组组长陆万滨老师，身材魁伟，头发卷曲，除了没留胡须外，相貌颇像葛利高里（1）。他待人厚道，一副侠义肝肠。他曾公开说：“王钟炎各门功课都是5分，体育课我也给他5分，谁有意见？”博得同学们的理解和好评。
这位王钟炎就是我的邻居和同龄人，一同从上海来新疆的。他在五七级，各门功课一直全都是满分，只因在同年级的同学中年龄偏小，身体稍差，体育成绩差些。
王钟炎当时已长成高挑个儿了，约一米七五左右，身体稍瘦。他长得浓眉大眼，气度不凡。临近高考了，他曾说，只要准许，我就报考北大物理系。不久，在1957年高考中，他果然以高分考入北大物理系！
同是从上海来的金世琦，各门功课也一直全都是满分，体育课也是5分，可能跟王钟炎的体育课5分是类似的。只是五八级的金世琦就没有五七级的王钟炎那么幸运了，后面还要说。
学校在课外也积极开展文娱活动。在课外活动时普及集体舞，举行歌咏比赛；还在节日时搞文艺汇演。
在文艺汇演中，五九级两名学过京剧的学生演出《三岔口》很受好评。当时的尉迟淑君校长认为，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当时已有初中部）中，必定有女生也会唱京戏。她要求找一找，果然找到两名女生（一名来自初中部）学过京剧，结果上演了《姑嫂英雄》大获成功。当时五八级甲班演出了苏联红军歌舞《瓦夏》和男声三重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五八级乙班演出了大合唱《光阴飞快地流逝》（印度电影《两亩地》插曲）和《卡林卡》（苏联民歌）；……压轴节目是五八级戊班演出的回族歌舞《花儿与少年》。
三位俄罗斯姑娘，五八级的董淑华、王秀兰和五九级的胜利演唱的俄语女声三重唱《三楂树》（由王煊炯手风琴伴奏），还在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在乌市人民剧场演出，受到广泛好评，成为一段佳话。
学校还组织了由同学们自己作词作曲并伴奏演出的《青年渠大合唱》，反响热烈。
我们丁班同学人才济济：唱歌的张文华、跳舞的张东来、拉提琴的钱世祯、弹钢琴的何淑芳、吹笛子的刘培勇、朗诵诗的王嵘、打篮球的许义轩、踢足球的孟繁龄、打乒乓的任学谦、下象棋的林立宽、会武术的闫守敦、投掷手榴弹特远的赵连贵、翻单双杠的刘九皋、做航模的张均仁、懂俄语的王秀兰、会维语的张守廉、当过兵的赵铭善、种过地的权生华，以及各科成绩都是满分的金世琦等等各种人才应有尽有。
。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年还按各教研组组织了课外活动小组，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和爱好。如《生物小组》《化学小组》《钢琴小组》《航模小组》等。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嵘当时发起创建“芦笛诗社”，吸收各年级爱好文学的同学参加，还特地邀请自治区文艺界的名流，如作家权宽浮、画家列阳等来校座谈指导，盛况空前！成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嵘慷慨陈词，说：自己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高中生，成为一名共青团员，都是党的关怀，学校的培养，想到这里，我的血液加速度奔腾着……。博得热烈的掌声。
学校每年都组织同学们参加乌鲁木齐市的植树活动。我们多次到西公园和红山植过树。
学校还组织同学们参加义务劳动，如下乡帮农民收获蔬菜、到大街上铲雪、打扫公共厕所等。——同学们都积极热情地参加劳动，认为这是争取进步的表现。
学校还组织同学们到陶瓷厂、八一面粉厂、十月汽车修配厂等工厂参观，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新疆医学院和八一农学院。
——这些集体活动给同学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注:
(1)《静静的顿河》里的男主人公。
8、争取入团
在赵铭善和王嵘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他们还向我推荐红皮小册子《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冯定写的，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如获至宝，把它奉为圭皋。那时张均仁、张永泰等都已入团了，像任学谦、林立宽、钱世祯等则早已入团。非团员在班上只占少数。金世琦对此的态度却是罕有的超然，令人不解。
那时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这两本书也深深地吸引我，保尔和牛虻的成长历程也使我深为感动。
当时同学们几乎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一段名言，并把它当作“座右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时一般青年虔诚地认为，按照共产党的教导就可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靠拢组织，跟着共产党走，就可以献身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这时我的学习成绩除了体育课还是3分外，其余都在4分以上了。
我在同赵铭善、权生华等的交往中，发现他们在待人处事方面，显得沉稳、大气，而我自己则显得浮躁、偏激。我想通过记日记，日省吾身，使自己成熟起来，同时也想为将来写作积累素材。——于是，我从1957年上半年开始记日记，一直记到文革初期被查抄。
1957年11月，一个星期六的傍晚，身高体胖、大园脸微笑着的李佩兰庄重地把一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志愿书》交给我填写。
我心情激动地接过《入团志愿书》，一边走回家一边想，按照惯例，只有当被培养的入团对象“条件成熟”了，团组织才会发给《入团志愿书》填写，这表明我也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我想起儿时唱的《少年儿童队队歌》
…………
我们要拥护青年团
准备着参加青年团
我们大家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少年时由于学校是教会学校等原因，我始终没能加入少儿队，没有戴过红领巾，那时多么羡慕戴红领巾孩子们呵！也因此心里总感到苦涩、惆怅和缺憾……现在自己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了，心情也就格外地激动！
回到家里，我趴在桌子上认真地填写《入团志愿书》。
母亲得知我是在填写《入团志愿书》，也走过来，神色凝重地在一旁看着我填写。她明白，二儿子能够入团是家里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入了团，将来才能入党，而党员、团员与众不同的社会地位是令人羡慕的！
我的《入团志愿书》交上去不久，团支部就召开了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团员们纷纷发言，对我平日的表现，无论是学习态度，学习成绩，遵守纪律，参加集体活动，还是向组织靠拢，以及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大家一致认为还是较好的。
但是，大会讨论在我的家庭问题上卡了壳。
尽管我在大会上讲了对家庭问题的认识：祖父虽然参加了湖南和平起义，解放后当上了湖南省人民代表，但他在旧社会当过官；父亲虽然解放前加入了民革并做过地下革命工作，但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我决心跟他们划清界限，跟着共产党走。……
会议没有进行表决就散会了。
后来，团总支的组织委员、戊班的一位高个儿漂亮女生尹德芳特地找我谈话，认为我在家庭问题上还要提高认识，鼓励我继续争取进步。
后来我在一篇作文里流露出，因为家庭问题影响了入团，从而对前途感到悲观的情绪。
王以恒老师在作文批语里，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跟家庭划清界线，继续向团组织靠拢，甩掉思想包袱，重新振作起来。
王以恒老师的批语给了我关怀，给了我力量，给我指明了方向，使我深受感动！
赵铭善（团支部组织委员）和王嵘（团支部宣教委员）这两位好友也鼓励我要继续努力，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
于是，我很快又振作起来，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团支部和班级组织的各项活动。
9、反右风暴
1957年9月1日，高三上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地到学校上学，走进教学楼，突然看到楼道里挂满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
“杨景峦封建残余的教学方法必须批判”
“挖去张鸿慈剥削阶级的思想根源”
“吴景新必须老实交待其出国留洋等历史问题”（1）
…………
我的心里立刻一阵收紧，忐忑不安起来，似乎乌云滚滚暴风雨骤然降临！我立刻联想到解放初在上海盘石小学张维屏校长被揪斗的尴尬模样；我立刻联想到三反五反时，在上海弄堂里看到被揪出来的“老虎”遭到拳打脚踢的惨状；我立刻联想到父亲元宇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时的无助的窘态……
这天是星期日 ，开了班会，打扫完教室和清洁区，我们就回家了。
翌日，正式上课，我们到校时，楼道里的大字报都不见了，原来都集中到一间专门腾出来的办公室里，不准学生看。我们还是推门看到了：不只是办公室四周墙壁贴满了大字报，在办公室当中用绳子挂了好几层大字报呢。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遭到批斗的老师们不能再上课了。他们在接受批斗后分别在指定的地点写检讨，交待问题。我们看到平日威望很高，具有学者风度的张鸿慈老师进进出出后面还有人跟着呢！
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从教职工会议室里传出来的开批斗会喊口号的暴风雨般的吼声。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被当作“右派”批斗的老师，大多是在鸣放会上“向党进攻”，或者是出身和历史“有问题”的人。
杨景峦老师被隔离审查，见不到人了。但我们仍常常看见他那年轻的俄罗斯族妻子，一副忧戚的面容，低着头推着自行车，自行车上驮着两个上学的小孩子……
我们的文学课改由王以恒老师讲授。王以恒老师是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她年仅18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当中学模范班级“卓娅班”的班主任出名；1956年在乌鲁木齐文化电影院参加了话剧《雷雨》的导演和演出而轰动一时！王以恒老师的丈夫、《新疆日报》的一名资深编辑，也是华东革大的学员，在反右风暴中被打成了右派！学生们崇敬的王以恒老师还是跟丈夫离婚了，文革以后才复婚。
就在批判老师的同时，各个班级也分别找一些同学作为重点，批判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班的批判重点是梁樱芳。在批判会上说她只知道学习，不注意思想改造；说她一心想考大连海运学院，就是只专不红；还有人提出她有亲戚在香港，她给亲戚通过信等等。
一天，引起全校轰动的事件发生了：平日慈眉善目，老迈龙钟的吴景新老师跳楼了！他是被批斗得实在受不了了，乘看守他的人不备从二楼跳下去的，侥幸伤得不重。
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教师呀！
反右派的风暴越来越猛烈。我们高三年级也被揪出来几个同学在大会上批斗。
我班的蒋凤仪也被揪了出来。他是从高三时解散的己班分到我班的（2）。平常他不大听班干部的话，也不大合群，——他给我的印象仅此而已。大家批斗起来却没完没了，他只得没完没了地作检查。
后来全校在友协电影院开大会批斗丙班的田兆丰同学。同学们在台下一阵阵地喊口号震耳目欲聋；他在台上作检查满头大汗脸色苍白……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斗会……
——这就是反右派运动！这就是阶级斗争！
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批斗的同学，因为还是中学生而没有被划为“右派”，只是定为“有右派言论”；同时不准他们参加高考，不给他们高考准考证。
对这些“有右派言论”的同学的批斗，当时对我心灵的震撼是很大的。我更加坚信：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像《共产主义人生观》里所说的，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才能在革命大道上阔步前进。
当时教室的墙上也贴满了大字报，我自然也写了不少；当时没完没了的批判会，我肯定也发了不少的言……否则怎么叫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呢！
我写的大字报也好，我的批判发言也好，总是采用当时通行的说法，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治病救人的名义，义正词严地批判某某同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的娇、骄二气，或只专不红错误等等，——实际上是对被批判者的人身攻击和伤害！——这个道理我是在八年后的文革中遭到狂轰滥炸的批斗后才明白的。
在反右期间，在同学们中也有少数像金世琦那样冷眼旁观的，她（他）几乎不在批判会上发言，也几乎不写大字报批判别人。
注：
（1）很久以后才知道，吴景新老师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参见吴迪：《我爷爷“余则成”50年潜伏生涯》。
（2）高三时解散的己班分到我班共10人。
10、父亲被打成右派
1957年9月，大哥正海因病从五七级留级，分在五八级甲班;三弟正湘则从乌鲁木齐一中考入了乌鲁木齐高中，分在六O级丙班；这样，我们三弟兄都在乌鲁木齐高级中读书。因为家庭子女多，经济困难，我们都申请享受了丙等助学金，也就是说，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18元，我们每人每月只需交12元。在乌鲁木齐九小上学的四弟和五弟平时则随父亲在外贸局食堂就餐。
母亲带小妹到北京看病已经半年了。
1957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我们回到家里，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夹着一摞书下班加家。我们到街对面的自治区外贸局打听，才知道他也隔离审查了！不准回家，还有人监视，生怕他跑了似的
我们弟兄五个都默默无言。
不过，我们心里挺纳闷：前些日子父亲还在《新疆日报》头版发表了大块文章，批判右派党天下的言论，怎么忽然间，他也受到了眼下只有“右派分子”才隔离审查的待遇呢？
同月，母亲带着小妹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
1955年下半年，肃反运动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席卷全国。我父也是整肃的对象，遭到隔离审查，吃住在外贸局，不准回家。好在工资还是按时发的，对全家的生活影响不大。我们弟兄们当时想，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有些历史问题，审查审查也就没事了。
我母在会议上为我父鸣冤叫屈。
1956年春，我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1956年7月，我母以“同情反革命丈夫”被开除公职。
1956年9月，我母到北京，向外贸部和中央监察部告状。
1956年11月，中央监察部通知新疆外贸局，撤销对我母的开除处分。但是，新疆外贸局并不执行中央监察部的通知。此后，我母又两次进京告状，中央又两次撤销对我母的开除处分，新疆外贸局仍拒不执行中央监察部的通知。
1957年9月，我父在《新疆日报》头版发表了大块文章，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
同月，我父元宇应邀在新疆畜产公司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言。
1957年10月，我父元宇被划为“右派”！
不久，父亲解除隔离审查，回到家里，但照常上班，交待问题，没有扣发工资，似乎一切如常。
过去在家里闲谈时，我们弟兄曾对父母说，他们上大学时的专业没选对，父亲学了管理，母亲学了法律。如果学自然科学的话，就不会在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挨整了。父亲回答说，那时上交大只是为了饭碗哪里会考虑得哪么多。后来的事实表明，许多自然科学家，如钱伟长等还不是被打成右派了。夹边沟的“右派”中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还少吗？
我们又说，在三十年代后期，父母如果像他们的同学和朋友那样到延安去，现在已经是高干了，也不会在政治运动中受气了。对此，父母当时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后来的事实却表明：父亲的几个同学和朋友，虽然吃了延安的小米饭入了党后来当上了高干，像刘慈元（马彬），抗战时办《今天》杂志的同仁，后来当上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干部，还是在运动中挨整了；像朱广愈（朱鸿），也是《今天》杂志的同仁，虽然当上了空军宣传部的高官，也在“文革”中坐了牢。甚至当年引导我父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也被打成了“右派”。
11、修建青年渠
1957年12月的一天，自治区团委书记宋发宏，一位三十来岁皮肤黝黑相貌英俊的干部，来到我们学校，站在操场的台子上，慷慨激昂地向全校师生发表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
党中央向知识分子发出了参加体力劳动，达到又红又专的号召。
我们要培养一支完全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党中央最近又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自治区团委号召乌鲁木齐的青年在这个冬季，在天山脚下的戈壁滩上，修建一条长达32公里的青年渠！青年渠建成后可以增灌农田20万亩，增加乌拉伯电厂的发电能力和乌鲁木齐的用水供应。
同时，在政治上可以锻炼青年们的劳动观念，使青年学生们努力锻炼成为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回击资产阶级右派！
青年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向保尔•柯察金学习，离开暖室温床，到雪舞冰封的戈壁上，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成长！
接着团支部也号召大家接受组织的考验，在修建青年渠的劳动锻炼中，打掉小资产阶级的娇骄二气，以实际行动回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右派言论……
大家精神振奋，跃跃欲试，纷纷写大字报向党表决心……
我们平时参加劳动也就是植树、打扫清洁区等，最重的劳动就数平整原来是坟场和菜地的操场了。从大学毕业不久的班主任童克常老师心里也没有底，他特地要劳动委员权生华给大家示范一下，怎样挥十字镐、铲铁铣才省力。权生华只是憨憨地笑着说，平时大家都用过十字镐、铁铣的，都会的——
1958年元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把行李放在汽车上，乘坐汽车向乌鲁木齐南郊出发，在经过乌拉泊水电站后，汽车驰向一望无际白雪覆盖的戈壁荒野，不一会儿，在一条流淌的水渠旁，几十顶星罗棋布的草绿色的帐蓬形成一道风景出现在眼前，汽车驰近这片帐蓬停了下来，只见帐蓬周围是清一色的女生们唧唧喳喳地在集合。显然是一女中的学生已经完成任务，准备回去，他们大多只有十五、六岁呵！
阳光清冷，寒风凛冽，我们把行李从汽车上提了下来……
乌鲁木齐青年渠是从1957年12月10日动工修建的，它是由乌鲁木齐市各学校、机关、厂矿、军队等单位三万多名青年分批上阵，历时四个多月建成的。
一女中的小女生们竟然是第一批！
我们住宿的棉帐篷，每顶要住二十多个人，非常拥挤，晚上起来小解后，必须把两边熟睡的同学用力推开后，才能勉强挤下身去。帐蓬中间有一个火炉，经常出毛病，所以半夜常被冻醒。
天还没有亮，指挥部的起床号就吹响了。大家虽然睡眼朦胧却都迅速起床叠被，迅速地洗漱，迅速地吃饭，迅速地排好队扛着工具到工地去，——这时天还只是蒙蒙亮！
彤云笼罩戈壁，雪花纷纷扬扬。每个班级的队伍排头以一面彩旗作为引导，只听见戈壁雪地上沙沙的脚步声……
到了工地，大家马上投入劳动。只见十字镐快速地起落，铁铣哗哗地飞扬，抬把子飞快地穿梭……
劳动了两个钟头之后，吹号休息，大家随地坐下，取出早晨自带的大馍馍，吃起来。值日已把茶水桶挑来放在地头。大家一边大碗喝水，一边大口吃馍……
指挥部的宣传员用话筒播送着各班完成任务的情况和劳动竞赛流动红旗评比的情况。
戈壁荒漠浩翰无边，修渠大军摆开一字长蛇阵，镐起铣落叮叮铛铛，各班的彩旗整齐地插成一行，迎着寒风呼啦啦地飘动，场面十分壮观！
中午就在工地吃饭、休息，由值日从伙房挑来饭菜，大家在工地上吃完饭休息一会儿，抓紧时间继续再干！
直到天已经黑下来，大家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扛着工具排着队走回营地。十字镐统统交到锻工炉旁。由锻工连夜打尖淬硬，明天再用。
摸黑吃完晚饭，不等懒洋洋的熄灯号吹响，劳累了一天的同学们大多都钻进被窝睡觉了。
几天劳动下来，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老茧，浑身酸疼也好些了，只是身体更加疲惫。在睡梦中听到起床的号声，真想再睡一会儿呵，可是听到同学们窸窸窣窣的起床叠被声，我也就立刻翻身起床，不干落后，走出帐蓬洗漱时，在熹微的晨光中，看到高二年级数学竞赛得奖的吴立中等几个同学光着上身，亮着肌肉，有说有笑地在哗哗流淌冒着水气的渠边洗冷水浴！令人既惊讶又羡慕。
每个班级分成许多小组，每个小组一般是四个人，两个男生分别挖土和铲土 ，两个女生抬抬把子运走戈壁石。
我们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钱世祯，两个女生是金世琦和吴玉珍。钱世祯家是米泉三道坝的，从小就干过农活；他又是劳卫制体操三级运动员，身体强壮，肌肉发达，干起活儿来自然是一把好手！只是他成天絮絮叨叨总在埋怨人，似乎我们占了他的光！
我受不了钱世祯的絮叨，于是我从小组里分出来单干，自己挖方自己铲。当时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地层都冻到了五、六十公分，我们那一段又是沙、石、土混合在一起的地层，硬得像三合土一样，八公斤重的十字镐挖下去，火星四溅，铿锵发响，震得两手发麻，只能砍下一个白印子！挖好几下才能敲下一些小粒碎块！挖过冻土层，就可以从底下挖空，然后从上面用十字镐猛烈击打，使戈壁石子塌方下来，从而提高工效……
我一天到晚不停地挖和铲，拼尽了全力，到量方的的时候，只有一方二，而定额却是一方半！
由于疲劳，由于工地的劳动生活艰苦而又单调，人们的情绪变得烦躁，表现在劳动中互相埋怨和算方时斤斤计较等。
一天上午工间休息时，几辆汽车来到工地，一行人下了汽车走到我们中间，席地而坐，同我们交谈起来。为首的是一位维族人，戴着民族式的大盖帽，穿着皮领短大衣，着一双高统皮靴。从他那特殊的高鼻子，我认出了他就是每年国庆节同王恩茂书记等一起站在人民广场检阅台上的自治区主席赛福鼎。
赛福鼎用维语跟我们谈话，恰好班长张守廉是从小跟农村维族巴郎子们一起长大的，会讲维语，临时给大家当翻译。
赛福鼎说，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而你们是多么年轻呵！你们修建乌鲁木齐青年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贡献，同时也是在政治上对你们年轻人劳动观念的一次锻炼！你们在修建青年渠的劳动中，各族青年团结奋斗，和睦相处，也是全疆各族青年的榜样。
随行的记者在工地上给大家照了一张相，成了我们班级修建乌鲁木齐青年渠的永久纪念！（照片的正中是赛福鼎，张守廉、赵铭善等围坐一周。）。
工地上劳动竞赛越来越激烈。
每个班级都特别组建了“突击小组”进行对抗赛。
我们班的“突击小组”由权生华、左孝忠、段秀芳和王秀兰组成。
农家子弟出身的权生华，不愧是班级的劳动委员，他挥动十字镐或铁铣总是十分有力，但节奏平稳，不急不慢，能够长时间坚持，工效很高；不像我们猛挥一阵之后，明显后劲乏力，工效自然不高。
左孝忠个子高大，平时也寡言少语，干起活儿来也是有板有眼，踏踏实实的。
段秀芳是高三开始从解散的己班分到我班的，一米七的大个儿，总是笑眯眯的，爱好体育活动，是来自奇台农村的姑娘，自然是劳动的好手。
王秀兰这位俄罗斯族姑娘身体矫健自不必说。
“突击小组”的四名成员都是共青团员！
往往大家休息时，“突击小组”还得加班干！
“突击小组”挖土时，采用深挖后塌方的办法，比起我们一层一层拼命挖的工效要高得多，两位女生用抬把子运送土石也就格外繁重艰巨，她们健美的体型也被抬把子沉重的土石压得扭曲变形了！
“突击小组”的四个同学日复一日地，拚命地挖呀、铲呀、抬呀，累得都不说话了，王秀兰早已没有了笑声，段秀芸脸上也没有了笑容……
几个月后，权生华被保送到西安交大学习，离校前给我留了一张便条，便条上有像草稿似的算式，他在便条后补充写道：旁边的算式是在修建青年渠时量方的计算，当天“突击小组”共完成18.76立方，打破国家规定的定额标准！
许多年后，我在日记本里看到这张便条，回想起1958年初修建乌鲁木齐青年渠的日子——我不禁一阵心酸，潸然泪下。
我们在乌鲁木齐青年渠工地劳动了近二十天，我们班级所处地段的深约4至7米，宽15米的渠道挖方工程基本完成，而渠道要用合乎规格的卵石干砌起来，我们又被派去完成采石任务。
采石工作在大西沟宽阔无边的河滩展开。阴云沉沉，寒风刺骨。我们拿着十字镐和铁铣在河滩里边找边撬，把合乎要求的卵石堆成小堆，量方，计算工作量。第一天，我们平均每人只能采石一立方多，第二天就增加到三立方多……
运石块的任务就更加艰巨。运石块这几天恰巧下着鹅毛大雪，天地一片白茫茫，路上结着冰，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运送距离有一公里左右，要上三个大坡。小些的鹅卵石用抬把子抬运，大些的有十多公斤，就得用人力一块一地背……
我们班级开始用鹅卵石铺砌渠道后不久，学校通知，高三年级的同学提前回校上课，准备高考。
我们在天寒地冻的乌鲁木齐青年渠工地，拚命劳动了二十多天以后，回到了学校。
当年我亲身参加了修建乌鲁木齐青年渠的劳动，在此，我尽力作了上面如实的记述。
在乌鲁木齐青年渠建成后不久，《参考消息》某一天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位英国记者写的文章，他说，看了中国报刊的报道，在乌鲁木齐郊区修建“青年运河”的事迹，真像是奥威尔写的惊险故事……
许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独自来到乌鲁木齐青年渠，这里依然空旷无人，戈壁河滩还是那样荒凉寂寥。青年渠里没有流水，渠边的鹅卵石有的已经坍塌。乌鲁木齐青年渠纪念碑依然矗立着，上面刻着碑文：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乌鲁木齐市13个民族的共青团员和男女青年，热烈响应了自治区团委关于修建“乌鲁木齐青年渠”的号召，以革命英雄主义的姿态，在天山脚下，戈壁滩上，不避风雪，不惧寒冷，夜以继日 地劳动，修成了青年渠，并获得了劳动锻炼的丰收。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各机关、学校、部队、工矿、企业和市民群众，给了青年们很大的援助，许多老年人和苏联友人也参加了义务劳动。
青年渠全长32.873公里。修渠工程于1957年10月10日开始，1958年4月19日完工，共挖填土方506876立方，拣运卵石85929立方，先后有30309名人员参加了劳动，青年渠每年可引水7千万立方，灌溉20多万亩农田，并能增加乌拉泊水电的发电量。（1）
……
我独自在乌鲁木齐青年渠边漫步徘徊。
当年修建青年渠的任务真是如此重要，如此紧迫吗？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又仅仅动员乌鲁木齐的毫无劳动生产经验的学生和青年用“义务劳动”去完成？如果是为了使青年们“获得劳动锻炼”，难道非要让那些十来岁的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每天干十多个小时的超强的体力劳动？难道如此这般就可以培养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
1958年4月下旬起，乌鲁木齐市“除四害”运动进入高潮。每天傍晚，同学们三、五成群在城郊（甚至到碱泉沟、车马店）的民房逡巡，伺机在房檐上掏麻雀窝，翌日到学校上报数字。
在全市打麻雀大会战那些天，同学们全体出动，和市民们一起驱赶、扑杀麻雀，惊惶失措疲于奔命的小麻雀们，纷纷从空中直接栽落下来，在一瞬间我曾感到场面十分惨烈！转瞬间我又同大家一起十分狂热地挥动手中的旗幡，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革命行动，没有丝毫的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悲悯之心。——这也是狂热的1958年的一件荒唐事，在这里也应当记录在案。
注：
（1）、摘自宋发宏等《战斗在冰天雪地里》。
12、准备高考
我们高三年级从乌鲁木齐青年渠工地回校后，不再放寒假，立刻上课，因为随后还要复习功课，准备高考。
我们的“文学课”又改成“语文课”了，新语文课课本里有《荷花淀》《小二黑结婚》《诉肺腑》《筑路》《战士遗孤》等。王以恒老师也不給我们班上课了，换了一位刚从陕西师大毕业的男老师，名叫王宗琳。
王宗琳老师是一米八的大个儿。黑油油的头发梳成背头，因为头发长，经常要用手往后捋一把；长着鹰勾鼻子的脸常是笑眯眯的。他用陕西土话讲课，讲着讲着，会突然停下来，向同学们提问，笑眯眯地盯着被问的同学：
“吴玉珍，你舍舍（说说）小二黑怎么样？”
吴玉珍站起来，脸红了一大片，尴尬地不知如何回答。
王宗琳老师依然笑眯眯地：“好，你坐下。”然后又向前走，笑眯眯地问：“王嵘，你舍（说），小芹怎么样？”
王嵘站起来，翻着白眼，支支吾吾地不知如何回答。
王宗琳老师笑眯眯地叫王嵘坐下，然后继续用陕西土话讲课……
王宗琳老师最喜欢提问女生，像李佩兰、李纨中、吴玉珍、葛曼卿等就常被提问。课间休息时，王宗琳老师也常跟围成一圈的女生们谈笑风生……
毕业临近，晚自习时走读生大多也留在教室里学习。日光灯把教室照得雪亮。同学们坐得满满当当的教室里只听见翻书的声音，可见学习气氛的紧张。
学校里的政治活动，像写大字报呀、开批斗会呀等等都暂时停止了。义务劳动也暂时停止了。
各门功课都陆续进入总复习阶段。
语文课进行了全年级统考，由学校统一出卷，统一考试，统一改卷。
有一次课间，王宗琳老师特地到教室来，女同学们围着他问，语文统考成绩批改出来没有？他答：出来了。全年级二百二十多名同学，只有两个满分（百分制），一个叫程正渝，一个叫W。
吴玉珍眼睛一亮，立刻笑嘻嘻地朝我这边看；接着大家都朝我这边看来。
王宗琳老师也回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就又回过头去了。他一直都不认识我。
我正趴在课桌上看书。
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依然坐在座位上，心里却十分激动！
这是我中学时代的光荣！
从儿时在湖南乡下阅读世界儿童文学名著起，到1949年在上盘石小学作文比赛得奖，再到1958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1）语文统考得第一，表明文学是我与生俱来的眷恋！无论我来自何处，又将去向何方！
下面我顺便说一下在语文统考中与我并列第一的W其人。
W身材中上，五官端正，道貌岸然。是五八级乙班的学习委员。几年以后，在八一农学院上学时的一个偶然机会，兽医系的麻杰，也就是在省一中五五级初中毕业时，指挥同学们合唱《远航归来》的那位气度不凡的同学，告诉我，W在高中时就是位猎艳高手，搞了好几个女同学！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女友M。M是在前不久跟他有了关系后，才告诉他的……
由此可见，同在兰天下，什么样的人都有呵！
注：
（！）当时是全新疆唯一的高中学校。
13、青春的梦魇
1958年三月下旬的一个夜晚，雪白的日光灯像往常一样照着安静的教室，大家都埋头复习功课，迎接日渐临近的高考。
晚自习上了不久，我一抬头看到金世琦在教室门口，微笑着向我招手。我连忙起身出去。她悄声说：“我找你有点事，你送我回家好吗？”我不加思索地说了声好，返回教室收拾好书本，就同她走出教室楼。外面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
我后来分析，金世琦就坐在我的后面，跟我只隔一个座位，她不在教室里叫我，而选择在教室门口向我招手，因为我坐在第一排，一抬头就能看到教室门口的她，教室里其它的人却看不到她。
金世琦通常是不在学校上晚自习的，因为她家住在乌鲁木齐河西边的河田街又远又偏；所以她这天留在学校上晚自习，但上自习后不久就叫我送她回家，显然是她刻意安排的。
我陪金世琦走出校门，走在空荡荡、黑黝黝的团结路上。团结路那时还没有路灯，晚上车辆行人都很少。“反右”以后，“友协”电影院也冷落了。走着走着，她突然说，从上海到新疆的路途中你妈对你太不好了，太偏心了。我颇感吃惊地问，你怎么看出来了？你那时也不大呀！她说，怎么看不出来，你妈太过分了……说着说着，就走过二道桥我家的门口了。那时这里还没有正式的柏油马路，后来的新华南路那时还是河滩的一条砂石便道。在黑沉沉的夜色里，只听见我俩“沙沙”的脚步声。
我们都沉浸在六年前从上海到新疆的旅途回忆中了……她忽然感叹地说：“我从离开上海坐火车起每天都写日记，写下自己真实的感想。……现在我不想写了！”我暗暗吃惊，心里想自己也是从那时开始写日记的，只是后来中断了，到1957年上半年才又开始记日记，嘴里却说：“为什么不写了呢？应该坚持写呀！”她接着说：“这都是爱父亲的影响，我还背下许多古诗词呢，今后也不背了……”我说：“你父亲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呢！他在上海是秘书科长呀！”
漆黑的夜笼罩着空旷的乌鲁木齐河河滩，昏暗的点点灯光在远处闪灼。因为受到端庄文静的女同学的信赖，在这黑沉沉的荒郊野地，我心里没有丝毫恐惧之感，反而有些自我膨胀。
黑夜中乌鲁木齐河水哗哗流淌着。快要到三桥了。她突然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请你送我回家吗？”我答：“你家远，路又不好走。”她停了一下，说：“我家出事了，我父亲被捕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妹妹们都小，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愣住了，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我的父亲也被定为‘右派’了……”
我默默地陪着她走过三桥，来到河田街她家门口，一盏昏黄的路灯惨谈地照着路口，街道小巷四处魆黑无人，显得格外凄清。
我什么主意也说不出来。
我俩默默相对了片刻，她才说：“那你就回去吧，路上要当心呀。”
在黑沉沉的夜里，我独自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走过冷清的河田街，走过下面哗哗流淌着河水的三桥，走过空寂的河滩，走过没有人踪的河滩沙石路……心里想，金世琦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全班这么多同学为什么她单单选中我，在这样一个黑夜里送她回家，将她父亲被捕的事郑重相告？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帮她什么呢？
金世琦是位聪慧过人的姑娘，她的各种成绩几乎全是5分！这在全年级也是极少有的。她的相貌也端庄雍容：广额丰颐，明眸皓齿；一米六五的个头，白白净净的皮肤，总是穿一身清纯的学生兰制服。她讲一口柔和的北京话，悦耳动听。——恋慕她的男生肯定大有人在。而她是一位稳重的姑娘，从不见她跟那个男生比较亲近。
我边走边想：莫非是我们都来自上海，莫非是我们都出自知识分子家庭，莫非是我们都热爱文学，无论如何，被这样一位聪慧过人的姑娘看重心里总是高兴的。
可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起王嵘不久前代表团支部对我的谈话：要跟家庭划清界线，你的入团申请虽然还没有得到批准，但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年轻人申请入团、入党，向组织靠拢才有前途……
对此，我深信不疑。
当时一般舆论认为，像金世琦这样不向团组织靠拢，是自鸣清高的表现。
我对自己的家庭问题的认识尚且不能得到团组织的认可，也就是还不能入团，我的父亲又被划为右派，受到组织的审查——倘若我跟金世琦交往，她的父亲又被捕了，岂不是黑上加黑？
于是我决定疏远金世琦，有意回避她。
——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顺便说一下，我撰写回忆录是尽力按照卢梭所说的，写成“实际上的那样”写的。
翌日，金世琦仍像往常一样来上学，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她用上海话又轻又快地对我倾诉着……
她的话语如此恳切，她的态度如此亲密……
那时候课程很紧，再加之我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总认为她父亲虽然被捕了，但他们家那么多小孩，政府总会管的，总会有办法的。何况她照常天天来上学，谁也看不出她家出了什么事。
如前所述，我有意疏远金世琦，有意回避她。
我还故意对别人说，金世琦涵养好，像薛宝钗……
那时候在语文课上，老师讲《红楼梦》（如《诉肺腑》）的时候，总是把薛宝钗讲成“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这样的反面角色。而金世琦才情出众，相貌也跟 《红楼梦》里描写的薛宝钗相近，涵养又好，这些原本属于少女的优点，但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下，竟然都变成缺点了！
这很伤她的心。我听到她在背后幽怨地对林立宽说：“有人说我涵养好，像薛宝钗呢——”
我故意不理睬她了。
一天早晨上历史课，讲课时总是眯缝着眼睛朝天花板看的梁润河老师，按常规进行课前提问，照着花名册叫到金世琦的时候，金世琦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一声不响！身体稍胖的梁老师睁大了眼睛，一付大惑不解的神态，因为所有的老师都知道，金世琦是各门功课全5分的学生。梁老师一再提示，金世琦还是站在那里一声不响，梁老师只得勉为其难地在本子上记了“1”分。
我侧过脸来，看到金世琦脸色煞白，一腔悲愤的神色。
金世琦是赌气故意不回答老师的问题。
此后，金世琦就不到学校来上课了。
作为同窗三载的同学，当时我不但没有去看望她，心里也没有丝毫愧疚和自责。
后来，全班同学拍毕业照她也没来参加。
这就是我十八岁时犯下的一桩不可原谅的过错！——我是在经历了劫难之后才认识到的。
14、灭顶之灾
1958年5月的一天，我的父亲被也被捕了。
学校先得知这个消息。
团支部书记李佩兰和宣教委员王嵘找我谈话，告诉我父亲被捕了。他们代表团支部和班委会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当晚不要回家，就在班级宿舍过夜。还说，你的父亲虽然被捕了，但是你们是党和人民培养长大的，应该跟你父亲、跟家庭划清界线，站在党和人民一边。
我得知这个消息大吃一惊，思绪万千，茫然不知所措，就在班级的集体宿舍里，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一晚。
同学们知道此事都对我挺同情的。
当时我们弟兄三个都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书，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也没有想到互相见面商量一下；何况家离学校很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们都只念小学，他们和母亲会怎么样呢？
学校和团支部安排我们不要回家，我们也就不回家了。
翌日，放学了，我们才不约而同地回到家里。
母亲见我们弟兄回来，悲愤地说：“昨晚你们为什么都不回来？难道不怕家里出事吗？难道不是你父亲养活你们吗？”
平时我对父母的话是不敢回嘴的，当时我竟然用李佩兰和王嵘的口气回答说：“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的！”
母亲顿时大怒，破口骂道：“放你娘的屁！我们的饭碗都被人端掉了，谁还管你们呀！”
没过多久，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就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宣布对我父元宇判刑10年！判决前没有对他进行审讯，也没有找他落实所谓的“罪行”的事实。
同是“华东革大”支边团的成员，也是区外贸局的科员张勉之，原金陵大学的学子，平日同我父交谈时也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叹，但也听命随遇而安。还是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10年！幸亏他们的两个大女儿已留在上海工作，于是他的妻子只得带着小些的孩子回到上海去了。
还有金世琦的父亲、当年与我父同在华东外贸局当科长的金毅深，也进了劳改队了。
他们这些“华东革大”的支边团的成员，有多少人进了劳改队呵！
我父被捕后，《新疆日报》第三版头条刊登了我父被捕的消息，和他的所谓“罪行”。我父自随“华东革大”支边团来到新疆，一直只是一名科员，在《新疆日报》这样突出的报道他，未免有点太“抬举”他了！然而比起不久前在头版大块地刊登他的“反右”文章来，版面又有些逊色了。
为了全家不至于饿肚子，为了孩子们不至于中断学业，体弱多病的母亲很快就找到给某单位洗工作服和拆洗棉被的活儿，独自拚命干起来，挣钱买粮食……
大姐正江得知父亲被捕的消息后，毅然中断了大学学业，参加工作，把母亲和四弟、五弟和小妹接到西安，并把当教员的工资资助家庭。接着大姐又托人安排母亲到西安某中管理图书。但是好景不好，当西安某中根据母亲填的履历表从新疆外贸局调档，王子纪们强调我母是被开除的，于是我母便被解雇了！
王子纪们真是比蛇蝎还要歹毒呀！他们公然不顾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开除我母的通知，执意要把我们这一大家人赶尽杀绝，置于死地！
好在苍天有眼，人不报天报！没过10年，王子纪就在“文革”中被压抑已久的愤怒的群众批斗致死了！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不久，他的妻子马建萍，一位高挑白皙、相貌姣好的米脂女人，就改嫁他人了！——王子纪也落得家败人亡的下场！这是后话。
又过了10年，1978年，我的父母得到平反，改正，又回乌鲁木齐二道桥新疆外贸局大院，二十年沧桑令人浩叹！
我母在西安的饭碗再一次被王子纪们端掉了，我母只得又想方设法打零工，如给旅社洗衣被，在街头卖冰棍等。
三弟正湘在这次家庭灾难中，是我们弟兄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一个。他那时只有16岁，身体瘦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享受三分之一的助学金）只能靠他自己做小工，搬土块挣得，一直到高中毕业。
在湖南长沙当政协副秘书长的祖父，得知儿子竟因“历史问题”被捕后，说：“我们父子俩在解放前就参加了民革，在中共领导下做地下革命工作，怎么成了‘历史反革命’了？”从此，祖父每个月给孙子们汇30元生活费。一直持续到1960年12月12日去世。
尾声
在“反右”中我家遭灭顶之灾，覆巢之下，我却是其中最侥幸的一个，我在接踵而至的高考中，被录取到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当时全国每年只有二十多万学子能考入大学，我成也了一名光荣的大学生。那一年我校每个班有2—3名工农兵出身、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被保送上重点大学；同时，每个班有1—2名有右派言论的同学不发给准考证。
当然，我能读大学也可以说是属于侥幸，因为两年后，从1960年的高考起，更加强调教育要讲阶级路线，一律取消“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升学资格。于是，当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六O级毕业、高考成绩在全疆名列第二的三弟正湘，和当年在西安参加中考成绩第一的四弟正潭，均被取消了升学受教育的资格。
15岁的四弟正潭只好跟着母亲在西安卖冰棍谋生了。18岁的三弟正湘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他把全身心都放在教育事业上，受到学生家长的好评，还被提拔为西路村小学的负责人。
大哥在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分配到K市某中当教员。1962年因“同情反动家庭”被开除公职。
大学毕业后我响应号召到边疆到基层，在农村开拖拉机、在工厂当技术员，老老实实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文革”中，我们家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三弟因“父亲是右派”被打成“黑帮”；后遭铁路上的暴徒的毒打几乎丧命，九死一生逃到哈密；1968年10月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时又遭暴徒的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而遇难！我因出身“反动家庭”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残酷迫害，直到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13年。大哥因“坚持反动家庭立场”遭到残酷批斗被迫四处流浪。大姐也被批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母亲和四弟、五弟、小妹在陕西农村的贫困和动乱中挣扎！
1975年元月，我得到平反。在1980年代先后取得工程师和高级讲师的职称。还担任过公社农机站长、工厂厂长和州技校教务处副主任等行政职务。
1970年代后期，父母得到了平反。父亲的右派改正称，“程元宇在座谈会上发言是给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后来，中央给新疆来函，证明我的父母1948年在上海加入民革，并从事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于是，我的父母办理了离休干部的有关手续。
五弟正洲在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在华县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五，被陕西某师院数学系录取。他这位“老三届’的学子，在1966年高中毕业后被迫下乡在农村蹉跎了11年的岁月之后，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在九十年代初晋升为高级教师，并被评为自治区级先进教师。
四弟直到1980年35岁时，也就是从1962年下乡当了18年农民之后，才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凭着自己的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施工员、技术员、队长、副经理、经理，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陕西省建筑部门委派出国考察。
大哥1980年平反回到K市某中任教。在九十年代晋升为高级教师。因为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年级学生的语文课高考成绩优异，被K市评为特别有贡献的教师。
小妹1966年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在七十年代末回城当了工人。后来自学取得了本科文凭，还当上了副处级干部。
大姐则早就在某师范学院当上了中文系教授了！
——只可惜我们兄弟姊妹中最全面发展、最有天赋的三弟正湘没能看到今天！
1998年8月，乌鲁木齐高级中学1958届的同学在燕儿窝聚会，多数同学四十年没见过面了，都老了，头发白了，大多发福了，猛一会面，仿佛对着哈哈镜相望似的。
“程正渝，你还认识我吧？”这是金世琦悦耳的北京话！她戴着一付浅色的眼镜，烫发，穿一袭棕色长裙，和一件碎花短袖衫，比原先稍瘦些。高中毕业后她分配在小学任教，后来到出版社工作，丈夫是新大的教授。育有二子一女，长子是自治区安全厅某处处长。
“程正渝！”一位女生叫着我的名字跟我握手，我一时没认出她来，原来她就是同桌梁樱芳！她戴着眼镜，面色白皙，不像过去那样红润。当年她因有亲戚在香港受到批判没能上成大学。她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在外国留学后定居温哥华。
“程正渝，你还记得1968年我们在母校八一农学院那次见面吧？”这是L。她比原来要胖些，气色也好。
吴玉珍也是八一农学院农学系毕业的，后来是兵团农科院的研究员，在电视新疆新闻里见过。她没来参加聚会。
张守廉到上海看病去了，这次没来，职务已从农六师师长调任兵团经协办主任。他和李纨中大学又同班，毕业后结婚，数年后劳燕分飞。
权生华也胖得多了，在这次老同学聚会上显得非常活跃。他记得我们是在乌鲁木齐做小工、在山梁上挖土的某一天分别的；我则记得，他在去交大前的留条上写着，那张纸上的算式是在青年渠工地上算方，超过了国家的定额。
初中就是同班的任学谦记得我们一起打乒乓球的时光；林立宽则记得我们一起下象棋的日子。——他俩高中时都当过学习委员、毕业后都考上了新疆矿冶学院。他俩议论说，高中毕业前夕童老师出差了，戊班班主任梁润河老师负责，结果戊班同学进医学院的多……
张均仁是我们班唯一考上新疆医学院的同学，早就是自治区医院的主任医生了。
张永泰高中毕业后同段秀芳等考入西安体育学院，后在西安工作，这次没来聚会。
韩秀玲还是那样笑容可掬、寡言少语。
我问身体发福的张文华，还记得过去她教大家唱《夜莺》吗？她答，不记得了。我问，那么《夜莺》这首歌呢？她答，也不记得了。
王嵘白白胖胖的，柱着根拐杖，我以为他身体哪里出问题了。他从小的邻居、后来也考入农学院的齐光普和左孝忠都说，王嵘其实身体很好，没有病，不久前，还到雅鲁藏布江去考察了呢！他是新疆作协副主席、《新疆艺术》的主编，著有《新疆艺术史》等。他高中毕业后，直接到新疆青年出版社工作。2008年在北京因不明高烧突然去世，终年70岁。
据金世琦说，有一次她和童教师等到北京旅游时，跟在北师大任教的赵铭善通了电话，但却没有会面。我后来在网上看到赵铭善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李白、苏轼的论文，和一本画集《松语泉音》。
何淑芳身体发胖了，行动看来也有些不便。她在乌市政协组织的一次学习班上，见到民革的小妹跟我的名字相近，问清了我的地址，于是给我来信，叫我参加这次同学聚会的。她在信中说，这些年大家都走过坎坷曲折的路。我问何淑芳，还写诗吗？她摇摇头。高中毕业何淑芳同李佩兰都考入八一农学院林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南疆工作，后来又同到自治区林业学校任教。
钱世祯也考入农机系跟我同班，后来是米泉县农机局的局长。他变得消瘦了，过去他可是体操运动员的身材呢！
赵连贵是联络员，一直默默地忙着年级聚会的后勤工作。
童克常老师是这次聚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还是显得那样年轻。
在班级座谈会上，李佩兰用了很长时间谈她的丈夫因医疗事故去世的伤心事。
我即席用俄语演唱了《早安》，表达对丽达在文革中遇难的悼念之情。王秀兰高中毕业就回到塔城，后在塔城体委工作。“文革”中她的幼小的儿子写了“反标”；她又跟六十年代初回到苏联的父母保持着联系，成了“里通外国份子”，因而遭到批斗。——在这次聚会时我才得知。
在燕儿窝聚会处张贴的老照片中，有王秀兰同另外两位俄罗斯族女同学1957年十月革命节在乌市人民剧场演唱《山楂树》的剧照；还有我们五八丁班同学在燕儿窝旅行时的合影，她坐在前排中间：亚麻色的长发辫，淡蓝色的布拉吉，一张典型的俄罗斯少女的脸庞，笑得那么灿烂！
在全年级聚会表演节目的时候，首先是黄珍之校长用口琴吹奏了《友谊地久天长》。接着是甲班同学演唱《我的祖国》，由孟敬兰领唱、十几个男女同学合唱（大哥正海也在其中）。乙班的王荣珠和特地从哈萨克斯坦赶来的步占芳（俄族，1962年去苏联）用俄语演唱了《早安》。丙班的阿▪那瓦依（维族，原保送清华）和李纨中等演唱了《沙家浜》。丁班的任学谦、权生华、左孝忠、张文华、何淑芳、禄建中等演唱了《敖包相会》。张东莱表演了藏族独舞。……最后的压轴节目还是戊班同学表演的回族歌舞《花儿与少年》。
在全年级聚会上，我还见到了董高智、王以恒，陆万滨、赖正惠、冯际云、刘文义、和张大为等老师。
董高智老师在我们初中时就是省一中的代理校务；高中时是教务主任，还兼任过语文教研组组长；代过数理课。
王以恒老师得了重病动了手术，依然高雅、洒脱。
陆万滨老师已变成一位慈祥和蔼、身形佝偻的老人了。
三弟正湘曾对我说过，当年就是班主任张大为老师对他宣布，虽然他的高考成绩名列全疆第二，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升大学。我本想找张老师问问的。——但是，我看了看张老师垂垂老矣的模样，还是离他而去了。
我特地向童老师打听了吴景新、杨景峦、王荫桐等老师的下落。童老师说，吴景新老师后来平反了，但是身体垮了，还是我送他回上海的；杨景峦老师在六十年代初，被俄罗斯妻子带回苏联了；王荫桐老师下放农村后，年纪轻轻就得病去世了……我说，《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五八届同学通讯录》的前面有许多老师的信息，可是吴景新、杨景峦、王荫桐等老师却没有。童老师无奈地一笑算是答复。
童老师还说，去年五七级的同学聚会，王钟炎从美国来了，还给会议捐了一千美元。（王钟炎几弟兄在八十年代因叔叔在美国都移居美国了)。
这次聚会规模宏大、丰富多彩，堪称完美。主要组织者李毓堂（戊班）功不可没。我班闫润国激情洋溢的主持，也为聚会增添了光彩。这次五八级丁班的同学到了三十位，全年级到了一百三十多人。
聚会结束不久，金世琦同葛曼卿、童老师夫妇、赵连贵夫妇专程到B市我家做客。
1985—201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