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反革命”当秘书——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这一辈》连载之六
我给“反革命”当秘书
——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这一辈》连载之六
俗话说，有什么亲戚借什么光，这话一点儿不假。我的大姑父何永生，是个斗大字不识三口袋老实巴交的电工，在亲友圈儿里，是公认的大好人。对我祖母，对我们家人，尤其是对我大姑，那是眼睛里扎刺——没挑。谁会想到，就这么一个大好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分子”，坑了我大姑全家，也坑了所有的亲属。
1958年10月，在印染厂当电工的大姑父突然被捕了，其罪名是“反革命”罪。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是厂总工程师师青富，师总对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浪费和破坏非常痛心，便多次向厂领导提合理化建议，非但没被采纳，反而遭到了批判，说他是思想右倾，是泼“大跃进”的冷水。不久，厂里又决定上一个新的“跃进”项目，师总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找到厂领导说：这项目是小马拉大车，会出事的。厂领导无视他的意见，硬要上马。师总无奈，只好找几位车间主任共同抵制，并通知我大姑父，听他的命令按时拉电闸。这是一起严重的对抗大跃进事件，又因为对抗的是厂党委，于是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师总被判刑十五年，大姑父就是因为拉了一下电闸，成了反革命集团小喽罗，被判刑五年。从此，大姑和孩子们都成为反革命家属，户口也由城镇户下放为农村户。
1963年秋，我考上了城里的中学，因离家太远，便住到了大姑家。10月，大姑父刑满释放。成了丽华大队的“五类分子”，继续接受劳动管制。劳动管制必须写《改造汇报》，每月一次，这可难坏了大姑父。叫他多干点儿活行，叫他写汇报那可是赶鸭子上架——蹦不上去。一天，大姑父哀求我说：“侄儿呀，《改造汇报》你替我写吧。”我写？！我住在你家就觉悟不高，再给你写汇报不更混线了吗？我要入团，就得跟你划清界线！我大哥德庆二哥德方连当兵都不要，都是借了你的臭光！想到这儿，我对大姑父说：“这汇报我不能写，从明天起我就不住你家了。”
过了两天，大姑找到了学校，哭着对我说：“孩子，看在姑的面子上，你就替你大姑父写汇报吧。汇报写不好，你姑父啥时候能摘帽？你就忍心看着姑姑一直当反革命老婆？”姑姑的眼泪把我征服了，我又住到了姑姑家里，开始了每月为“反革命”分子写一份《改造汇报》的“秘书”工作。《改造汇报》写多了，就摸着了门路：第一段写劳动表现，写早出工，晚收工，不怕脏，不怕累，热爱集体什么的，再编一两个小例子；第二段写思想表现，写通过学习有了什么思想变化；第三段写缺点，要大帽子下边开小差，要笼统地写距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不能具体写哪儿没做好，以免给自己留尾巴；第四段写努力方向。汇报写完了，再由大姑父自己抄一遍交上去。汇报的语言不能太通顺，太学生腔，要象一个不识字的“反革命”分子的口气。其中必须有一些错别字。如“不劳而获”我故意写成“不劳而祸”。治保主任问啥叫“不老而祸”，大姑父答：“不劳动就遭祸。”听听，懵的还挺象。丽华大队是城郊蔬菜队，每年都能分点红。不过钱不直接分到社员手里，而是发储蓄存折。那天大姑父取款回家，被大队治保主任喊到大队部，问他多取十元没有。原来，储蓄员结帐时发现少了十元钱，就按取钱人姓名找到了大队。储蓄员知道我大姑父是“反革命”分子后，便一口咬定是他多取了。大姑父据理力争：“钱当场点清了，就是多给了我也白得！”没想到这句话惹祸了，治保吼吼到：“你凭啥白得？你这是骗取国家财产，你这是不劳而获，你这是剥削阶级思想作怪！你立即交出十元钱，再写一份认罪书，否则罚你一百！”大姑父太屈了，赔了钱，还得认罪。认罪书还得我来写，咋写？忽悠他们吧！第一段实写，既不能承认多收了钱又要治保主任满意；第二段写认识，帽子越大越好，认识越深越好。主要文字如下：“当时我取一百元钱，储蓄员递给我十张十元票子，我数了一遍正好十张，就回家了。没想到，储蓄员找到了大队，大队治保就叫我陪了十元钱，无论储蓄员对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斗私批修没斗好，怎能为十元钱顶撞革命的储蓄员呢？大队治保主任也是为了我好，为了改造我的思想，为了……”这份认罪书忽悠得挺长，把治保看得不耐烦了就撂抽屉里去了。其实，治保也觉得储蓄员没理，但是他又不能站在“反革命”分子立场上。后来，那位储蓄员因贪污被判了刑，我写的认罪书反而成了证据。(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978年冬天，正在大学读书的我突然接到了大姑父的电报：速来我家写材料。到了大姑家，见屋里坐满了人。大姑父介绍说：“这位是当年的总工程师师青富，这位是我妻侄德忱，大学中文系的班长，我的秘书。”大家都笑了，师总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老眼昏花，提笔忘字，我代表大家谢谢你，请你代笔为我们写一份申诉材料。我们的冤屈你是了解的，整整二十年哪！”师总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塞到我手里说：“这八十块钱，是大家给你凑的熬夜辛苦费，实在拿不出手，您别嫌弃，这钱可都是干净的。”其余的人也都站起来：“拜托了，拜托了！”我深知这八十块钱的分量，对于我，绝对是雪中送炭，因为此时的我，刚刚扔下妻儿四口上大学，是班级里的超级困难户 ；而对于这几位老“反革命”，这钱则可能是全家人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我更深知这份材料的分量，这可不是一般的《改造汇报》和认罪书，这份材料紧系着八个人和八个家庭的命运走向。同时，我也深知写这份材料的风险，因为当时“左”的习惯势力还相当顽固，如果追究代笔人，我肯定在劫难逃！大姑父似乎看出了我的顾虑：“还象当年给大姑写《改造汇报》一样，你写大家抄，保证连累不到你身上。”此时，我想起了大哥、二哥、四弟、五弟、六弟皆因大姑父的牵连而无缘当兵，我也因受牵连而破碎了蓝天梦。1965年，我在招选滑翔学员体检时从几百名同学中脱颖而出，也是在政审时被刷掉。我又想起了一次次因大姑父的牵连而入不上党，我压抑在心底的愤恨突然变作冲天的勇气：“大姑父，你把侄儿看成什么人了，要怕，我还不来了呢。”我把钱塞进师青富手里：“师伯伯，您的好意我领了，这钱我不能收，如果一定让我收下，那就等于骂我一样。”我用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出了内容翔实证据确凿的二万余字的申诉材料。这份材料递上去不久，师青富“反革命集团”案便得到了彻底平反。可以说，这份材料是我为“反革命”当秘书期间写的最有价值的一份材料，也是我作为一个大写的“人”，一生中写出的最为辉煌的文字。
去年腊月初九，大姑夫与世长辞。我跪在大姑夫灵前磕头：“姑父哇，秘书给你磕头啦！”当我问及老人还有什么嘱托时，表哥说：“什么要求也没有，只是嘱咐一定要德忱给他写一篇祭文。”
咳，这个大姑父，临死不忘我给他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