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历史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

羑河纪事三三五

认识历史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

文生

老文收到本村在外学习的小飞的微信，说目前对合作化的作品感兴趣，但目前对此的评议不一，希望村里的前辈指点。

老文想，合作化在历史上是件大事，它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几千年的生产方式，使两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它使亿万农民在经济上组织起来，它给予了国家工业化时间，农村土地公有制在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稳定作用。

老文看农村作品主要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之后因为忙于人生琐事，也就不看那些新出的农村作品了，况且新出来的作品，能经过岁月的淘洗还需要时间。(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老文决定重点讲两部作品：《铁木前传》和《创业史》。都是老农民及下一代在不同时代的心路过程。

《铁木前传》是孙犁的名作。黎老东是村里有名的木匠，傅老刚是远处来的铁匠。每到春末夏初，傅老刚带着徒弟来到这里给人们打造铁具，修理坏了的农具。黎老东的木工和傅老刚的铁工在打工中互帮互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两个人谈到了自家的孩子，黎老东让傅老刚把自己的女儿九儿带来。

抗日战争开始后，铁匠从老家带来九儿，给八路军骑兵钉马掌。黎老东的小儿子六儿与傅老刚的女儿九儿成了好朋友，在饥寒与烽火中度过了童年。

日本投降后，铁匠急于带女儿回老家，黎老东送行时透露了想与傅老刚结成儿女亲家的心思。

土改时，黎老东分到了土地；二儿子牺牲在战场上，家里领到一笔抚恤粮；大儿子在天津做生意，不时给家里捎现款，黎老东的生活突然提高了许多。六儿不愿干庄稼活，做些小买卖又没有赚下钱，后来终日游手好闲。

黎老东把灰驴换了红马，新买了宅院，又张罗着给自家打一辆大车。他想念老朋友傅老刚，希望铁匠能来帮助他完成铁工程序，使这辆大车成为他们多年合作中的代表作品，象征他们终身不变的友谊。

久别的铁匠父女回到这个村庄，黎老东高兴地带着亲家去看他新添的家业，得意地诉说着运输赚钱的生意经，并没有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进屋休息的意思。傅老刚打量着黎老东高高翻起的新黑细布面的大毛羔皮袍，忽然觉得身上有些寒冷。

这次铁木合作中，两个老朋友都渐渐觉得和过去有些不一样。过去，两个人共同给人家干活，情同手足；现在黎老东象个监工，赶工赶得过紧，连傅老刚抽袋烟都表示不满。傅老刚感到，过去多少年来，他和黎老东共同厌恶、共同嘲笑过的那种“主人”态度，现在由他的老朋友不加掩饰地施展起来，而对象就是自己。

铁工接近完成时，黎老东忽然笑着说：“亲家，我过日子越来越细了，你不要笑话我，……这些日子，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这激怒了傅老刚，两位老朋友决裂了。

青年们帮助铁匠父女在青年团办公的院子里安置了下来，铁匠的炉火在新的场所升起来，为青年钻井队治炼兴修水利用的铁钻钢锥。

青年钻井队高大的滑车在平原上竖立起来，九儿与青年们为开发水源而忘我地劳动着。他们向往着能从他们这一代，改变自然环境，改变人们长久走过的苦难的路程，那对他们来说，是太幸福了。

面对六儿的游手好闲，九儿心里象千斤石一样沉重，童年的记忆不断出现。她严肃地思考着：和童年的伙伴不一样，只有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上，在长期协同的辛勤工作里结合起来的爱情，才能经受得起人生的考验。

黎老东的大车打好后不愿加入合作社，迷恋着赶车发财。铁匠父女做出了参加合作社的决定。

面对明净的圆月，九儿的心情平静下来，作出了自已的选择，她觉得现在的心境，无愧于这冬夜的晴空，也无愧于当头的明月。

《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以人际关系的前后变化为线索，在正面肯定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同时，注重人物内心生活的挖掘，写的极为诗化。

老文说，现在看来，黎老东追求发家致富，没什么错。在当年刚解放的情况下，这表明农村许多人观念还没有从旧时代脱胎出来，在他们心中，解放不是改天换地，而是改朝换代。土改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也没有使大多数农民摆脱贫困，有点觉悟的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此极为困惑。

土改分田只是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贫苦农民朴素现实愿望的政策。用现在的理论看，土改只是建立起社会相对的“起点平等”，但是由于个体各方面差异的存在，在一个各耕其田、各行其是的社会，并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平等”。

由于土改仍然保留了“四大自由”，即买卖和出租土地的自由、雇工的自由、借贷资金的自由，以及在自由市场从事贸易的自由，这样发展下去会产生新的剥削关系和贫富分化。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

小飞同学，我们这一代人在上学时，学革命导师的语录课不少，上面所举的列宁和毛主席的话，我们那时的课本上就有。作品主人公的心理差异，你年纪轻轻应该说是经历过的，比如说你上学后假期回家，看到你昔日的同学，他们早早就出去打工，抽烟喝酒，言谈中对你上学是不屑的，你是什么想的？

《铁木前传》写的只是互助组的开端，更广泛反映互助社会的社会形态的是《创业史》。

1929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冬天灾民黑压压地涌向渭河滩。下堡村蛤蟆滩年过四十的二茬光棍梁三，收拾得齐整干净地在女性灾民群中穿行。梁三将宝娃子母子两人领进了他的草房院，宝娃改姓梁，大号叫梁生宝。

梁三是蛤蟆滩上的勤劳农民，其父艰难创业，给他留下了三间正房，为他娶了妻子。然而，他命运不济，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牛死妻亡，连祖上传下的三间房也变卖了，只剩下个空荡荡的草房院。如今，饥荒又给他送来了贤惠的妻子和可爱的男娃，潜藏在他心中那不屈不挠的创业希望又升腾了。

然而，梁三苦苦劳动十年，光景依然如旧，得到的只是失败和屈辱，以及脖梗上的死肉疙瘩、喉咙里永远咳不完的痰。解放后，他将致富的愿望，放在梁生宝的肩上。

蛤蟆滩的“能人”郭振山在旧社会走街串巷卖瓦罐，有着商人的精明，土改时立了功，外号“轰炸机”。然而，郭振山这位蛤蟆滩最早的党员，挂着代表主任的牌子，只想享受代表主任的荣誉，却不想承担为贫雇农生存发展操心的重任。他把富裕户郭世富当成自己的榜样，给自己制定了五年计划，按人口平均，土地面积赶上郭世富。贫困户高增福办起了互助组，互助组缺少畜力，想吸收两户中农，托郭振山去做工作，郭振山劝高增福，应该打自个儿过光景的主意。对梁生宝办的互助组多次明里暗里打击。

贫苦农民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依靠对象，如果革命胜利后，他们依然过着穷困的日子，继续受新生的老财剥削，那么革命就失去了它的目的，所以共产党必须让贫困的农民摆脱贫困。

建国之初，国家一穷二白，不能像当下中国那样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来扶助贫困农民，只能让农村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搞合作化，通过集体化的方式走共同奔好日子的道路，政府给合作社提供必要的机会使互助组获得发展的第一桶金，如集体进山搞副业、到城里搞运输。接下来对合作社引进新粮种、新法育秧；修水渠、改进灌溉；种植果木，新法养殖等等提供信用社贷款。

中国的合作化走的是一条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渐进式的道路。农村土地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最终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生产队是以村落为基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农民生产、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稳定性。

合作化后的乡村治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许多作家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在当代作家中，赵树理对中国农民了解深刻，对合作化运动关注强烈。他热情歌颂合作化，最早写出反映这一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小说《实干家潘永福》触及了合作化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农业社建立起来之后，应该如何对集体生产、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小说反映了一些干部的自以为是、盲目作为，打击实干家，普通社员的对集体事务的漠然与盲从，他们对侵夺集体财产的行为也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合作化的目的是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但平均主义的分配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主动性，社员们干活“大呼隆”、“磨洋工”就是表现，造成了劳动力的贬值与匮乏，需要调动妇女乃至儿童参与劳动，导致中国农业长期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只能共同贫穷。

如果分配制度合理的话，是能够消除“后进社员”干活挑肥拣瘦、占集体和群众便宜的现象的，例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一度产生过“包产到组、到户、到人”的劳动分配方式，就是一种奖勤罚懒、防止消极怠工的有效的经济手段，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语境下，很快就取缔了。

为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只能用强制、超经济的政治手段，即通过“不断革命”来治理“后进社员”。在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领域里的“不断革命”还被视为保持社会纯洁，防止国家变色、政党官僚化、干部蜕化变质、群众弱势和麻木，进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不二法门。我们那时称为“继续革命”。

“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得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聚焦在人的问题上，动辄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阶级矛盾，于是人分五类，动不动开批判大会、派工作组下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是“社教”、“四清”、“文革”，都是这种治理思想的反映。

作家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不断革命”来指导写作。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十七年合作化小说的“压卷之作”，它是一部表达“不断革命”的阶级斗争思维来实施乡村治理的政治小说。小说的主情节——“土地分红”——被认为关乎一家一户农民的经济利益，关乎合作化的生死存亡，关乎土地能否真正实现集体化，关乎能否实行按劳分配。

合作化小说正面人物虽然高大全，但落后人物写的生动。如《创业史》中的郭振山、郭世富，《三里湾》中的“翻得高”范登高、“糊涂涂”马多寿，《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菊咬筋”，《艳阳天》中的马之悦、弯弯绕。

其实作家们对合作化运动存在的问题也是有所认识。如梁三老汉担心梁生宝以后会受到冲击、否定甚至杀头。《山乡巨变》中提到合作化时人们突击花钱，大吃大喝，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写合作化的大部分作者在世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只有一个作家走红，这是政治需要，合作化作为革命行动，总的有所肯定，不能全盘否定。《艳阳天》就是以“大批判”、“三突出”为特征的“不断革命”的作品。

土地集体化需要时间巩固。当时的想法是，先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向农业提供机械，农业向工业提供人口，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那时急燥思想是主流。

工业化必须从重工业做起，可是重工业耗资巨大但提供的就业机会并不多，不多的城镇人口中还有部分人回农业找饭吃，如“六二压”和知青下乡。农业对工业的支持，从集体上抽取比从每一个人身上抽取成本要小的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农业税取消之前日益激烈的抗费行动看出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能实行分田前提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已形成共识，定期平分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土地不能私人买卖，同时农业人口能开始向城镇流动，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并不具备。

合作化是历史，认识历史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

杂七杂八谈了这么多，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2024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