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黄花（馆陶一中初建三十年）——馆陶一中早期印记

重阳黄花（馆陶一中初建三十年）

——馆陶一中早期印记

（封面）

馆陶县第一中学

校 风：严谨 求实 团结 奋进

校 训：健康 和谐 卓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办学理念：育人为首，质量为根，诚信为本，发展是魂

培养目标：生活自理，行为自律，学习自主，健康自强

教师核心品质：敬业 责任 创新

学生核心品质：诚信 尊重 勤奋

彩页

（1966年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观看了“河北省农民业余演出团”的演出，其中有汪易扬老师执导，由馆陶人参加演出的文艺节目，并与周总理一起留影。其中有馆陶申立志、乔志斌等人）

校长致辞

一九五一，九九重阳，馆陶一中，诞生在焦圈。

陶山高歌，卫水狂欢。

我们沐朝晖，踏晚霞，凌波卫水，劈波斩浪，以优秀文化与英魂筑起馆陶教育“腾飞”的校园！

我们纵情陶山，历酷暑，踏冰雪，用涔涔汗水与爱心浇灌馆陶教育的“清华园”！

六十八年的征程，一代代杏林园丁，用自己的青春和铁骨，为一中学子奠基美丽的“明天”。

六十八年的风风雨雨，一个个看似平凡的教坛师匠，敢为人先，以陶山风骨，豪迈气魄，勇闯教学教研难关。

六十八年，我们经历了各种坎坷与艰难。

六十八年，我们绘画出充满朝霞的春天。

六十八年，任凭酷暑严寒，我们用一片冰心呵护生长将军与博士的摇篮。

六十八年，我们用满腔热血浇灌子夏曾结庐授徒的“乐园！”

六十八年，昔日的重阳黄花，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且硕果累累，奇材擎天。

忆往昔峥嵘岁月，感慨万千。

谁说“叹老骥伏枥，时过境迁？”

“无需加鞭自奋蹄，老牛自知夕阳晚”。

牛背横笛夕阳影，一曲赞歌醉陶山——

“办适合学生的教育，创百姓向往的校园”。

乘强劲东风，我们把梦想放飞平原。

趁西风萎靡，我们在卫河启程航远。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潮中，永远走在前面。

为振兴祖国贡献才智，早日实现华夏复兴的宏愿。

我们遵循孔子“大同世界”的构想，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让我们奋力拼搏，勇往直前！

王明照 2018.7月2日

馆陶县第一中学《重阳黄花》编委会

主 任：王明照

副 主 任：吕仁先

委 员：冀成军 李书海 闫子强 李鲁兵 韩金海

张昀赢 申保箱

主编：申保箱

目录

后记

馆陶一中基本情况介绍

馆陶县第一中学，始建于1951年。2005年通过省示范性高中达标验收。

我校现有237名教职工，其中，有特级教师3人，高级教师76人，专任教师学历均为本科以上，研究生学历教师45人。教职工队伍年龄结构合理。30-49岁177人，占教职工总数的74%，30岁以下30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3%。三个年级共48个教学班，在校生总数2970人，其中高一1060人，高二880人，高三550人，初一240人，初三240人。学校占地157亩，建筑面积48000平方米。

我校大胆引进名校元素，对标衡水二中，启动了“建设魅力一中，打造激情校园”工程。在县委政府及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我校聘请衡水专家，全方位、全时段融入我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为我校带来全新气象。围绕打造冀东南高中教育新品牌，在“抓队伍、强管理、提质量、求发展”这一办学思路的指导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和全员管理，全天候关注，全方位服务。“办适合学生的教育，创百姓向往的学校”是我校一直以来坚持的发展目标。

在衡水模式的引领下，我校教育教学成绩正在全力攀升，极大地鼓舞了全校上下的士气。

2014年高考，在参考人数比2013年减少216人的情况下，各批次上线率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本科二批以上上线228人，上线率38.19%，比去年提高了5.22个百分点。

2014年，我校期末成绩更是全线飘红。各级部绝大部分学科都跻身全市前八。其中，高二文科地理、理科生物名列全市第五，创历史新高。

我校校长王明照荣获13年度省教育工作先进个人、14年全市优秀校长。在2013年全市省级示范性高中教学质量评估中，我校荣获全市第一名，并因此获得“市教育教学先进单位”称号。我校还年年获得县高考特别贡献奖、县教育教学先进单位。

我校开启了全方位的教育教学改革，博得了县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在教学管理上，完善了“周测、限训、自助餐”制度，制定 “五有三必须”的训练策略，真正做到了“平时练习考试化，大型考试高考化”；加大教学常规检查评比，做到周周汇总，周周公布。

在教学研究方面，提出高效课堂的“五个五”。独创了“四位一体”的听评课制度，将个人自主听课，备课组统一听课，同课异构，学校大公开课及教研四位一体，“四位一体”教研模式在学衡水现场会及武安教学教研经验交流会上做了经验交流，得到市教育局领导及教育同行的高度评价。

在教育管理上，我校也多措并举，成效显著。馆陶一中学生管理“双六条”为学生行为设底线、拉红线。首次实施职员工人竞聘上岗制度，提升了处室工作效率，全员竞聘上岗也将在15年夏天实行。严格请销假制度，保证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校级领导干部坚持“一线工作法”，实行“八个一”，在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拉近了与师生间的距离，增强了凝聚力。

我们还开拓思路，推陈出新。自14年下半年起，我们提出要在巩固“邯郸第一操”的基础上再打造三个“全市第一”，即：“邯郸第一高效课堂”、“邯郸第一自习”、“邯郸第一宿舍”。这四项创建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我们还深入开展“正考风、带学风、转教风、促校风”活动，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围。我们还于14年4月举办了首届班主任节，今年将首次举办2013级学生成人典礼。总之，我校正处于借鉴衡水模式、塑造馆陶模式的新阶段。

一系列成绩的取得提升了我校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大了影响力。全市“对标先进、学习衡水、提高质量”工作现场会、邯郸东部六县高考备考研讨会相继在我县召开。20多所县内外兄弟学校的1200名同行前来我校参观。高一生源数量质量在过去两年不断取得新突破，县域外生源突破100人。14年，《邯郸日报》四次大篇幅报道我校学衡水情况，邯郸电视台连续七天推出专题片重点推介我校成果。

现在，馆陶一中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全校师生正齐心协力、攻坚克难，为把我校尽快建成冀东南高中教育高地、实现“一中梦，腾飞梦”而努力奋斗。

一中初建时期——焦圈校舍平面图

（三级校友张凌云绘制）

（馆陶一中初建时期焦圈校址平面图，初中三级校友张凌云绘制）

平面图说明：

此图由张凌云老师回忆绘制而成，馆陶县中学(馆陶一中)在建校之初，借用焦圈焦汝敬旧宅。1953——1956年场地房子使用情况，焦宅在卫河东岸焦圈村南部。学校南大门距学校不足100米。此图未按比例绘制，仅显示其位置。标有红线者是带有走廊的房子。

图中标码说明：

（1）四合院北屋，女生宿舍。（2）西屋教教师餐厅。（3.）东屋女教师住室。（4）南屋，教师伙房。（5）北屋，平房，最初学生伙房。（6）工人宿舍。（7）男厕。（8）女厕。（9）中间综合院之西院，最北部两层小楼，下层是教室，上层为学生宿舍。（10）西屋为总务处人员居住和办公处所。（11）中间综合院之东院——三进宅院最后院落北屋，校长居住办公处，（12）（13）教导主任、教导员住宿办公处。（14）团委及学生会办公处。（15）（16）教师宿舍，三间房，两室一厅，住2人。（17）三进宅院最南院，北屋，教室，初中三级二班曾用。（18）（19）教师宿舍。（20）南屋，初中三级一班曾用。（21）综合西院之南屋，图书阅览室。（22）（23）综合院南端之东西两个角楼，都是两层。西角楼上层总务主任住室，东角楼下层是医务室，上层，教师住处。（24）（25）综合院东西两大门对称，两门之间有宽道，黑漆大门，门楣、门框刻有漆金对联。（26）焦宅北门原通焦圈村，称为学校后，被封闭。（27）一排小型平房，都是教室宿舍。（28）平房，教室，初中一级二班、四级二班曾用。（29）砖砌、土筑舞台，开校会、文艺演出时，在此。（30）信号铃挂杆。（31）国旗挂杆。（32）学校东大门。（33）东屋，教室，初中二级二班曾用。（34）东屋，体育器材室。（35）（36）新建教室，初中四级一、二班曾用。（37）（38）新建教师，初中三级一、二班曾用。（39）厕所。（40）新建学生宿舍。（41）新建教室，五级一、四班教室。（42）水井。（43）校内操场。（44）篮球场。（45）新建学生伙房。（46）学校南大门，1955年，学校东大门建成后停用。

馆陶一中初创时期的社会活动

——一级二班王明立回忆录

我是馆陶县（当时称：山东省馆陶中学）第一中学一级二班学生，在校时间为1951年9月至1954年7月。当时校内校外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国内国际的形势教育，政府重大政策的贯彻，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其具体做法如下：

一、在庙会集市上游行

这种活动规模大次数少，一学期一次。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反动的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其罪恶企图是把诞生不久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在1952年、1953年，南馆陶三月十五庙会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参加人员，除了馆陶一中的广大师生，还有北馆陶师范学校的师生，共有近千人。洋鼓洋号，锣鼓齐鸣。以多面红旗为先导，组成了游行队伍。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保卫新中国”等口号。赶庙会的群众，有的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有的为之鼓掌。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感化了群众，也教育了自己。

首批毕业生，不是升入高一级学校，而是十二名同学参军。到了硝烟未尽，仍散发着血腥味的朝鲜战场。他们是：张维志、王明立（本文作者）、张学义、范同信、张新谦、孙春古、武会卿、赵书文、杨秀亭等人（还有三人记不起名字了）。

二、文艺活动制度化、社会化

当时，每天下午都有文体活动，每月两次全校师生参加的文艺晚会。主题不同，形式多样，如演讲会、故事会、时事报告会，心得交流会。文艺活动节目多样，如独唱、合唱、活报剧，相声、小品、舞蹈等等。

最热烈的活动是赛歌：一班对二班；男生对女生。“东方日出，西方雨”，献技各不同。刘秀芬老师琴声流畅似水，郭萍芝（郭平之）老师的二胡激越高亢；常香玉唱吧《花木兰》，新凤霞接唱《刘巧》，羽扇纶巾诸葛亮，黑脸张飞叫喳喳；白毛女哭诉黄世仁，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真是歌声阵阵，掌声如潮，热闹非凡。

这样的活动是走出学校，服务于社会。到南馆陶（南馆陶老街，河东街，牌坊东，路北。上世纪70年代治理卫河，整体搬迁。）土台子剧场演出两次。不过演出的节目进行了精选。还自编自演了一些小话剧，活报剧，如《送公粮》、《二大娘送子参军》。还排练了当时极热演的歌剧《白毛女》等，轰动附近几个村庄。观众把园子挤得满满的。

三、结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教育活动

1952年秋收后，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号召农民留下口粮，余粮全部卖给国家。广大农民在解放前饿怕了，卖余粮有阻力。学校就让杜毅仁主任组织了宣传小组，去附近村庄讲演，放“幻灯片”，在街巷或高处喊喇叭，甚至走进农户，用拉家常的方式，宣传“统购统销”政策。打消了顾虑，提高了思想认识，使广大农民踊跃将余粮卖给国家，受到馆陶人民政府的好评。为国家初创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及社会稳定，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作者寄语：

上述这些杂乱无常的文字，是70年前不可重复的生活实录。当下流行着一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和远方，它是青年人的“专利”，对于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或许是复杂的，茫然的，只剩下“苟且”，还有没有诗和远方呢？

王明立于2017年6月10日

王明利简介

王明立，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乡南董固村人，1935年6月13日生（阴历），1951年9月至1954年7月，在馆陶中学读初中。1954年7月至1958年8月，在四九0六部队四四0 六支部工作。先后在朝鲜、北京、晋江，福州重兵放空区驻防。1958年9月至1962年10月，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62年10月至1995年，先后在山东莱芜、馆陶房寨、范庄、馆陶中学等校任教。1995年9月退休。

2017年9月10日

馆陶一中初创时期的焦圈记忆

——馆陶一中三年学习生活回顾

三级一班刘梦奇(刘辛)

2017年5月

1950年2月，我在本村由李群华老师介绍加入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

1951年我们村小学朱叶舟老师将我的名子刘梦麒改为刘梦奇。

1952年2月我到距我们村五华里的儒家寨镇读高小。1953年署假，在家闲着没事，就和本村已经高小毕业的谢明一起到山东省（今河北省）馆陶县考初中，当时的馆陶一中在南馆陶镇附近的焦圈村,那天，我们到焦圈村时已是傍晚,十几名从河北省广平县、肥乡县、曲周县等县来的考生集聚在校园内,虽然多数人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年轻人在一起,还是天南海北穷聊,夏天夜短,不知不觉天已大亮,一夜没睡,但人人精神抖擞,毫无困意。笔试完了还要面试,参加面试的学生在院子里排成若干队,坐在房子里的老师分别把一个一个学生叫进房间，一个一个提问题让考生回答,对我进行面试的是一位年纪比较大、人有点瘦、背有点驼、头发有点稀疏但精神很好的男老师,他问我朝鲜战争是哪一天停战的?我回答后,他非常满意,马上又问我看报纸吗?我说看,他又问我你在什么地方看报纸啊?我说我们村的小学老师订的报纸我常去看。他鼓励我要好好学习,回家等消息吧。

十多天后,山东馆陶一中的入学通知书来了,结果我考上了,谢明没考上。我到儒家寨高小去办上初中的证明，学校不给办，理由是高小没毕业怎么能上初中？我当时也有点犹豫，一个人跑那么远到另一个省去上学总觉着不太方便，我高小的语文老师赵方正知道情况后，找到学校领导给我开了证明，赵老师又鼓励我机会难得千万不要放弃，于是我独自一人冒着大雨步行五十多华里到馆陶一中去报到。我到馆陶一中办入学手续时才知道那位对我进行面试、年纪比较大、精神矍铄的老师正是馆陶一中校长郭冠英老师!

馆陶一中位于山东省（现河北省）馆陶县南馆陶镇南面三华里的焦圈村，这里原来是当地大地主焦家的庄园，庄园很大，座北朝南，庄园北半部多为四合院，也有不少二、三层楼房。院内主体建筑分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前院和后院，最西面那一部分，前后院都是平房四合院，前院是教职工食堂，后院是女生宿舍；中间那一部分前院四合院南屋是二层楼房，其他为平房，后院是三层楼房；东面那一部分，前院南屋是二层楼房，其他为平房,后院是面积比较大的平房四合院,每周全校同学集会都在这里进行。当时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是办公室宿舍合二为一,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郭冠英校长住中间那一部分前院南屋二楼，王尚白教导主任住东面那一部分后院北屋，副教导主任杜毅仁住东面那一部分前院东屋。

一年级时我们上课的教室是东边那一部分四合院前院南屋，楼上是我们一年级的班主任、教数学的郎善文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郎老师身材高大、魁伍，他也曾担任体育课老师。我们入学时全校共有六个班，当时学校没有学生餐厅，每个班教室前都有宽大的长廊，天气不好时，吃饭就在长廊下，天气好时就在院子里吃饭，每个小组的同学围成一圈，蹲在地上，共吃一盆菜，每人两个窩窩头，有时也有馒头，每个班一大木桶粥。

我们男生住在中间那一部分后院楼房内，那里是木质地板，条件很好,不需要床,每个房间都是大通铺,同学们住在一起,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后来，随着学生和老师增多，又在四合院与楼房外面盖了一些平房作为教室和老师的住处。

庄园南半部分是操场，操场边上有一口水井,既供学校师生食用又是我们洗衣、种树、浇花的水源,水井在我们班教室后面,我们班的王保林同学和李廷举同学是我们班两位个子最矮、年龄最小的同学,他们每次洗衣服,都是我们班几位年龄大一些的同学帮他们从水井里提水,我们班两位个子最高的李鹏志同学和常向书同学,每次劳动,不论是种树、浇水总是抢在前面干。我们在水井旁边挖地种下的一排排加拿大杨树支条,到我们毕业那年已长成5-6米高的杨树林了。大院最南端一排平房是为我们学生做饭的厨房，厨房西侧有一个南大门，这个门几乎从来没打开过。南大门外就是卫河。庄园南十多华里的一个地方叫徐万仓，由河南省流过来的卫河和由河北省太行山流过来的彰河在这里汇合,汇合后仍叫卫河，卫河向北流去，直奔焦圈村而来，到了距焦圈村几百米处突然拐了一个大弯向西流去，绕过焦圈村后又向北流去，许多人觉得这是一条很奇怪的河,这条河，经南馆陶镇到临清县汇入大运河,向北京流去。学校的大门向东开，东门外还有蓝球场，庄园的地势比较高，东门外的蓝球场地势比较低，1954年署期下大雨，卫河水暴涨，东门外蓝球场水很深，水流很急，学校成了孤岛，我回学校是坐船经过蓝球场到学校东门下船才进到学校的。

校长郭冠英是抗日部队一名营教导员，他热心教育事业，对待每一个学生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郭校长身边有一位公务员叫谢书箱，是郭校长从部队带来的，负责校长的日常生活,又管理文件资料，教师也好,学生也好,只要有事需找郭校长,谢书箱总能帮助很快安排。我曾在三级一班当班长,后来当了校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有一项工作就是每天下午体育活动时给各班分配体育器材，当时我们学校的体育器材很少,常不够分配,我刚干这个工作没经验,郭校长带着谢书箱到体育器材库来,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让每个班都有体育器材玩。郭校长还自编歌剧，指导学生排练,我常看到他给学生边唱边表演,常常逗得同学笑声不止。

教导主任王尚白老师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每周在东面那一部分后院最大的四合院开全校学生大会,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对大家讲话,有板有眼,循序善诱,要同学们爱国家、爱老师、好好学习、勤俭节约,毕业后成为对国家对家庭有用的人。

副教导主任杜毅仁老师个子不高,天天充满朝气,他还分管共青团的工作,他的办公室离我们的教室很近,不上课的时候我常去他房间玩,他那里总有各年级、各班的同学集聚在那里,常常没地方坐,大家都站着聊天；有的同学晚上不愿意按时睡觉,杜毅仁老师常跑到我们宿舍督促大家要养成按时作息的好习惯,同学们都很听他的话。

我二年级以后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郭萍之老师，他喜欢开玩笑，常给我们讲笑话。我最喜欢听马骏老师讲的地理课，他声音宏亮，语言生动，我工作后到国内、到国外，每看到当地的河湖大山、名城古迹，常常能想到马老师在课堂上是如何介绍这里的。郝敬堂老师教音乐和美术,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人们渴望和平,郝老师教唱的“王大妈要和平”歌曲在校园内到处迴响。教体育课的焦树春老师,他是焦圈人,原是军队蓝球队的成员,退役后回到老家,他教的远距离投篮和三步跳远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校传达室的何焕奇同志,是一位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和蔼可亲的好同志,同学们的每一封信他都亲自送到本人手里。他一摇铃大家都回到教室上课,他再一摇铃大家跑到院子里活动,他那时已三十多岁快四十岁的人了,不伦男生女生都亲切的叫他"焕奇",他从不给任何人发脾气,他就像一位大哥哥,也像一位大叔，站在学校大门口,手拿摇铃,指挥着大家上课、下课、吃饭、活动!学生食堂有一位老厨师张云生,他作的饭大家都爱吃,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人又胖,走路腿脚不太方便,同学们都称他“张大爷”,男同学爱打闹,有时体育活动也受伤,只要给“张大爷”说一声或让他听说了,晚上,他忙完食堂的工作后，立即一步一拐的、挪动着身躯到我们宿舍给崴了脚的、受了伤的同学按摩,他成了我们的保健医生!

学校的课余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课余，同学们常成群结队沿卫河边跑步，有时跑到十华里外的秤钩湾，站在这一清一浑的卫河、彰河汇合处看风景。据说战争年代，刘伯承、邓小平曾率领部队从这里渡河。河岸边当地勤劳的农民种植的萝卜、白菜、玉米长势良好，一片大丰收的景象,同学们在这里面对大河，面对即将收获的庄嫁、蔬菜，有的在唱歌,有的在朗诵诗词!

在馆陶一中，我全身心投入学习。因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四川工作,母亲、妹妹、弟弟、也都到四川定居，路途远，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多数假期我在学校度过。同学们都放假回家了，学生食堂不再开门，我只好到老师食堂去吃饭，许多老师也回家了，老师食堂厨房在大院西面那一部分前院四合院南屋，四周房屋都很高大，吃饭的人也很少，老师食堂的厨师是我高年级校友石昆山的父亲，他做的烧茄子非常好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饭后，他常坐在厨房门口拉胡琴、吹笛子，使假期中高大院子里冷清的校园充满生气。假日，我也常跟何焕奇在传达室聊天、值班，有时还和他一起在院内巡逻。负责学校图书馆的老师假期回家的时候，我常主动承担照看图书馆的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我系统看了许多书，特别是描写中国北方农村的文学作品成了我最爱读的书，赵树理、孙犁等成了我最崇拜的作家。

1955年10月7日，由馆陶一中教导处副主任杜毅仁老师，和我的班主任郭萍之老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三级一班共有三名共产党员:孔德秀(女)上初中前已是共产党员,杨玉春在我之前入了党,没毕业就参加了海军。

1956年我初中毕业后，作为《三好》学生由馆陶一中被保送到山东省冠县一中读高中。

1959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开始了紧张的大学生活。

刘梦奇简介：

刘辛，男，汉族，曾用名：刘梦麒、刘梦奇，1936年12月27日（阴历丙子年11月14日）生于河北省大名县西仲相固（西庄）村。是馆陶中学三级校友。1956年初中毕业后，作为《三好》学生由馆陶一中被保送到山东省冠县一中读高中。1959年考入山东大学。后一直在北京工作。香港回归时，遂国家领导人奔赴香港，见证了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路春溪老师宣读我的作文

——馆陶一中回忆

三级一班 张贵银

一九五三年夏天,我考入馆陶一中,学校地址在南馆陶镇附近卫河右岸的焦圈村-焦家大院。校长郭冠英老师、教导主任王尚白老师，重视教育、人品高尚、和蔼可亲、校风纯朴，受到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我被分到三级一班，教语文的老师叫路春溪，是一位女老师，她二十多岁，梳两条大辫子，戴着白色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身体健壮，讲课声音宏亮、认真。开学不久，路老师语文课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家庭”。

记得我写的作文大意是：我是一个无父无母的烈士孤儿，母亲陈兰在兵荒马乱、缺医少药中病逝，那时我才四岁；父亲张鹤岭很早就参加了抗日，是冀南军区馆陶县抗日大队大队长。父亲带领队伍，抗击鬼子，保护群众，铲除汉奸，遭到日本鬼子和汉奸的仇恨,我六岁那年，正月十五，鬼子以为我父亲回家过元宵节，专门到我们村（浅口村）进行大扫荡，父亲不在家，在汉奸的指认下，把我爷爷抓去严刑拷打，追问我父亲的下落和藏公粮的地方，爷爷不说，就把爷爷吊起来活活烧死，扔进红薯窖中，又把我家的房子，特别是我父母住的房子烧的片瓦无存。

爷爷的后事还没办完，过了两天，父亲在反扫荡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一只胳膊断了也不投降，宁死不屈。三天之内家破人亡，那时我不满六岁，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我恨日本鬼子，我恨汉奸！

路老师站在讲台上，面向全班同学宣读我这篇作文，她愤怒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和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的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她眼含热泪，赞颂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精神，我看到她泪流满面的对我说：“你不是没有父母，你母亲是被贫穷落后的旧社会夺去了生命，你父亲是为抗日救国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的精神永远活着。你别悲伤，要好好学习-----”。

路老师叫我别悲伤，可她已泣不成声，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就提前下课捂着脸跑出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此情此景，我至今难忘。

作文本发下来了，我看到，路老师在我写的作文的字里行间里画满了红色的圈圈点点，还有落在我作文本上的斑斑泪痕-----。

路老师用红色毛笔在我作文本上的批语：控诉了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和吃人的旧社会，讴歌了爱国主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你要继承遗志好好学习。

在学校培养和路老师的鼓励下，我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和刘梦奇、程德书、武保昌三位同学被保送到冠县一中读高中，后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

谢谢了，馆陶一中！

谢谢了，路春溪老师！

一中生活片段

文/张凌云

2018年4月中旬的一天，为馆陶一中写校志的申保箱找到我，想了解一些关于馆陶县中学（馆陶一中前身）的情况。于是，六十年前的初中生活，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除应邀绘制一张当时校舍平面图外，今将忆及的一些事情赘述于后。

馆陶县中学创建于1951年，其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中，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三年经济恢复尚未完成，为了发展中学教育，馆陶一中就借助于卫运河东岸焦圈村焦汝敬（南馆陶镇王占元外甥）的宅院建校。那时馆陶县隶属于山东聊城专署管辖。我是初中三级，1953年秋入学，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三年经济恢复完成。国家已经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正实行“三改一化”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改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我的初中三年，学校和全国一样，到处是和煦的春风，明媚的阳光，勤快的步伐欢乐的笑脸，处处充满了朝气蓬勃的气象。

一

馆陶县第一中学（馆陶一中）所处的焦家老宅，位于焦圈村的南半部，紧邻卫运河东岸，学校南大门距卫运河（隋唐大运河的一段）不足百米。卫运河平时如百米宽的黄缎，闪烁着阳光，自东南流来，绕过焦圈，又向东北涌去。涨水时，河水出槽，浩瀚如海，不见边际。学校东边、南边以及卫运河两岸，尽是丰茂的良田。阡陌倩影，丰收的欢笑，卫河帆船，来往如梭，纤夫船歌，荡漾蓝天。出学校南门，有一条比较宽敞的马路，直达高高隆起，蜿蜒如蛇的大堤（焦圈村和学校在大堤之间的河套内），若登上堤顶，南北眺望，土牛连绵，远逝在云草之间。

校内建筑布局：北半部是多重院落，是学校办公教学住宿等房屋。南半部是操场、运动场所。

北半部是由青砖铺就东西相对的两条南北甬道，把建筑群分成东、中、西三部分。西部北端是一座瓦房四合院，灰瓦，蓝砖，白缝，建筑紧凑。其北房用为女生宿舍，东屋是女教师住处，南屋是教师伙房，西屋是教师餐厅，院之东南是朝东的两扇黑漆大门，上刻漆金门联。挨此院南边有一排平房，是学生食堂，西屋是一排职工宿舍。宿舍南三十米处，紧靠学校西墙，有一排学生厕所。

两条南北甬道之间的中轴线上，是建筑群的中间部分，这部分是整个建筑群的中心和重点。他是由东西、背向的两大院落组成。其西大院北房是一座两层楼房，上层用作学生宿舍，下层是教室。西屋是多层台阶，拔地一米多高的灰瓦砖房。是总务人员办公、居住之处。南屋是图书阅览室。南屋西端是一座两层角楼，角楼与该院西屋南北一线。角楼与西屋之间是这座宅院的西门，此门与东院之东门直线对称，两个大门皆为双扇黑漆大门，均上刻金色门联。此门也与甬道西边黑漆大门相对。

这个建筑群的真正重点则是中间综合大院的东院，大院是由南至北地势渐高的三进四合院所组成。最北边的四合院，地势最高，立于廊下南望，有居高临下之感。正房是校长居室，郭冠英校长就曾居住于此。东西配房都是台阶多层青砖灰瓦的房屋，是教导主任、教务人员住室及办公处。

中间宅院，正房是团委和学生处办公处。东西配房是教师宿舍。配房皆三间，两个断间墙，一房住二人。

最南面的宅院，其建筑风格与上面的两处宅院相同。不同的是多出一栋南屋，正房和南屋都是教室，东西配房也是教师住处。南院之南屋与西院之南屋（图书阅览室）东西连成一排，其东端是角楼，与西院角楼相对应、相对称。东角楼下层是医务室，上层为教师居室。东角楼与东屋之间是这座三进院落的东门，此门与西院西门东西直通，遥遥对称。出东门即是东甬道。宽阔的东甬道北端是这座大宅院通向焦圈村的北大门，但学校将其关闭，不与外通。

东甬道的东边是这处建筑群的东部分。这部分最北端，是一排小型平房，都是单间，是教师宿舍。稍南，依次是一排平房教室和一处砖砌土筑的高台（舞台），这里是开大会及文艺演出时的舞台。舞台东南角树立起一根高高的旗杆。远远都能看到此处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舞台西南角，是一处瓦房形状，木板制作的“钟楼”，下面是悬挂铁钟的双杆。

土台南侧与甬道西边中间这处宅院的东门在一条东西横线上。东端，既是学校的东大门。门棚下北侧有一南向传达室。1955年后，东大门启用，南门关闭。东大门之南，紧靠校园东墙，还有一排东屋，北面三间是教室，南面两间放置体育器材。

随着学校增班扩容，又在两条甬道中间的角楼南面依次盖起两栋平房，一排是学生宿舍，另一排是四个教室。这是五级四个班的教室。这一排教室前面有一口大水井，供全校饮用。水井稍前是东西长的矩形操场，过了操场，就是学校南大门。后来，操场东面又建了两排教室，每排六间。前排为三级一、二班教室；后排为四级一、二班教室。

校园西南隅有座高大的南大门，出门西南，不过百米，即到河岸。此门，1955年下半年关闭。南大门之东，紧靠南墙，是新建的学生大伙房。出伙房就是校内南操场的东半部分。

校外环境。校园西墙外到卫河岸边，是一大片掩天蔽日、高大的树林。那是焦汝敬家的祖茔。学校东大门外，路东有一片并不高大的杂树林，树林南面是校外操场。早操、运动会，都在这里。这里地势低洼。有一年大雨积水，校园成了孤岛，进出校园需乘船。操场南面有一条马路，从校园南大门直达五百米外的东大堤。

就是这样一所建在农村，条件并不完善的初级中学，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和青春的朝气。黎明响起清脆的铃声，嘹亮的歌声，铿锵的步伐。早晨，校园充满了朗朗的书声。上午，教室里传出老师们清脆而含哲理的讲课声。下午，操场沸腾了，青少年生龙活虎一般的跑着，追逐着，呐喊着，这满含青春朝气的声响，与墙外卫运河的流水声、纤夫的号子声，汇合成高亢激越的时代强音，在冀鲁豫交汇的大平原上，在辽阔的蓝天下激荡......

二

1953年9月至1956年7月，在校的领导、教师、职员、工人有：

校长郭冠英。教导主任王尚白，教导副主任杜毅仁，兼政治课。崔石声任教务员。总务处主任沈振寰，李子彬任总务处职员，张仙居任大伙房管理员。何焕奇和高玉岭任传达员，王福占和另一位王姓职员任校医。教师伙房厨师石玉兰。大伙房工人组长张云生，焦振官是大伙房工人。

教师有：

郝光亚（语文）、李亚夫（语文），郭萍之（语文）、阮冠之，（语文），王振夏（语文）、路春溪（语文）。郎善文（算术）、郝镜塘（代数、音乐）、刘秀芬（数学、女）、宋玉杉（平面几何，女）、卢继武（平面几何）、焦增智（物理）、许以岳（化学）、马俊（历史、地里）、苏如海（地里）、李习作（历史）、李书兰（植物、动物、生理卫生）、沈崇岭（俄语、体育）、焦树春（体育）。

以上是回忆起来的，其中李习作、刘秀芬、路春溪和不知名的王校医，不到我们1956年毕业就调走了。

学生班级情况：

1951年建校，招收初中两个班，两个班都有女生。

1952年招二级两个班，一班有女生，二班纯男生。

1953年招三级两个班，一班有女生，二班纯男生。

1954年招四级两个班，一班有女生，二班纯男生。

1955年招五级四个班，一、二班纯男生，三四班有女生。

当时标准班额为54人，由于退学、转学、插班、降级等诸多原因，有的班稍有变动。那时各中学都是自主招生，招生时间和试题都是自拟。生源范围较广。就我们三级而言，除馆陶本县学生外，还有来自广平、肥乡、大名、曲周、邱县、冠县、临清等各县的学生。

三

每当忆及初中的老师和为我们服务的职工时，他们当时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的面前，想到与他们相处的往事，心中充满了激动与感恩之情。

郭冠英校长，身材不高，微微驼背，常穿一身蓝灰色中山装，戴一顶蓝灰布夹帽，步履轻慢，倒背双手。下午自由活动时，常常与学生交谈，缓慢清晰的话语，饱含着滋润的雨露，明澈的目光中透出温暖与慈爱。

初见之际，谁也不会认为他就是一校之长，反倒觉得他更像一个普通的校工。他很少在大会上作长篇报告，工作之余多交谈与师生之中。他那高尚的人格，务实而亲切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全校师生的高度赞誉和普遍尊敬。

郭校长和我这个普通学生之间发生的几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1953年秋，我们三级新生刚入学。十多岁的我，第一次远离家门，同学之间还不熟悉，难免有孤寂之感。一天下午自由活动，我从三进宅院东门出来，刚走到砖砌舞台附近，恰好碰上在东甬道南行的郭校长。

“校长好！”我先打了招呼，因为在开学典礼上已认得他。

“你是哪个班的，来自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入学后，生活、学习习惯不？”我一一作了回答。

“你是前刘堡的，你和一级一班的张新谦是一个村的？”

“是！”这时我心头一热，心想这么多学生，校长还能记住学生是哪个村的，真行！没想到从此就记住了我，每次相遇，我们总要交谈几句，使我愈加尊敬他。那时觉得一个来自农村土头土脸的孩子，能得到校长的关爱，心中十分温暖。后来我与其他同学谈及校长与同学沟通的情况时，他们都说校长的记性很好，只要谈过一次话，他就能记住，很多学生的家庭情况，他都能了如指掌。我惊诧他超强的记忆力，亲切务实的作风。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入学第一学期阶段考后的发榜日。“榜示”贴在三进宅院东角楼的东山墙下。那天看榜的师生很多，我也杂立其中。

“你考得怎样？”我背后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回头一看，是郭校长。当时我有些羞愧，脸红了。这次，俺班甲等（各科平均分数80份以上）一人，我是乙等，（各科平均分数70分以上）第七名。校长看出了我的愧憾。温和地鼓励我：“一次没考好不要紧，以后努力！现在国家建设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各行各业都需要很多人才，你们青少年赶上了好时代，一定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说罢，他轻轻地将我的肩膀拍了两下。顿时，一股热流涌遍全身。我觉得校长的话就是国家对我们青年学生的热切希望。我当即向校长保证：“一定刻苦学习，学好各门功课，不负校长的期望！”五十多天后，第二阶段考试发榜了，校长看了榜，我考了优等，各科平均90分以上，第三名，也是全班第三，校长笑着鼓励我：“古人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努力了，进步了，但学无止境，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仅要学好知识，更要学以致用！”

听了郭校长的鼓励与勉励，我的学习劲头更足了。第三次是期末考试，比阶段考试更重要。是1954年春节后发的榜，这次我考为优等第二名。校长见了我，鼓励说：“不断进步就好，全班第二，很不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从未考过第一名，心中总觉得有负于校长的期望。

还有一件事儿，可见郭校长视才育才之一斑。1956年春，是我班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那年，国家从初中毕业生中选拔滑翔员，以为培养空军飞行员做准备。经过层层体检，我们三级一班的贾德良坚持到最后，不料在省里体检复查中却被淘汰下来。其时，已近毕业。贾德良原以为满有把握当滑翔员了，功课没有系统认真地复习，所以，考试成绩可想而知。但他是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身体素质好，弹跳能力很强。他想上体校，就找到了郭校长，提出申请和要求。于是，贾德良被学校保送到上山东体校。1957年，贾德良在体校运动会上崭露头角，获得跳高第一名。1958年夏，我从《山东体育》报上看到，贾德良在烟台召开的“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上，荣获十项全能冠军。该报头版还配发了他投掷标枪的照片。此后，他被调到国家队重点培养。后来，贾德良在国内外田径比赛中，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他的成绩被收录在当年的《体育年鉴》中。

郎善文老师，是我们三级一般初一时的班主任，并教授算术课。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和郝镜塘老师是馆陶县算术教师的佼佼者。他身材颀长，腰板挺直，目光深邃，不苟言笑。他的口头禅是“希不拉的”。每当听到他认为难以发生或表示怀疑的事情时，总是慢吞吞地说“那希不拉的呗”。同学们听多了，不知哪位同学就给这句话配上了乐谱“1 2 3 7”。一些年龄小的同学，有时谈论一些笑话，不便老师知道。忽然有人唱“1——2,3——7”。就知道班主任来了，大家立刻停止谈论，像没事儿一样。

我们那时的初中生，年龄差距较大。就是初一学生娶妻生子者亦有数人。郎老师的班级工作特点，宜采用谈话点拔和暗察式。大量日常工作都由班干部处理。在此略记暗察一例。

两节晚自习过后，同学们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浑身轻松，下课铃一响，像一群燕子一样冲出教室，跳啊、蹦啊、舞啊、唱啊。尤其是到了宿舍，各种奇腔怪调，各种非常动作，在外面难以出口的调皮话，都毫无拘束地释放出来了。

一次，宿舍的灯光还未亮，早进宿舍的同学，忽然都噤言了，后进的同学仍肆意地吵闹着。灯亮之后，只见郎老师斜躺在最里面的角落处。

待大多数同学进屋后才微笑着离开。曾出洋相的同学，多显尴尬，不自然地说“郎老师见笑了！”有的暗中挤眉吐舌，弄个鬼脸。个别人心里似有喘喘不安之色。这种暗察次数并不多，却让学生收敛了许多。这种暗察，每次都能扑捉到最精彩的场景。但郎老师从未批评过任何人，班会上也从未提及过。

郎老师是一个富于创造性且勤于动手的人。我们班的算术作业本是统一的，与其他班不同。裁切整齐的32开本，封面上印着双廓红色“算术”二字，下面是分行小字“班级”、“姓名”、“学号”等，全班50多本，都是他亲手刻印、装订、裁切而成，比买的还好。

春夏，他戴的帽子，都是自己裁制而成。一天，大家看到郎老师戴的帽子只有帽罩和帽圈，隔了两天，变了，帽顶也有了，是由许多五角星连缀而成的，有的学生笑问：“郎老师，帽子是您自己做的吗？”“帽子还用买吗？”郎老师虽不苟言笑，却是个地道幽默的人。记得一年秋天，多数人都穿着夹衣。早操过后，郎老师穿着棉大衣漫步走出东门，遇一学生笑问：“天还不冷，您就穿上棉大衣了——郎老师？”他沉着脸，故作严肃的反问：“要棉大衣干啥，不是为了暖和呀，下了雪，穿上还暖和啦？”同学笑了，他也笑了。

一天下午，我们在校外操场上打排球，郎老师到操场上散步，他看到绕操场内圈新砌的跑道，方砖的角都是朝上的，像锯齿一样。对我们幽默地说：“老申（体育教师申崇岭）又给王医生找活干咧。”在他的建议下，不久跑道的砖就平砌了。以防运动中的以外伤害。

郎老师还是当之无愧的“创新”书法家，他的行楷，人见人爱，人见人赞。记得是1954年春末的一个下午，我有事儿去找他，那时，他住在三进宅院东角楼的上层。报告之后，经老师允许，推门进去。只见三屉办公桌移至小屋中央，桌子上放着一大张白纸，纸上是个双廓（双钩字）钩成的“民”字，大纸下垂部分几至地面。字长估计不少于四尺，屋地上还放着与民字还要大一些的“人”字。我从未见过这样大的字，脱口攒道：“真好！”郎老师说：“这是给县里正在建筑的人民剧场写的，还有局场两个字没有弄完。”

那时馆陶县政府还在北馆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剧场”就是馆陶标志性大建筑了。剧场建成后，县政府迁到南馆陶，在这里开大会、看电影、看戏的人多了，人们看到大门上面的红漆大字“人民剧场”（后来变成了黄漆），由于字体上大下小，配置得体，远远看上去却非常匀称。都翘起大拇指，赞不绝口。谁不夸他是令人尊敬的书法家呢！

后人看到剧场上方镌刻的红漆大字“人民剧场”，都说是榜书，是直接写上去的，其实并非如此，作为亲眼见证者，当时，郎老师写许多“人民剧场”，都是单字，每个字约有六七公分大小。之后，他把满意的字一个一个地跳出来，逐个又在玻璃板上用墨双钩描出轮廓，晚上在教室里用自制的幻灯（手电筒去掉前罩，夹在试管架上）将玻璃片上的字体投射到墙壁的纸上，根据所需字的大小，来调整灯光的距离， 合适了 ，再在纸上勾描出字形，再经过修整 ，就成了我在老师屋里看到的大字了。

马俊老师教授的史地课，同学们都十分乐听，极为赞赏。马俊老师大学刚毕业就被分配到馆陶县中学任教。他中等身材，腰板挺直。 常穿一身深蓝卡几中山服。裤线分明， 两眼明亮，步伐轻快，浑身洋溢着青春的力量。他业务精熟， 基本功扎实。他教课有三大特点，令学生敬佩。

其一，地理每章初始课，描述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在每章开头，为了吸引学生听课，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他对高山峡谷，河流湿地、平原沃野、广袤高原、无际草原、荒漠戈壁以及丰富矿藏、富饶物产、优美风光、人文风俗等方面，用诗歌一般的语言，一串串，珠落玉盘般的描述，极富感染力。讲到动情处，他脸颊女人一般绯红，额头微汗，唾云飘逸，同学们悦耳静听，兴味十足。

其二、准确熟练的绘图技巧。马老师上刻，无论是地里还是历史，都是当堂在黑板上绘图，以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山川河流、矿产分布、气候变化。人口密度等都在地图上标示，学生依图记忆，效果极佳。尤其总结课，他一个省一个省地画，最后组成全国地图；一个国，一个国地画，最后形成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地图，而且准确得与印刷地图无所差别。同学们惊异于他的绘画技能，敬佩他的业务能力和敬业精神。

其三，总结复习课知识系统，高度凝练，重点突出。每次阶段考、期末考之前，他都要进行系统总结复习。他的总结复习课只用一两节，把握的是系统性，高度精炼。所谓系统是将所学知识，从内在或外在关系两方面形成一个系统，一提就是一串，可以由此及彼，便于记忆。所谓凝练，就是在系统中抓住重点和关键，主次分明，重点突出。

由于马老师教学得法，同学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高涨，所以史地两科成绩很好。可以高兴地说，我个人历史、地理两科大考的成绩，几乎每次都是满分。

教体育的焦树春老师，擅长打排球和各种体育活动技巧。校排球队在他的严格训练下，在县、地比赛中屡获冠军。队员毕业后，也都是工作单位的主力球员，在冠馆两县，乃至聊城地区排球界影响很大。焦老师在体育课上、课外活动重视技能和技巧的训练。如单双杠、木马、跳箱和垫上运动等，有些动作技巧难度大，这反倒更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在一次连续跳箱的纵箱曲腿腾跃时，我们班长吕泽纵身一跃，人过箱了，不料口中流了血，竟连血吐出半截牙齿来。原来过箱后，前滚翻时碰掉半截门牙来。他连吐了两口血说：“你们继续练吧，要出成绩，就要有牺牲精神！”从此在体育活动方面，我班开展了“半截牙”运动。

那时候，校工与学生关系极为融洽，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学生伙房工人组长张云生。他在工人中年龄最长，高个儿，腿脚稍有不便，走起路来，慢腾腾的，为人温和，有哪个学生因病不能吃饭了，报给伙房，他会按时把热乎乎的病号饭送到床边，并好言安慰。特别是他还会按摩，捏胳膊捏腿的医术，无论谁扭了手、崴了脚，他都会主动给同学按摩。有疼得恨的，他就立刻放下手里的活，立刻动手按摩。找的人多了，他就一一记下，待晚自习后，逐个找到宿舍按摩，一个也不会拉下。有时他竟半夜不能休息，可他总是乐呵呵的。第二天见到伤者，就问：“轻点儿不，需要治，说一声？”有的真是三五天都连续按摩，张云生从来不嫌麻烦，总是微笑着。有一次我问他：“您不嫌麻烦吗？”他说：“我在学校工作多年了，常常见到学生腿脚扭伤，校医也没学过按摩，于是我就向别人学了一些，自己又慢慢摸索，就掌握了一些按摩方法。我是专门为解决学生病痛的，怎么能嫌麻烦呢？”听了她的话，我深受感动。他的高尚品德和医术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特别尊敬。我们平时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张医生”。

一次跳木马，落地时没有站稳，只听“咔吱”一声，我右脚崴了一下。在地上坐了一会儿，脚踝骨处胀了，直到脚面，挺痛的。同学们说：“赶快去找张医生！”于是两个同学搀着我到了伙房，同学远远就喊：“张医生，病号来了！”不一会儿，张云生慢慢从伙房走出来。让我坐在板凳上说：“怎么不小心点儿？”说着，他蹲下就给我捏了起来。我“哎吆”了一声。他说：“肿这么狠，你得受点疼，忍住！”捏完，临走时，他说：“晚自习后再捏一次！”晚自习后，我慢慢挪到他住的工人宿舍，不想让他去学生宿舍找我，免得来回跑。捏完，熄灯铃已响过好大一会儿了。“你就在我床上睡吧！”那天我真地在他床上睡了一夜。身体有了毛病，年龄又小，心底渴求关爱，那一夜，我感觉心里特别踏实，周身温暖，就像小时候在家里睡在亲人身边一样。

传达员何焕奇工作认真，态度和蔼，一天到晚都在忙。早起摇起床铃（后改为敲铃）在各宿舍前走一遭。早操时间，他提着两个大铁皮水壶，走遍每个老师宿舍，送开水和洗脸水（那时老师们用的都是白瓷壶，外罩棉壶套以保温）。上下班准时摇动信号铃。串遍每个教室，其情形如同串村吆喝的货郎。晚上，他摇过熄灯铃，还要在传达室值班。若有师生的重要信件，他会亲自交到收件人手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工作一丝不苟。

提笔沉思，面前浮动着一幅幅鲜活的面孔：王尚白主任终日忙碌的身影：崔石声老师那爽朗的话语和榜示上漂亮的字迹；郝镜塘老师早操时，训练学生音阶的准确而悦耳的声音；卢继武老师因证明题步骤多余而在作业本上批写的红色“瘤”字;伙食管理员张仙居为搞好伙食，常说的一句话：“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和着他那声震瓦屋的高嗓门，余音回响......

六十多年过去了，那些恩师和可敬佩的职工多已作古。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今已年届八旬，然而昔日的一切皆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每忆及此，心潮彭拜，夜不能寐，感恩之情，难以言表。愿故人天堂安息；祝健在的老寿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018.1.28.

附张凌云简介：

张凌云，1939年生于馆陶县前刘堡村，大专学历，从事中学教育教研工作凡四十年，中学高级教师，冠县教委教研室副主任，聊城地区“中语会”理事，在各类报刊发表教研教改论文、散文、诗词、联等数十篇（首）主编《单元达标教学实验指导》一书，参与编写、撰稿的有《中外文史名人名著词典》、《学生多用成语词典》、《中学语文读写20讲》、《初中语文教学指导书》多本，凡十余种。其教研教改成果收入《中学骨干教师词典》一书。

退休后，研习书法，以颜楷为本，兼及行草隶诸体。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聊城市书法家协会会员、馆陶县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其作品曾30余次入选全国性大展赛，荣获金、银、铜等奖项30多个。作品及艺术简历入编30多部大型画册。楷书入刻《中国艺术碑林》、《吕玉兰纪念馆·中华英模碑林》，作品曾在美国、巴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巡展。多幅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世界收藏家协会等多家单位收藏。

2018.4.25.

李荣箱、李怀璋夫妇与汪易扬

胡志祥

题记：馆陶一中老教师李荣箱与爱人李怀璋（馆陶县原方志办主任，知名书法家）在和汪易扬相识、相处的岁月里结下了“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患难情谊，这种情谊绵延持续的同时，对馆陶县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危难时救妪罹祸

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艺圈，提起汪易扬，没有人不竖大拇指，原来这汪易扬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他出生在有琴岛之称的福建厦门鼓浪屿，1947年，同时考上上海音专和上海美专，选择师从当代刘海粟大师学习绘画，擅长人物和山水画，兼修白俄罗斯声乐、作曲学，多才多艺，1963年干部下放来到馆陶县任中学教师，1979年落实政策返京，80年代厚积薄发，首创大写意狂草人物画，享誉中外画坛，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中国书画院高级院士。汪易扬1963年来到馆陶县中学任教，与怀璋夫人李荣箱是同事，都在校园后操场北侧居住。我们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开始。

1966年的夏季天气，沉闷的令人窒息，蓦然阴云密布，惊雷阵阵，下起了瓢泼大雨，树木在狂风暴雨肆虐中飘摇，有的枝条断了，有的被连根拔起。这段时间，人们心烦意乱，似乎预料到一场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到来。

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六月十日，中央公布高考推迟半年的决定。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馆陶县中学也紧随文革大潮摇摆，学生们革命热情被迅速鼓动高涨起来，最初是上街喊口号，随着运动的深入，成立了战斗小组在校园贴大字报，一定要揪出藏在学校里的反动学术权威。

形势的发展对馆陶县中学的英语老师汪易扬越来越不利，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汪易扬为人真诚善良，性情率真，不平则鸣，爱打抱不平，难免得罪一些势利小人；第二个原因是汪易扬是多才多艺的大才子，他来到馆陶后，把馆陶县中学的绘画和音乐、英语搞得有声有色。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初，由他编创的《送粮老汉喜洋洋》先后获省市表演最佳作品、最佳演出、最佳配器三项大奖，被中央和省市音乐舞蹈界专家、学者誉为最具艺术性，最具浓郁生活气息和最有个性特征的精品力作，其后他创作编排的《看看俺队好庄稼》同样获得河北省农民业余文艺会演三项大奖，同年由河北省农民业余文艺演出队带到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人汇报演出，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天津实验歌舞剧院先后将这两个节目带到日本、东德等国家演出，汪易扬从而名震燕赵，享誉京华。加之又是摘帽右派，试想，如今反动学术权威不找他才怪，于是，早就对汪易扬羡慕嫉妒恨的某些人率先发难，张贴大字报，继而煽动学生将汪易扬和校领导打为“黑帮”大肆批斗并戴帽上街游行示众。

可怜的汪易扬在这样的形势下纵有天大的才华也无处施展，被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内心愤懑凄苦，却又无可奈何。

易扬等人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造反学生推搡着随着游行队伍机械的向前移动着，他满脸茫然，脑子里一片空白，耿直的他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啦？只觉得自己犹如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又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的糜鹿，似随风飘飞的柳絮，不知道将归向何处。加之气急攻心，不禁头晕目眩，昏倒在地，待易扬苏醒后，又被押回学校继续批斗。

对于汪易扬的遭遇，李荣箱、李怀璋夫妇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们和易扬是要好的邻居，平时早有往来，怀璋佩服易扬的才华，易扬在交谈中也了解到怀璋学识非浅，乃人中龙凤，故有惺惺相惜之意，彼此心照不宣。易扬被游行批斗，怀璋几次想出面制止，但是他不能，特定的年代，加上自己的出身尚自顾不暇，如果贸然出面，不但救不了易扬，自己也会被抓去批斗，怎么办？怀璋夫妇愁上眉头，只能等易扬批斗返回，冒险前去探望安慰，鼓励他坚定生活信心。那时节，一旦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人们是不敢接近的。患难见真情，对于怀璋夫妇的探望，易扬在孤苦无依中自然是感激不已，怀璋夫妇使他看到了人世间仅有的温暖，泪水不禁流溢下来。

这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凛冽的北风夹杂着大片大片的雪花呼啸着，矫情地吹打着人们的脸庞，增添了刺骨的寒意。形势越来越严峻了，汪易扬身陷“牛棚”，除接受批斗外，还要接受劳动改造，让他去掏厕所，抬大粪，面对莫大的耻辱，易扬想到了死，但天性倔强的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想起了怀璋夫妇的鼓励，想起了家乡的老母亲，他必须坚强活下去。

汪老太就是在长子如此遭难的情况下来到馆陶的，她是乘坐最后一辆从济南方向开来的客车驶进馆陶车站的，到达时已是傍晚时分。

汪易扬母亲——何彩姑，出生于福建惠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此时她已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大方，虽近花甲之年，头发花白，额头和眼角不乏皱纹，但仍具有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她是因为很久得不到易扬的音讯专程来看望儿子的。

老人在遍布积雪的道路上蹒跚着，她是南方人，初次来北方，不适应这儿的天气，且又冷又饿，跌跌撞撞一路打听来到县中学，逢人便打听易扬的住处，可被问者一听是汪易扬，不是像躲瘟疫一样赶紧离开，便是汕笑一声：

“这是啥时候，你还敢来找他”。

汪老太似乎预感到了不测，更加挂念儿子的处境来。

这时几个好心的女学生看看四下无人，悄悄问老人：“你是汪易扬啥人？”

“我是他妈妈，从南方来找他。”

“你还是走吧，你儿子被隔离啦！”说完几个女学生怕事的离开了。

儿子果然遇到了灾难，深谙世事的老人自然明白当前的大形势，不禁为儿子担心起来，肚里又没饭，又气又急，想到自己千里迢迢来到这偏僻县城，近在咫尺却不能与儿子相逢，眼前晃动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冷漠的目光，她觉得这世界太可怕了，自己如同坠入无底的深渊，无依无靠，茫茫无助。天越来越暗了，没有人告诉自己儿子在哪里，饥饿、寒冷、疲惫、烦闷、忧惧一起向老人袭来，她不禁颓然靠在学校教研室的墙上啜泣起来。这时，怀璋刚从单位下班回来，因为加班赶写一份材料，回来的晚，看到一位老人在风雪中靠在墙壁哭泣，急忙上前搀扶起来。

“老人家，你是谁？到这里干什么？怀璋急急的问。

“我来找儿子”。老人呐呐地说。

“你儿子是谁？”

“我儿子叫汪易扬，他在哪里？同志，帮帮忙。告诉我他在哪里？”

老人已经泣不成声了。

怀璋不禁一震，原来是易扬的母亲，从南方来到了这里。雪依然无情的下着，看着衣着单薄缩成一团的老人，怀璋心里为之一痛，急忙脱下自己的黑呢子大衣披在老人身上，向四周望了望，夜幕早已降临，学生们已经回家，那些造反派头目们在如此寒冷的雪天也都去喝“庆功酒”了。怎么办？怀璋踌躇着。他是个聪明练达，洞明世事的人，知道自己出身不好，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一场接一场的批斗深渊，所以平时他谨言慎行，给人以谨小慎微、无所作为的印象，恢复工作以来，在当前的运动中还未受到大的冲击，今天如果帮助了汪母，被造反派知道了，可是大罪，自己一定会被斗垮的，甚至会有再度停职的危险。丰厚的文识修养撞击着怀璋的心灵，他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舍生取义的道理。良知是不可泯灭的，“救，一定要救”。

“老人家，跟我走”。

这时荣箱赶来了，她看天色已晚，又下着雪，担心丈夫，便冒雪出来迎等。

听怀璋简要说明情况后，荣箱慷慨的说：

“你成份高，造反派要找就说是我救的，天下穷人是一家，有事我来承担”。

就这样，夫妇俩搀扶老人来到家里，二人为汪老太打扫身上的雪粉，怀璋又打来热水让老人洗脸。然后把重新在炉火上热过的玉米窝头、玉米糁饭端到老人面前，汪老太顿感一股暖流沁入心田。

“谢了，你们都是仗义的好人哪！”老人激动的流下了热泪。

“别客气，老人家，我们是易扬的邻居，更是相知相惜的好朋友，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儿子啦。”

吃罢饭，怀璋夫妇又劝慰老人一番，见老人疲惫不堪，便安排老人在女儿的床上休息了。

第二天，在荣箱的指点下，汪老太在“牛棚”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容貌消瘦的儿子。

母亲的突然到来是汪易扬没有想到的，母子俩含泪拥抱在一起。

当汪老太把昨晚的难忘经历告诉儿子，易扬感动不已，在这样的特殊年代，人们对自己像躲瘟神一样避之不及，难得怀璋夫妇如此仗义，真是危难关头见真情啊！同时他也为怀璋夫妇担心，怕他们因此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易扬自顾不暇，怀璋夫妇坚持让老人在自己家里住下来，一日三餐，对老人细心照料。不出所料，汪老太住在怀璋家里的事终于被造反派知道了，当即令人在怀璋家的屋门上贴上了“大字报”，大义的荣箱出于保护丈夫，一口咬定人是自己救的，“天下穷人是一家”，不认为有什么错，气急败坏的造反派们认为荣箱胆大包天，竟敢救助“反动学术权威”的母亲，当即对荣箱采取行动，给她戴高帽子，拉到各个班级进行批斗，可怜的荣箱被斗得浑身疼痛，披头散发，但她仍据理力争，“谁无父母，总不能看着老人冻死在外面不管吧。”造反派也理屈词穷，终于答应次日找块门板让汪老太在牛棚住下，使汪易扬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安慰。

几天后，怕老母受连累，在造反派押送下，汪易扬把母亲送到了车站，汪老太念念不忘怀璋夫妇，怕再连累他们，没有辞别，但这份患难情义，却永远留在了汪易扬母子的心头。

藏头题诗见真情

一九八六年十月八日，怀璋的患难知音，当代著名书画家汪易扬教授与年轻貌美、娴淑端庄的画家、美学家金铁柳硕士喜结良缘，他们的婚礼，就在汪易扬的第二故乡——馆陶县招待所大餐厅隆重而热闹的举办。

县招待所因名厨多，冀南菜肴风味浓郁享誉四方，所以每逢上级大员来馆视察，检查指导工作，或是县里开大会，都会在县招待所下榻，到餐厅大快朵颐，县城有头有脸的人士或庆寿或子女新婚，也以在县招大摆酒宴而感到风光体面。汪易扬归来在县招待所举行婚礼的消息轰动了馆陶，由于易扬在馆陶呆了十七年，故领导、同事、朋友众多，他们早早接到了邀请。这一天都穿戴整齐，兴高采烈，对易扬、铁柳的婚姻表示祝福。怀璋、荣箱夫妇作为患难之交更在邀请之列。那时，还没有喝喜酒一定要送礼的习俗。怀璋衷心为易扬回京后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感到高兴，这次回来办婚事，更是双喜临门，给易扬送件什么礼物表示心意呢？土特产已不稀罕，生活用具也不在话下，怎么办？怀璋夫妇陷入思考中。

汪易扬、金铁柳的婚宴开始了，在鞭炮齐鸣和众人的欢呼声中，西装革履的新郎官和身材颀长、年轻貌美、文静娴雅、富有教养的新娘——金铁柳登场了，婚礼按照议程一项一项进行完毕后，新郎、新娘照例一桌一桌给来宾敬酒。二人到哪桌敬酒，哪桌就会出现一阵热烈、一阵高潮的欢笑和祝福声，大家为易扬平反前后的两种境遇表示感叹，苦难已经过去，今朝画坛巨匠，又娶娇妻返乡，多么荣光啊！新人敬酒到怀璋夫妇这一桌时，易扬疾步拉铁柳向前，向铁柳介绍患难故交的缘由，使铁柳大为感动，怀璋夫妇和易扬的手又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有激动，有祝福，让欢乐的泪水尽情地流吧！稳定情绪后，怀璋拿出一幅装潢好的书法作品赠与易扬、铁柳，动情地说：“你们新婚，我即兴写了一首诗，作为我们夫妇的一点心意，以示祝贺”。众人闻说，早知怀璋书法、文才厉害，正是目睹的好机会，纷纷停下杯著围拢过来，争相一看究竟，只见易扬轻展卷轴，赫然一幅行草作品展现在大家面前，上面题的是：“易扬、铁柳新婚志贺”，诗云：

易水河畔一苍松，

扬名闽港鲁冀京。

铁树开花苍松下，

柳逢春雨幼芽生。

相亲相爱比翼鸟，

敬诚谦恭到永恒。

如花似玉柳絮才，

宾朋曾誉为神童。

该诗显然是一首藏头诗，每句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易扬铁柳相敬如宾”。恰当的表达出道喜之意。虽是怀璋应急就章之作，也令寻常文人难以企及，更难得的是，不仅诗境充满情趣，其书法字体更写得奇丽清新，洋洋洒洒、浑然天成，用笔以中锋为主，行笔流畅大方，线条的流动有一泻千里之势，更兼墨色融汇，时而如神鳌鼓浪、水墨弥漫，时而又闲云出岫，娴雅飘逸。结体从容舒展，有乘风回翔的风姿，实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易扬自然深谙此道，连声道谢，众多亲朋则大叹开了眼界……婚宴继续进行，大家道喜声，灌酒争辩声，碰杯声此起彼伏，一浪接着一浪，幸福的欢笑声洋溢的很远很远。

抢救黑陶建奇功

时光在荏苒中匆匆流逝，转眼到了一九八七年的春天。三月初的冀南，野草刚生出了嫩芽，杨柳焕发出新绿，春花正欲绽放。天气乍暖还寒，偶尔冷湿气流还会袭来，带来些许凉意，是这一时节鲜明的气候特征。一个春光明媚的周末，怀璋正在家习字，老同学任殿功找上门来，一番亲热寒暄后，任殿功委托怀璋帮忙办一件事，没料到，由此因缘，竟引出日后馆陶县一大如日中天的产业来。

事情还得从农民企业家李思月说起，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李思月出生在馆陶县魏僧寨乡赵官寨村，小思月自幼聪明懂事，从小养成爱思考的好习惯，赵官寨这一方沃土“近陶山而襟卫水”，既有“陶山成陶”的遗风流韵，更是一片英雄的土地。一九四零年，馆陶县卫河支队的六十二位官兵就是在这儿同日寇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全体壮烈牺牲，史称“赵官寨六十二烈士”。陶山卫水哺育下的乡亲们养成了质朴、耿直、重义的性格，熏染滋养着小思月的身心，慢慢的锻造了他倔强不服输的性格，和遇到困难勇往直前的毅力。

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的李思月，虽成绩优异，由于历史原因，报考美术学院的梦想未能实现，他就到县建筑公司当了一名工人，由于勤奋上进，不久厂领导就安排他抓生产、管技术。一个偶然的机会，县里文化馆组织美术培训班，酷爱美术的他到县文化馆学习了一年的美术，这为他日后走上黑陶之路奠定了一定的艺术基础。

一九八零年，他在卫东公社第一个办起了建材预制板厂，而当别人看到建材市场有利可图，一窝风跟进时，他已开始考虑在新的领域投资。

一九八五年，李思月偶然听文化馆的同志讲起一个流传至今的远古传说，和 黑陶文化重现于世的神奇景观，深深地触动了他那不甘安于现状的心灵，了解历史知识的人们知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距今7000年以上仰韶半坡彩陶艺术的衰落，中国文化史上孕育出了“黑陶文化”，黑陶文化上袭仰韶，下启殷商，左挽彩陶，右携青铜，是先祖们勤劳和智慧的杰作。黑陶文化又称龙山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而得名，存在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2100年，距今约4500多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广大区域，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 “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盛时期，从而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器皿或者礼器。可惜，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珍贵的黑陶工艺却出现了断代，没有流传下来，龙山黑陶考古的发现，距今已4000多年，黑陶工艺再无人知晓，早已失传。文化馆同志的讲解冲撞着李思月的心跳，仿佛冥冥中有一种缘结，他不仅心驰神往，渴望与古文明再次的交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担负起解开黑陶密码，使黑陶重见天日，再现民族奇珍的光荣使命，使这一古老的文明再呈异彩。但是，黑陶已失传4000多年，生产资料、制作工艺、烧制技术等都没有记载，应该从哪里入手呢？当李思月把重现黑陶文化的想法告诉家里人时，没有得到一个人的支持，压力没有使他改变初衷，终于说服了家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思月沿着卫运河畔，开始了艰难的挖掘、采样之旅。他用了两年时间，沿着卫河沿岸古老的文化遗址，采集胶泥的样土，搜集民间资料和陶器，他带着采集到的100多种胶泥样土，到处拜师求教，带着众多疑问和思考，去向民间艺人问询，一年多后，终于从一位老艺人口中得知，卫河沉寂多年红胶泥就是制造陶器的上好原料，解决了原料问题，制作工艺又使李思月犯了难，愁眉难展之际，他蓦然想起一九七四年县文化馆办美术班时，下放到馆陶县的汪易扬老师曾给他们这些学生讲起过黑陶制作工艺知识。汪易扬老师一定对这方面有深入研究，何不想法向他请教呢，只是汪老师一九八零年落实政策后早已返京，且已成为知名海内外的大画家，自己没有和他联系过，不知道汪老师是否还记得他这个听过课的学生呢？怎么办？他把想进京找汪易扬老师的想法告诉了时任卫东镇书记任爱重，任书记对李思月发展黑陶的想法是大力支持的，知道事关重大，他想了想说：“有了，我知道一个人，如能得到他的帮助，找汪易扬相助的事就会迎刃而解，黑陶复兴定大有希望”。仿佛黑暗中找到指路明灯似的，思月急不可耐的问道：“谁呀？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不难，不难。”任书记笑道：“要找的人是李怀璋夫妇，我父亲任殿功和李怀璋是同学，让我父亲出面一定能说动怀璋帮忙”。“那就拜托老人家了”，李思月欣喜的说。

于是就有了任殿功登门找怀璋帮忙的事，听罢老同学的诉说，怀璋夫妇深感责任重大，饱谙历史的怀璋自然知道黑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如能在馆陶得到复兴，自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耽误不得啊！想到和老友汪易扬的关系，也就一口答应下来。

怀璋考虑到事不宜迟，当即与任爱重、李思月会面，抢救黑陶文明是大事，不容等待，要马上行动，通过怀璋夫妇的关系去北京找汪易扬。当时的车辆还很少，凭任爱重与县工商局长石宝忠的关系，借来工商局的“罗马吉普”，司机叫张德昭，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说走就走，就这样，“罗马吉普”载着怀璋、任爱重书记、赵法义镇长和李思月急急向北京驶去。那时，赴京的高速公路还没有建成，车速又慢，间或还要堵车，一行人走走停停，入得北京城来，已是晚上一点多钟了，这时很多旅馆已经打烊，人生地不熟，再找旅馆也不好办。三月的北京，天气还时暖时寒，没料想竟然又飘起雪花，这倒春寒还真厉害啊！怀璋等人又冷又饿，怎么办？找不到住处，总不能这样在车上挨到天明吧。“走，现在就去”。想到与易扬的友情，怀璋决定即刻前往，那时汪易扬住的是楼房，在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北里小庄小区一号楼十三层，等怀璋一行辗转赶到易扬所住的小区，给门卫好说歹说，终于同意进入。到得单元楼下，因为已是后半夜，上楼的电梯早己关闭，面对十三层楼梯，怎么办？雪花还在漫天飞舞着，一行人你看我，我看你。“既来之，则安之”。怀璋坚定的说：“我们上吧”。就这样，李怀璋、任爱重、赵法义、李思月为了传承黑陶文明，发展馆陶县的黑陶事业，带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激情，毅然徒步走向十三层楼梯，四个人走走歇歇，时年怀璋已过知天命之年，又经一路颠簸，不禁又累又饿，上这么高的楼层难度可想而知，本来天气寒冷，汗水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几个人都湿透了衣衫。就这样，走走歇歇，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攀登，终于来到了汪易扬家门口，等到叩门喊醒易扬，怀璋先致了深夜打扰歉意，见患难老友深夜前来，易扬欣喜万分，知道定有要事相商，连忙让座沏茶，让妻子准备饭菜，为四人暖身。几杯酒落肚，待怀璋说明所来的前因后果，望着冒雪深夜前来的怀璋一行，想到十七年在馆陶生活的过往，易扬感动不已，当场答应要把黑陶工艺教给馆陶，回报他生活、工作过的第二故乡——馆陶。怀璋一行见易扬答应此事，深感不虚此行，他们与易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说干就干，第二天，怀璋等人便返回馆陶，按汪易扬要求做相关准备事宜，易扬则在北京联系有关专家，尽快来馆办班，培养黑陶人才。一周后，汪易扬和几个黑陶烧制、泥塑专家，有北京画院的赵成民，石家庄师大的杜立锁，还有一个印尼华侨福建籍人，叫马章伯等，一块来到馆陶，在县职工俱乐部办泥塑班，李思月、怀璋等人跑前跑后，唯恐不周。汪易扬等人尽心讲授泥塑及有关黑陶烧制工艺知识，经过三个月时间，培训了馆陶首批黑陶制作人才，为馆陶县黑陶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而李怀璋夫妇、任爱重、李思月则无愧于馆陶黑陶发展奠基人的称号，功不可没！

画、联合璧添佳话

百善孝为先”，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5年，怀璋夫妇的儿子国骅和女儿小骊为使父母更好的安度晚年，在北京较好位置为二老购买了一所雅居。

怀璋夫妇抵京后，第一件事便是告诉老友汪易扬，得知患难老友来京居住，易扬高兴极了，“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老友又相聚在北京，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当即上门祝贺，自此，怀璋夫妇与易扬频频相会，或饮酒赋诗，或评论艺术，或谈及家乡，实乃畅快之至，此时的汪易扬早已成为中外瞩目的大写意狂草书画家。怀璋的到来使他兴奋，他拿出自己创作的狂草人物画《醉吟太白》《张颠疾书》《七步成吟》《踏春觅诗图》《钟馗扑蝶》《寒光图》等让怀璋观看，并征求老友的意见。怀璋细细看去，但见各幅画作都充满了灵气，每幅画都是一挥而就，融狂草与绘画于一体，且线条如飞动一般，有节奏、有韵律，每个人物神情、气韵皆佳，真是独步天下的佳作！怀璋为老友的巨大进步欢欣鼓舞，并回忆起1974年易扬为他画《四鹿图》时的情景，有一次，易扬回到馆陶中学，拿了一幅黄胄画的驴给怀璋看，谈话间，怀璋说：“当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以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若禅的‘鹰’、李可染的‘牛’、黄胄的‘驴’，还有刘海栗、潘天寿、吴冠中等名家的作品，还真没见谁画‘鹿’呢，你为什么不能独僻捷径，画一回‘鹿’尝试一下呢？”所以易扬就按怀璋的意思画了一幅“四鹿屏”，只见四只小鹿，两只跑跳，另两只或站或卧。因鹿的形态表情，怀璋为其配了一幅对联，题于画上，联曰：“跃跃娇憨婆娑，悠悠恬静安乐。”画的形象，对的有趣，成为一段佳话，这幅画送给怀璋夫妇。而今易扬的画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界，怀璋由衷地为老友高兴，为中国书画界又出了位巨匠而自豪，更为馆陶拥有这样一位贤才而骄傲，易扬曾在馆陶生活、工作十七年，早把馆陶视为他的第二故乡啦。

殷殷贺词馨香远

荣箱爱人怀璋才华横溢，不仅书法名气大，他写的诗词也很大气、入刻、入木三分，分明是他真实性情的生动体现。拿怀璋观看老友——当代狂草书画家汪易扬七十画展后所作的《西江月》为例，就足以闪现他的文字功底。事情还得从二000年十月说起，金秋十月，对著名书画家汪易扬来说，是个吉祥的月份，收获的月份，值得永远难忘的季节。

霜降次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龙山艺术院联合举办的“汪易扬七十书画展暨学术研讨会”在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恭王府嘉乐堂隆重举行。这里原本是清朝乾隆时期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也是大贪官和珅的宅第。和珅获罪后，没收入官，嘉庆帝将其转赐其弟庆僖亲王，称庆王府。咸丰时又将其收回转赐给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道光第六子恭亲王奕而成为恭王府。解放后，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坛专家、学者们办公、居住的场所。

汪易扬的书画展即将在这里举行。

上午八点多钟，王府门前人头攒动，车水马龙。艺术界要人、名流、专家、学者个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握手寒暄，礼让进前，有说有笑地向嘉乐堂走去。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俄罗斯驻华参赞扎哈罗夫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曲润海分别致辞，对汪易扬书画展的举行表示祝贺，对汪老所取得的骄人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耄耋之年的中国艺坛元老、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戏剧理论家、剧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党委书记郭汉城老先生和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原常务副主席王琦老先生也分别题写了“汪易扬七十书画回顾展”横幅以示对此次画展的关切、支持与祝贺。

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人们迫不及待、比肩继踵地涌进嘉乐堂展览大厅，千百双眼球立即被眼前风格独特、气象万千、满堂生辉、蔚为大观的景象所吸引，所展作品有汪易扬早期作品，有汪易扬八十年代创作的彩墨山水，有他别其一格的狂草书法，更主要的则是他独创的大写意狂草一线笔人物画，引起了围观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样大规模的书画展早惊动了新闻界，大批中外电视台资深记者一窝蜂拥了来，争相采访汪易扬，对画展的情况进行详细报道。易扬对大家的光临表示欢迎，他回顾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历程，对曾经给他巨大支持的母亲何彩姑，爱人金铁柳和众多前辈、领导致以真诚的感谢。同时，他没有忘记在馆陶生活十七年的患难朋友们，易扬激动地说：“在我人生处于最难熬、最绝望的岁月里，一些真正的朋友不避风险、不怕株连，间接直接给予我很多帮助，让我度过人生劫难，我心里永远感激他们！”

易扬说到这里，扬了扬手里的纸卷大声说：“送这幅贺辞的作者，便是我患难朋友中最突出的一位！”

“能否将贺辞展示给大家欣赏一下呢？”一位戴眼镜的资深记者问。

易扬与铁柳共同将宣纸卷打开，一首笔法娴熟、行云流水般的行书《西江月》词作展现在众人面前：

奇才神笔巨匠，独创狂草辉煌。古稀挥毫书画舞，绘点人生夕阳。

怀仁布德高尚，豁达大度坦荡。慧眼识才不避仇，人称艺坛伯黄。

李怀璋为狂草书画家汪易扬先生七十书画展填词留念、二000年十月该词用精炼的语言对易扬的艺术、人品做了精确、独到的评价，加之所写行书随兴而走，既明丽清朗，如行云流水，又迂回盘旋，扬波腾气，使文学和书艺完美结合在一起，就连在场的艺坛大家、学者们也无不叹为观止，齐声称赞。

金铁柳女士接着补充说：“李怀璋先生是老汪下放的馆陶县深孚众望的书法家，离休老干部，他和爱人李荣箱是老汪的患难朋友。这次为书画展暨研讨会专门填词作书以示祝贺。”

人群里又引发一阵赞叹、议论声。

该词虽为怀璋应急就章之作，但言简意赅，以对老友深厚的感情，对汪易扬艺术风格、品性德行做出了全面、准确的评价，诗之有情，书之亦有情，诗情和书艺互相渗透，相辅相成，这绝对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在场众多专家、记者们发自内心的欢呼赞叹就是最好的证明。

“烈火铸真金，患难见真情”。愿李荣箱、李怀璋夫妇与汪易扬教授的真挚友谊馨香永远，为馆陶地方文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该文节选自胡志祥著长篇人物传记《雅情逸性书芳声—李怀璋先生传》

胡志祥简历：

胡志祥，男，馆陶县房寨镇孟良寨村人，原馆陶一中校友，现就职于馆陶县工商行政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河北省雁翼研究会理事，馆陶县作协理事，馆陶县大运河专家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馆陶县志（1997—2013）》主编，《馆陶县交通志（2008—2017）》主编，《馆陶县军事志》特邀编辑，

著有现代诗集《惜缘诗话》，《沃土寻根（村志蓝本）—馆陶县孟良寨村探邃》，长篇记实文学《共和国元勋、将领与馆陶》（与申保箱合著），长篇人物传记《雅情逸性书芳声—李怀璋先生传》，回忆文章“习武记事”等。

另有多首诗歌及文章在报刊发表，并多次代表馆陶县参与各级史志活动、交流会、考察县域及周边县市重要历史课题等。曾先后帮助、指导《息元村村史》《南拐渠小学校志》《拐渠村志》《红色记忆》等史志书籍的编写。在新版《馆陶县志（1997—2013）》中，对置县、迁民、县治北迁作出了新的论断，增设了美丽小镇专辑、子夏教育、魏征研究、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章节或文章，通过了国家终审，受到上级专家的好评。

一鸣惊人

（此篇根据申立志、高金凤口述整理而成，申保箱整理）

序曲

在我编撰《馆陶一中——早期印记》之际，汪易扬老师的身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他曾在馆陶生活十七年之久，汪老师把这里看作是他的第二故乡，把“文革”中那段不寻常的坎坷经视为“砺石”，视为自己“狂草画”之所以能成功的“积淀”。他广纳百川，蓄势而发！可谓：

仰天一鸣惊华夏，“狂草”几笔动神州。汪老师在文化艺术方面，对馆陶影响深远。

去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汪老师的女儿汪滢滢在一中校园相遇。得知她在我县出生，她与我县“剧团”高金凤（蔡兰芬先生爱人）先生还有一段特殊缘分；汪老师与剧团申立志还有一段“高山流水”一般的交往。所以笔者就一一进行了拜访。在蔡兰芬家的客厅看到了金子禾（汪老师夫人）老师送给他们夫妇的《鱼乐图》；在申立志家里，了解到汪老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指导“馆陶县学雷锋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的一些细节。当看到馆陶文艺宣传队演唱的汪老师执导的文艺节目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并与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的留影时，令我非常惊讶！连我这个生于此长于此的同时代人，竟不知晓这段令馆陶人乃至馆陶一中引以为自豪的历史！

（周总理左边第三个人是乔志斌，第九个比较突出、拿着《毛主席语录》本的人是申立志。孙立东在后排难以确认。功劳最大的汪易扬老师一直在幕后，且担任馆陶中学的教学课程，没能跟团演出，很遗憾未能与周总理一起留影。）

高山流水遇知音

1963年正月初三。

这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人们感觉又有了些许昔日“过年”的味道。大年初三，这是春节过后直至正月十五，最清闲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祭祖上坟的日子，人们一般都不会走亲访友。

傍晚吃过晚饭，申立志正在电影院门口的南北大街上向北散步，忽然在十字路口碰上馆陶一中一位很熟悉的老师，彼此都很了解。老师说：“你整天在家不是写就是拉，不是敲就是唱的......这回从北京来咱学校一位老师，是文艺方面的专家，曾在《中苏友好报社》工作，今晚就住在县招待所......”申立志与一中老师道别后，转身向东走去，他边走边想，心里说：北京来的才子，对于馆陶来说，可谓是：“京都鸿儒”，如同浅溪游龙，不定哪日，一阵雷雨，将腾云而去。能与这般人物际遇，实属难得。就如苏轼与刘安世贬谪岭南之际，“孙伟求教刘安世”，流传千古的一段故事（刘安世馆陶刘齐固村人，北宋宰相司马光的弟子）：孙伟，字奇甫，江陵人。少负奇气。初为静州幕官。刘元城（刘安世）再谪夷陵，先生自静求沿檄至峡求见，元城待之无甚异也。先生请曰:“伟以求见先生而来，非沿檄也。”元城问所以愿见之意，对曰:“生长南方，窃闻司马温公北方贤士大夫之冠，先生受业温公，是以求见。非敢言从学，但愿就先生求五日饭，寻一宿处，听先生五日话。”元城嘉之，因与共饭五日，与之言温公所以传习者。先生请曰:“受教不在多言。愿掇其所当致力者，为直截言之。”元城曰:“诺。”既五日，先生已录成一卷。请曰:“愿更住半日，求先生谛视之，无差谬否。”元城为之阅毕。先生辞归，自是践履一宗元城。每对学者言:“平生只从得刘先生五日，终身受用只此五日所闻。”这个故事突然萦绕于申立志的脑海......可谓“大儒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想着这些一抬头，见已走到县招待所门口（当时县招待所在今武装部对过，老电影院北面的老百货商店东面）。心里说：“此刻不登门拜访，更待何时？”他想着这些，抬腿进了招待所。经几番打听，就找到了“京都鸿儒”下榻的房间。申立志伸手敲了几下。

“找谁呀？”屋里传出一个南方人的口音。

“请问，您是从北京来馆陶中学的老师吗？”

申立志见推门出来的这个来自北京的南方人，身材魁梧，鼻直口方，目光深邃。迟疑了一下说：“我就是来学校教书的老师——汪易扬。”

“我叫申立志，年前也在邯郸附近的峰峰矿区教过几天学......现在回到了老家，是业余文艺爱好者，喜欢器乐和作曲......听中学一位老师说，你从北京下放俺县，是文艺方面的专家，如慕甘霖，很想拜识，故冒昧前来拜访，打扰您休息了！”申立志说话间，自然有些拘谨。

“没关系，快进来！”汪易扬说着，把申立志让进屋里。

汪易扬是一个心胸坦荡之人，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与身世，言谈之际，自然就把自己如何打成“右派”的坎坷经历向申立志述说了一遍。申立志也把自己原是晋商家世，从长治迁徙到馆陶。自己从小在卫河对岸的东古城上小学（东古城原是南馆陶镇的一部分），1954年同时考上了馆陶中学和邯郸一中，在焦圈上了三天学，之后，还是去了邯郸，初中毕业后，直接考到张家口师范学院，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邯郸峰峰矿区教学。当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学生辍学，大部分老师情绪低落。在此之际，家遇变故，父亲去世，老母年迈，两个妹妹还小......因此，奔丧后，就再没回去......

他们谈得很投机，两个人一见如故，在一起谈了很多，很多......

从交谈中，汪易扬了解到，馆陶县的文化基础还是比较落后，文艺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唯一的娱乐，就是反复放映的“露天电影”。对于汪易扬来说，怎样改善馆陶文化的落后面貌，提高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文化艺术人才，让文化之花在馆陶结出灿烂的精神之果！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可以大展身手，尽情泼墨了！

直至深夜，申立志才告辞而去。

1963年3月15日（阴历二月二十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学习的号召。数日后，馆陶县中学便举办了“雷锋先进事迹彩色连环画图画展”，很快轰动县城。大街小巷无不为雷锋的先进事迹所感动，同时也无不为雷锋画像与报纸上雷锋的照片如出一辙而津津乐道。申立志看后，心底默默赞叹：像这样炉火纯青的绘画艺术，非“京都鸿儒汪易扬”莫属！他的判断很快通过校领导郭冠英、马若飞与县委宣传部及县文教局领导的谈话所证实。他很想立刻找到汪易扬，表示祝贺与钦佩之情，但又考虑到此刻他一定是非常忙碌，不便打扰！就打消了拜见他的念头。于是就兴冲冲地回了家。

傍晚，申立志吃过晚饭，登上胡同口南面的大堤，见清澈的河水由孙庄向北，经王占元墓地（修造厂南门）附近，拐弯向偏东南潋滟而来，流经脚下，东去不远，又拐一直弯向北、向东北、蜿蜒而去。此刻，也正是夕阳西下，落霞与孤鸿齐飞的美丽景象。暖融融的天气，惠风和畅。也许是受雷锋精神的鼓舞，他忽然感觉有一种勃发之气萦绕于胸，他想放开喉咙来一段京剧，感觉有点口渴，遂转身回家拿来板胡、马夹和一杯水，走下大堤，就到了河边，来到他常在河边拉二胡的地方。这是他几年来，少有的好心情，于是就放开胸襟，尽情地拉起二胡来。似乎多年求学的历练与积淀，想干一番事业的报国情怀，以及青年人勃发向上的欲望，似乎在雷锋的身上，一下找到了出口，这一浩然之气，凝聚在二胡上，在几根丝玄之间激越地跳动着。那时而悠扬，时而激荡的美妙之音在空旷的卫河上空回响。这美妙的声音招来飞鸟和鸣，也引来了县文化馆馆长。

县文化馆馆长李同斋，奉县委宣传部的指令，即组建一支“学雷锋文艺宣传队”。由于情势紧急，李同斋吃晚饭时接到的通知，放下碗筷走出家门，一边遛弯，一边思谋物色“学雷锋文艺宣传队”的人选。当拐过十字街从电影院门口南行，走到王占元祠堂的时候，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优美的二胡之音，他立刻想到了颇具文化艺术素养的申立志来，断定他此刻正是受“雷锋精神的鼓舞”与兴奋，又在河边拉二胡了。于是寻音而至，在河边见到了申立志，他说明来意，又由申立志推荐了几个人选。就组建了“学雷锋文艺宣传队”。

“学雷锋文艺宣传队”是应汪易扬创作学雷锋先进事迹彩色连环画，下乡巡展时成立的讲解和演唱队，后由此转入赴地、省参加文艺汇演的文艺宣传队。

第二天“学雷锋文艺宣传队”便投入了工作。县局领导经与学校协商，把有关雷锋先进事迹的图画、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日记摘抄等宣传图画全部“敬请”到文化馆，又一张张装裱在三合板上。同时，把汪易扬老师也请到了文化馆，他时而指导几个女队员作宣传图画的讲解，时而又指导其他人排练文艺节目......几天后，这支“学雷锋文艺宣传队”，便在全县各公社进行巡回展览与演出了，这一创举，极大地推动了全县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走在了整个地区的最前列。

春夏更替之际，天气宜人。

队员们打着“学雷锋文艺宣传队”的旗帜，骑着自行车，穿行于麦浪滚滚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他们从初夏，一直巡回展览到麦收。看着一车车麦个子进场，看着络绎不绝的交粮车队，看着一辆辆夕阳下扬鞭催马的老汉，（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过来的人们），他们那种发自内心，溢于颜表的幸福和快乐，把天空悠然飘逸的白云，及西山落日余晖映衬的晚霞，氤氲成一幅幸福祥和的图画。

被这幅图画所感动，汪易扬老师创作出《送粮老汉喜洋洋》；申立志和文化馆刘浩、中学老师冯立宽一起创作了《俺社的姑娘就是强》等不少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在排练过程中，汪易扬老师一边在学校讲课，一边在文化馆指导排练节目。有时一上午就来回跑两三趟，在学校与文化馆之间穿梭。最后在人民剧场彩排的时候，演员们在舞台上，一个节目挨着一个节目依次进行演出，汪易扬老师和文化馆馆长李同斋一起在下面认真地观看。

看完后，文化馆李同斋馆长颇有些激动地说：“好！没想到几天时间，就能登台演出了！”汪易扬老师看后，总感觉四个人表演的《送粮老汉喜洋洋》和个人表演唱《俺社的姑娘就是强》这两个节目，没有充分展示出那种“丰收不忘国家”，油然勃发，难以掩饰的“欣悦之情！”

于是，汪易扬老师走上舞台。首先谦虚地征求申立志的意见说：“立志啊，对二胡我是外行，你是老师，你感觉《送粮老汉喜洋洋》这个曲子拉起来怎样？”申立志说：“无可挑剔，我拉起来非常上手”。随后汪老师又把演唱《送粮老汉喜洋洋》的四个演员叫上舞台中央，望着他们头上的毛巾，象种田农民那样的包头样式，总感觉有些压抑，少了些欢快与骨子里的“鲜活之气！”这时的学生演员都换成了宣传队专业演员。这四个演员有孙立东、乔志斌、闫献文等人（另一个人已记不起名字）。孙立东被看得莫名其妙，似乎感觉头上的毛巾粘了草屑似地。他急忙解下来，用力甩了几下，顺手调皮地把毛巾反系在头上，额头上顿时生出两个“犄角”，仰起头，一抖神，向汪易扬老师跨出一步，打了个立正的姿势。这一滑稽的动作和神态，把大家都逗乐了。然后，汪易扬老师伸出大拇指说：“要的就是这种神韵！”

四个演员立刻按汪易扬老师的指导，把毛巾都从后向前系在头上，额头结出两个“犄角”。又从新进行了彩排。四个演员一出场，那种欢快喜庆的气息油然而生。给人一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异世之感！

之后又把个人表演唱《俺社的姑娘就是强》改成女生小合唱（四个人表演），又为每人添了一件“行头”——小花裙，给人一种“满园春色无需多，绿叶丛中一点红”的美妙之感。四个女生一出场，就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从此，这两个节目一出场，就掌声不断，场场轰动！

正当他们踌躇满志，以展抱负之际，馆陶县遭遇了百年一遇的一场大水，房屋倒塌一片汪洋。待人们重建家园，缓过神来的时候，已到了1964年的麦后。此刻，馆陶县已归属河北邯郸管辖，省会在天津。人们在无意间已转换了时空！

之后，馆陶县学雷锋文艺宣传队，把汪易扬老师创作、谱曲、执导的《送粮老汉喜洋洋》和几部小话剧，以及申立志、刘浩、冯立宽老师创作的《俺社的姑娘就是强》和申立志的《二胡独奏》等四个节目，代表馆陶县参加了邯郸地区的文艺汇演。获得成功。馆陶县参演的节目《送粮老汉喜洋洋》和《俺社的姑娘就是强》获得一等奖，《二胡独奏》及小话剧分获二、三等奖。而且，获得一等奖的《送粮老汉喜洋洋》和《俺社的姑娘就是强》两个节目，还获得了在省会天津举办的“河北省农民业余文艺汇演”的参赛资格。

1965年5月14日，“馆陶县农民业余文艺宣传队”应邀参加河北省在省会天津举办的“河北省农民业余文艺汇演”。出发前，地区领导同培勋对《俺社的姑娘就是强》——这个节目赴省会参演，能否获奖有顾虑。在邯郸排练期间，同培勋请汪易扬给加工编排后，才使他感觉节目出彩了。

当《送粮老汉喜洋洋》这个节目一开场，当四个农民打扮的送粮老汉手持长鞭一出场，那毛巾在额头上的“犄角”，衬着两撇“八字胡”，伴着幽默谐趣的动作，一亮相，引发台下一阵骚动，继而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叫好声一阵强似一阵。

台下观众的高涨情绪，更加激发了台上演员的表演热情，四个“老汉”精神抖擞，唱腔激昂，动作舒展大方，表情优美夸张。其演技已达到无可挑剔的水平！此次演出，馆陶县参演的两个节目《送粮老汉喜洋洋》和《俺社的姑娘就是强》，再次获奖。其中汪易扬老师创作、谱曲、执导的《送粮老汉喜洋洋》荣获最佳作品，最佳表演，最佳配器（乐）三项大奖。被中央和省音乐届专家、学者誉为最具艺术性、最具浓郁生活气息和最具个性特征的精品力作。

这两个节目遂被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天津实验歌舞剧院所采纳，到国外演出。

起初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怎么也表现不出那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幽默舒展的神态。他们又派演员到邯郸学习，专门请汪易扬老师作指导。受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和地委宣传部的邀请，汪易扬老师和“馆陶农民业余文艺宣传队”全体成员到了邯郸。

舞台上我们的演员在台上演出、表演，中央歌舞团和省歌舞团的演员在下面看，在下面揣摩与领会。他们表演的时候，那里表演得不到位，汪易扬老师又给他们一一纠正和指导，直至无所挑剔。

在这段时间里，演员们都住在地委招待所，地委书记庞均和地委文化局副局长杨伟成多次光顾、慰问。后来听庞均身边的工作人员说，1959年9月，毛主席到邯郸地区成安县视察的时候，在邯郸接见了庞均，在茶余之后，闲谈之际，主席问庞均是“哪国人，在哪国供职？”庞均很认真地回答说：

“我是山东禹城人，在邯郸工作。”

“哦”主席接着说你是“齐国人，在赵国供职！”

此事被邯郸人传为美谈和荣耀！

1966年春，馆陶县文艺宣传队第二次赴省参加文艺汇演，把《送粮老汉喜洋洋》、《俺社的姑娘就是强》和新排练的节目《看看俺队的好庄稼》等几个节目演出后，使现场轰动。特别是《看看俺队的好庄稼》，其作品是邯郸文化局创作组长刘志轩的作品，汪易扬作曲、编舞、配器。节目生动活泼，谐趣、豪气。七分钟的节目，观众鼓掌14次。其效果胜过《送粮老汉喜洋洋》。这一次演出，馆陶演员只有乔志斌一人，其他演员都换成了外县人。

遂又把这几个节目带到中南海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人作汇报演出，得到中央领导人的表扬与肯定。演出后，周恩来总理和部分中央领导人与河北省农民业余文艺巡逻演出团的成员一起合影留念！

合影后，周恩来总理又与每个人一一握手、问候。周恩来总理当与申立志握手的时候，总理问申立志是哪里的人？当申立志说自己是馆陶县人时，总理连说：“知道，知道！”。

之后，他们在首都演出四十场，很受欢迎与好评。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天津实验歌舞剧院先后把这几个节目带到日本、东德等国家演出。国家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之摄制专题文艺片，并收入《红色的歌集》等。

附申立志简介：

申立志，1938年生于南馆陶，自幼读书，1954年在邯郸一中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在张家口上师范，1961年分配到峰峰矿区教学。1963年春参加《学雷锋文艺宣传队》（《县文工团》），在县文化馆工作，后转入县剧团工作。1986年剧团解散后，调到县活塞环厂（后来的机械厂）工作，不久又调到东龙酒厂工作，直至退休。

余响之音

2017年秋，汪老师的二女儿汪滢滢从杭州来到馆陶一中。她1976年阴历三月初七在馆陶县文化馆出生。当时，汪易扬老师在文化馆工作，高金凤先生是馆陶豫剧团著名演员，排演什么新戏和上演什么新节目，总要让汪易扬老师前去指导。蔡兰芬是汪易扬老师的得意门生，经汪易扬老师的“牵线”，高金凤与蔡兰芬皆为“伉俪”。汪滢滢比蔡兰芬的女儿小九天，其母乳很少，汪滢滢整天饿得大哭。当时市面上没有奶粉，仅有一些藕粉，喝了不管大用。汪滢滢的母亲——周老师常常抱着滢滢到剧团去玩，而高金凤的乳汁却非常充沛，女儿经常吃不完，滢滢也就得到了哺育。于是，他就哺育“两个女儿”。

这次汪滢滢从杭州来馆陶，首先去看望了蔡兰芬与高金凤夫妇，我和王广录老师又陪同她们到文化馆——汪滢滢曾出生的小屋（当时前不久小屋已拆除）探寻，拍了几张照片，又到滢滢小时候常去的人民剧场北院——高金凤曾居住的房间进行探望，并在门口为高金凤和汪滢滢拍了照片。之后，经联系，胡志祥又驱车而至，一起到魏征博物馆，看了汪易扬老师的画作展厅......

当我走进蔡兰芬家的客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金子禾（汪易扬爱人）老师为他们夫妇画的《鱼乐图》，落款是：“丙子年，兰芬，金凤伉俪雅趣。金子佰禾画”。

高先生说，据她爱人蔡兰芬回忆：

1965年春，汪易扬老师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们班的四位近视眼的同学，每人配了一副眼镜。在他们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汪老师要求每人买一本英语字典，大概每本一元钱。当时兰芬是他们班的学习委员，钱由他收，可是他们班有十七名同学因家里贫困，拿不出钱来而放弃。兰芬告诉了汪老师，汪老师慷慨地说:“每人一本，那17个同学的钱我出。”他把这件是告诉了同学们，等到下周一，同学们把钱又都交了上来，他到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住处)去送钱，他说同学们把钱都交齐了……还没等他说完，汪老师就把他推了出来。无论怎么说汪老师也不给他开门。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同学们，把收上来的钱又一一退还给了同学们。兰芬说，咱们要记住汪老师这份情意，学好英语来报答汪老师。钱现在看上去并不多，可是在那个年代，那就是汪老师月工资的三分之二了。要是没有点存款，他剩下的钱连伙食费也不够了！兰芬常说：“汪老师爱生如子，他那种雷锋精神影响了我一辈子！使我永世不忘！！”

之后，高先生又向我透露，汪老师在近耄耋之年，于2005年入党的事情。这使我想起两千年后，在北京拜访汪老师时的情景。对于汪老师独树一帜的“狂草画”而言，可谓是“大器晚成！”但这朵灿烂夺目的画坛奇葩，却孕育萌生在馆陶这片沃土。我感叹汪老师的成功与司马光、曹雪芹等都有着相仿的坎坷经历。

从汪老师的言谈之中，自然能领略到他那磊落的胸怀，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的追求，对共产党的领导、对自己长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毫无怨言。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从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伟大历史使命。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当时，他对我说，他经常受邀到不少社区去演讲，宣传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宣传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的科学理论。

对于他在馆陶的牢狱生活，他则以为那是对他的一中“保护”措施；对于党在历史上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他则以为“任何政党和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看待问题要全面，不能以某些失误，而否定党在整个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在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进程中，比那些千千万万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和那么多的无名英雄，自己受点委屈，何足挂齿！听了汪老师如此公允，丝毫不带个人恩怨的论述，令人感动，不得不用“崇敬”的词汇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

2018.6.18.

附高金凤简介：

高金凤，出生于1951年6月。馆陶县魏僧寨镇高庄村人。1965年到县《文工团》工作，1967年解散，《京剧团》69年成立，76年由《京剧团》改为《予剧团》，直到1986年解散。分配到馆陶镇文化站工作，至到退休。

姚会友回忆录

（初中六级：1956年7月——1962年7月）

馆陶县王桥乡南孙店东村是我的故乡，我的人生始自于1941年正月20日，村民都是炎黄后裔。

1956年7月，我毕业于王桥乡赵庄高小班，同年考入馆陶县一中，（馆陶县中学，校址在漳卫河东岸焦圈村），入学后被分到六级四班。那年招生四个班，六级一班为女生班，另外三个班都是男生。我们的班主任叫卢继武，高黑个子，任几何课。他有个儿子叫卢宗严，毕业后在沿村教小学。上初中时我和他是同班。校长叫郭冠英，是本县寿山寺乡南肖砦村人。1951年建校到退休，工作认真，平易近人。王尚白任教导处主任。我们这个年级在焦圈只上了半学年，放年假的时候，学校要学生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桌椅板凳送到今文卫街正在建设的馆陶一中。

那时校园只冲大门里边盖了一座大办公室，中间有东西过道，过道两边是各科办公室。校长室、教导处、教务处都在里面。大办公室两边是直通后面操场的两条道路。操场南面有个大伙房，在学校中轴线上。院子东侧前面有两排四座教室。教室后面依次三排房子是老师的宿舍兼办公室。院子西侧前面也是两排四座教室，后面依次是三排学生宿舍。当时学校还没有院墙，只在大门位置西侧盖了一间传达室。向南修了一条三米宽的土路，直通政府街。路两边是40亩学校试验田。

1957年春天，为绿化学校，每天下午利用两节课外活动和一节自由活动时间，动用五级和六级两个年级的学生，搞校园绿化劳动。五级四个班负责在焦圈老校区把合适移栽的杨树刨下来，削去枝杈，然后几个人一起把树抬到南馆陶古镇木桥东头（今南馆陶古镇卫河对岸），我们六级的同学接到大木桥东头，再抬到新建的一中校园。留在学校的女生和其他一些体个小一些的同学挖好树坑，再把抬来的杨树栽好，浇上水。

参加移树活动的同学，个个都累得满脸大汗，但同学们都不觉累，反而都感觉能为学校绿化出力感到快乐和高兴。一天又一天，一直把树木移栽搬迁工作彻底完成。直冲校门大办公室的两头有两条南北路，路边各种了两行杨树，三米远一棵。教室前后盖房用土留下一米多深的大沟，全部垫平后栽上了树木。四级学生因暑假毕业、面临升学考试，没参加后期劳动。

待杨树长出新叶后，阵阵风吹，杨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着，仿佛是在向我们拍手致意。

到1957年暑假，我升入初中二年级时，原班主任卢继武老师调回临清市，班主任换成陶金榜老师。陶金榜老师高个子，有五十岁上下的年龄，不讲究穿戴，从没发过脾气，性情和蔼，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1958年，社会上搞起了大炼钢铁，各公社都在搞，社员都在食堂吃饭，各家的铁锅一律献出来，炼成了铁块。以提高国家钢铁总产量。当年国家钢铁总产量两千万吨。学校在操场东北角也建起了炼钢炉，土法上马，全民性的炼钢运动。参加炼钢劳动的同学轮班倒，把耽误的课程，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再补课，炉火不停。

学校各班还派出若干学生参与打狗运动，利用周日不上课的时间，到附近村打狗，见狗就打，打死后抬到学校，把狗皮卖到废品收购站，把狗肉切成块放锅里煮熟，晒干至发霉。作为有机肥料被翻埋在农田里。

当时，我被分到“扫盲”组，我利用周末时间画了许多水果和使用物品的图画，下面写上相匹配的文字。比如画一个苹果，下面再写上“苹果”二字。我到老陶北走家串户去扫盲。每次回校都要向班长回报去了多少家，教过多少人，教会村民多少字。那时建国还不足十年，生产条件差，经济落后，上不起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不识字。不及现在已普九，人人都是初中毕业。是年秋后，还在综合办公室后面搞了一个沼气池，封闭的挺好，接上电灯，灯泡就亮了。

1958年秋后，我们不少同学都参加了试验田生产劳动，播种麦子时，用手撒麦种，为撒种均匀，每天课外活动时，每个班负责播种的同学，都到操场东南角（综合办公室东边的那条路，去操场的路口处）。一人一堆土，练习撒种子。撒完了，收起来再撒，反反复复地练习，就这样，一直练习了两周时间。到播种的时候，同学们撒得都很均匀。学校种了四块试验田，分别是每亩地播种120斤、160斤、240斤。还有路西一大块按每亩40斤播种，拥木楼套种，行距20公分，与现在播种机行距6寸相符。

由于怕墒情不好，出不齐苗，播种后，又踩了一遍。出苗时，麦芽盯着土饼出不来，同学们又把土饼敲碎后，麦苗才慢慢出来。有一些麦畦是遍撒的，长了一段时间，又铲掉一铲子宽，变成了宽垅密植。待到抽穗灌浆时，一刮风，一片片麦子扑倒了。班里买来小竹竿，扎成方孔，把倒伏的麦子架起来。

麦收时，县里派人亲自验收。结果用种量多的地块，反而产量低，每亩只有400多斤；每亩用种子40多斤的地块，产量却有900多斤。通过种植试验田，使同学们真正认识到毛主席制定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密”字，不是越密越好，不是像人们所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量）”。不是播种量越多就产量越高。“密”是要合理密植。现在沙土地种得早几天的，一般每亩35斤左右，粘土地一般在40斤——50斤之间。亩产千斤以上。以上所有活动都是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进行的，学生以学为主。

1959年春，初三第二学期，面临升学考试。毕业四个班，高中招收两个班，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被淘汰。我爱静不爱动，在课外活动时，同学们都在操场打篮球、打排球尽情玩耍的时候，我一般都在教室里做作业、看书、复习老师讲过的课程。

1959年7月招生时，我被录取。被分在高二一班（1958年高中扩招收两个班是第一届）。到60年、61年、62年，这三年中，由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与中国翻脸，逼着中国还债。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清苏联外债。再加上虫涝旱，灾害严重。造成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在生活上还提出：“粮食不够，瓜菜代”的口号。

我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趁生产队刨红薯，社员们把红薯秧子拉到地边上，在还没有刨红薯之前，我用筢子把红薯叶搂到一起，收起来包好，背起一个大包，步行20多里路交给学校食堂。后来食堂竟收了两大垛。一垛是干红薯叶，另一垛是荠荠菜（小蓟菜）。学生定量是29斤口粮，吃不饱。学校伙房把红薯叶晒焦，搓碎后，再用筛子筛，把筛下来的碎末用水淘洗后，搀和玉米面，蒸成菜窝窝头吃，菜窝窝头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伙房又用增量法蒸窝窝头：先把窝窝头在锅里蒸半熟，下笼凉凉后，再蒸成窝窝头，第二次上锅蒸。这样吸收的水分还多一些，吃起来更软更好吃一点。后来还用玉米包（玉米轴和玉米皮碾碎，再用水浸泡，提取淀粉）制成淀粉。然后在烙成锅饼。每人都尝尝，忆苦思甜。之后，有不少学生发生水肿，郭冠英校长找到县长路子平，弄来两麻袋黄豆，伙房炒熟后，每个学生分一把。当时，由于生活艰苦，还有不少学生辍学。

当时，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社会发展形势而开展的。农村工作六十条下发执行时，及每年征兵时，馆陶县一中（馆陶县中学）学生都打着校旗和五彩旗，敲着洋鼓，吹着洋号，到大街上作宣传。

2017.9.6.

姚会友简介

姚会友，男，汉族，1941年1月20日出生于馆陶县王桥乡南孙店东村。1951年秋至1954年夏在本村上小学，1954年夏至1956年7月在王桥乡赵庄村上高小，1956年7月至1962年7月在馆陶一中上初中、高中，1962年7月至1964年10月在家务农，1964年10月至1965年7月在刘齐固教小学，1965年7月至1966年10月在临漳搞四清，1966年10月至1967年10月在本村文革，1967年10月至1969年10月在房寨小学、北孙店西村、南孙店东村教学，1969年10月至1974年10月在南孙店东村中学、芦里中学教学，1974年10月至1979年10月在河寨中学教学，1979年10月至2000年8月在芦里中学教学，2000年8月退休。退休时正在搞普九，因我管理教学仪器，李拥军校长怕换个新手摸不清头绪，让我代课到2003年国家普九基本验收过后才离校。2003年至今在家休养。

温贵显回忆录

七级一班

忆郭老

我是馆陶一中七级一班的学生。我们的教室离学校综合办公室（即集校长、教务、团委、总务为一体）最近。郭冠英校长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谈心或拉家常。对不少同学的家庭和学习情况了如指掌。郭校长的和蔼可亲和平近人使我终身难忘，郭校长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

我于2017年8月走访了馆陶一中一级校友袁好勋（1951年入学，系冠县东古城镇路庄人，原东古城镇联校校长）。据他说馆陶一中第一任负责人张凤栖和第二任负责人孙希贤，工作时间均不超过三个月，都是负责筹备工作的，所以真正招生开班的第一任校长，才是我们可敬可爱的郭冠英校长。虽然过去五、六十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仍然使我们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郭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忠于党，热爱社会主义，要勤奋学习，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锻练一个强壮的身体。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课余时间,他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了解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因为深入基层，就能掌握学生的真实需求和意愿，从而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教学计划和工作计划，执行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顺理成章。因此，学校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在第二、三学年均被评为“三好学生”，并在投弹测试中取得了六十余米的好成绩，获得了国家三级运动员的称号。

郭老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为高压势力所屈服。1958年在五风（浮夸风、平调风、瞎指挥风……）盛行时，郭老没有听从某些领导的瞎指挥，他们便恼羞成怒，派遣了工作组，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对郭老横加指责，栽赃陷害，组织全校师生分组讨论，硬逼我们给老校长提意见。同学们含着眼泪愤愤不平，然而老校长却泰然自若，正气凛然，铁骨铮铮。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结果郭老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罢了官，免了职，拔了“白旗”。但是，郭老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过。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师生的事。相反地倒觉得很坦然，很自信。全校师生对他却更加尊敬和爱戴。

郭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不搞特殊。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发扬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我在校期间，几乎没看到郭老穿过一件新衣服。尽管几十年过去了，但仍然清楚的记得他有一件蓝色的中山服，一直穿了三、四年，穿了洗，洗了穿，发了白仍然穿。还有一顶蓝色的帽子，退了色，显得很旧，他总是舍不得扔掉。

郭老的办公室（也是住室）离我们教室最近。他经常端着饭碗和我们一块吃饭。他的饭菜很普通，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有时他也让我们尝尝他的饭菜，也有的同学夹菜给老校长品尝。

他没有堂堂校长的官架子，倒象地地道道的普通群众。

在国家三年暂时困难时期，郭老为了广大师生的生活问题焦虑万分，经常睡不着觉。在那个时候让大家填饱肚子谈何容易！以他的谋略和才智，充分发动群众，献策献计，翻地瓜、采野菜，尽量让师生吃足吃饱。有的同学生病了，有的同学出现了浮肿，他都建议校医开个病号饭条，喝上二两面条，吃上一点红糖。

经过那一时期的煎熬，郭老本来就不太健康的身体，就更加雪上加霜。

谦受益，满招损；规不正则不园，矩不正则不方；德者胜，仁者寿；诚信走遍天下；点石不能成金，只有天道酬勤。在校期间，诸如这些格言和富有哲理的话语，老校长没少向我们唠叨。我们正是遵循了这些教导，作为我们的座右铭，经常激励我们的斗志，规范我们的行为，指导我们的方向。才使我们这些同学有所作为。

老校长还是德者、仁者的化身。德高望重，德也；高寿九旬，仁也。

郭老的身躯虽然不够魁梧，但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却十分高大。

他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广大师生的关心和爱护，以及超凡的方略和博大胸怀，是所有了解他的人无不赞叹不已。这些高贵品德引领和昭示着后来一任任校长和广大师生，既战胜了十年浩劫的洪水猛兽，度过了一个激流险滩，而且开辟了馆陶一中的崭新局面，重塑了馆陶一中的辉煌形象，打造出了冀东南教育战线上一颗璀璨明珠！

我于1978年第2次（第1次没有见到郭老）来到母校。老校长居然还能叫出我的名字。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眼睛都湿润了。他问我的工作，还问我的家庭。还是从前那样和蔼可亲，父亲般的慈祥。

不管风云怎样变幻，还是时代如何变迁，我们的老校长还是从前的老校长。他心里始终装着党的教育事业。装着广大师生，装着整个馆陶一中。

馆陶一中是郭老用血和泪建立起来的，是他的生命，是他的魂。老校长放心吧，安息吧！后人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会把她建设得更美好、更富有朝气，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她一定会启航再启航，腾飞再腾飞！

向 母 校 汇 报

我是1960年毕业的馆陶一中学生。当时正值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同学们个个面黄肌瘦，但心红志坚，真可谓饥肠噜噜叫，孜孜而不倦，志高且致远，力争“红”又“专”。

毕业后，不少同学在祖国各地谋生存，在各行各业苦求索。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祖国四面八方落地生根，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并有不同的精彩表现，还出现了不少的人杰精英。

有些同学选择了扎根农村，辛勤劳作，科学种田，待到瓜果飘香，粮食满仓的丰收季节，都享受了无比的喜悦和快乐。

有些 同 学 升 入 高 中、大 学继 续深造，在 科学 文 化 领域 里敢 为人先，造诣可嘉，成为专家、博士，以自己的才干和佳绩践行了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五级校友高守亭同学就是典型代表。

有些同学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乘风破浪，终于打拼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一个个成为大老板、企业家，突显了商业富国的理念。

有些同学从政，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凝神聚力，精准施策。为群众谋利益，为国家谋发展，诠释了履职为民的家国情杯。我班张志峰、武秀梅同学就是我们的楷模。

有些同学参加人民解放军，锐意进取，砥砺奋进，担当起了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五级校友张士华同学就获得了将军军衔，为母校增了光，添了彩。

有些同学从事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立德树人，有的被评为特级教师、教授职称，彰显了献身教育事业的高尚情操，王寿新同学就是突出代表。

您的学生温俊杰系人民大学毕业，博士。他弃燕之小志幕鸿鹄以高翔，毅然辞去馆陶县财政局的优越工作下了海，经过几年的拼搏，居然跻身于深圳市金融界的高层领导。

条条大道通北京，各行各业出状元，一言一敝之，同学们在各条战线上的精彩纷呈有目共睹，这是母校一一馆陶一中的骄傲和自豪。

谦受益，满招损，相信同学们一定会继续发挥余热，百尺杆头，更进一步，以毕生的精力回报母校，并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一双胶鞋

时值1957年11月初。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足有一尺深。同学们有的拿铁锨，有的拿扫帚，有的拿脸盆，争先恐后清除积雪。早饭后上课前，太阳已将有了一些暖意，弄到鞋袜上的碎雪眼看在融化。

体弱多病的老校长也在我们当中，边看边指挥。预备铃响了，老校长看见我的鞋袜几乎湿透了，便招呼我“贵显，你来一下”，我不知道什么事，便跟着他到了他的办公室（当时的办公室兼卧室）。老校长在床下拿出一双半旧的胶鞋说：“快把它换上，不然脚会冻坏的”。当时对我这个从小失去父爱的孩子，感到慈父般的温暖。顿时就像有一股热流涌向全身，激动得我无语伦次，热泪盈眶。

一堂政治课

孟宪章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政治课。有一次孟老师的家属得了重病，老校长就给我们上课。清楚的记得课目是：《如何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开始老校长就问同学们敌我矛盾重要还是人们内部矛盾重要？同学们不加思索地回答：敌我矛盾重要，老校长没有立刻否定，又接着问兄弟两个如果有矛盾，你们说算什么矛盾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是内部矛盾。老校长又说，如果兄弟之间的矛盾解决不了，当外敌来了，就会被敌人各个击破：如果兄弟俩的矛盾解决好了，敌人的企图就不会得逞。还没等老校长再问，同学们便争先回答：人民内部矛盾重要。老校长深入浅出地讲解获得同学们的高度赞许。个个伸出大拇指。

桃子和核桃

1959年夏，生活正在紧张时期，学校综合办公室前有几颗桃树，树上结满了桃子，鲜红鲜红的，真惹人馋。一次我在桃树旁边路过，发现两个桃子被风刮落在地上。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捡了起来，拿着朝教务处走去。此时正好碰上老校长，他便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非让我吃一个桃子说是奖励我的。我不好意思的勉强吃了。随后他语重心长的对我说：“桃子固然好吃。你知道吧核桃更优质，他有营养丰富的果仁，但外壳非常坚硬，试想你还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吃掉吗？你回去可以想一想”

经过反复思考，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事情有易也有难，道理有浅显的也有深奥的。只要奋力攀登才能领略到无限风光的奇妙：只要精心酿造才能品尝到琼浆玉液的芳香。想到这里才懂得老校长的炫外之音，才深深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

老校长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的眼前浮现，他那略有驼背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睡梦中，依然是笑容可掬、可亲可敬、他的品德有目共睹、他的功绩永载史册。他虽然驾鹤西去，担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附温贵显简介：

温贵显出生于1942年7月。1957年至1960年在馆陶一中学习，1960年至1962年就读于冠县师范，1963年至1968年在万善完小任教。1968年至1995年在杨召中学任教。其中1984年至1995年任杨召乡中学教务主任，直至退休。

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立徳树人。在任教期间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统考或升级考试中，不少同学获得优异成绩。如 二级同学徐金法在升高中考试中，获得了全区总分第一、王敬奎获得了化学单科第一名、温俊芝获得了作文（题目《美丽的梦》）最高分。1989年兼任一年级年纪班主任时，在期末考试中获得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

多年来，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业绩卓著的好学生。如四级翟春河同学毕业于西安交大，曾任浪潮集团的高层领导。六级宋士林同学毕业于青岛海洋学院，在海洋观测中曾荣立一等功。十级温俊杰同学毕业于人民大学，现任深圳市金融界高层负责人。轩云海同学从事教育事业，曾被评为全国最美农村教师，受到习主席的亲切接见。温玉峰同学成了企业家、大老板，创造了数亿元的资产，还有的同学走出了国门，如轩林震、薛银娥等。

艰苦岁月·珍贵时光

文/李广聚

我1959年9月1日入校，分在馆陶一中8级2班，我是从北馆陶二中转来的。1961年初中毕业后又升入高中，编在高四二班。至1964年春，因母亲身体欠佳，需回家劳动而辍学。近五年的学校生活，每每静下来回想，一件件学生时代的往事还历历在目。

校园生活苦·携手度时艰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的新中国是在一片几十年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旧中国，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政治腐败，压榨人民。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十四年的侵占与掠夺和三年内战的大量消耗，国家基础设施惨遭破坏，国民经济非常薄弱，国家实力元气大伤。新中国建立不久，百业待兴。基础条件很差。后来，苏联又与我国断交，全国人民“勒紧腰带还外债”，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绝收。在这样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全国人民生活十分艰苦。

尽管如此，国家对教育还是非常重视的。因而初中一入学，就把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在校口粮直接由国家政府供给。学生定量，每人每月29斤粮食指标，为了支援灾区，每人还要挤出5斤粮食指标，捐献给更困难的灾区人民。对于青少年而言，日均八两粮食，怎能吃得饱？更何况粮食品种单一，只有麦季有些白面，其他季节，只有地瓜干、高粱米和少量的玉米面。主食常年是高粱面和地瓜干面黑窝窝头为主。蔬菜少之又少。男同学饭量大，多半都是吃半饱。所以，每到上午第四节课时，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我是学校少年篮球队队员，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进行各种训练时，从不敢放开跑动。记得有一段时间，学生体力普遍下滑，体育课停止，课外活动自由。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学校党支部为了搞好学生生活，尽量不让学生的健康和学业受到影响。首先种植蔬菜和粮食。校园里除教室、操场及活动场所外，还有几十亩的开阔土地，产权归学校所有。全部种上了各种蔬菜、瓜果和粮食作物。曾抽调三四名教职工，专搞生产种植。还聘请过技术员。学校领导提出：“粮食不足瓜菜补，保证学生不饿肚！”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利用劳动课和课外活动时间，轮流参加浇地、施肥、除草、除虫等农田劳动。大家个个干劲十足，蔬菜也长势喜人。记得一个大冬瓜就有二十九斤重，一个南瓜十来斤，茄子也有一斤多。从此，年年都能吃上自己种的蔬菜。午餐时，每人一大碗稠糊糊的瓜菜，吃起来，很好吃。晚餐也能吃上新鲜的大锅菜。这样大家既填饱了肚子，丰富了伙食，还使同学们在劳动中学到了生产技能，同时还获得了收获后的成果与快乐，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广大学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的良好品质。

更有趣的是，吃饭时，大家围成一个圈，蹲在地上一块儿吃，有说有笑的。每班一个大木桶，一个柳条簸箩和一个大菜盆。学生轮流值日，到食堂打饭菜，回来后，再分为每人一份。除冬天在教室里吃饭，其他时间都是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每到吃饭时间，学校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同吃一锅饭，互相关照，如同一家人一样，亲如手足。

二是冬季到校外翻找地瓜、萝卜。冬季学校储存的大白菜、萝卜，不够吃，怎么办？学校为每个班都配发了铁锨和箩头，大家轮流使用。待下午上完课后，同学们就到学校周围农村的地里去翻找地瓜、萝卜和一些能吃的干菜叶子。回来后过称，发给饭、菜票，作为个人补贴。每次出发，就如上战场一样，不获成果决不返回。

我记得1961年冬季，上高一的时候，我和刘文魁同学在学校北边的几个村子转悠、翻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任何收获。于是我主张到社里卜东面大堤外面去看看。我俩跑到那里，发现一大块收获后的红萝卜地。立刻脱掉棉衣，挥舞铁锨，大干起来。地里落下的还真不少，不到半个小时，就装满了箩筐。虽说出了满身大汗，但看到满筐的收获，却也是满心的欢喜。记得那次回来，给发了两角钱的菜金。

三是用增量法。记得有一年天干地旱，种的蔬菜由于缺水，长势不好。口粮不足，怎么办？同学们都很恐慌。有一次在全体师生大会上，邵景玺校长讲：“同学们不要怕，操场西北角还有两大垛麦秸呢......”大家一听都楞了。我心里也是犯嘀咕——两垛麦秸，喂牛行，人怎么吃？校长又接着说：“我们从外地学的“增量法”——就是把麦秸沤制发酵后，再掺和一些面粉混着吃......有一段时间，吃着混发的馍馍，填饱了肚子，觉着也挺好。

四是办工厂，搞勤工俭学。学校党支部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和提高学生生活质量，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开办了木工厂、瓦盆厂和翻砂厂（铸造）等。组织学生勤俭俭学。在劳动课时间，全体同学轮流到工厂去干活，大家觉得很新奇。车间里，同学们在外聘技师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在木工厂干活时，何焕奇师傅手把手教我拉锯、推刨子，掌握了一些初级的木工技能。在以后家具维修时派上了用场。木工厂的产品，一是满足了学校自用，省下一些资金。同时还外卖，换来一些钱。

学校的瓦盆厂办得相当红火，用胶泥土和成泥，弄成各种盆、罐器皿，晾干后烧制。其制品很是畅销。稍有点残缺次品，廉价处理给学生。我还三角钱买了一套，盛米盛面，用了二十多年。勤工俭学的收入，弥补了经济上的不足，改善了学生生活。

由于学校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在国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携手度过了那个不寻常的岁月。生活虽苦，但内心却是快乐的。关键是他锻造了每一位同学的坚强意志。为人生日后战胜各种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藐视艰难·珍惜年华

生活的艰苦，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成长，反而更加坚强。那时，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在学生心中。学校党支部很注重政治思想教育和引导。每周一是周会，党支部书记、校长邵景玺，常给大家讲形势，谈认识，分析有利形势和不利因素，如何克服困难，坚定信心。邵书记是县委委员，每学期至少要请县委领导作一次政治报告。那时，一千多名师生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喊着口号，唱着歌曲，走在通往人民剧场的大道上，着实给只有几千人的小城平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每次都吸引来很多路人驻足观看。

记得，有一次听时任县长书记王利民的报告。他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本省本县，用大量事实，分析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的疯狂。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趁我国经济困难之机，卡我们脖子的反动伎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决不屈服。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用我们的智慧及长征精神，咬紧牙关，渡过艰难时期。王书记还要求我们说：“你们要树立远大理想，又要面对现实，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将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之中。用实际行动给美帝和苏修以迎头痛击，粉碎其颠覆我国新生政权的阴谋。”大家在讨论中纷纷表示：要励志好好读书，学好知识，为国争光。

学以报国·春不虚度

青年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的想当科学家、工程师；有的想参加人民军队，保卫祖国。但大家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为国争光，为人民做贡献。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那时虽然没有电灯，白天上课，晚上用汽灯也要上自习。当天的作业当天完成，决不拖后。后来有了电灯，也常停电。不管什么灯，灯光都很暗。夜自习都有老师陪同，有问题可随时请教。老师都非常敬业、负责，常常是挑灯夜战，当晚把作业批改完。第二天准时把作业本发到学生手中。同学们查看哪里错了，为什么错？三三俩俩的进行讨论，把知识学懂弄通，掌握牢固。大部分同学成绩优秀。那时大学很少，我们班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考上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和国家的栋梁之材，为祖国的逐渐强盛做出了贡献！

丰富多彩·文体活动

为了祖国的未来，毛主席发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指示。为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学校在搞好教学的同时，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篮球队、乒乓球队和各具特色的田径队。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参加了不同的文体队。每到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北边大操场上热闹非凡。有打球的、有练长跑的、有跳高、跳远的。同学们，有练的，有看的。那时器械场地不多，大家就轮班练。

每年春季，学校都要举办运动会。有时要比赛两三天。各个项目，前三名发奖状。记得在1960年春运会少年组，60米赛中，我获得了第二名。文艺队活动更是多姿多彩。既排练节目，又练习革命歌曲的演唱。每年寒假前，都要在学校大礼堂进行汇演。既有相声、快板，又有小唱段和小戏剧，如“小放牛”、“白毛女”等等。同学中不乏多才多艺之人，水平还是蛮高的。每次要连续演出两个晚上。春季还要组织全校歌咏比赛。各班组织歌咏队，平时勤奋练习。舞台竞赛时，高潮迭起。亦或是“须眉不逊巾帼”，可谓叫好不绝，掌声不断。尽管当时生活艰苦，但同学们都个个精神饱满，热情高涨。校园内不但朗朗书声不绝于耳，还不时传来一串串优美的歌声。特别是每年的“五四青年节”之际，每到下午后半晌，校园内就是歌声的海洋！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

学校当时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和少先队组织。初中部每个班都建立了少先队中队，高中部都建立了团支部。品学兼优的同学才能加入团组织。我是初三毕业前加入的共青团。当时对团干部、班干部要求更高，不但各方面表现好，还要学习好。记得高一第二学期，我班的团支书、班长年龄较大，学习成绩中下游，双双被免职。我被推选为团支书，并被选为校团委委员。我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各种有意义的活动，还协助班主任李瑞泉老师做学生家庭工作。记得有一个女同学，家庭包办，强逼其早婚。我和另一名班干部，两次到他家做工作。后来，其家长放弃了令女儿早婚的念头。那位女同学后来考上了大学，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如意郎君。团组织经常在课余时间，围绕政治学习开展活动，以极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学习成绩，发挥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同学们对学校各种规章制度也都能自觉遵守。高中阶段，我们都是每月回一次家，周六下午上完正课后离校，周日晚饭前回校，不误夜自习。我家在馆陶县东北角，离县城七十余里。1963年冬，有一次回家，沿着弯弯曲曲，村村相连的纤陌小道，向家里赶。走到徐村，天就黑了。我疾步快走，走到码头，又下起了雪。顶着刺骨呼啸的寒风，实在走不动了，就住在一位赵姓同学的家里。第二天黎明踏着雪赶回了家。吃了母亲给做的热乎乎的饭菜，拿了几件替换的衣服，扭头又向回赶。来到学校正好不误夜自习。

但也有个别同学违反纪律。学校对违反纪律的同学，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件是，有个同学“手长”，不断偷拿别人东西，屡教不改，就被开除了学籍；另一件事是，我初三二班，一位梁姓同学，是少先队大队委员。晚上带班巡逻时，因饥饿，偷吃了地窖里的红萝卜。后被发现举报，就对他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学校开大会批评并给予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当年没让毕业，第二年补考，才发了毕业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处理也蛮严重的，不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是必要的。

上初中时，我们住在校外——在现在的城关卫生院那里的平房住，高中时，才搬进学校。那时一个班近30个男生，挤在两间屋内二尺高的大土炕上。大家睡通铺，一个挨一个，连翻身都要小心碰到别人。早晨起床，一敲钟，全部起床往操场跑。除留下值日生外，全部以班为单位跑早操。早晨晨读和自习后吃早饭。中午上四节大课，下午两节课后就是课外活动。一天早晚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同学们互相帮助，情同手足。班里的重活，男生抢着干，女同学帮男生缝缝补补，那时穿补丁衣服是多数。我家只有我和母亲二人相依为命，生活更困难。所以常年穿打补丁的旧衣服。现在回忆起中学时期的生活，虽然艰苦，条件很差，和现在有天壤之别，但我感觉那时的生活确实是美好的。既学到了文化知识，又为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在政治思想各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用一句话说：中学时代的生活和收获，使我永生难忘！

馆陶一中八级校友：李广聚

2018年春

李广聚简介

李广聚（1945.10.——），男，汉族。馆陶陈庄村人（现住县城），1959年——1964年在馆陶一中读书，工作后，历任草场公社团委书记、码头棉厂工人、资料员兼统计，县委政治部干事、馆陶县共青团团委书记，邯郸团地委副书记，鸡泽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中共邱县县委副书记，中共馆陶县委副书记，馆陶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曾在馆陶担任县团委书记的1978年10月，作为正式代表，出席第十次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

《 青 春 变 奏 曲》

——选自李清章《回忆录》

还记得童年的“梦”吗？

伴着许多新的、美好的“梦”，走进了中学时代。

教育家说，中学时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期”，人生，在这里“奠基”；人品，在这里塑造；理想，在这里树立。

从家到南馆陶，老大爷说24里，有人说25里。没有大路，穿村庄，沿小路，路程无法计算，但老大爷的“故事” 不会忘怀----“ 陶山”（土丘）“驿馆”的遗迹，还有吗？“‘东古城’什么样子？何时去看看呢？……”心里盘算着。

入学时，校园里，废铁渣随处可见，一些地方已开垦出来，种上蔬菜。据说，“全民大炼钢铁”，馆陶县的“最高学府”曾是“冶铁中心”。开学典礼仪式上，校长讲到“生活问题”,指着校园西北处饲养场（猪圈）旁，一座小山似的茅草堆，说：怕什么？我们可以做“人造肉”……

在三年严重困难和政策“调整”中，小麦、玉米，供应极少，薯类、麸皮、糠菜等占主食绝大比重。地理、生物课上，老师讲到西方一些国家种植园盛产的玉米，主要用于饲养业，大规模养殖鸡、猪、羊、牛……，我们都不肯相信。

家庭困难，无力供养，在学校吃不饱肚子。不少同学中途退学。我们初中一年级 ，入学时6个班，后来缩编为4个班。东徐村完小考上9人，最后只剩我和郎建富、郎元朝、宋云亮4人。

我姨家是路桥乡花园村的，甲寅哥也是入学不久即退学的。在我的记忆中，大约小学五六年级，逢星期日随母亲去姨妈家，见表哥利用放学时间，结成捕鸟的丝网，捉黄鼠狼的“木猫”、“铁夹”，设计精巧，做工精细。不禁心中赞叹，他的才智远在我之上。姨父一向身体不好，家中生活艰难，使他刚入学却又毅然退学，过早挑起家庭重担。分别时，我暗自忧伤，更为他辍学而惋惜……

表哥退学不久，我们村一同考入的三位好友：浩然、洪印、洪献，也陆续辍学，仅剩我一人苦苦坚持着。

是什么力量在支撑？遥想当年，仿佛自己也说不清。不过，《蒲公英》的歌，永远不会忘记，“小伞兵”的影子，不时在眼前晃动……

理想，信念，能当饭吃吗？

有“梦”，就有希望。

为了渡过严重困难，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指引下，学校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除大规模参加附近农村集体劳动外，同学们利用劳动课，把校院内零星土地，大多开垦出来，种粮种菜，或到木工场、养猪场、制陶场参加烧制盆、罐等劳动。课外活动，外出拔草，收集菜叶……。学校有辆大马车，但没有马。去河东张查村运胡萝卜，路途十余里。高中一位老大哥驾辕，两边是我们初中小同学拉偏套，喊着号子前行，恰似花果山一群猢狲簇拥着美猴王……

我和邴建海、郭保江，被分配到“饲养小组”做“羊倌”。每天下午课外活动，与二班“饲养小组”的同学刘希民等结伙，赶着羊群，去卫河大堤内河道边放牧……大家决心都很强，实现学校提出的“每只羊，每天长四两（当时16两为1斤）的目标。

盼到“元旦”，改善生活，学校宰杀了2头猪，4只羊。同学们兴高采烈，嬉闹着----“七大洲（猪）四大洋（羊）”………

在那生活严重困难的岁月里，勤工俭学活动，为实现学校提出的“吃粗、吃饱，吃花（花样多）”，适当改善师生的生活，起了一定作用。

我们这一级，被称为“大改班”，五年一贯制。（五年初、高中毕业）入学就开设《世界古代史》、《俄语》等课程。（后来政策调整，又改为普通班）。俄语的字母发音难，其中一个字母的发音，似农民赶牛时发出的声音，同学们反复练习。

许保柱同学，身体胖胖的，愚笨的样子。他把单词的读音一个个用汉字标注，如：“飞机” （仨马俩腿）；“信”（皮气猫）；“铅笔”（ 屎壳螂炸得吃）“很好”（熬的茄子喝两勺）……令同学们捧腹大笑。每当课堂上老师提问，叫到他的名字，同学们总是一阵哄堂大笑。虽然发音不太准确，但他记下的单词很不少……。

教俄语的赵老师说：“学外语，最重要的是多说多练（读、写）……”每天早操，当起床铃第一声响起，宿舍里便传出-----“皮气猫”（俄语单词“信”）的朗读声，接着是“嗞 ---嗞----嗞----”一个字母的发音，直到同学们走向操场。这是班长王全喜。在我的印象里，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

一日，《平面几何》讲到“直角三角形”一章，老师说，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古代就有人发现，直角三角形的一个“特例”——有“勾三股四弦五”的规律……“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就是说，“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我不禁想起老大爷讲述的“故事”……

晚自习，做完作业。拿出草纸本，思绪随着铅笔走，画出 三个直角三角形。一个注上勾、股、弦；一个注上3、4、5；一个注上18、24、30.……然后，做着演算：18÷3==6；24÷4==6；30÷5==6； 18×18 + 24×24==30×30.

我正全神贯注，老师巡查自习来到我身旁。当我发觉老师想收起草纸本时，已经来不及了。不想，老师拿起我的草纸本，高高举起，说：“同学们啊，请注意一下，李---同学，完成作业后，又认真整理课堂笔记，重点复习，举一反三……象这样，大学里不愁没有他的位子……”

同学们都瞪大眼睛，注视着我的那个草纸本----可老师和同学们， 哪里知道我心里的“秘密”呢！

我终于把老大爷的“故事”、“馆陶”名称的由来……告诉了同桌和左右的伙伴，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兴趣。

一个星期天，我们相邀做一个小小的“旅行”——试图寻觅“陶山”、“赵王驿馆”的遗迹。

按老大爷所说，“古城，西北七里，有土丘，……赵王曾在附近设置驿馆”，我们准备走一个椭圆路线。于是，出学校南大门，经县“机耕站”大院。这里是原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的墓地，高大的墓碑、牌楼，隐约昭示着死者当年的威仪。据说，这位贫苦出身的馆陶人，在沿街乞讨中投军，又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军阀混战中，奇迹般升迁，成为中华民国前期威震长江的风云人物，后终于又在军阀混战中倒台。死时，同时在馆陶、武汉、天津等地发丧……。

沿牌坊街一路东行，登上御河（卫河）大堤。河岸码头，一艘小“火轮”、数只木船停泊、装卸，一片繁忙景象。跨上木桥，看水流滚滚北去，遥想千年前馆陶县治北迁；隋炀帝征伐高丽，御楼船高大雄伟，曾在脚下这条河流与百舸争流。不禁感叹当年无休止的兵役、徭役，给馆陶先人带来的苦难……。

刚走几步，恰逢一位老者在此漫步。得知我们的“来意”,便兴致大发，告诉说：大桥附近的老街东口，相传为“驸马古渡”的遗址，西汉文帝的长女“馆陶公主”刘嫖和驸马陈午；宣帝长女“馆陶公主”刘施施、驸马于永，都曾由此渡口进出馆陶（古城）……明朝人王昉，曾作《驸马渡》诗。

老者遂朗声吟诵道-----

“驸马当年此地经， 山河莫不被光荣。

沙头立马旌旗动， 浪里浮舟鼓吹鸣。

细草一汀春雨歇， 垂杨两岸晓风清。

至今南北经行客， 无不相传道旧名。”

那久远的故事，伴着音韵，让同伴们听得如痴如醉。

东古城，千年前馆陶县治时的繁华，已成为历史的风韵。眼前，只见半壁破落的村庄，仅沿街几处商铺，显示着生机。

我们无奈折回原路，又估算着路程----“西北七里”的大约方位。一路走来，但见四野平坦，禾苗青青，哪里还有什么“陶山”、“驿馆”的遗迹……

张贵海，一个颇有文学才华的同学，突然吟道：

“陶山何处是？驿馆何处寻？沧海又桑田，不闻赵王车马声……”同学们不禁拍手称赞……

这位同学的作文，常被老师做为“范文”，读给同学们听。但不知为什么，初中未毕业，他中途转学走了，后来也不知怎样。

然而，求学之路时有坎坷。

初三末期，我却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毅然做出了退学的决定----回首那段往事，苦与乐，真让人哭笑不得。

---那是麦假前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老师把我叫到外面，说：“初三学年的学费，咱们班大部分已交了，只剩下6人。你今天下午可以回家，明天把钱带来……”

我回到家里。母亲说：“你爹还在挖河工地，估计快完工了，等回来想办法筹措……或者，过几天，我去你姥姥家……”。我点着头，心里难受极了。

回到学校，我流着泪告诉老师。老师说：“不要难过，暂时的困难总会克服的……星期六下午就要放假，等开学再回来时把钱带来……”

晚上，心潮起伏：明知家里没钱，却还要难为父母……我是家中老大，妹妹弟弟又小，不如退学回家，省了眼前学费，过几年妹妹弟弟也能更好地上学读书……我暗暗下定决心，只等星期六放学回家。

主意已定，心里却平静不少，但怎么能高兴起来呢？

“过了星期三，一天快一天”。盼到星期五，早晨第一节是语文课。李瑞泉老师一上课，便检查前天布置的作业：背诵寓言《愚公移山》。

教室内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举手。

老师只好点名。一连点了三个同学，都没有完整背诵下来。有的丢掉段落，有的丢掉句子。

老师生气了。分别给三个同学记 了50分、45分、40分。然后大声说，下面的时间，自己读……于是教室内响起一片读书声。我心里却很平静----读书声，仿佛在欢送我，明天就要回家了……

第二节，物理课。老师首先总结了“运动和力”一章的主要内容，然后拿出预先准备好的题目，进行“小考”。我无心仔细答卷，便草草作了，交上卷子。

“过了星期五，还有一上午。”

星期六上午，语文课。老师注定要检查，教室内气氛异常紧张。不想，老师第一个竟点了我的名。我站起来，不知为什么，背得滚瓜烂熟，声音异常宏亮。

李老师显然激动了，大声说：“我给你120分！”

教室里一片欢笑声。或许没有人注意到，我依然很平静……。

最后一节，物理课。老师发下了“小考”试卷，我竟得了100分。全班得100分的仅有4人。

终于放学了……

麦假开学，我不去上学了。与邻居家小叔可顺、可训、可全，一起捡麦穗，拾柴禾。

第三天，老师派了三名同学来到家，叫我去上学。我平静地说：“谢谢同学们跑二十多里路……回去，请告诉老师，我不再上学了。”

又过了两天，又来了两个同学，带着老师写的信。我有些激动，对同学说：“谢谢老师的关心，我真的不再上学了……”

又是两天过去了，开学已一个星期了。

我想，老师不会再派同学来了。不过，我也不能太绝情理，古人说，师徒如父子，同窗如兄弟……我应该当面向老师致谢，与同学们道别……

我来到学校，推开老师的屋门。老师一见，上前拉住我的手，说：“你的情况，汇报到教导处，又汇报到校长。校长说，决不能让一个好学生失学。学校决定免去学费，助学金每月增加两块……我今天两节课，明天一节，教导处已安排好明天一节与早晨的语文课调换，上午去前许庄接你……”

“老师……”我趴在老师怀里，什么也说不出来，眼泪不住往下流……此时，同学们听说我来了，纷纷跑来，把老师门前围得满满的。

我终于留了下来……

最后两个多月，课程大多已讲完，进入复习备考。语文，重点练习作文；几何、代数，除基础知识外，我们开展了“一日一题”活动-----每天做一道难度较大的综合练习题。

紧张的复习备考，仿佛让我忘掉了一切。

中考的前几天，老师又一次把我叫到他的住处，说，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可以考虑报考“中等专业”或“中师”，两、三年就毕业，有了工作，家中就好了……考“中专”，须去聊城，报师范、高中，考场就在咱们学校。不过，上了师范，注定要教小学……。

默默听着，没有说什么，又一次流下眼泪。我知道，老师的工作是“神圣”的，无愧“园丁”的称号，但我心里，更愿意把眼前这位老师称为“恩人”、“领路人”……

然而，我最终报考了高中。这并非改变了心中的“梦”----我不想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与可能----当老师，何不当大学老师！或者当一位眼前一样的中学老师……

中考过后，漳卫运河水猛涨，加之连天阴雨，堤外一些地方低洼处雨水与河水两边浸泡大堤。不久，一些险段决口，一场罕见的大洪水淹没田园，家中房屋倒塌。

望着眼前的一切，恨洪水无情，忧心开学遥遥无期……不禁惆怅。

洪水退后，政府组织生产自救。焦急中，一张“入学通知书”送到家中。

这一年，全县仅招收两个高中班，每班44人。

升入高中，仿佛距“科学的顶峰”并不遥远……“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多少清晨与黄昏，与同学们一起放歌，空旷的卫河原野，回荡起诗一般的格言：青春是美丽的。但一个人的青春可以平庸无奇，可以放射出英雄的火光，可以因虚度而懊悔，也可以以结结实实的步子，走向光辉壮丽的成年……。

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崇高的理想》，是陶铸（时任广东省委书记）1960年5月对华南师范学院与暨南大学学生讲话的一部分。这篇文章，成了我们树立“崇高理想”和行动的指南：“……你们也许会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但是，所有这些想头，都是围绕着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

有人说，高中阶段，是12年寒窗的“冲刺”阶段。刚入学，学习便很紧张。虽然，水灾刚过，生活极端艰苦，一日三餐常常是一半薯面，一半麸皮，但同学们学习情绪却异常高昂。

一封上届毕业的同学来信，在我们中间传阅着------“师弟们，当我们跨入大学校门以后，才发现，我们农村的学生----农民子弟，并不比大城市的孩子笨……我们勤奋、刻苦、朴实的品格，常常令同班中来自大城市的同学肃然起敬……望你们刻苦学习，为馆陶人争气，到毕业高考时，瞄准清华、北大……”

我们知道，这些师兄，有的考入“中国科技大”，“西北工大”、“山大”……这些话语，激励着我们“热血沸腾”……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农民出身，勤奋、朴实，埋头苦干的风气，仿佛更浓。还记得同学们常常引用司马迁《陈涉世家》中的话，在一起戏闹吗？“苟富贵，无相忘！”

任课老师常说：“你们班，每次考试，各科成绩总是高出一筹……”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回到家。听说“西院”本家保恒爷，从“安雷寨完小”调到我们村小学任教。当天，他的长子（可泽叔），在聊城三中读书，也从聊城回来，我便前去看望。一进门，只见父子俩正在说话，保恒爷示意后，我悄悄坐下。见不是外人，保恒爷继续说：由初中，到高中，考大学，是人生的一次重要竟争。既是竞争，就如同打仗，要有计划，有战斗方案。你的方案是什么？你们班，每次考试有多少同学排在你前头？每学期，计划超过几个人？毕业时，争取班内前5名，甚至前3名……政治思想上，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高二这一年，加入共青团……

我静静地听着，仿佛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我说的。

高一，第二学期，我被选为卫生委员。期末，又被评为“三好学生”。高二，改任文娱委员。不久，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后来，我又做为介绍人，先后介绍同学吴秀山，胡广军加入了团组织。

一次语文课，讲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老师让同学们自拟题目写作文。同学大多简论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地主阶级的打击……。我在作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湖南各地兴起的农民运动，党內党外有人反对，咒骂“痞子运动”、“糟得很”；有人责难“过分”、“未免太不成话”；有人被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能够高瞻远瞩，大声疾呼“好得很！”是立场，决定了观点、态度与行动……。

不料，作文评讲课上，老师把我的作文做为“范文”，让同学们传阅，倍加赞赏。老师最后说：“如何观察，善于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让读者耳目一新，而不是泛泛而谈，是作文成败的关键……”。

下课后，几位同学又把我的作文簿借去。有的同学开玩笑说：盼望咱们班，将来多出几位作家和诗人……。

我知道，我们班內却有几位同学酷爱文科，有的甚至近乎偏科。郭心得，便是一位。他的父亲是县酒厂厂长，他常常去搜集报刊上刊登的诗歌、小说之类，一篇篇剪下来装订成册。

这年春夏之交，华北地区现代戏调演在北京举行。我们班订阅的《中国青年》、《人民文学》等刊物，刊登了部分剧目。其时，语文课上正在讲有关的“戏剧常识”。作文课上，老师便让我们练习小戏剧的写作。

后来，学校布置各班准备文艺节目，举行“庆元旦文艺汇演”。我们把张登华同学作文课后创作的小戏剧，又进一步改编，请汪易扬老师谱了曲子，做导演。这是一出以“老人不要溺爱孩子，要从小教育孩子热爱劳动，不怕艰苦”为主题的小歌剧。由我和郭玉芳、郎元朝、崔加维担任角色，课余时间，反复排练。

“元旦”演出时，我们的节目排在最后。汪老师亲临指导，由吴富春、张孝贤、张先贵等老师担任伴奏。演出获得了成功。但我对自己的表演并不满意-----我做为文娱委员，又是“主要角色”，剧中的人物形像，许多地方没有表现出来……由此，我想，戏剧的表演艺术，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且，没有“艺术细胞”和“悟性”，是干不了这一行的……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后，学校迅速掀起“学雷锋活动”热潮。我们积极参加附近生产队劳动，担水、栽种、收割。下乡“访贫问苦”，帮助写“村史”、“家史”。在全校歌咏比赛中，我指挥我们班演唱的《雷锋，我们的战友》，获得了第一名。

记得冬季的一天，夜间下大雪。第二天天刚亮，我们起来准备扫雪时，教室前大片场地早已打扫干净。原来，女同学后半夜就起来，借着雪光打扫，她们有的把床单拿出来，夜间把雪抬到菜地里……

后来，又在一次全校“歌咏比赛”中，我们班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时，因“二部轮唱”几个同学唱慢了“半拍”，获的了第二名。 为此，做为文娱委员，我深感内疚，埋怨自己排练准备不充分，指挥不利……竟饿了一顿饭。老师、同学们知道后，都来劝我……

学期末，在“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火热……”的学雷锋热潮中，我们班同学之间，开展了互相“批评与建议”活动。象“无记名投票”一样，把自己的“意见、建议”写在小纸条上，纸条背后写上“被接受同学”的名字，先交给班主任老师，然后由老师发到被接受的同学手里。

我拿到一张，上面分明写着“要有男子汉大丈夫气概”。在几乎是公开的情况下，如果是男同学的委婉批评，也就罢了，自然乐意接受。做为女同学，如此坦率，用这样的字眼，足见同学之间的友谊，朴素与纯真，联想到平时同学对我工作、学习、生活上的帮助，心里难免热呼呼的。

班主任老师、团组织对同学们很关心，但也很“敏感”。当晚，班团支书王香芝大姐，（我们在一个团小组）便找我谈心，从侧面“提醒”：“是否在谈……”我说，怎么可能呢！团组织的关心、爱护，同学们点点滴滴的帮助，我都十分感谢……

随着高三年级各项工作的开展，学校举办了“崇高的理想”的主题班会，同学们励志以实际行动，“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为此，抗震棚里，我们攀登“书山”到深夜，遨游“学海”到黎明；我们坚持“三九”严寒炼筋骨，“三伏”盛夏，卫运河风浪中去游泳……

我们的口号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春夏之交，毕业考试结束。面临“文理分科”和最后短暂的复习备考。

报考“文科”还是“理科”？不少同学拿不定主意，纷纷找老师征求意见。大约是那次作文讲评课的印象，几个喜爱“文科”的同学找到我，想一起制定复习计划。其实，我早已决定报考“理科”---- 两年前，那次听本家保恒爷谈话后，我便设定了自己“12年寒窗冲刺”之路。

对于我的“选择”，有的同学为我祝福，有的感到惋惜。当我把心里话告诉许以岳老师时，老师很是理解和支持，分析说：“人生之路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你的基础，文理科都不错……数学家华罗庚，火箭专家钱学森……任何一个有成就的科技工作者，没有深厚的文科基础，断无成就……。”

老师的话，给我很大鼓舞，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考试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各项准备工作----体检，填写“考生登记表”、免冠照片，报名费……一切都在进行中，我在“报考志愿”栏里，赫然写下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负责指导同学们报考志愿的学校团委书记杨金生老师，看了我的“学生登记表”后，欣然同意了我的选择，我才放了心。因为，据说，学校内部掌握着每个同学的具体情况：学习成绩、体检结果、政治表现、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许多因素，特别是后两项，将决定一个学生的命运和人生……

当既定的高考日子来临，同学们跃跃欲试身手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降临馆陶----最先使“馆陶中学”受到血与火的“洗礼”。在“造反有理”、“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迅速向社会蔓延……至1967年冬，所谓“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各地武斗升级，愈演愈烈……

毋庸讳言，做为一名学生，我也喊口号，貼大字报。但平心而论，别人怎样我不管，心底的信念不会改变。当教室里的桌凳七零八落，一批批教师被批斗，罚做苦力的时候，我依然“固执”着“园丁”、“领路人”的神圣梦想......

“长征”串联的路上，我们来到长沙，在当年“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瞻仰了毛主席学习、生活的地方。然后，有人提出去“橘子洲”，看岳麓山……有人担心：是不是有“游山玩水”之嫌……

“怎说呢，那里曾是毛主席与同学们常去的地方，我们踏着领袖的足迹，不是正符合‘长征’的意义吗！”我说。

我们满怀豪情来到“橘子洲”，但见江边一片青翠，却不见“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景色……远眺岳麓山，因不合时宜，也不见心目中那“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丽画卷……

同伴显然“心有不甘”：我们取道岳阳，然后去武汉，再回家……。

“岳阳楼？”我说：“……或许，一辈子就可能只来南方一次……当我们读《岳阳楼记》，范仲淹笔下那‘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辉夕阴，气象万千’的美景，真令人心旷神怡……这且不说，难道古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也错了吗？”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长途跋涉。

也许是太累，太疲惫了，当我们到达“巴陵广场”时，激情已减。忽然，一阵狂风卷起沙尘，竟迷了眼睛。在一片沸沸扬扬的昏暗中，有什么“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什么“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也不知何处去了？走近楼前，见一群红卫兵正宣传什么，墙上贴着大字标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游山玩水者，滚蛋！”一霎时，什么古人的壮志豪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仿佛从脑海里跑得精光……。

我们真的“滚蛋”了。回到学校，开始了“复课闹革命”。

《我 的 未 来 不 是 梦》

——选自李清章《回忆录》

1968年初夏，武斗虽逐渐减少，但“派性”依然很严重。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老三届”毕业离校。以“派”划“界”，少数同学“安排”了工作，我们大多回到农村，甚至，有的同学被“押解”回村，“监督劳动改造”。

这期间，在生产劳动中，我做过生产队记工员，写过村史、家史 ，参加举办“忆苦思甜教育展览”，也做过海河工地政工员。此后，在风风雨雨中成了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被推荐参加了3个月的教师“培训”,当了一名乡中学——徐村中学的代课教师。-----圆“梦”时的心境是难以描述的，当第一次走上讲台，第一次听到同学们喊“老师”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一下全教给学生……

心底的“梦”，决定了工作的执著与勤奋。辛勤的努力，赢得了领导、同事、同学们的信任与爱戴。我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全县教育先进工作者大会。不久，转为正式教师。

其时，那是“徐村中学”正式初创时期，原有5名教师，张爱兰，初中即是我同班同学。我和闫洪举、赵其志、郭怀岭四人的到来，增添了力量。一行9人的团队，带领学生，边上课，边劳动。砌厕所，垛院墙，育树苗，绿化校园……从最初村西原生产队3间牛棚，到全县教育、教学，小有名气……创业中的苦与乐，如今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健在的已很少见面，宗成海，郭怀岭，薛惠昌已永远离开了我们。

1975年秋，一纸调令，我回到母校----馆陶中学任教。

这已是“文革”的第9个年头，一切是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校园里，教室外墙壁上，“造反有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标语，依然醒目。

我高中时的老师，大多还在，但身心的伤痛难以慰抚。同学徐海洲，听说我调来工作，格外高兴。初来报到，吃、住等一切由他照顾、帮助，我并不客气。高中5年，我们曾一同加入共青团，一起谈“理想”，说“志愿”，志同道合……而且，经历了一段风雨历程，兄弟情谊更加浓厚。

我被安排到高二四班，做班主任，教语文课。

其时，这个班原班主任赵玉卿，两个多月前已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由政治课老师孙长友临时代理。

孙老师向我交接时告诉我，高二四班，五十多人，以团支书和班长为首，分为两派，学生工作不好做……不过，维持3个月就毕业了。（两年制，春季始业）其实，其他班大多也是如此……。

我分别找来班长和团支书，问了班内的基本情况，接着，开了班会，但丝毫未提班内同学们之间什么矛盾是非。亲身经历告诉我，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争斗，很难原则上分出是非，常常是一件小事，上“纲”上“线”，导致尖锐对立。此时，偏袒任何一方，不仅得不到解决，还可能出更多乱子……

果然，班内出奇地平静。我发现，同学们在静静地观察，老师究竟偏袒何方？另一方面，谁都想在新老师面前留下好的印象。虽然，双方仍暗暗“较劲”，但谁都不想“越雷池一步”。

学校规定，班主任跟班出操。早晨，起床铃一响，我便立即起床。但当我来到集合点时，队伍却早已整整齐齐，一人不缺。课堂上，格外安静；作业，格外认真。

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去8里外的窑场运砖，去外单位借排子车，争先恐后；课外活动拔草，有的同学当天数量少些，星期日返校时带来补上……

或者可以说，我“回避”着矛盾，维持着“平衡”，始终不偏袒任何一方，直到毕业。但可以毫不夸奖地说，我坚守着自己的“信念”，象父母那样关心、爱护着自己的每一个孩子，象我的恩师那样，给自己的每一个学生，引领着“人生之路”……

1976年初，馆陶中学高中招生改设“农机班”、“农技班”、“文艺班”、“体育班”。

我被安排在“文艺班”。教授“写作基础知识”，指导学生编写文艺节目，有时也参与二胡伴奏。在汪易扬老师，吴富春老师等亲自传授下，培养了许多文艺骨干。有的进了邯郸、馆陶等剧团，有的去了海河宣传队……在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我写的一首长诗，汪易扬老师亲自指导排演，文艺班在“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演出的诗朗诵，深深地打动了观众，台下的人们泣不成声……

夜阑人静，《蒲公英》的歌仿佛在耳边响起；工作之余，“小伞兵”的影子，依稀在眼前闪动。当我欣慰“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时候，缕缕思绪------“未能进大学校门”的遗憾-----“大学梦”，亦同时在心头萦回…………

5.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这一决定。

1977年冬，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了大门。570万考生，从农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1978年7月，又有600多万人参加高考。

1978年春天和冬天，两级学生先后迈进大学之门。

我是1978年冬入大学的。第一年，我和我的学生一同进考场时，信心十足。成绩也不错，但终于没有被录取。有人说，刚刚恢复高考，大学对你们大年龄的人，不愿接受；有人说，骨干教师，学校不愿放人……究竟怎样，不得而知。

【如今，“文革”已经成为“历史”。一段往事，只是一个“镜头”，一个“画面”。当孩子们问起“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好讲一个故事，一个“片段”，或者，按教科书下一个“定义”，很难解释清楚它的全部……】

…………

6. 列车沿京广线飞奔。

车厢里，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一个月前，我和弟弟一同进考场，是那样兴奋、紧张。不久，两张“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小小村庄象炸开了锅。在邯郸工作的二弟，也转为正式职工。乡亲们都说：“你们三兄弟，每人都迈了一大步”。……当开学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默默地念起“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不是中学时代的“雄心壮志”而是排遣对妻儿的牵挂……，就在几个小时前，妻子拉着女儿的手，伫立在村头，默默送我远去……不知为什么，面对满车厢的旅客，一阵孤独感袭击在心头……。

列车员来检查车票。

当我掏口袋的时候，“入学通知书”掉在地上。坐在对面的一位女同志顺手捡起来。

“你也是去上学的？哪个系？”她问。

“怎么？……不像吗？‘老三届’……历史系。”我回答。

“啊，我也是！六七【级】……政教系。”

“新同学，新同学，”我喊着，急忙把手伸过去。她有点不好意思-----女人之手如此粗糙，表明她是一位母亲，似乎与“学生”不相称。

“头一年，参考了吗？”她继续问。

“当然，等了11年，做梦都想不到……，怎么能不参加考试呢！不过，进考场时，信心十足，成绩也不错，但不知为什么，榜上无名……你呢？”我问。

她大笑起来：“……同病相怜啊，……命运捉弄人……。”她变得一点也不拘束，仿佛旁若无人，象是对坐在面前的“知音”，讲述她经历的“特别高考”：

------“文革”开始后，闹腾了两年多，回到家里。村子里生产十分落后，哥哥已分家另过，母亲身体又不好，真有些心灰意冷。不久，在父母的催促下成了家。后来，当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记工分，每月6块钱，维持着……去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距考试仅一个星期。我前去报名，大队就是不盖章放行。无奈错过了，……。

她笑了笑，继续说：今年，听说“老三届”还可以参加一次高考时，已怀孕在身。但还是不甘心错过机会……最终，在丈夫的陪伴扶持下，报了名。考试期间，村里农活还在忙，丈夫向生产队请了假，拉着排子车，走了二十多里路赶到考点。当我走近考场时，被保安人员拦住了。【她又大笑起来】……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真不好意思。……我拿出“准考证”，几位年轻人笑起来，“祝你考上！”……前两天，考试下来，感觉还不错，最担心的是身体。不料，最后一天凌晨两三点，在考场附近简陋的卫生所里，孩子降生了……。我想，我怎么也要把考试坚持下来！天亮后，丈夫向考场办公室请求，希望想办法让我考完最后一门。……

县教育局、县政府，各方领导当机立断，设立“特别考场”。派出两名女监考，准时把试卷送到病房，又监考又守护。中途，市、县“巡视员”，“考点主任”，又亲自来巡视、安慰、鼓励……。一次特别的机会，一场特别高考，使我这个乡村小学民办教师，圆了“大学梦”……

听完她的故事，我们都笑了。

我感慨：“老三届”的经历，我们终身难忘……。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对我和弟弟，对这位“新同学”，对千千万万个学子，对千千万万个家庭，或许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但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生和新生！……

…………

列车在首都北京停留了半小时，向古城宣化开去。

啊，河北师范学院，是什么样子？我们将要在那里度过4年的大学生活……尽管我的“大学梦”来的太迟了……。

《让 我 们 荡 起 双 桨……》

——选自李清章《回忆录》

1. 长途公交车在南徐村西，距家2里，高低不平的泥土路小站停下。妻子早拉着排子车在旁边等候。

行李不多，沉重的只是一箱箱书籍。

听到我毕业归来，左右邻居都来看望，院子里站满了人。村支书一进门，便说：四年，真不容易……自实行责任制，七八亩地，孩子又小……爱香地种得好，孩子照顾得好，又当村妇女主任，被评为县“三八”红旗手，乡里佟书记一再表扬她……。

大娘接过话说：真是，一个家，一人支撑。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爱香能顶一个天……。

我大笑着：“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看了看妻子，张开了口：“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

“都看看，像小孩子，还唱……多大岁数了……？”妻子嚷着。

“怎么？昨天还是学生，今天就‘老’了！”……我说。

人们都笑起来。

我暗暗承诺：今后，属于我的节假日，全用来对“家”做“补偿”!

2. 是的，当我重回馆陶，大女儿已升入初中。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当年岁由“三十”向“四十”递进的时候，一切油然变得理智与冷静：大学老师当不成……总该做个中学名师吧？……有人劝我，乘机改行。说实话，我不想求一官半职。我想，此时，真正要追求的，倒是一种“境界”-----人们在困境中奋斗的那种精神-----在人生的道路上，思索了，奋斗了，付出了，并用自己的心血体验了的一切…… 如果说15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圆”了少年时代理想的“梦”，那么，我将在新的起点上，全身心地继续追求新的“梦”境，至少，可以在教书育人中营造那份淡泊、优雅的自然心境……。

我回到母校。做了新一届【83级】“高一”的班主任，又兼任“高三”文科班的历史课，“史地政教研组”组长。

3. 此时，昔日的好友徐海洲已调回河东冠县古城中学。我又与老同学蒋俊元、张金先相聚在母校。

多年来，在我们心目中，1966年馆陶中学高中三年级二班-----“高三.二”，俨然是一个特定的名词。高考恢复时，做为“老三届”的第一届，我们中间大多毅然走向考场。如今【八十年代初】，毕业归来时，我们班在县城工作的同学达20余人。

刚上班的第一天，一伙老同学即来看望。张登华、沈跃敏两位大姐当即争着邀我们下班去她们家，说是要“接风洗尘”……

昔日的同学相约，定时在一起聚集，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为家乡的建设增砖添瓦，可谓“志同道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有时聚会很难“全到”,但每当谁家儿女婚姻喜庆，一起送上祝贺祝福；老人逝世，便奉上哪怕是菲薄的祭品……，最后，总署名“高三.二”。

大家共享同学进步、荣升的喜悦，叮咛“胜利面前更谦虚，赞誉声中找差距”；共分担同窗中某位人生路上偶遇的风雨与挫折，携手克服困难……。在这些方面，刘希民、郎元朝、蒋俊元等不少同学，倾注了热情，起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希民，他原是我们班团支部委员，学生时代即豁达、乐观，热心助人，不计个人得失。

在外人看来，馆陶中学，一届又一届，“唯有你们‘高三.二’同学，最有凝聚力……。” 【直到今天写这些文字时，亦倍感欣慰。古人说，“君子群而不党”。我们是一群农民出身，平凡但“贫贱不移”之人……】

4. 孔夫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毕业归来，与母校的老师、昔日的老同学在一起工作，仿佛有使不完的劲。1984年，我重回馆陶一中后任教的第一届文科毕业班，7名同学考入本科，1人被“人民大学”录取，10人考进大专，13人考入中专，升学率在邯郸地区13个县名列前茅。此后，由于专业教师缺少，我无怨连续十年接过“高三”文科毕业班，带领学生复习备考。期间七年历史科高考“优良率”、“平均分”均在前三名。

馆陶，一个基础教育薄弱，优秀生源贫乏的邯郸东部小县，令人刮目相看。

在多次受地、县“记大功”，表彰奖励的同时，与同事们一起赢得了“名师”的赞誉。陆续有大名、广平、邱县等周边县的一些同学，慕名来馆陶复读。

1985年，我加入了党组织。后被选为代表，出席了“馆陶县第五次党代会”。妻子也辞去了村“妇女主任”工作，由农村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到校办工厂工作，勤奋、朴实，乐于助人，积极负责，亦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誉。

5. 1989年，邯郸地区教委教研室设立“历史教研核心组“，注重针对历史科高考的研究与讨论。我被“特别聘请”，做了兼职教研员、历史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一日，地区教研室历史教研员林少颖先生专程来到馆陶，见面即急于对我说：“‘河北省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将要在邯郸召开，一年来，先后跑遍了全区各县重点中学，听了不少老师的课，特别是高三老师的复习课，说实话，课堂上，你的教法灵活，有针对性，紧扣‘知识点’，瞄准了高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我很满意……作为地区教研室历史核心组成员，研究会上，一定要拿出高质量的论文，展示邯郸的教研水平……。”

听着林先生的话，心里十分激动，我紧紧握着林老师的手，说：“言重了，感谢领导的夸奖与信任，水平有限，……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此 后，我先后提交了《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基础》、《历史总复习试题化的几个问题》、《再论“历史总复习试题化问题”------从1991年高考历史科评卷谈起》等教研论文，分别刊登在《河北教研》、《邯郸教研》上，受到了好评，并在此基础上，参于编写了《高中历史总复习专题训练》，对提高全区历史科高考成绩，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实，我心里，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始终充满困惑。然而，在应试教育，分数决定命运的大背景下，升学率是评价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的唯一标准……你想“随波逐流“，都会被人们视为“没有能力……”，必须“冲锋在前”。

6. 多年指导“高三”文科班备考的经验告诉我，历史科高考，要提高“得分率”，必须把众多的“知识点”，“控制”在学生视野的范围内。我在精心设计各种题型的同时，教育学生一定要“准确”、“扎实”地掌握知识。

我们“老三届”同学中，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成为我教育学生的“经典”：这位同学回到农村，当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生产队记工分，每月5块钱津贴。结婚后，生儿育女，家庭生活困难。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到考试仅剩下两个星期，犹豫之间，错过了机会。

第二年春，得知仍有最后一次机会，毅然报了名。

然而，最终以2.5分之差落榜。过后，我们前去安慰他。他追悔莫及：“……我是败在一道“地理试题”上-----‘在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名称下面划横线’。试题给出了四个供选择的答案。

苏伊士运河 尼罗河 多瑙河 湄公河

当时，我很快排除了苏伊士运河，湄公河。但究竟是尼罗河，还是多瑙河，就拿不准了。于是，我竭力思考，但始终也不能准确判断究竟是哪一条河流。当时，我非常懊悔，恨自己当初没能把知识掌握准确、扎实。无奈之中，我只好“蒙”了一下，在尼罗河下面划了一条横线……。”

老同学悔恨交加地说：“就是这条横线，一下子划丢了极其宝贵的3分……也划丢了最后一次进大学的机会……！”

当我大学毕业回来，再去看他时，这位同学因家庭负担，精神压力，在民办教师的“减员”中被“辞退”了……。

我教育学生：一定要“准确”、“扎实”地掌握知识，莫忘一道简单的试题，一条平常的横线，使我的同窗好友留下终生遗憾！

“准确”、“扎实”，成为历届同学们复习备考的“座右铭”。即使同学们考入大学，或走上工作岗位，亦“念念不忘”。

7. 1992年毕业10周年，我的一篇短文《“追逐流逝的岁月”------致“大学时代”专栏》在《河北日报》上刊载。不几天，一封学生的来信寄到家中。在这封长信中，这位学生详细叙述他个人的“家事”与苦恼，然后说，自报纸上看到您的文章，知道您“大学”时代“拉家带口”特殊的生活与经历，“心里平静了许多……。”

------他的家在农村，上高中时，他的父母做主，由亲戚介绍订了婚约。高考时，总分超过“本科”线仅仅1分。填报“志愿”时，怕考不上“本科”，又担心上不了好“专业”，十分为难。

他找到我商量。我分析了当年高考的形势，根据多年的经验和他本人【分数、体检等】的情况，最后选择了学校与专业。我说：“或许有些‘冒险’，我估计应在六七成，不过，谁也没有把握。但最终，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不久，“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这位同学“如愿以偿”，跑来报喜。

不料，开学的头一天，未婚妻的父母、亲属，前面派人到他家“通知”，后面一行人即把女儿“嫁”了过去，没有车辆，没有酒宴……。

第二天，新婚妻子送他远去上学。【虽然，事后补了结婚登记证，但在三里五乡却盛传开来。】

这位学生信中说，在大学里，“在一段长时间里，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不知该如何……。今天，看到您的文章……”。

我心里很是激动，一篇文章竟在我的学生身上产生了“社会效应”。我急忙回了一封长信，谈了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但心里仍久久不能平静……

8. 县政协一位领导同志问：“魏征故里今何在？你作为馆陶，甚至邯郸地区历史教学权威，怎么看?……‘馆陶县魏征研究会’成立时，怎么没有去参加呢？”

我大笑，什么“权威”……不是自封的。说实话，对这个问题确实没有什么研究。县“魏征研究会”成立时，虽然有我的名字，我并没有参加，主要原因是年年带毕业班复习备考，教学繁重，升学压力大。既没有时间，又无精力，何必凑数呢！……近年，“魏征故里在何处” ？馆陶、晋州、钜鹿等各家一度争论较为激烈，至今未见权威的结论。由于史书记载有较大出入，估计，在没有令各家信服的史证【如魏征墓志铭，必载其家世籍贯等】获取之前，可能还会各执一辞。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近年“大禹故里”的研究，“毛氏【亨】祖籍在何处”的争辩等等，莫不如此。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历史研究中的“名人效应”,无疑给一些地方招商引资、旅游开发、第三产业的兴旺，制造财源。然而，仅从小范围的名利出发，制造“名人效应”，甚至东拉西扯，拼凑罗列，张冠李戴，不仅背离了历史研究中应取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也有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之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馆陶人对魏征的研究还须深化，让魏征思想、魏征精神，在人们心中竖起丰碑，需要更多努力，魏征塑像的落成，或许是新的开始……。

9. 连年指导“高三”文科班复习备考，与各地同事研讨、交流多了，有关中学历史教学研究的多篇论文，在各级刊物上发表。我设计的“教案”----【“辽宋夏金元”时期】【一般被认为最不好讲授】亦在全区交流推荐。

此时，邯郸地区教委教研室与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协议，拟出版《<中国历史>一课一故事》一书。由主编教研室主任与教研员林老师牵头组织，统稿、修改等工作，落在我这个“副主编”身上。

高考过后，我立即投入工作。在邯郸地教委大楼一间办公室，度过紧张的日日夜夜，终于按时交付出版社。当听到邯郸电视台以“新闻”播出“书讯”时，心里充满劳动付出后的喜悦。

开学不久，河北省社科院政治学所来信，邀我写一篇关于“老人问题”的文章并随信寄来部分资料。盛情难却，我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做社会调查，跑“老龄委”、民政局、敬老院和一些乡镇，终于写成《谈谈古今“老人问题”》，后以重要篇目收入《乡村管理的历史与现实》一书。

或许是看到我的那篇文章，国家“老龄委”，“老年学学会”，邀我参加于北京举行的关于老年人问题的研讨会。但由于指导新一届毕业班复习备考，我又不是专门“老年问题”的研究者，未能成行。

10. 正所谓“信息社会”。一时间，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国情报告编纂委员会《专家学者卷.》；中国管理科学专家学者卷编纂委员会《专家学者卷》；中国新闻社《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纷纷来信称：“……您符合入编资格”，“您已被选入编……”，“敬请审阅您入编辞条清样……”。

这些来信，照例都有国家某位领导人的题词。有的来信，还邀我参加将在某大城市举办的“论坛”，说已把我的论文《谈谈古今“老人问题”》收入“国家信息库”……

我想，国家设立“人才信息”工程，是一件好事。但许多机构同时来信，让一个中学高级教师“入编”，却令人哭笑不得。一个普通人，忽如一夜竟成“名人”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虽有不少提高，但自古以来，教书匠便是两袖清风的“穷书生”。况且，我没有那么大的才学，更不想靠“包装”扬名，也不羡慕在什么“讲坛”上，“名利双收”……。

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就说过：“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名实不符，岂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在当今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见到的还少吗！

时光永是流驶。

遑遑兮，不知老之所至。

朱自清先生在《匆匆》里说：“……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日子滴在时间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

仿佛忽然发现，已是满头白发……，往日热闹的家，如今竟变得如此寂静。大女儿江云，已经成家，她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又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究生班，且心里充满理想的“梦”------憧憬未来自己创办学校，为家乡薄弱的基础教育，注入活力……；小英原本学医专，转而参加了商业工作，也成了家；儿子远去千里，如今正读“大四”……我们怎能不老呢？

看着床头一届届学生的留影，又一次轻轻念道：“陶山千万树，大半已成樑。满目尽桃李，白发忘惆怅。”……回头对老伴说：不觉，老了……“工作重心”该转移了……我们该喘口气了……何况，儿子马上就要毕业，找工作，成家……家中年迈的父母还需要照顾。

老伴，不知在想什么，一脸孤独，似笑非笑。

2007年岁尾年初，我办理了退休。不久，老伴也按照国家有关“五七”工社会养老问题的政策，办理了“社保“，一辈子从农民---“五七”工---市民，到老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哪怕是“最低的”养老金，心里也踏实许多-----“知足者，常乐……”。

师生之情成追忆 时年弱冠却惘然

-----“汪易扬艺术馆”巡礼归来

（ 看了“题目”，或许有人疑惑，一个与艺术，甚至与普通文艺工作不沾边的人，与艺术大师真的有“缘”？

是的，这正是我写这篇文字时的“冲动”。即使是一些“片段”，或浮光掠影，也可见得其中的“缘分”。 ）

2015年6月13日，是馆陶县博物馆内“汪易扬艺术馆”正式开馆的日子。

汪老师不顾84岁高龄，与家人一起从北京赶来“第二故乡”，亲临现场揭牌并带来一台原创音乐作品演唱、演奏会，夏日的馆陶又一次轰动。与此同时，馆陶县人民政府为表彰汪老对馆陶文化产业所作的重要贡献，专门为他颁发了“杰出贡献奖”。

艺术，大约从来就有“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分。普列汉诺夫曾说，“生活即艺术。” ------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产生艺术，又反过来受艺术的陶冶……。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高雅的艺术珍品，过去只能在著名大城市的知名艺术博物馆内珍藏，供游人或专家参观、欣赏与交流。如今，“汪易扬艺术馆”落成开馆，无疑将极大提升馆陶----- 一个仅相当于“县级城市”的文化艺术品位。

早在数月前，听到“汪易扬艺术馆”布展刚刚就绪的喜讯，我即迫不及待地赶去瞻仰。------作为一个不谙高雅艺术且年过70岁的老学生，其心情之急迫，并非单单追求的是对汪老精心创作的（包括《八仙图》在内数十件）书画珍品的“先睹为快”……，更多的是对往事的追忆 。-----高山仰止，睹物思人，想不感慨都不能！

时光倒流52年前，------1963年，我由馆陶中学初中部升入高中。一次，英语课，“预备”钟声响了，教英语的阮贯之老师因家中偶有急事请了假，学校便安排汪老师来临时代课。

在同学们一阵惊愕中，汪老师走上讲台，并未多说什么，打开课本，便开始教授新课。他洪亮的普通话，英语单词似留声机一样的发音，流利的课文范读，令同学们赞叹不已。因为，此前，我们只知道这位新来不久的老师是教音乐或美术的……

（说实话，同学们常常暗地里议论阮老师“中国乡土式的英语”，他的发音，读单词，与唱片的标准朗读语音，似乎有不小差别……）

可以想象，作为一群来自农村，渴求知识的学生，总会把“老师”看得怎样的神秘。愈感觉“神秘”，则愈景仰，愈景仰，则愈想探知。 “高一”下半学期，我被选为“三好学生”,由“卫生委员”改任“文娱委员”。为做好工作，不辜负同学们的信任，我加入了学校课余“合唱队”。与汪老师接触多了，学唱歌，学指挥（打拍子），学“识谱”……。时间一长，无话不说，渐渐从汪老师身边得知他那具有“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1931年，汪老师出生于福建厦门素有“海上花园”美誉的鼓浪屿。5岁时，孩童时的艺术天才，在一次偶然活动中得以显现-----幼儿园的老师指导孩子们画一面旗帜图案，小朋友们都忙着拿出直尺、铅笔，按照老师的方法，画出一个个规则的长方形和12星的三角形。汪易扬没有直尺，却最先画出了他印象中飘扬着的旗帜。------不料想，老师不但没有责备（他未按老师的方法作画），反而大加赞赏（他能以小孩子独特的“悟性”，画出自己每日所见到的印象中飘动着的旗帜），……由此大大激发了他的艺术潜能。

12岁时，他先后创作的十余幅花鸟画，受到老师，乃至美术大师的称赞，后被作为我国出访美国的化学代表团的文化礼品，备受外国友人赞赏，由此，被誉为“东方神童”。

中学时代，他被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兼文艺股长，积极参与领导学生运动。在国统区各地大、中学生发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被国民党反动地方当局以“共党分子嫌疑”，开除了学籍。

从此，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考入上海美专，师从美术大师刘海粟、潘天寿、黄宾虹等。同时，课外兼修声乐、作曲，正式走向艺术殿堂。

1949年上海解放，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南下服务团”。开始用学到的艺术为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服务。

1953年，受党和政府的指派，受命创建福建“美协”。期间，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作品300余幅，在美术界崭露头角。

1956年被调入中宣部，任《中苏友好报》（俄文版）美术编辑。为中苏文化交流与友好事业辛勤耕耘。

然而，在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中，风华正茂的编辑记者，因一句发言被划为“右派”。之后，被下放到山东济南郊区劳动改造。1962年底，在摘掉“右派帽子”后，被分配到山东最西部的馆陶中学任教。

……

自汪老师来馆陶中学后，学校先后成立了“学生合唱队”、“教职工合唱队”、“美术小组”……，大唱革命歌曲，班级歌咏比赛，节日文艺演出，绘画作品展览……，学校师生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特别是学雷锋活动开展以来，汪老师精心编绘的几十幅“雷锋事迹” 连环画、“忆苦思甜”阶级教育展览（画）等，深受同学们欢迎。此后，为配合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在党支部的支持下，汪老师组织教职工，以极大热情赶排话剧《青年一代》，亲自做导演并扮演剧中一位退休的老革命干部。他亲自设计舞台布景，在学校大礼堂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

我们班常聘请汪老师、张孝贤老师作辅导，多次在全校歌咏比赛中获得头名。一次，在我指挥“二步轮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因少数同学唱慢了“半拍”，得了第二名。心中很是“自责” ，跑到汪老师住处，听讲“指挥的学问与技巧”……

年终，学校布置各班准备文艺节目，举行“庆元旦文艺汇演”。我们把张登华同学作文课后创作的“独幕话剧”，进一步改编为小歌剧，汪老师亲自修改、谱曲，指导排练。 我在剧中扮演“老汉”，听汪老师讲“生活的真实与舞台艺术”……。元旦演出，汪老师亲临指导。

教学之外，汪老师积极协助县文化宣传部门作宣传，先后创作并指导排演的歌舞《送粮老汉喜洋洋》、《看看俺队的好庄稼》、《四个老汉乐哈哈》等等，连续参加全省农民业余文艺汇演，均获得最佳作品奖，最佳表演奖和最佳配乐奖。之后，中央歌舞团曾将节目带到日本、德国演出。

与此同时，他为县、公社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创作的大量连环画、大型泥塑雕像，生动形象，唤起了广大群众的“阶级苦，民族恨”，更使青少年学生加深了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理解。

…………

“文革”时期，在浓烈的政治气氛下，曾经的那顶“右派帽子”又给汪老师带来不尽的灾难。他多年保存的美术资料，美术史著作等等，都被当作“罪名”……。在两年多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他心酸过，悲愤过，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始终没有泯灭。他挺起头，用铅笔头，碎纸片画速写，炼笔力……

被释放后，汪老师调到县文化馆工作，曾先后去鸭窝大队、安雷寨大队、马头大队、苏村大队等十余个大队辅导文艺宣传队。同时，多次举办各种培训班，为培养青年文艺骨干而奔忙。我至今保存着1975年秋假在房寨中学举办全县中小学教师文艺学习班时，在汪老师等指导下编写的“文艺节目”（汇编）。我第一次试着谱写的歌曲《革命传统传万代》、与学兄张全起合写的“数来宝”《捉害虫》等被评为较好的节目。

1975年秋季开学，我调入（母校）馆陶中学任教。1976年春季招生，馆陶中学招收“农机班”、“农技班”、“体育班”、“文艺班”。

县、学校对“文艺班”特别重视，汪老师亲自跑乡镇、村庄、学校，招生、面试。吴富春老师做班主任，汪老师讲授各门专业课。我被分配到“文艺班”教语文课，又与汪老师一起工作。（其实，当时并没有课本，只好收集整理一些写作基础知识之类，为编写文艺节目服务。）

学校安排在“文艺班” 开班时，举办一个特别的“开学典礼”。马若飞书记（兼校长）工作忙，安排我起草一篇报告稿。汪老师特别嘱咐：首先要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六个“更”，即“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通性。”这段语录写上，……这是文艺工作者的方向、目标与追求……

“文艺班”的学生毕业后，为“馆陶县豫剧团”输送了一批青年演员，也有的同学被招到邯郸或外地剧团，更多的成为县直单位、乡镇文艺骨干。其中，王广禄、牛兰东等后又考入艺术院校。作为馆陶一中音乐教师，王广禄多次参加省、市“青歌赛”并获奖，至今仍为毕业班“特长生”作艺术指导。

高考恢复后，我考入河北师院历史系。离开馆陶期间，1980年，汪老师回到北京。虽然见面少了，但我知道，汪老师回京后，在艺术大师汇集的地方，以其艺术天才、深厚的功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浩然正气与责任担当，在艺术道路上开拓创新，攀援求变，直至登上艺术之巅-----以独创“大写意狂草简笔人物画”而独树一帜，享誉中外，……被誉为当代“狂草画派”的开山人。

这期间，汪老除大量、多种诗文、论著发表外，书画作品先后在济南、青岛、兰州、福州、厦门等十多个大城市巡展，并屡获大奖。

与此同时，为弘扬华夏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汪老在参加赴美、法、菲、新、泰、韩诸国各种联展均大获成功，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举办的个展尤为轰动。其作品相继荣获“国际金奖”、“特别金奖”、“大师奖”……，被国内外多家著名艺术馆、博物馆所收藏。其中，被艺术家、评论家广为赞誉的如《寒光图》、《飞天图》等等，可谓“是画家灵感、心性和技艺在最佳时间的最佳体现”，为“不可重复，不可再得的艺术珍品”。

著名诗人、画家、音乐家牧歌先生评论说：“……形象一点讲，汪派艺术犹如一座双钟楼大厦，一钟楼是书法艺术，一钟楼是绘画艺术，它的基座是音乐、舞蹈、文学、戏剧、雕塑、陶艺、诗、书、画、印等多元化的综合艺术，它的巅峰耸立着光芒四射的‘狂草人物画’！”……

……

我站在馆陶中学的历史课堂上，每当给台下的学子讲授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长河中，那些举足轻重的大师、巨匠时，常常情不自禁，为曾与汪老在这块三尺讲台有“缘”而兴奋。

回顾在馆陶中学，在汪老师身边学习、工作的日子，目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与磨难，仿佛更深地理解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的道理，更为曾经的老师如今杰出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对于汪老的巨大成功，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志轩先生，在“汪易扬七十书画展暨学术研讨会”上，真挚中肯地说：“……汪易扬‘ 狂草人物画 ’的成功，首先不是他将狂草书法入画的成功，而是他借用狂草书法表现了他对社会和人生感悟的成功。看他的作品，画面上那炙热的情感在撞击着我们的心……，二十一年在山东和河北馆陶的坎坷经历，以及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艺术实践，为他的成功作出了知识、情感和艺术灵慧的积累……。”

笔者不谙高雅艺术，以我的理解，刘先生的上述评论，或许更多地道出了汪老成功的“内因”-----这当然是最主要的。这里，笔者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不揣浅陋，从“外因”的角度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文化艺术界亦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艺术家的攀援、创新，弘扬主旋律，歌颂真、善、美，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期盼与需要。汪老登上艺术之颠，绝非偶然。------这当是所谓“时势造英雄”。

二．在北京，艺术人才荟萃的地方，学习与借鉴，切磋与交流，特别是艺坛老一辈大师刘海粟先生、刘开渠先生、艾青先生等等，关爱、鼓励、支持与帮助。------从“教育的本质”讲，如果说当年幼儿园的老师一番表扬和赞赏，大大激发了5岁孩童的艺术潜能，那么，四十多年后，艺坛诸多大师的关爱、鼓励、支持与帮助，依然会激励“知天命”的艺术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担当……

三．汪老多次深情地说“双巾帼”，“一个是我母亲，一个是我夫人”，……“每当我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悲伤绝望时，妈妈总会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与我相依为命，帮我度过难关”------天下“母爱”最伟大，最纯真！家风、家教是孩子安身立命最原始的动力。而与夫人金铁柳硕士，从相遇、相识、相恋到结合，志同道合，相濡以沫------仿佛犹如“上天的安排”，不仅大大激发了汪老在书画艺术上攀登高峰的壮志与奋斗精神，亦更多增添了艺术人生的传奇色彩……

笔者虽然不谙高雅艺术，但我想，学术或艺术风格的不同追求与探索，无疑是艺术家人生信念在艺术实践中的表现。

今天，站在馆内收藏的那一幅幅洒脱秀逸的艺术珍品面前，顿觉脱俗超凡，豁达心胸……不禁默默吟出《大江东》，《观沧海》……。

祝吾师健康长寿。家庭幸福。艺术青春常在。

在这篇文字结尾处，不能不写下面的话————

人常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回首求学之路，不禁暗自好笑 ------我曾经有过美好的梦，在馆陶中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汪老师身边学习、工作，受过艺术的熏陶，怎么始终“刀枪不入”，不见些许“赤”色呢？……，面壁多年，或许， 如今终于明白：踏上艺术殿堂之门，并非个人的一厢情愿，辛勤努力自然是重要的，但艺术的“悟性”，尤为重要！-------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艺术天才”。

-------这就是一个老学生写这篇文字的情由。

本文大多篇幅仅以当年一个普通学生的视角，作回忆式记述，由于学识的短浅，对汪老了解不深，文中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李清章

永 远 的 怀念

-------追忆张序岳先生

（2015年）5月30日晚间，手机突然响起，是远在外地出席会议的女儿打来的。她声音有些异样地说：“邯郸……，张序岳老师今天因病去世了……是张璟兄打电话告诉我的。”

一阵沉默之后，她告诉了张璟的电话。

我当即拨下电话号码，闻讯了情况与相关事宜。

张璟告诉说：近年来，父亲的毛病不时发作，多次住院。今天早上，突然呼吸困难，送到医院抢救……没想到父亲真的走了。作为孩子，虽然悲痛，欣慰的是，我们兄弟真的尽孝了……。按照安排，6月1日早上有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我们知道恁与父亲的感情，但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千万不要再来了……。

放下电话，手依然颤抖着。

我多么想即刻动身，再多看老师一眼。然而，由于身体原因，只能在悲痛中默默等待女儿会议结束回来，再前去邯郸……

6月1日，当我们到达邯郸殡仪馆时，早上的告别仪式已经结束了。我只能在孩子们的扶持下默默祈祷：祝张老师一路走好！

……

我是1960年暑期考入馆陶中学初中部读书时认识张老师的。

此时，“大跃进”遗风，随处可见。校园内堆积着大炼钢铁时残留的废渣，墙壁上的漫画注释着“光阴似箭，但赶不上跃进箭” ，好几位被划为“右派”的老师仍不得上课。就连我们这一届，也被称为“大改班”-----“五年一贯制”（初中、高中毕业）。初一入学，即增设了俄语、世界古代史等课程。

世界古代史课上，我们第一次认识了张老师。那滔滔不绝的讲述，第一次听到的新知识，新名词，加之那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使我们对这位大学毕业的老师充满了神秘感。

从此，我们知道了“四大文明古国”，知道了恒河、印度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等著名的河流……，开始懂得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也由此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课堂上，张老师的板书，不拘一格，粉笔字写得刚劲、潇洒。同学们课下纷纷模仿。同学胡俊景，练起字来，最为执著，初三时，他的课堂笔记，常常成为同学们临摹的样板。

每节课45分钟，张老师常常是30分钟讲授完新课，却让同学们印记深刻。除看课文或做少量的课后练习外，我们也常常请老师讲历史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知道了《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懂得了《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不同，也知道了《一千零一夜》，《汉谟拉比法典》……

渐渐的，接触多了，也耳闻目睹了许多，我们由最初对这位老师的神秘感，变成为崇敬，乃至崇拜——

张老师是浙江金华人。1955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1959年毕业后，被分配来馆陶中学任教（当时馆陶县隶属山东省聊城地区）。

据说，张家在金华是一个大家族。中学阶段，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这一时期大家族的变故-----“家庭出身”将预示着个人命运的悲欢与变数。毕业前夕，青年的倔犟与气盛，立誓“非北京大学不读”。高考时，他竟只填了一个“志愿”（学校）。

接下来，等待的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结果-----成绩不错，但“北大”却未能录取。据说考官惜才，才把他录取到他从未听说过的“山东师范学院”。（实际上，解放初期，这所学校文史人才力量很强。）

（张老师后来告诉我，在“山师”，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毕业论文，是关于“近代放眼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的研究，受到学院著名专家的好评。或许同样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被派往馆陶这个山东最西部的小县任教。）

当我们在课堂上认识这位神秘老师的时候，他刚结婚不久。妻子黄老师，名宝珠。他们既是同乡，又是表亲，从小青梅竹马。出身名门的黄老师，曾毕业于著名的杭州女子中学，钢琴弹奏颇有水平。她放弃杭州丝绸印染厂的工作，为爱情远走他乡，来馆陶成婚，情真意切，令人景仰。

作为来自农村的学生，对这位貌美、一身丝绸打扮的南方老师，无不充满好奇，每每远望，总不好意思近前。

最初，黄老师代过音乐课。随着孩子的出生，备尝了生活的艰辛。她做过零工，代过城关完小音乐课，操持家务，拉煤、买菜……在我后来的印象中，黄老师心灵手巧，孩子们身上的穿着，既干净朴素，又样式新颖、大方，但多半是旧衣服拆洗改装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家人生路上的坎坷。直到80年代，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实，黄老师重又拾起了当年学习过的外语，正式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张老师一度调到县教育局工作。“文革”中，在浓烈的政治气氛背景下，家庭出身，“知识越多越反动”,都使他遭受到磨难，甚至，屋内墙壁上，他书写的古人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日无古贤”，……也被上“纲”上“线”，成为“莫须有”的罪名。

“文革”后期，张老师重又回到馆陶中学教语文课。我们在一个教研组。随着各项政策的调整，知识越来越重要，教学工作越来越被重视。我作为一个“老三届”高中生，在母校与我的老师一起从事教学工作，常常感到既幸运又自卑。我们“语文教研组”，大多是高中或中师毕业的青年，许（以岳）老师、张老师，不顾身体的虚弱，以极大热情传、帮、带，亦成了我这个老学生弥补知识欠缺，释疑解惑的“活字典”。

1977年高考恢复，我虽然已是一名正式教师，但“大学梦”又在心中重新燃起。然而，年过三十，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困难……，一时令人犹豫难决。在老师的鼓励、支持下，终于毅然走向了考场，而报考“河北师院历史系”，则完全是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做出的选择。

高考恢复，整个国家“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气氛迅速浓厚起来。高中教学，“文理分科”，张老师丝毫没有任何冤气、怨气，承担起了整个学校高中历史教学的重担。

我走后的四年，大学生活是艰苦的，每月34元支撑着两端。张老师时常关心我的学业和家庭生活。大学四年级寒假，县文教局听从了张老师的建议与安排，利用假期举办了全县各乡镇中学历史教师培训班，通读中学历史教材并在此基础上，适当扩展知识面。张老师讲授“世界史”，邀我去讲授“中国史”。一方面解决了任课教师问题，另一方面，又为我的家庭生活增添一些补助……。-----老师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关心他的这个学生。

1982年7月，我毕业后重新回到馆陶中学。不久，张老师调到邯郸师专工作。对于恩师的离开，我是又舍不得，又祝福。不时前去看望，每当师生两个“学历史的人”一起交谈时，总感到世上没有再开心的了，永远不会想到有阴阳相隔的一天……

风雨人生路。回首半个世纪，作为学生，我却是看着他们家四个孩子长大的，张璟与妻子玉春，又是我的学生。或许，直到黄老师退休，除张晖仍在馆陶电力工作外，孩子们大多在邯郸工作，成了家，这个大家庭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祝张老师一路走好！

-------谨以上面涩滞的文字，表达一个学生的怀念之情。

往事如烟也峥嵘

——初中生活琐忆

馆陶一中退休特级教师 陈占鳌

白驹过隙，斗转星移，不知不觉已近古稀之年。虽说不上“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但抚今追昔，自是感慨万千，往事历历在目，一幕一幕不断。适有闲暇，稍为思索，挂一漏万，撷取初中生活若干，草草记之，聊以自慰，饭后茶余一阅，并飨读者。

1963年7月，我从浅口完小毕业，以平均87分、总分第三名的成绩，升入馆陶中学初中部（当年招生四个班，208名学生，我们是十三级，后馆陶中学改名为馆陶一中）。由于这一年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未能如期开学，直到10月27号才入学报到上课。首先是生活问题，先说吃：那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村更是极度贫困。入学前，父母刨了大水未泡死还不到收获期的一点红薯，晒干磨成面，怀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我背着这十几斤红薯面走进 了馆陶中学。刚开始自己不会蒸窝头，就双手捧住面团弄成厚饼子，有时蒸不熟，就凑合着吃。时间长了，慢慢学会了蒸窝头，一蒸就是五年（五十年后有一天我蒸黏窝窝，两个孩子非常惊奇：老爸居然还会蒸窝头）。后来学校每月补助十几斤麦麸子，就掺上点红薯面弄成蛋蛋，当顿还能吃上热的，下顿就只能用水泡泡，一泡散了，就喝麸子糊糊（不能熥，一熥就坏没了）。也曾几次坐船到卫河东岸山东冠县境内，带回人家用耙子搂的红薯叶，拣去杂草洗洗，拌上点麸子或红薯面用碗盛着吃。菜？早晚几乎每顿都是一小块腌萝卜，中午有时吃些便宜的青菜(大部分菜是学校自己种的)，油星没几个，倒时常上面漂有蚜虫，下面沉有泥土。一般是早上喝玉米糊，中午喝水，晚上喝米汤或糁子，夏天碗里检出几条虫子 是常有的事。偶尔改善一次生活，比如发两个大包子或是一斤油条，也是自己不舍得吃，拿回家去孝敬大人——改善生活一般在周末。初中五年基本就是这样过来的，即以红薯面为主食。那时肚子都填不饱，还讲什么营养？万幸的是，竟长成了178厘米的个子，也许是遗传基因起了作用吧。再说穿：一年四季几 乎所有人都是粗布衣家作鞋，冬天一律黑色，到了夏天有的女同学在白布上加几个红道或绿道，算是花布衣服了。家织的老粗布又厚又密，夏天个个汗流浃背。只有极少数干部子女能穿上买的平纹布，很是让人羡慕。次说住：寝室绝大多数是砖盘炕，很潮，因为里边填的土，老鼠盗洞生出不知多少跳蚤，身上咬了很多疙瘩，晚上不知多少人翻烧饼难以入眠。当时一个人能有一床被子一条褥子就很不错了。寝室没生过火，冻得受不了，就打通铺，即两个人合 睡一个被窝，这样上面能多搭一条被子。我和罗洪彦打通铺，我个子高，经常一伸腿就蹬到了他的下巴。后来条件稍好点才换了床。最后说行;那时无论离家多远一律靠自己的两条腿，我们戏称是十一号公共汽车，开学放假都是一根小棍前边担书后边担被褥，草厂油寨一带离家远的七八十里路，要走两晌才能到家，累得不行。

那时的学习条件很是艰苦，电扇空调暖气？想都别想，因为那时县城还没有电（直到1965年才用上电）。晚上每人用自己造的煤油灯，一个墨水瓶，盖上钻个眼，卷个二寸长的铁片筒，里边续上棉花捻，50多个人，50多盏灯，屋里烟雾弥漫，呛得人受不了，一晚上下来，每人两个黑鼻孔。1965年春用上了电灯，感觉像是从黑洞里来到了阳光下，很高兴了一阵子。自来水钢笔有几个人用得起？也没有圆珠笔，只能用蘸笔（蘸一下墨水写几个字的一种笔）或铅笔，蘸一下写几个字再蘸，蘸少了写不了几个字，蘸多了有时会滴一大点弄脏了纸，麻烦却别无他法。一张纸常常正面写了反面写，铅笔写了毛笔写，哪像现在有的学生随便撕几张纸擦桌子，或是写几个字随便一团扔掉了？

那时 ，同学们都很勤奋刻苦，并学有所成，成年后大多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我班计有厅级干部、正教授、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各一名，科局级干部8名，有近十人从事教育行业。“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的学习劲头却很高涨。“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我时时以蒲松龄落第自勉联鞭策自己，知道国家困难，知道父母不容易，更深知自己是如何坚持学习的。我在日记本上抄下这样一首诗：“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车胤囊萤学，孙康映雪读。诸人家虽贫，有志自勤苦。终亦酬壮志，功名传千古！”我虽不像古人那样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却也起早贪黑，不敢稍有懈怠。记得入学第一篇作文就一炮打响了。那次的作文题目是《记一位同洪水作斗争的模范人物》。当时教语文的霍树岭老师把我的作文几乎一半用波浪线标出（好词好句），并在班里读了我的作文大加赞赏，也许老师有点偏爱了？此后作文一直得分较高。教数学的是艾全芝老师，她常在正式作业之外，再留一些选作题，而我，是把选作当作必作的，并且还时不时去找老师要一些难度较大的课外题。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严格的训练，刻苦勤奋的学习，让我的成绩几乎一直独占鳌头，年级第一名很少被别人争走过。记得一次期终考试，我七门功课居然平均97.5分，光荣榜贴在教务处走廊里，一贴一整个学期。入学第一学期我就获得“学习模范”奖章一枚，别在胸前闪闪发光，心里很是自豪，走在校园里，不时惹来羡慕的目光和阵阵赞语。此后年年评为“三好学生”，奖品不计其数。初中三年，我就是这样刻苦自励，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的。因为我懂得，天下无难事，在乎人为之。不为易变难，为之难亦易。吾非千里马，然有千里志。旦旦而为之，终亦成骐骥。

由于成绩突出，又有在浅口完小做过班干部的经历，一入学班主任王振夏老师又让我担任班主席（现在叫班长）。班里有些县城的孩子，他们的优越感很强，工作难度自然大了些。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动脑筋，千方百计，班级工作卓有成效。我学习好，这是很硬的一个前提，似乎“一俊遮百丑”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他学生自愧不如，甚至对我有点“仰视”，管理的难度就小了些。我们班几次评为模范班级，我也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初二下半年班主任换成了艾老师，情况亦然。1964年春，我第一批加入共青团。这几年，使我的管理能力得到很大锻炼，工作后受益匪浅。

“业精于勤”，“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初中阶段，也是我博览群书的黄金时段。正如高尔基所说的，我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扑在书堆上，吞下去几吨矿石，才得到几克真金。我以大文豪苏轼“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激励自己，除了完成正常的作业外，我花了很大精力博览群书，涉猎文学、文艺、政论、哲学、历史、地理、理化生及其他科目，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常常一手吃饭，一手翻书，课外活动当然更不会放过，有时还开夜车，除完成常规学习任务外，大约一天平均100页课外书，最多时一个学期下来竟读了28 部长篇小说 （星期天如没事一天就能读多半本），摞起来比桌子还要高。我人勤快，肯吃苦，经常帮助图书管理员李荣箱老师整理图书，打扫卫生，因此，我想看什么书一般都能借到——李老师常常把别人还来的书给我留着，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我还做了大量的摘抄，写了不少书评和心得，前后集成十几本。令人痛心的是，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竟被不知名的小毛贼全部盗走！后虽经多方查找，却一直杳无踪影。每每想起，心中都隐隐作痛。因为这是几年的心血，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呀！几年涉猎，开阔了视野 ，丰富了知识，夯实了基础，培养了能力，为我38年的教学生涯积累了厚重的积淀。当然，大部分同学也和我一样，废寝忘食读了好多课外书，那时，多读书读好书已蔚然成风。

196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邢台7.8级大地震，3月8日凌晨，巨大的响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地声隆隆如惊雷，大地上下晃了左右晃，各种杂乱的声音响彻耳边，人就像坐在按摩椅上一样被抛来抛去。事发突然，同学们一点准备也没有，个个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跑出来后才知道发生地震了。此后几个月教室不能上课了，寝室也不敢住了，在外边空旷之地搭了各式各样的防震棚，用作吃住上课之所。晴天还好点，一遇刮风下雨可就遭了罪了，挨淋的次数虽不多，但却没少吃了沙土，非常时期，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同学们仍然坚持刻苦学习，虽受了点罪，却没有过多的影响学习。第二件事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却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领袖一挥手，神州大地风雷涌，疯狂的热情，虔诚的崇拜，极左的口号，偏激的行动，荒唐的夺权，出格的武斗……就这样不该发生的发生了。1966年6月13号，正当我们全力备战准备奋力一搏考高中时(那时还没有中考这个词)，高三一班部分同学在教务处前边贴出了大字报，指责学校领导压制学生运动，提出要停课闹革命。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馆陶中学炸了窝，成群结伙的学生在学校各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课是上不成了。在“6.13战斗小组”的带领下，馆陶中学各班成立了各种名称的战斗小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只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就敲锣打鼓高举红旗上街去游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领导靠边站，老师去劳动改造。慢慢的，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学生分成了两大派，即所谓的“保皇派”和“造反派”，后来分别成立了“红卫筹委会”和“第一筹委会”，几个月后解散。九月份各班曾选出代表，去北京串联赶毛主席接见(我有幸成为代表之一生平第一次去北京)。11月份我们又响应毛主席“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号召，学习当年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背着被子克服千难万险，徒步近900里去北京取文化大革命的“真经”，也有的学生去了韶山、延安或井冈山等红色圣地。1967年夏初，由于对待新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态度不同，学生又分裂成两大派，一派“反复辟”要彻底砸烂县革委，一派“反逆流”要誓死捍卫县革委，先是大字报大辩论，后来发展到部分武斗，一派乌烟瘴气……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学生被迫离开了学校。1968年春节后上边号召回校复课，离校的学生才陆陆续续回校。说是“复课”，但在那样的形势下哪能上得成课？自觉性高的还能看点书自学点知识，自觉性差的还是混天度日子。作为中学生的我，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白白耗费了整整两年的大好时光！每每想起，追悔莫及！何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当个“逍遥派”，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多读点书，岂不更受益？不强似那些荒唐的举动？就是回家劳动也还能为社会创造点财富呀！然而，不该发生的就这样发生了！1968年5月30日，馆陶中学初二初三高二高三四个年级的学生同时离校，我的初中学习生活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我参加了教育工作，教书育人38个春秋，不谦虚地说，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虽已近古稀之年，并且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但自觉宝刀不老，活到老，学到老，勤奋学习、与时俱进的一贯作风是不会变的。我将在颐养天年的同时，发展兴趣，扩大视野，老有所为，与时俱进，继续谱写好灿烂的人生篇章！

附：个人简历

陈占鳌，男，汉族，馆陶县陈范庄村人，共和国的同龄人，共产党员，本科学历，1971年2月参加教育工作，2009年退休，躬耕杏坛38个春秋。由于教育教学成绩突出，多次评为县市级优秀班主任、模范教育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师德标兵，记功授奖，1987年评为河北省优秀园丁，1996年晋升中学语文高级教师，1997年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师，1999年评为河北省特级教师，享受河北省政府特级教师津贴（终身制）。勤于笔耕，先后有117篇文章在《河北教研》、《河北语文报》、《语文周报》、《未来作家》、《语言美》等省级报刊发表，与邯郸市教科所所长赵俊京、四中特级教师刘英魁合著了《高考作文辩证思维新趋势》、《中考作文六种能力大提高》等十三本书，任副主编。《语文周报》、《未来作家》特聘我为兼职编辑，《语文周报》连续五年评我为“优秀作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2003年夏，邯郸市教科所承担了国家级课题《中国汉语文母语教学环境的人文透视与改善对策研究》的研究——这是建国以来邯郸市首次承担国家级课题研究，我被吸收为中心组成员，并主持我校子课题《汉语文母语的不规范使用及优化对策研究》的研究，三年后顺利结题，我校被评为课题研究先进单位，颁发了奖匾，我也被评为优秀研究员，颁发了荣誉证书。2009年退休。

——2017年7月

馆陶一中老师印象

文/申玉春

1963年一场罕见的洪水之后，我考上了馆陶县第一中学。入学的第一天，我去中学报道，那场面使我终生难忘。学校到处贴满了标语“欢迎新同学入校”。报到的新生熙熙攘攘，到处是老师和上届老同学忙碌的身影，使我耳目一新。

我看到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李柏刚老师，他手里拿着一个大喇叭，高声喊着：“同学们都注意了，请到报到处报到，那里有专供新生喝的热水！”李柏刚老师面容白皙，体态稍胖，带着一副眼镜，操着一口上海式的普通话，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一边用毛巾擦着汗。

李柏刚老师教我们一年级的英语。他的发音近似于“美语”，与之后教我们英语的汪易扬老师的发音若有不同。李柏刚老师大大咧咧，爱吃肥肉。和学生相处，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据说他出身于资本家家庭。他自称是李鸿章的后裔。李鸿章因签署“辛丑条约”，名声不好，因此，在文革中，李柏刚老师被称之为“美国洋奴！”受到批斗。

汪易扬老师担任我们初中二、三年级英语课，汪老师教的英语，同学们感觉是纯正的英语。发音准确。汪老师身材魁梧，稍瘦，口阔，长方脸，两目有神。汪老师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自幼聪慧，有“小神童”之称。他不但精通英语，而且绘画、音乐也都很有造诣。据说在文革中，有一次他到街上办事，见几个人正吃力地在画墙上打格，准备绘画毛主席的画像。汪老师看了一会儿说：“我来吧，不用打格。”几个人把画笔递给他。汪老师挥笔而就，在很短时间就把主席像画好了，而且画得栩栩如生，如同毛主席照片一样真切。不知何时，周边围来一群人，个个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

汪老师音乐方面更是强项，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晚会上，他演奏的手风琴乐曲《我是一个兵》，赢得阵阵掌声。汪老师不但精通乐器，还善于歌舞创作。他创作的《送粮老汉喜洋洋》，1965年，在农民业余歌舞汇报演出时，从县市省，一直到中央，在全国文艺汇演时获奖，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何敬堂老师教我二年级代数，何老师是本县人，个头不高，偏胖，方脸，大光头。教我们数学时，已有五十多岁了，他讲课条理清楚，每句话都能送入学生耳中，使学生能把他的每一句话，牢记心中。何老师讲授的代数和后面提到的教几何的宋玉杉老师，被誉为“铁几何，钢代数”，这是学生对二位老师的高度赞誉。何老师后来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就不再担任我们的课程了。文革中受到一些磨砺，经历到一些不合常理的际遇。有一次，大热天，一些不懂事的学生，竟让他跪在校门外石凳上暴晒......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宋玉杉老师是个女老师，教我们三年级几何，当时已近五十岁，颀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长方脸，大眼睛。从她不俗的形象，可以推想她青年时代的俊俏。上课时，她每次都携着一些诸如三角板、圆规之类的教具，在教室门口等待上课，从不误点。她讲课，口齿清楚，解析透彻，声声入耳。真不愧为学生“铁几何！”的赞誉。宋老师所教的几何，学生个个都是高分，是难得的好老师。

教我们化学的是张丙义老师，他中等身材，白净的面庞，外地人，当时有三十来岁，戴一副眼镜。张老师讲课认真，条理清晰。当时学校配备了实验室，实验室里有各种实验器皿和试剂。有时上实验课，张老师就带我们去实验室做实验。对某种试剂，他有一句口头语说是“臭（凑）鸡蛋味（魏儿）”引人发笑，至今难忘，余音未消。

教我们物理课的是将振雨老师，中高等身材，体魄健壮，灵活而幽默的授课方式，时而逗得学生大笑，忽而又严肃起来，笑声戛然而止，课堂气氛活泼，有条不紊。学生精神饱满，使学生接受、领会、记忆效果增强。其不可复制的教学方法，令同学无不赞叹。

教我们一年级动物学的是白书林老师，中等个子，白净而文静脸庞，讲起课来，慢条细理，老腔老调，描述准确，形容生动，使学生听得懂、记得牢。白老师教我们时间不长，但对他的印象很深。

教我们一年级植物学的是戴庆生老师，中等稍矮一点身材，清瘦、苍白的面庞。他上第一节课时，自我介绍说：“我是南京人,我叫戴庆生（僧）”。戴老师不善言笑，干什么都是有板有眼，稳稳当当。戴老师由于南方口音较重，有个别句子，学生听不太懂。课下，偶尔有些调皮的学生学他不标准的南方话，他听了，也不以为然。

戴老师曾腌了一瓦罐咸鸡蛋，用胶泥封好，放在他住处的床下。过了一段时间，他琢磨鸡蛋应该腌好了，打开罐子一看，一个鸡蛋也没有了，他哭笑不得。但是我认为戴老师是一个有学问、有宽恕、有仁爱的实诚人。

霍树岭老师教我们一年级语文课。霍老师个子不高，大眼睛，额、颏稍短。看上去，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他讲课口齿清晰，语言准确，且很有文学功底。听说霍老师在聊城退休后，还有大作面世。

马大舜老师是我们二三年级的班主任，教语文课。马老师高而瘦的个子，上宽下窄的脸庞，面若重枣。马老师人高腿长，呈外八字型走路，两手在身后有节凑地甩摆着。有个别调皮的学生，在背后称他为“马大甩”老师。马老师文学素养很高，讲课透彻，语言精练，批改学生作文认真，点评学生作文幽默。他还善于朗诵诗歌，记得，一次在学校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他朗读的长诗，抑扬顿挫，感情充沛，台下掌声不断。

当时，马若飞校长，郎敬如副校长，王尚白副校长都是很有领导水平的校领导，还有当过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教我政治的王振夏老师，教过我政治课的栗玉仓老师，教过我数学课的赵金怀老师、张庆泉老师，以及教高中语文课的李亚夫老师、许以岳老师、付延坤老师、张纪元老师；教高中历史课的张序岳老师、教高中物理课的张孝贤老师、教音乐课的冯立宽老师，教体育课的焦树春老师、王俊杰老师、以及管总务的张玉河老师，邢如俭老师，李怀德老师，沈震环老师、石文真老师，都是很优秀的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不会忘怀！

2018年5月于馆陶

申玉春简介

申玉春，1949年出生于南馆陶镇，1963年考入馆陶县第一中学读初中，接着又在本校读高中。毕业后，当过农民、粮库职工。热爱文学，陆续有作品发表于刊物、报端。

懵懂年华

文/刘明文

我的初中、高中都是在馆陶一中度过的，回忆起来，有些迷茫，似乎也有些奇趣。

一、文革前的一小段美好回忆

我于1965年9月考入馆陶一中（初中十五级一班），班主任是孙永申老师，任课教师：语文，孙永申，数学是周长智；英语是霍树岭；政治是王振夏；植物是戴庆生。这些老师的教学水平都是很高的。对我们非常关心，照顾的无微不至。啥时候回想起来，总有一中暖暖的感觉。尤其是孙永申老师，他的文言文棒极了，在上课之外，也喜欢和同学们聊天。其中有两首诗（权且叫诗吧）。一首是：终日奔忙只为饥，一朝得食便思衣。值得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起高楼与大厦，房中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出入无轿少马奇。骡马成群田万顷，有财无势怕受欺。六品七品嫌官小，四品五品还嫌低。当朝一品为宰相，朝思暮想要登基......这首诗的题目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叫什么《人心无尽》。另一首好像是说一个墓地，长了一棵向北弯的松树：塚茔一棵松，与众性不同。树皆朝阳长，它却向北生。当时，令我们这些懵懂少年对孙老师的文学功底佩服得五体投地。

二、轰轰烈烈的初中阶段

好景不长，正常的初中学习生活不足一年，1966年6月麦假开学（当时学校放农忙假），文化课就停止了。

1、“大轰大嗡”。开学以后，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文件《十六条》，及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等，自此，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

首先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揭发老师的、同事的，甚至有同学之间互相揭发、互相谩骂的。而更多的是揭发批判学校领导的。绝大多数是无中生有，生编烂造。前面所说的两首诗，成了孙永申老师的罪状。那《人心没尽》是对贫下中农的污蔑。那《塚茔一棵松》，更是不合时宜。

有一个老师叫李伯刚，不知怎么回事儿，红卫兵硬说他是李鸿章的多少代孙，是什么“美国洋奴”。李老师否认此事，红卫兵：“不承认，就让群众说话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于是用硬纸板做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洋奴——李伯刚”。让李老师脖子上挂了这张牌子，逐个教室去问。每到一个教室，李老师就举起牌子问：“我是美国洋奴吗？”；“是”同学们异口同声。就这样，美国洋奴的牌子就戴上了。

我们十五级一班东临十四级二班，西面是十五级二班，这三个教室是一排。教室前面十几米远是一个大坑，有两米深，无水。有一天在四级二班开批斗会，批判张孝贤老师，张老师是高中部的物理老师。无论是教学水平、为人处世，都令人十分佩服。堪称一中的物理权威。也不愧为人师表的楷模。在教室前面的坑里，燃着一堆柴火，烤着一根指头粗细的铁棍。只听四级二班教室里人声鼎沸：“说不说，不说揍他”。也不知让张老师说什么？还有一个稚气的声音说：“烙他——烙他。”这时候我才知道，那烧红的铁棍，是给张老师准备的。顿时，脊背上直冒凉气。吓得躲了起来。后来听说，还真的烙了。

文革后，有人跟张老师说：“一定要查出这个人来，并对他进行处理。”张老师说：“嗨！算了吧，孩子终究是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再说了，只要在这里上学，就算是我的学生，做老师的哪能跟学生计较呢？”对于张老师的人品，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肚子里能撑船的，并非只有宰相。

2、破四旧

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就习惯”运动中，一些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亲眼所见，印象最深的是扒王七（王占元）的坟墓一事。王七的坟墓大概是在今超远小区内，当时是拖拉机站，拖拉机站工人自然是文化革命的积极分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记得王七墓地立有好几块碑，却只有一座坟墓。扒坟的第一步是拉碑，每座石碑大约有三四米高。用钢丝绳拴住石碑，东方红拖拉机一拉，轰然倒塌了，大地为之颤动，尘土四处飞扬，颇为壮观。然后是扒坟。许多人大声提醒：“小心一点，说不定有什么机关、暗器、尸毒”。结果，扒开后，并没有什么机关、暗器。也没有什么毒。其中有好几个墓室。奇怪的是只有中间那个墓室有尸体，那就是王占元，其余的都是空的。不知王七的夫人们哪里去了，奇哉怪也？

王占元是民国前的大军阀，死于1934年，尸体埋了三十余年，却并未腐烂，扒出来后，扔在拖拉机站西南的砖窑坑里，引来众多人们围观，时间长了，也就无人再去理会，据说，后来被一个疯子背走了。背往何处，不得而知。有人说，那疯子是王七亲人所顾，也有的说是王七旧部的后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3、大串联

196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说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来京参观的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一律有国家财政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造成了天上掉馅饼、免费大旅游的“全国大串联”。全国各地真真假假的红卫兵，蜂拥而起。有去北京的、有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有去井冈山的......全国各地到处可见串联的大军。

大串联中，我去了北京两次。

第一次是1966年9月，说起来真够晕的。那一天，吃吧午饭，四五个同学正在屋里玩，突发奇想：“咱们去北京吧？”“行，走就走！”几个人居然都没给家长打声招呼，也没带任何东西，甚至在外面晒着的被窝都没收拾，抬脚走人。几个同学，当时也只有十五六岁，只知道坐火车须要去邯郸，邯郸在西面。出校门，一路向西。大约走了四五里路，搭上一辆顺路的货车，到了邯郸。在地委招待所遇到了馆陶一中高中部的几位同学。他们也是要到北京串联的。我们便入了伙。如此这般，共凑了八十多个人，在地委招待处呆了一晚上，第二天便乘火车去了北京。至于车票问题、生活问题，自由高中老大哥张罗解决。一上火车，哎呀，真不是一班的挤呀。走道上、厕所里、门边上，到处挤满了人。真正体会了什么叫“无立足之地”。如果把双脚抬起来，身体就不会着地。谁要是胆敢坐下来，那他一定会被踩死。

在北京被安排在农业展览馆。三天后，即1966年9月15日，赶上了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具体时间是下午五点十五分至八点十五分。其幸福、激动地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次去北京串联是1966年11月份。为了表现革命的热情和决心，这次是步行去的。我们这一伙14个人，都是我们十五级一班的。这次准备的也比较充分，打好背包，带上几双打了皮掌的鞋，在学校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支取了一些钱和全国通用的粮票，就出发了。一路上有红卫兵接待站，吃住都不用操心。从馆陶到北京，全靠不行。在路上，多次遇到卡车，司机师傅给我们招手：“小将们，辛苦了，上车吧，稍你们一程”“不用了，谢谢师傅！”——真是傻帽。

在冀县接待站，一个小伙子给我们讲：“我们这儿是冀县，过去叫冀州，是三国时姜维的故乡......我们也不知她说的对不对，反正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那天睡得比较晚。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好像刚刚睡着，忽然有人说天亮了——起床”。睁眼一看，果然窗户纸白了。于是大家赶紧起床。等一切准备好了，才发现天并没有亮，是月光。有的打着啊欠说：再睡一会儿吧？，大部分人的意见是：既然起床了，就走吧，睡也睡不好了。结果太阳出山时，已走了五十里路，到了衡水。

黎明时分，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十米。北风不大，却有一股子刺骨的寒意，从献县到河间的公路上，行进着14个背负背包的孩子，一路走，一路说笑，还不时响起优雅的歌声。

耿玉珍不知前天吃了什么东西，说了声你们先走吧，就蹲路边麦地里出恭。我们走了一段路，不见他赶上来。有的说不等他了，让他慢慢的赶吧。可一直走到河间，也没见他赶上来。这时已是下午四点了。浓雾早就散了，却不知从何时起刮起了北风，并且越刮越大，尘土飞扬。

从河间接待站借了一辆自行车，让王文学回去接他。直到下午六点，他俩才赶到河间。原来耿玉珍转了向，我们向北走，他却向南追，直到大雾消散，路上有了行人，一问之下，才知道犯了方向性错误。其实，王文学骑自行车接他，也并没起多大作用。北风太大，两人一辆车，根本骑不动，耿玉珍悄悄从后座上跳下来，跟在后面。王文学却没有察觉。风稍小一点的时候，车子已经走远了。风太大，追赶不上，喊也喊不应。等王文学发现“丢了人”，耿玉珍已被拉下好远了。

如此一路走下来，虽然苦、虽然累，心情倒是不错，一路上有说有笑，有歌声有风景。也体验了一把战争年代整日徒步行军的滋味。

三、复课闹革命

我于1968年初中毕业，回家呆了一年多，到1969年，上边号召“复课闹革命”。学校组织高中招生，我于9月份考入馆陶一中。开始了高中生活。当时，因为学校刚刚恢复开课，只有我们一个年级。两个班，我是一班，班主任是蒋振雨老师，任课老师分别是：语文，陈子寅；数学，张庆泉；工业基础知识（物理），蒋振雨；农业基础知识（化学），张玉山；政治，孙长友；农知，董秀芳；英语，王玉山；音乐，李树德；体育，郭仲铎。

此时，仍是文革时期。政治气氛十分浓重。既然是复课闹革命，文化课自然是要上的。然而“复课”和“闹革命”的分寸实难把握。老师讲课，束手束脚。过去的教学方法已被批判了。新的方法尚未摸索出来。还有些知识内容没变，却名称变了。例如，楞次定律，变成了电磁惯性定律。一面上课一面还要闹革命。晨读以读《毛主席著作》为主。

再一种“革命”的形式就是挖地道。每个班教室、宿舍里都有地道口。开始是分离的，后来各班挖的地道连接起来，各个教室、宿舍都在地下挖通了。地道大约宽一米，高一点五米左右。上面有两米左右的土层。据说当时学校的地道总长有十几公里。我想有点吹嘘吧。

毛主席“五·七指示”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高中阶段只有一年多，到1971年1月就毕业了。在这段时间里，既要复课，又要闹革命。老师不敢放手教，学生也不认真学。同时大学又不招生，没有奋斗目标，学到的知识委实有限得很。不过也不是全无收获，正直的老师们在地下，利用一些机会，向我们灌输不少有用的东西，委婉地告诉我们，社会终究会要发展的，知识总会有用的。实际上，我的学习意识，我对知识的渴求，正是在那段时间培养起来的。其中，蒋振雨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使我受益终生。谢谢蒋老师！谢谢所有的老师们！

刘明文简历：

刘明文，馆陶县柴堡镇刘村人，1951年生，1965年至1971年，就读于馆陶一中，1978年考入河北师范学院。先后就职于馆陶县一中、馆陶县农中、馆陶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任物理教师。2011年退休。

2017年秋

“狂草”人生

           ——访著名画家汪易扬老师

文/申保箱

2006年冬至后的一天，我拜访了著名“狂草人”画家汪易扬老师，他不大的客厅几乎摆满了书籍，墙上挂着他画的一副憨态可掬的笑佛，上书：“容天下难容之事，笑世间可笑之人。”他说人的一生是不会一帆风顺的，顺中有逆，逆中有顺，顺境中不要忘乎所以，逆境中不要萎靡沉沦。放下包袱，平衡心态，不要怨天尤人，要把磨难看作人生历练的机遇。心态不平衡，就要报复人，报复人就要算计人，算计人的人不能长寿，因为那样活得太累……

听着汪易扬老师发自肺腑的倾谈，使我不由想起“文革”初时的一幕。

那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村东头通往县城的路沟里，突然走来长长的一队人，每个人都抓着同一条长长的绳子，说是“一条线上的黑帮”，有男有女，脖子上有的挂着酒瓶，有的挂着鞋子。还有不少红卫兵走在游行队伍旁边，不住的呼着口号。在村里由东向西走着，当走到村西口下坡时，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身旧军衣的人突然昏倒……听村里一个在县城读书的学生说：那个栽倒的人是从北京下放到这里来的一位了不起的画家。他为没有勇气搀扶起那位画家一直感到内疚。多年后我走进了馆陶县中学，便认识了那年大年初一游行时，在我村西口昏倒的汪易扬老师。想来，那些年他一定吃了不少的苦。

汪易扬老师非常健谈，从人生到社会，从国际到国内，纵横捭阖侃侃而谈，颇具远见卓识的将军气魄。他经常应邀给艺术界、大专院校、文化部和社区入党积极分子做讲座，谈人生观、谈世界观、谈抱负、谈理想和信念，谈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也谈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党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不引导人们祈求灵魂登入极乐世界的欲望，也不仅只求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和民权的有限需求。而是要引领人类依靠艰苦劳动和不断更新智慧去共同创建理想的社会。他说按捞取酬、按需分配不是遥不可及的社会制度，看看当今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再看看飞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不仅正在为未来理想社会创造着可靠物质基础，也正为逐步向社会经济的合理分配体制迈进。只要世界不再有强国称霸、不再有为输出“民主”而挑起民族间或国家间的武力纠纷，不再有大欺小，强欺弱的侵略战争，只要世界各国的统治政权，能以联合国为轴心，共创和谐世界大家庭，都能正确面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为其服务，那么在本世纪之内，或最迟下一个世纪之初，这个按捞取酬、按需分配的真正民主自由理想的社会是指日可待的。

言谈之际，我听得出，他对近二十年的不公正待遇，竟毫无怨言，在冀南馆陶的时候，在学校教几个班的英语兼办课余美术班、音乐班、文艺班和合唱团等。稍有闲暇，就到田间地头，甚至是挖河工地搞创作。烈士祠里，他创作的范筑先将军的画像，再现了范筑先将军在聊城保卫战中，指挥若定，宁死不屈的凛然正气。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革命斗志。他编排的文艺节目《看看俺队的好庄稼》和歌曲《送粮老汉喜洋洋》在省市和全国获奖。他把文明与艺术的种子撒遍冀南大地，培育出一大批艺术人才，丰富了基层农村的文化生活。

他那博大而宽宏的胸怀，深深震撼着我的心灵。

临别，他送给我两张光盘，回来后，打开一看，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狂草人物，那飞扬飘逸的线条，腾龙走蛇、狂而有度，草而不乱，寥寥数笔，人物形态、性情毕现，视之赏心悦目，其美难于言表，真乃神来之笔。他的画，得到海内外人士的关注与赞誉。

刘开渠先生（原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对汪易扬的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易扬的画，即他所发挥的线、墨和色所组成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或感受到有狂草飞动之气的律动线，有狂涛嚎啸之势的大泼墨；有铿镪舒畅的悠扬乐感，有婆娑英发的舞蹈韵律之美……”

我国著名画家刘海粟（原中国美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称其弟子的画：

大草狂草入画，抽象具像结合，形神气韵皆佳。并有诗赞其画曰：

    

     万转墨弦着意求

前人肩上上层楼

     灵襟书卷山川出

     废画三千得自由

著名诗人艾青由衷地发出：“我爱易扬人物画”的赞叹。

汪易扬老师的狂草人物画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令世人瞩目，他成功了。但他成功的真谛何在呢？有人说他有狂草书法的功底；有人说他善于探究，勤学苦练；有人说他天资颖慧，五岁能画。这些都没错，除此之外，我则认为其成功的真谛是他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博大胸襟。

画如其人，而他博大的胸怀，是来自于他两个故乡的孕育与造就，一个是出生并生活了十七年美丽幽静的鼓浪屿小岛和深广的大海，一个是下放生活了十七年粗犷豪放的冀南馆陶风土与辽阔的大平原。

 2006年冬

云霞伴绒花飘飞的岁月

文/申保箱

1976年元月6日（1975年底），高中毕业后，我们6人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学校的喇叭里正在广播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整个世界一下被笼罩在无形的悲痛之中。我们6人走出校门，跨过马路，走进农机修造厂，从此一头撞入不着边际的纷繁世界。

刚来一中时，是“1973年10月，馆陶县西陶中学并入馆陶中学（馆陶一中），同学们抬着桌子，扛着板凳走进一中。当时，教学区前面（今大门口处），路旁有七八棵1956年迁校时种植的大柳树，中间有一尊毛主席的塑像，气势雄伟。之后，县城建设文卫街，街道从学校中间穿过，那些大柳树被移植……校园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后院为教学区和学生宿舍区，前院为校办工厂和各班的菜地，后改为教职工宿舍。

读初一的时候，起初徐海州老师担任我班班主任，讲授《工业基础知识》课。徐老师讲课严谨，释义清晰，课堂上仪容严肃，不苟言笑。黑板上，他三两笔挥就的“人体重心支点——粉笔画”，形态各异，用力点直观，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时间不长，班主任由靳庆林老师接任，靳老师教授我们语文，他高挑笔直的身材，有些消瘦，常见他与许玉起、孟祥瑞等几个老师活动在篮球场上。当时电影院正在放映《奇袭白虎团》影片，影院门口严伟才的画像，都说与靳老师相仿，令同学们不禁暗自崇拜。靳老师讲课很有魅力，也颇严谨与严肃，但严肃中不失幽默与欢快，动情处，也常会情不自禁地地笑起来。

受靳老师的影响，对语文颇感兴趣，常常期待周四下午的作文课。有一次写了一篇自拟文题《回故乡之路》，靳老师说这是一篇抒情散文，并作为范文在班上阅读和述评。这无疑激发了我对文字的爱好与兴趣。

李香兰老师教我们《农业基础知识》，她语音洪亮，声穿闹市。

白玉玺老师教我们《数学》和音乐。白老师一口白牙，口齿清晰，话未出口，三分笑意，似有春风拂动之感。

西陶中学并入馆陶一中，刚入校时，学校宿舍是一座没有铺板的空教室，同学们每人搬来一摞砖，磊在铺头边上，然后扫来几包杨叶，铺在地上，再铺上草苫子，算是搭好了草铺。同学们都睡在这样的地铺上。冬天很冷不说，却不知怎么生出很多的跳蚤来，有一次，我打来半盆热水烫手，把盆子往地上一放，不大会儿，见盆子的水面上飘着一层纸灰屑一样的黑东西，仔细一看，天啊！都是跳蚤。大概是它们感知到温暖的气息，以为是扑捉到了可以吮吸血液的肌肤，就拼命地跳了进去，却被淹死在水里。

1974春，我们升入高中，起初我们仍然住在那个地铺上。每天上课前都要跑到南马固附近的气象站那里，来回有五六里路。每次跑回来，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来不及换衣服，就只有在身上慢慢地暖干。时间长了，感觉脊背沉重，失眠、健忘。整天脊背像压了一块土坯一样沉重和难受。往往吃饭时竟忘了定没定饭。经常是生活委员给垫上饭票。

有一天，又患了感冒，躺在宿舍里不能上课，许乃光老师（分班前任我们班主任）走到宿舍，什么也没说，摸了摸我的头，过了一会儿他把一个姓张的女校医叫了来，给了些药，把我脊背上扎了一针，顿时感觉如释重负，所有的疾病与不适豁然痊愈。后来，学校分班，刘光友被分到四班，留下被分到体育班的王顺传想调出去。刘光友想和我在一起，不愿意走。于是，我就请求许乃光老师把他俩个对换了一下。

进入体育班后，许玉起老师担任我们高一八班——体育班的班主任。第一堂课，天气还很冷，许老师穿一身运动服，外穿一件黑色大衣，在黑板上用“三角”形的字体写了一个“许”字说：“我姓许——”然后讲述了一些有关体育方面的知识及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和成就。讲了我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跳高运动运郑凤荣......

运动场上，他那种规范的动作，熟练度技巧，几近严苛的要求，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宣队第二次进驻学校后，不久，全校学生又开始了学工劳动。每年每班抽出一个月的时间走进工厂，进行学工劳动，全校各班学生轮流进行。当时，勤工俭学也是常事。

常到附近村庄帮助生产队摘棉花、平整土地，到三八路上栽树；到酒厂踩酒曲。到东宝村砖厂还拉过砖。

大概是1974年的秋天，学校筹建学生宿舍，发动学生拉砖，搞勤工俭学。一位住在县城的女生叫黄秀芬，在家里找来一辆地排车，与我一起沿106国道，步行十多里路，去东宝村砖窑拉砖，最后一趟，走到中马固村西头的时候，太阳已经悄悄落山，我们已是汗流浃背，感觉又累又饿。速度也慢了下来。黄秀芬说，慢一点吧，走得快了，太累。我说不妨事儿，再走不远，就会有人来接我们的，黄秀芬听了，有些疑惑，但没说什么。当我们快到气象站的时候，昏暗的夜色里，跑来两个人，走近了见是刘光友和范芳廷同学，他俩接过我们手里的排车，一阵风似地跑到了学校。此时此刻，那种兄弟姐妹一般的同学之谊，让人终生难忘。

男生宿舍西面原有一大片空地，早年在那里种过高粱。后来改建为各班的猪圈。垛猪圈的时候，有一个县城机关的女生叫许梅霞，给我递叉（用铁锨端垛墙泥），她没干过农活，不会用巧劲，一举掀，泥滑落下去，铁锨却把我的脑门铲伤一个口子。她见我脑门鲜血直流，吓得直哭。我说没事儿，小时候在家里打尜，经常把脑袋打破，大不了折一节槐枝，煮个鸡蛋了事儿......

之后，每天饭后各组女生负责打扫教室卫生，男生负责打猪草喂猪。年底放学吃节余的时候，学校食堂杀了几头猪。每人免费两个馒头一碗肉。虽比不了梁山好汉大碗喝酒，但可算得上是大块吃肉了。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吃节余的这一天，的确让人期待了不少日子。

那些年的生活，的确很苦，在家里整天吃地瓜，到学校整天吃地瓜干面窝窝头，很少吃馒头和玉米面窝窝头。有时候，县城的几个女生，想尝尝黑窝窝头的美味，常拿玉米面窝窝头与我换黑窝窝头吃。一碗玉米面粥，把窝窝头掰碎了，泡在粥里，象糖葫芦一样，吃完了，粥也没了。吃的菜都是各班自己种植的蔬菜。特别是麦口吃的小白菜，上面都是蚜虫，吃饭的时候，在菜汤里面反复的涮一涮，待菜吃完后，菜汤上面漂着的一层蚜虫，不见菜汤。

开始，学校收地瓜干面，后来专收地瓜干，整天见石文真老师指导学生用粉碎机磨瓜干面。起初，黑窝窝头甜甜的还不错，后来，窝窝头有些苦，欲加难吃。有一天，阴雨绵绵，黑窝窝头苦得难以下咽。几个条件好一点的同学跑到街上去吃水饺。两个人同吃一份五毛钱的水饺，饺子汤管饱。

我们是体育班，体育尖子都在我们班。跑百米的有张华书、秦卫华、韩阳、许梅霞等人；跑四百米和长跑的有姚庆山、黄秀芬等同学，黄秀芬曾获得10公里越野赛，全校第一名。李桂江、毕宝亮是跳高队员，李桂江曾获得跳高第一名。王秀荣是班长，我给他当副手，她和李芹华、李秀华，宁书真、韩庆梅等同学都是排球队主力队员，还有被同学戏称为教练的幺传记，也是排球队队。李芹华和李秀华都是一米七八的高个子，后来被省排球队挑去，在保定集训几个月。解华俊、郭秋顺、韩文旭、吴广存、谭梦华等人都是篮球队主力队员。我们羽毛球队有王占文、郝子良、范芳廷、杨书凤等等同学，我同时还负责班里通讯报道工作，协助我的组长是王占峰，组员有：闫兰荣、赵紫云、井书平......等人，在文艺汇演中，范炳祥的小品和张华书等几位同学参赛的《四个老汉学毛选》，受到欢迎和好评。每天课外活动时间，不论男生、女生一律是短衣短裤，在绒花掩映的操场上，可谓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1974年秋，我们班划分为五六个小组，被派往全县各个工厂进行学工劳动，有的在学校“五·七工厂”、纸厂、农机修造厂；女生大部分被分在皮麻厂和印刷厂。我和五六个同学被分派到纸厂，刚到那里的时候，热情很高，纸不用买，当时还画了一期漫画，粘贴在住宿区的墙壁上。在纸厂一直干到年底，工人都放了假，我和刘光友同学又在那里与留厂工人一起值班。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与值班工人一起爬上一座座小山一样的麦秸垛，观察周围点放鞭炮的动向。直到开学，才返回学校。

1975年秋，学校提出戒烟活动。在一次课外活动时间，我班部分班干部在对本班宿舍进行检查时，发现有一名班干部和几个同学在宿舍吸烟，立刻回报给班主任老师，班里准备给这位学生干部进行处分。后来他们却得到工宣队的支持，不予处分。就这样，班里形成两派。是年冬天，在班里两派争执不下之际，我们班又开始了第二次学工劳动。我和解华俊、刘光友、郭秋顺、张华书、韩文旭、李连民、范芳廷、王占文等十来个男生，还有李芹华、张子英等几位女生，被分配到馆陶县农机修造厂进行学工劳动，直到毕业，班里两派争执不了了之。1975年年底我们高中毕业后，学校不再进行学工劳动，我们其中有六个人被留在了工厂，有几人不久参军，我和几个同学一直干到工厂倒闭。

1976年，县城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开始走向农村。在农村，他们有不少人被派往挖河工地。三年后逐渐返城。

在这一时期，后来出现了一些有关“文革”的伤痕文学。不少作家把那段经历视为“苦难”，想极力挣脱。在同样的环境下你，汪易扬老师在馆陶这片沃土完成了他《狂草画》的积淀与萌生；习近平也是那个时期的“知青”，他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特别是边远山区老百姓的贫穷与艰苦。他的理想是怎样把这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解救出来，而不是逃脱。”

再回到这所学校的时候，已是四十年后的春天。走出校门时，正值青春年少，此刻已是满头白发。在校多日，不曾看到一个教过我的老师，确有隔世之感。

站在校园门口，低头遐思，昔日的一切情景，倏忽间，又一下浮现在脑海。校门口拱形门楣上，四块圆铁片上写着“馆陶中学”四个大红字。走进校门（原校门在政府街），路旁是两排一人多高的青翠挺拔的小松树，小松树两旁是学校各班的菜地，后来建起了校办工厂。西邻机耕站，不过三十多米，东邻皮麻厂，有五六十米的样子。皮麻厂高高的土墙下，从南到北都是向外倾斜而长的洋姜，秋天开满了向日葵一样的小花。路的尽头，两边有七八棵两人合抱的垂杨柳（一个姓崔的老师说是1956年栽植的），在大柳树婆娑掩映的道路中间耸立着一尊毛泽东主席的雄伟塑像。这条路的尽头左侧有一个负责敲钟的值班室。学校里上下班及一切作息时间，都要听这里响起的钟声。走过值班室不远处是一堵影壁墙，上书“好好学习，天天上上”八个大字。绕过影壁墙，是学校综合办公室——教务处所在地。走进教务处，西拐，道北有一间广播室，我的语文老师于士训老师常常在这里配乐广播各班递上来的广播稿。再向后是实验室，实验室西端是几间门口朝西的图书室，东端是两间门口朝东的阅览室。实验室左右俩门向南开，门前的一片空地生长着两行粗大的白杨树。由于这里夏天凉爽，五六月间常常在这里召开教职员工大会。由于会议时间较长，阴凉处随着时间而移位，人们都悄悄挪动到阴凉处，唯有于世训老师仍正襟危坐在阳光下，任汗水浃背流淌。于士训和张序岳老师都教过我们语文，令我受益匪浅。

再向后，是一片较大的空阔场地，北面是会议室兼餐厅，餐厅西头有一个大舞台。在一次全校学生大会上，大家鼓掌欢迎汪易扬老登台献艺。汪易扬老师站在这个舞台的东南角演唱了他填词谱曲的《送粮老汉喜洋洋》歌曲。我班同学，解华俊、郭秋顺、韩文旭、宁书真、闫兰荣、韩庆梅、焦美丽等人在这个舞台上曾演唱了《沙家浜》中 “军民鱼水情”的男女对唱：

沙奶奶：（唱）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此刻，耳朵里又回荡起他们高亢而悠扬的歌声……

他们的歌声时常在我的脑海里飘扬。

永久留在人们心目中的，还有与二胡一样让人难忘的学长刘卫星，他的二胡彰显了他的品行与学养，给人以唯其马首是瞻的亲和力和领导能力。是不少小学弟和小学妹的偶像。餐厅后面与食堂相连。食堂后面有一口水井。在架设电线之前，井口上有一台水车，都是各班同学轮班推水车，使水流进食堂里的缸里和锅里。后来有了电，在井旁边建起一个小水塔，水井北面有一个白灰坑。从教务处到食堂是学校的中轴线，两边是两条路，都通后面的大操场。路西面这一排，前面几座是教室，后边的几座是男生宿舍，是木板搭起来的大通铺。东面那一排，前面几座也是教室，后面是老师的住处兼办公室。

白灰坑北面是东西长的大操场，操场北面，也就是学校的最北边有一排低矮的小瓦房，中间是学校的后大门。出门就是农田，房后有一条东西小路，东去直通106国道。门口过路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大坑，坑西面高阜处有一个大坟堆。大坑北端有一条从106国道去杨庄村，有一条东南至西北方向的低洼邪路，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交通沟，其地貌依然显现。在这个大坑里，张凤学老师曾带领我们打过排球，上数学课的时候，在这里用测量仪学习测绘。

张序岳老师住在后排最东面的一座房子里。紧挨北门西侧是两间木工房，木工房门口有一棵不算粗的高椿树。校工何焕奇师傅经常在这里修理损坏的桌椅，也长为伤腿、伤胳膊的学生按摩、正骨。再向西第四个小院，汪易扬老师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

操场南边是一排绒花树，其间夹杂着几棵苹果树和两棵李子树。夏天的早晨，几十个班在操场上跑步，此起彼伏的哨声，如秋夜的田野，百蛩和鸣，令人兴奋不已。朝霞洒在绒花树上，一簇簇绒花灿若云霞。傍晚与要好的同学在操场上慢步，西天的云霞洒在绒花树上，树杈上一团团火苗一样红扑扑的绒花，犹如流霞攒动。

天色渐晚，有时与同学在绒花树下漫步，在汪易扬老师和张序岳老师的小屋里慢慢透出一缕灯光，偶尔能听到，张西岳老师的咳嗽声，与其爱人黄宝珠老师操动手风琴，奏出的悠扬之音。偶尔也能听到汪易扬老师高亢的歌喉。

还有，在一次学校运动会上，我负责维持秩序，投弹项目设在操场东段的篮球场上，从篮球场西端的篮球架旁向东投弹，闫金波学长一下投出60多米，超越了东面的篮球架外面的跑道。吴福春老师和不少师生站在东南角处的绒花树下看比赛。不少人见手榴弹飞来，不由惊诧，退潮一般回撤躲避。吴福春老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见人们纷纷躲避，也就拽着一个老师的衣角，不知所措地跟着跑，引得人们轰然大笑……

百米赛道，被私下誉为“白天鹅”的学姐王辉，如天上喷气式飞机一般。随着口令枪响冒出的一股青烟，一道身影闪过，青烟尚未散尽，她人已跑到了百米终点。

此刻，我站在学校门口，抬头望，眼前楼房林立，花木婷婷，草坪泛绿，硬化地面与道路平平展展。这一切，一下凌乱了我脑海里四十年前的清晰轮廓。较之四十年前的情景，已是人物皆非，简直是天地回异。啊！四十年了！游子已白发，但母校还年轻，母校与刚走进校园的年轻老师一样，仍然是青春焕发，美丽漂亮。唯有综合楼前的广场上，两棵粗壮的绒花树，东西对称，侍立两侧。似曾相识。似乎在这样一个柳丝鹅黄、春意萌动的绒花树下，走过昔日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马若飞校长，高大而瘦消的身躯，宽阔的前额，深深的眼窝。靳庆林老师高挑的身材，清瘦的面孔，早生的华发。许玉起老师有着一副强健的体魄，脑海里活泛着他有时严肃有时和悦的面容。许乃光老师白皙的面孔，魁梧的身躯，微微下垂的眼角耸起的几道鱼尾纹，启齿间，令人难忘的一双虎牙。有着六小龄童某些特质的于士训老师等等，还有很多老师在课堂上的身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人可喜的是，在我校这些老师的精心哺育下，在这片土地上走出的莘莘学子，有的晋升为将军、博士、院士、及省市级领导。有的成为作家、艺术家、书画家。

回校不久，学校部分教职员工在校长王明照的带领下，到粮画小镇附近掩埋枯叶，搞“美丽乡村大扫除”。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

在返校的路上，使我又一次想起四十二年前，马若飞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往返步行五十多里路，到后宁卜村听老农作报告的情景。那时脚下的这条柏油路还是土路，路旁是两排高大的白杨树。返校时，已是夕阳西下，晚霞与孤鸿齐飞。那时节，绒花娇艳似火，伴着同学们的澎拜激情，在与晚霞交织飘逸的涌动中，令人弥久爱怜，久久难忘。

2016年秋

申保箱简介

申保箱，笔名曲直，1956年12月生，河北省馆陶县安静村。1975年底高中毕业于馆陶一中（馆陶中学），后参加工作。曾在《工人日报社》举办的第三届文学函授班学习。工厂倒闭后，到北京一家大学作校报编辑。作品先后入选《精品美文》、《感悟一生的美文》、《经典的抒情散文》、《最富哲理的美文》等作品。著有《有一种眼泪叫感动》、《未名湖清波》，与胡志祥合著《共和国元勋·将领与馆陶》等作品。曾任《当代校园文学选》副主编、《情恋文学》编委、《馆陶县军事志》副主编，《馆陶县交通志》特邀编辑。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诗歌辑录

朝花夕拾

——遥忆初中生活花絮

文/张凌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予就读馆中，学校时在卫河东岸之焦圈村，课余邀三五学友，沿河徜徉，或畅想于禾苗青青之阡陌，或诵诗文于佳木阴阴之高林，或放歌春风，或击水中流，或觅蝉蛹于密丛，或濯足于浅滩，或捉小虾、戏小蟹、掏鳖蛋......遥想当日，皆缘卫河之乐也。彼时彼景，佳趣良多，今日忆及，偶成小诗数首以记之。

一、卫河印象

黄水汤汤百米阔，中流迅猛旋大窝。

帆影点点逐水远，春风声声送纤歌。

二、阡陌畅谈

卫波荡漾走白帆，学子谈笑阡陌间。

德高学优报祖国，雄心壮志冲云天。

三、诵诗会

学友围坐卫河岸，密树高林吟诗篇。

祖国建设日千里，正待吾辈献寸丹。

四、戏蟹

闲来邀友河岸走，踏沙留痕濯浅流。

水边忽见小小蟹，你撩我拔笑语稠。

五、乐寻蝉蛹

暗林昏昏寻蝉幼，雷电闪闪个个收。

同送厨房桶满满，师生同享乐悠悠。

六、体育课·横河

课目横卫河，选渡缓平波。

师当领头雁，生为随群鹅。

奋臂博激浪，潜水过旋涡。

登岸回首望，河道笑语多。

七、长堤放歌

漫步放歌踏长龙，土牛连绵是鬣鬃。

逐河蜿蜒钻天去，我亦因之到云层。

八、乐访秤钩弯

胜时踏歌访大川，漳卫汇流秤钩弯。

红日亲水千帆竟，绿风吻苗万顷欢。

湾起搬罾鱼虾蹦，岸辟菜圃瓜果甜。

船号农歌行云驻，业兴人富卫水边。

2018.1.28.

母校六十五周年华诞征文

满江红

母校六十五周年华诞

诗/ 陈占敖（特级教师）

风雨兼程

六十载 ，

母校华诞。

放眼望，

绿树红花，

丽日蓝天。

卫水荡漾吟欢歌，

陶山起舞彩旗卷。

群楼起，

设施现代化，

换新颜。

诸园丁，

洒血汗；

众学子，

赶超前。

叹老骥伏枥，

时过境迁。

何日请缨回母校，

再登杏坛舞教鞭！

魂梦里，

盼一中精英，

能补天！

七律

母校六十五周年华诞

诗/ 陈占敖（特级教师）

风雨兼程六十冬，

母校华诞今日逢。

陶山毓秀彩旗舞，

卫水钟灵欢歌涌。

园丁殷殷心血洒，

学子孜孜精英成。

喜看华夏腾飞处，

再领风骚看一中。

末句注 ：清人赵翼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母亲颂

文/温贵显

母亲，

伟大的母亲，

是您用乳汁哺育了我们的肌体，

是您用智慧塑造了我们的灵魂

我们遵循您的教导，

个个孜孜不倦;

个个争秒夺分;

个个攻坚克难;

个个成为名人。

有的援建在西藏高原;

有的驻守在东海之滨;

有的巡航在美丽的南海;

有的开发漠河的北极村。

我们每个人的成功，

都是您不朽的功勋!

众多儿女是您的骄傲，

你是众多儿女的天神。

六十五岁的母亲，

依然健壮而纯真。

您有个响亮而灿烂的名字，

就叫“馆陶一中”!

您是我们永远不老的母亲!

母校赋

温贵显

馆陶一中母校园，

莘莘学子上千万。

五行八作显神通，

天涯海角做贡献。

东海海底钻石油，

西域牧马守边关。

巡航南海护宝岛，

开发北疆好河山。

愿登飞船探星月，

潜乘蛟龙游深渊。

不忘初衷为圆梦，

报恩母校擎苍天

颂恩师

七级一班 张东波

呕心沥血育良才，

辛勤耕耘不松懈。

传经布道铸未来，

奉献精神传万代。

恩师教诲未忘怀，

报效国家里应该。

知识之花遍地开，

各条战线齐奏凯。

捷报频传飞天外，

华夏面貌添新彩。

风入松 ·庆母校六十五周年华诞

文/申保箱

母校华诞适重阳，

黄菊惹思量。

十年漂泊念母校，

睡梦中，情牵柔肠；

欣慰树荫和韵，

激扬跑道鸣枪。

归临庆典各匆忙，

绒蕊尚飘香。

闻知高考传佳捷，

酒频干，一醉何妨。

朝日红云降瑞，

夕阳霞彩呈祥。

2016年秋于母校

后 记

2016年8月，在校志编撰、出版已近尾声之际，收到在北京工作的三级校友刘梦奇寄来的一篇《馆陶一中初创时期的焦圈记忆》的文章。因在编撰校志期间，深感馆陶一中早期教学资料的不足。看了这篇文章，使我萌生了编撰馆陶一中早期校友回忆录的想法，且一发而不可收。

先后拜访了程德志、李广聚、形如俭、么贵彩及学校的一些老教师等几十人，大多已近耄耋之年，因某些原因，主要是因自己速记能力差，未能付诸笔端，缀之成文，未能全部囊括进来，颇感遗憾。

可喜的是，不少耄耋老人，克服种种不便，陆续送来稿件。把一篇篇文章“敲打”到电脑上，随着一行行文字呈现出的一幅幅画面，馆陶一中自1951年九九重阳建校以来，学校从之初的校舍布局，课程安排、老师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校变迁，都逐渐清晰地呈现在面前。

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那种人与自然的博弈，那种坚韧不拔精神，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在编撰这部书的过程中，首先得到了一中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期待。得到了所有知情人的支持与鼓励。汪易扬老师远在北京，看到部分相关章节后，寄来当时有关情节的真实记述与确认。姚世峰老师几次往返家校，传递信息，将其父亲的稿件带回来。山东七级一班校友温贵显，骑着自行车，多次往返几十里路，送来初期校领导张希贤的照片和他撰写的回忆文章，同时还发动其同学为之撰稿。其母校情结，令人感动。

在此期间，还受到新版《馆陶县志》主编胡志祥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他曾推荐并陪同笔者一起走访一中老校友，还送来了上万字的电子版稿件。并对本书的秉持与把握提出了诚恳的建议，令笔者受益匪浅。

在此均深表谢意！

但由于时间仓促，及本人能力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师友、大家指导、斧正！

2018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