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可爱的西部农村（《追梦之旅》之十九）
我打这份请调报告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一来是我这份工作尽管和我的专业不太对口，可它毕竟是在省委机关，在外人看来还是很有面子的；二来是我参加工作还不满一年，尚在试用期，提出调动很不明智；三来是来信来访室几位同事对我非常关照，离开他们还有点不舍。有的同事还反复劝我：在这干吧，像你这样的大学生，到退休提拔个处级干部应该没问题。我说：“我对当官没兴趣，想搞专业。”我也曾将请调的打算告知当时在省作协工作的老同学张金襄，他劝我慎重考虑，不要一步走错百步难回，到那时后悔已晚。可是我意已决，一想到堆在桌上厚可盈尺的信件，似乎我就处在难以煎熬的火笼中，恨不得立即从这里冲出去。
请调报告打出去一周仍不见动静，我又打了第二份报告，白海兰才找我谈话。她丝毫没有问我请调的原因，更没有挽留我的意思，开口就问：“你想调到哪里去？”我说：“到哪里都行，只要求专业对口，当个语文教师也可以。”“那就给你联系当教师。你回去等着吧！”又过了一周，来信来访室郭明远主任通知我：“你的工作初步联系在西安工业学校，教语文。”这个学校我知道，在西安市西郊，我的同学马玉祥就在那里当老师。可是第二天，郭主任又通知我：“你的工作确定在宝鸡市宝鸡中学，你到人事处去拿调令吧！”我答应了一声：“好的。”心里对白海兰充满怒气，她是处心积虑要把我赶出西安市啊！宝鸡就宝鸡，反正都是当老师。又过了三天，我分别与西安的同学告了别，拿上调令乘车奔向宝鸡。临走时，来信来访室的同志还真有点恋恋不舍，一再嘱咐我有时间一定要常回来看看，这里就是你的家。我也一再感谢他们一年来对我这个小弟弟的关心与照顾。他们的名字至今我还深深记在心里：李德修、安秉让、卫兴国、马文松和姚昌年。其中安秉让以后还专门乘车到宝鸡来看过我一次，姚昌年多次写信安慰过我，让我不胜感激。
在去宝鸡的火车上，我在想宝鸡是啥样子，下一步如何回归专业当好语文老师。那时的宝鸡还比较落后，我下车一看街道破旧不堪，连一所像样的楼房也没有。这我倒不在乎，只要让我当老师就行。可是当我到市民政（人事）局报到时，局长令福华看了看介绍信说：“你来了好，你的工作局里已经研究过，留在局机关当监察员。”我脑子轰的一声，咋又叫当机关干部？我问：“不是说到宝鸡中学当老师吗？”他冷冰冰地说：“你是党员，应该服从分配。”我无话可说，心里暗暗叫苦：“要知如今，还不如留在当初，何必位移四百里路，由大城市来到这个落后的地方呢！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呀，那就认命吧。”
我被分配到局机关的人事科，科长叫韩尚义。他领我到办公室二楼一个颇大的房间，里面有几个床板，他指着靠门一张说：“你就住在这里吧！”我想这就是家了，解开行李，铺好被褥，就下到一楼办公室听候差遣。韩科长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几个同事，他们都满脸笑容表示欢迎我。我一时感到这个环境还好，不由得又想起杜鹏程评论我的那句话：“随遇而安”。看来我与梦想的教师岗位无缘，不得不与它擦肩而过了。
上班的前几天没有重要事，就是看看文件，了解一下职责范围。大约过了一个礼拜，韩科长笑着对我说：“市上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拟抽调一批干部，你年轻，又没有家庭负担，局里决定你下去。这对你也是一次锻炼啊！”我说：“好！服从分配。”
从此我就与城市郊区的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在金台区金陵公社住了三个村：同心村、陵玉村和王家碾村。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自以为对农村并不默生。可是一旦下来才知道，关中习俗与中原大有不同。单从语言上就往往闹出笑话。有一次在同心村吃派饭，管饭的一位年约50岁的老大娘端上玉米搅团、玉米发糕和一盘窝酸菜、一碟油辣子，我坐在他家的炕上端起搅团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可老太太看着我老问：“赏着没？”我说：“吃着呢！”老太太又说：“蘸起吃！”我听成了“站起来吃”，以为这是地方的规矩，赶紧从炕上下来站在炕前地上。老太太笑了，忙说：“你坐哇儿吃，坐哇儿吃！”饭后，我向支部书记焦升荣述说了这一经历，他几乎笑出了眼泪。他说：“赏着没，就是问你咸淡咋样？蘸起吃，就是叫你把搅团和酸菜混着吃，不是要你站在炕下面吃。”直到在村里住过月把天气，我才逐步适应。每忆起那一段的生活情景，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但并不觉尴尬，还觉得很温馨，每次到农家吃饭，我都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陵玉村位于同心村西侧，因紧邻大唐秦王陵而得名。我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结识了这个村党支部的冯书记，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红红的脸庞，地地道道的一个西部壮汉。他常常使我想起解放前夕我豫东家乡鼎鼎大名的长工头儿海松哥。这个胡海松力大无穷，上百斤的大刀他舞动如飞，一个人可以干两个人的农活，拿两个人的工钱。可惜英年早逝。眼前的冯书记，不但有海松哥那样的力气，还有个充满智慧的头脑。我到村不几天，公社开会要求抓好三秋工作，我有点犯难，村里有12个小队，分散在好几个山沟和山坡上，转一圈就得一两天时间，怎么抓？晚上我找他商量，他竟然拿出了一张纸让我看。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竟然是一个关于做好三秋工作的安排意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6点：抓领导、抓安排、抓管理、转检查，抓秋收、抓总结。他说：“你看行吗？”我说：“你经验丰富，安排得好。”他找来大队长商量后就让会计、出纳通知第二天开小队队长会，很快安排了下去。他说：“咱做工作还得靠各队队长，光靠我们几个跑断腿也不行呀！”我不得不佩服，他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竟有如此缜密的头脑，比我这个大学生强多了。
冯书记在庄稼活上也是一把好手，尤其擅长手工艺。各队沟坡里都长有大片芦苇，每年秋季芦苇收割以后，他都会组织一两次编席比赛，提高大家的编席技能，动员各队把这些芦苇编成芦席卖给供销社，增加集体收入。还有一些小片芦苇则包给社员个人，各家可以自己编席增加收入。有的社员不善编织，就将芦苇转卖他人。冯书记编席技术为全村第一，就收了不少社员的芦苇，和儿子一起编席出卖，收入竟比一般社员高出了许多。
每过半个月，冯书记就把我叫上到各队巡回检查一次，秋收结束开了总结大会，全村迎来了一次大丰收，被公社评为先进单位，我也受到市上的表扬。其实，我心里明白，真正应该表扬的是冯书记，我在他面前不过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王家碾村是我这次下乡的最后一个点。这个村位于市郊金陵河东的一处山坡上，有九个生产小队。我着重抓了三队马家坡，吃饭由队长马凯分派。这个队多数社员都比较穷，当时又处在春荒时候，不少家里只能吃到稀稀的包谷糁和苜蓿菜。可是他们对我却特别好，总是千方百计给我蒸点发糕。为了帮助部分几近断粮的困难户，我向公社要了一些救济粮。消息传出后，我突然发现给我管饭的各户包谷糁变稀了，发糕也没有了。开始我有点发愁，苦难户这么多，那一点救济粮该怎样分配？我找马凯商量，他笑着说：“假的，各家都在装穷，都想分一点救济粮。别怕，谁家去年分了多少口粮我心里有底儿。”我根据马凯的意见，又作了调查，很快把救济粮分了下去，没有出现断炊断粮户。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开社员会，突然一个年轻女人哭着闯进来，喊着“没法活了！”马凯说：“这是我妹妹，你先主持开会，我回家问问咋回事儿。”会后马凯给我说，他妹妹叫马玉英，因为家里穷，十四五岁时病饿缠身，面黄肌瘦，眼看不行了，一队秦家河有一个光棍汉愿意养她。因为父母均已过世，长兄如父，马凯就做主将妹妹给了他，说只要能活命，就给他做妻子。到秦家河后，马玉英吃了两年好饭，疾病全消，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光棍汉的妻子。开始一段，男耕女织，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马玉英二十四五岁了还没有孩子，大家议论纷纷，有好事的女人就问她：“你们行不行房事？”当她知道啥叫房事以后就缠上丈夫，谁知道丈夫竟是个“二椅子”，不沾她的身子。马玉英正值青春年少，不甘心就此度过一生，提出离婚，光棍汉斩钉截铁地说：“离婚，你别想！咱两家有约在先，我救活了你，你得报恩。”为离婚，马玉英多次哭闹，投过河、上过吊，光棍汉还是那句话：“你别想！”
马凯说：“胡同志，这还得你出面帮帮忙啊！我当年给人家红口白牙许了愿的，现在再也张不开口了！”以后马玉英也找过我几次，我说：“他在你困难的时候帮过你，这是实情。是不是可以这样：你答应他你离婚另成家之后，还可以过几天回来帮他做做家务，或者干脆招一个女婿进来一起生活。”我又托人帮他做工作，均无效果。光棍汉还反而请来村里老人，一拨一拨地给马玉英做工作，劝她：“人家对你有恩，你得报恩。”我也给公社领导说过情况，马玉英也找过多次，他们口头说有时间下来协调协调，后来都是石沉大海。这年夏收一过，单位通知我被调入市委组织部工作，让我回去办理调动手续，随之我即离开了王家碾。
直到第二年春天一个上午，市委收发室通知我说 有一个女人找你。我到门口一看，一个肤色蜡黄满脸浮肿的妇女站在那里，我仔细辨认才看出是马玉英。时近中午，我引她到机关对面吃了一碗面，问她情况，她哭着说：“你走了这一年，我大队也找了，公社也找了，生产队长更找了多次，都是一推二拖，还话里话外劝我要知恩报恩。我也想通了，这一辈子好也是过，坏也是过，我就把‘报恩’二字顶到头上糊糊涂涂过下去。他既然不是男人，我从此也不把自己当女人，权当是他们家的一个丫环、一个仆人、一条狗，我啥也不想了。”我对他充满着同情，可是作为刚进机关们的大学生，竟然无计可施。许多年后一个村上人告诉我：“她呀，傻啦！他男的死了，有人开玩笑说‘给你找一个对象吧！’它竟然痴笑着说‘我还得给他报恩呢’！”以后她默默无闻地走了。我至今想起此事，还心存着深深的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