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草春晖
寸草春晖
我小的时候，依依呀背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时候并不懂得其中的诗意，只觉得很顺嘴，读起来很好玩。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许多苦难，才深深感受到，母爱如阳光一般照耀着我走过的道路，让我健康成长。母亲虽然去世多年，但回想起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仍忍不住潸然泪下。
一块鸡肉
1961年冬，我在颍上县临淮中学读初中。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突然感到心里很恐慌，好像有什么灾难要降临一样。那时候父亲在半岗区卫生院看中药库，哥哥在外地上学，家里只有母亲和8岁的妹妹在家。是不是母亲生病了？还是饿坏了？种种不祥的预感让我来不及把晚饭吃完，仅喝了一碗菜汤，把菜团子往怀里一揣，就往家里跑去。学校离我家8里路，当我跑到家时，只见妹妹趴在床头上呜呜地哭，母亲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我问妹妹：“俺妈咋啦？”妹妹说：“俺妈就是不说话。”我大惊失色：俺妈这是饿昏了。我赶紧将怀里的菜团子掏出来揉碎，用开水泡泡，往母亲嘴里送。母亲好歹还知道咽，等我把一个菜团子喂完，母亲慢慢醒了过来。她醒过来第一句话是：“乖乖，你回来了，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说着泪流满面。我为她擦掉眼泪，她又说：“锅里还给你留着一块鸡肉呢。”我掀开锅，果然看见一块鸡肉放在碗里。我一见鸡肉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妹妹：“俺妈都快饿死了，你为啥不拿给俺妈吃？”妹妹委屈地哭了起来，一面哭一面说：“俺妈不让拿，一定要给你留着。”“这鸡肉是从哪里来的？”我问。
母亲告诉我，前几天，父亲去看姥姥（姥爷死得早，她一个人生活），他看姥姥家盐罐里没盐了，就到离姥姥家二里远的集上去买盐，等他回来时，姥姥把她家唯一的老母鸡杀了。父亲惋惜地说：“你就指望这只鸡下蛋换个油盐，你把它杀了往后拿啥换油盐？”就在姥姥把鸡肉往锅里放时，被父亲拦住了，说：“一半留着你自己熬汤喝，那一半我拿回去给孩子和她妈吃。”姥姥依了父亲。
父亲把鸡块拿回来，尽管母亲饿得双腿肿多粗，双眼浮肿得睁不开，还是留下一块等着我星期六回家吃。我把鸡肉撕碎，流着泪硬塞进母亲的嘴里，抱怨她疼儿子不该这样不顾死活。娘儿仨哭着一团，这时候父亲从离家20多里的区卫生院回来了，他怕再发生意外，赶紧找来一辆小板车，把母亲和妹妹拉到卫生院去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三尺布票
1964年，姥姥去世。去世前，“交代后事”时，嘱咐我母亲：“我死了，我的旧衣服甭都烧了，那几件补丁少的，你自己留着穿吧。”母亲从姥姥家回来，把几件囫囵的改一改给我和妹妹穿了，她自己仍然穿着补丁撂补丁的衣服。到了七八月份，她还没有一件能换洗的褂子。
那时我在县城读高中，临放暑假时，领到三尺布票，我还从半年的助学金中，省下三元钱，我很想给母亲买一件衣服。可是三尺布票哪够买衣服的呢？邻桌的一位女同学给我出主意：给你妈买纱布，一尺布票可以买三尺。于是，我就用那三尺布票买了纱布带回去。我本来以为母亲一定会为她儿子的孝心而高兴，可是她不但不高兴，反而把我数叨了一顿：“我一个老妈子，讲什么孬好？你把三尺布票省着，把家里的布票添上，给你做件褂子不好吗？你也是个在城里上学的高中生，穿得像个叫花子，在同学们面前多丢人!”听了母亲的数叨，我的心里酸酸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暗暗发誓：如果将来有了挣钱的本事，一定给母亲做几件象样的衣服！
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换新军装前，带兵的首长带着我们这群即将踏上征程的新兵到澡堂里洗个澡（那时候，全公社才有一个澡堂）。脱旧衣换新衣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个个穿的都是空袄筒，一个穿衬衣的都没有。棉袄的里子都打了补丁，补丁五颜六色，有的还是用化肥袋子补的，上面有“尿素”两个字。当我脱下穿了好几年的破棉袄时，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我也高兴地自言自语：“别了，我的破棉袄！”
当我穿上里外三新的新军装回到家时，母亲走上前来，一面抚摸着我的新军装，一边流泪。我以为母子连心，她老人家看我要离开家了，舍不得。可她却哽咽着说：“乖乖哟，爹妈没本事，你从小到如今，都是拾你哥的破衣服穿，没穿过什么新衣服，爹妈对不住你呀！”我顿时热泪滚滚，说：“妈，看你说的，你自己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吗？等我到了部队，有了钱，一定给你买几套新衣服。”
1970年11月，我在部队当了干部，第一次领到工资，而且发了两个月的工资109元（月工资54.5元），我像发了一笔小财似的，终于有了实现当年愿望的条件了。我在南京市跑了好几条街，在一家“三八女子服装店”里，买到了母亲能穿的带大襟的新衣服。当新衣服寄到家时，引得左邻右舍的老婆婆一片啧啧的赞叹声，夸母亲有福，养了个孝顺儿子。也就是从那天起，母亲才和破衣烂衫告别。
十多年前，母亲去世了。有时我走在大街上，看到穿得整整洁洁的老太太，我明知道那不是母亲，但我总要赶上前去，看她两眼，心里想：要是您老人家还活着，您想穿什么衣服我都给您买。
母亲的文化
建国之初，登记户口时，母亲连个名字也没有。因为母亲姓杨，我父亲姓闫，登记户口的人说，那就叫闫杨氏吧。那时我哥已上小学，听母亲叫这个名字，觉得很难听，就说：“不行，我给俺妈起个名字”，他歪着头想了想说：“俺大舅叫杨宝珠，俺妈就叫杨宝珍吧。”当时在场的人都为哥哥的聪明赞叹不已，妈妈也高兴地说：“这个名字好听，俺就叫这个名字。”
母亲原来连个名字都没有，更不用说识字了，可是她教会我不少知识。特别是她会很多农谚，一年四季，春种秋收，都有农谚，常常脱口而出。比如小时候，春天遇到大雾天气，她就说：“一雾三场空，不下雨就刮风。”后来的天气变化果如她所言，我就觉她的话很神奇，说的话咋那么灵呢。“夏至耩黄豆，一天一夜扛榔头”，即种子下地，24小时就发芽出土，状如榔头，说明夏至前后是种黄豆的最佳季节；到了秋天，她带着我在地里收割庄稼，天都黑了，她还不肯回家，挪着一双小脚（母亲缠足留下的残疾）忙个不停。我这时又累又饿，就催着她赶快回家，她顺口说：“三春不如一秋忙，收不到屋里不算粮。”冬天，当瑞雪飘飘的时候，她常常自言自语道：“麦盖三床被，头枕馍馍睡。”农历24节气歌，尽管文皱皱的，她都能背得，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她就教会了我。她除了教我农谚，还教我很多为人处事的谚语。我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学会忍让，乐于助人。她说：“在家不打人，出外人不打。”“吃亏常在，破帽子常戴。”
母亲虽然一辈子不识字，却对我们兄弟姐妹妹读书特别看重。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因为贪玩，成绩不好，一次期末考试，几门功课不及格。放学时，不敢回家，躲在村头的麦秸垛里。听到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呼喊声，我不吭气也不出来。后来听到母亲声嘶力竭撕心裂肺般地呼喊我的乳名，我才顶着一头麦秸扑到她的脚下，哭着说：“妈，你打我吧，你打我吧。”母亲因为找不着我，又急又怕，加上我的学习成绩让她失望，朴腾一声瘫坐在地上，放声哭了起来。母亲的哭声让我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贪玩了。后来，顺利考取了初中、高中，及至参军后都一直努力奋斗，从不敢懈怠，为的是不让母亲失望。
哥哥50年代考取阜阳一中，在校读书时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可是每到寒暑假，他常缠着母亲讲“白话”（故事）给他听。母亲说：“我讲的那些白话都老掉牙了，有啥听头？”哥哥说：“老掉牙我也喜欢听。”哥哥还边听边记。哥哥后来回乡务农，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写小说，编剧本，创作曲艺段子，其中有不少作品参加过全省汇演并获得小说创作奖。他回忆起自己学习创作的过程，曾经深情地说：“母亲给我讲了不少故事，还教会了我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语言。她才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 在我女儿闫红的著作中，也曾看到母亲语言的痕迹。我走上写作道路后，母亲教给我的那些生动的谚语、歇后语、家乡俚语常常使文章增色不少。
母亲健在时常常感叹，她这一辈子是个“睁眼瞎”，没文化。可我总觉得母亲有文化，她有着丰富的农耕文化，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还有着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这些文化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她从与上一辈的耳濡目染中，从父母的教诲中，从民间说唱的口头文学中点滴积累，传承而来，加上她的悟性，积淀而成。她虽不能用文字表达，却“讲”给了我们兄弟，她为我和哥哥走上写作道路打下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她教会我们讲故事，教会我们如何作人。她不仅 用乳汁哺育了我们，也用她的智慧哺育了我们，为我们一生的成长与幸福铺就了道路。
(安徽省阜阳市阜阳日报社闫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