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佛坡村

我的佛坡村

祖国母亲坐北朝南，五千年来，在东亚太平洋之滨，用这一片土地，平原、丘陵、山冈，用这一港湾，这一泓海水，养育着各地的儿女，一代代绵延到今……

如果说母亲的右手掌是青藏高原的话，那么五个手指便是莽莽苍苍的横断山脉。横断山脉西南部的云岭，那是山的仓库，山的海洋。山重山，沟连涧，崇山峻岭中，有一无名山梁蜿蜒而下，直抵沘江之滨，成为豆寺河与大达河的分水岭。这里的山民习惯把它称为“河”，其实是山中的小溪流而已。它们略成东西走向，注入南北纵贯的沘江，最后汇入澜沧江，奔向南海去了。这山梁的下段滨临沘江之畔，散落着七个自然村庄，阳坡五个，从上到下是场头村、佛坡村、兔庐村、沙坪村、新村，它们同属于豆寺行政村。阴坡两个，从上到下，一是漆树木，属于包罗行政村；一是青茅登，属于长春坡行政村。它们都属于长新乡，长新乡属于云龙县，而云龙县是云南省的贫困县。我这里所要重点写的村庄，就是跟阴坡漆树木村背靠背的那个佛坡村。

根据云龙县志记载，汉武帝时代，这里就开始设县，那时叫比苏县。但是由于交通险阻，山高皇帝远，直到唐宋的南诏、大理国时期，仍未得到开发，是真正的蛮荒之地。只是到了明清之际，随着云龙县煮盐业和矿产业的开发，不少外地人纷纷涌入，探宝寻金，追求发财的机会，云龙县才开始发展起来。县治也从澜沧江西岸东迁到了沘江之滨。佛坡村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了。

至今，佛坡村仍口口相传，说来自邓川沙坪村（也有说漏邑村——我经过走访，显然有误）的赵魁先，是云龙知州的幕僚，经常伴随州官下乡检查土官的工作，便和豆寺土官结成了亲密的朋友。有一次他们又来到豆寺村，偶然间，赵魁先向北眺望，那一座山，像一只坐狮蹲在那里，天幕下狮头、狮身、狮尾轮廓清晰，线条分明。山上林木葱茏，山中还流出一股碗口粗细的清泉，风水非常之好。赵魁先一见钟情，看中了这个地方。恰好那年沙坪村遭了水灾，豆寺土司便把这山，这地，这片直达小河边的梯田送给了赵魁先。于是，赵魁先便从邓川迁到了这里，成了佛坡村赵家的第一代先祖。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再次走访邓川，这才证实赵魁先原籍邓川旧州沙坝村（现在属于洱源县），不是江尾的沙坪村，更不是漏邑村。迁出的原因也不是家乡遭受水灾。而是另有不好说明的苦衷。

洪武初年，阿这自威远州来，率十土司从朱元璋西平侯傅有德征讨大理有功，赐阿这世袭邓川州知州，并“赐十土司巡简（检），以隶阿侯为家兵”。这其中就包括澜沧江以东的五土司（十二关、箭杆场、上五井、顺荡井、师井），即现在云龙县的这一片山区。到了万历年间才把这五土司割附云龙州。明朝末年，大概惮于农民起义和满清的军事压力吧，以“只云割里，未尝割兵”为由，恢复了对云龙的军事统领，“遇有调遣……云龙出一百四十四名……总统于阿土官，以勤王事，勒石永遵”。时间是崇祯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公元1640年）。赵家一直是阿土官的家庭教师。赵魁先少年英俊，风流倜傥，和同族一侄辈女子恋爱，为封建伦理、族规所不容，通过老关系，投靠云龙知州，俩人来到云龙，成为佛坡村的先祖（这是一九九九年夏再次走访邓川时知道的）。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一位少女，任你怎么打扮都可以，不过佛坡村先祖赵魁先，从邓川旧州沙坝村迁出也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迁出的原因嘛，我们也就只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村名为什么叫佛坡呢？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象今人为了提高本乡本土的名气，总要附会或者争抢历史名流一样，佛坡村人也不例外。民国年间，有个开明文化人士赵席珍为此立了一块《佛坡村神话传说碑志》，其碑文说：

盖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此地于雍正年间，有石佛二尊降于此，故名之曰佛坡。席珍尝读云南志书，亦有此典故，始知此地非小也，乃仙人现身之地也，后来必当大发。祝我后人立志修身，顺天安命，自此人才叠出，富贵绵远。今在豆寺释佛宫中，有二尊石佛存焉。此处天然石鼓两面，虽经久不没，至今尚在，余恐代远年湮，先迹失传，遂特书之以志不忘。清庠彦进士选举云龙县参议员廷玺赵席珍序。

民国二十六年岁次丁孟东月二十六日恭书

这就是村名叫佛坡的由来。

记得小时侯，大人曾在村后山中石头上指点过所谓的“仙人脚印”，那不过是石头的一种自然状态吧了。石佛石鼓是天降吗？后来修水库，地下挖出炭灰层及一些残砖断瓦，这说明赵魁先之前，曾有人在此居住过，若不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便是赵魁先为开创佛坡村的历史，而特意制造出来的“祥瑞”之兆。封建社会，从皇帝老爷登基到普通老百姓都习惯于这样做，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我中华传统啊！赵魁先从邓川到此，无论是水灾还是为家族所不容，他要开创佛坡村历史，设身处地为他想，他都会这样做的。至于赵席珍说云南志书有记载，不知是哪一部？因为我只是零星地接触过云南志书，至今还未见到过这样的典故。

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放牛回家途中，在村后饮牲口的水塘里，大人曾指点过那两面石鼓，但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未仔细看过。有点神秘感的倒是听说那塘里有龙。碑就立在塘边的大路旁，那时碑文写的是什么还不懂。一九九七年夏回乡，大路已经改道，水塘不复存在，石鼓不知去向，那儿成了一片包谷地。石碑立在包谷地里，字迹已经漫漶（让人砌田坎多年后，在弟弟的建议下，不久前才重新立起来的），真是星移斗转，沧海桑田！看来，生存的需要那才是最迫切、最根本的问题啊。豆寺释佛宫中的两尊石佛（赵峢彰老先生说就是本地修筑坟墓时常见的那种石佛，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早被人扳倒，大概已用于修渠，或盖房作地基石了吧，反正再也找不到它的影子了。而我，自然也从未见过这两尊石佛是什么样子。

赵魁先的墓地在村后松林坡中，俯瞰着佛坡村。现在那片松林已经砍伐殆尽，变成了包谷地，万幸的是赵魁先的墓还算保留下来了，未遭到破坏，碑文记载是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立的。白族习惯上年届四五十就要为自己立寿基（即坟墓），依此看来，赵魁先在此地开创佛坡村的历史，大约在公元1700年前后，距今将近有三百来年的历史了。

滇西各地白族都说祖上是从南京应天府迁来的，家谱上都这么写着。佛坡村的家谱已经找不到了，有两种说法，其一是二十年代土匪张占彪、罗高才在云龙烧杀抢掳，放火烧佛坡村的宅院时烧掉了。其二是土改时烧掉的。应该说都是可能的，第一次烧掉后补写，第二次又烧掉了。虽然见不到文字记载，但佛坡村人也说，是从南京应天府迁来的。旧时，历代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白族说从南京迁来，无疑想表明自己是汉族后裔，这完全可以理解，一点都不奇怪。但这也并非空穴来风，无稽之谈。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明朝之后，云南还在元朝梁王的控制之下。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亲自指挥部署，以傅有德为帅，蓝玉、沐英为副，率三十万大军进讨云南，十五年平定大理，此后实行屯田，在少数民族地区搞“改土设流”，不少内地汉族来到滇西这是事实。天长日久相互融合，后代说祖先来自南京，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从豆寺村村官李柏于光绪二年为自己建造的大墓上看到他的简要家谱，没有年代记载，只有他原籍福建邵武，后迁汀州，明初随军到云南再到豆寺，历经了十几代的记载。引他自豪的是他祖先中曾有人作过九品官，而他自己也正是九品官。史载豆寺土司姓李，李柏大概就是明清豆寺世袭土官之一吧。这些来自内地的移民，最后都融入了当地土著居民中，今天再来分辨谁是土著，谁是外来已经不可能了，也没有必要。这正好说明伟大的中华正是生活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五十六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融为一体，再也不可分割了。

佛坡人说，从赵魁先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三代，按二十五年为一代来算，佛坡村的历史大概从距今约三百年左右开始是对的。这三百年来的变化，大体也符合速率加快周期变短的规律。由于无文字记载，年代久远，很难考察。就截取我的经历来说吧。

一九三九年底，我在佛坡村出世了。无医无药的边陲，婴儿死亡率很高。当时村旁有一块荆棘丛生的荒地，那是专门埋葬死婴、儿童的地方；今天村子扩展，那地方已经成为人家的菜园，没有专门埋葬死婴和儿童的地方了。据父母说，我差一点进了那坟场，他们已经把我裹上草席放进撮箕，正找锄头的时候，不知我得了什么神圣的帮助，竟然战胜了死神，活过来了，没有立即回归自然。那时全村放牛娃屈指数来才四五个。五十年代中，我初中毕业离开佛坡村时，全村也只有二十来户百十口人。佛坡村后的“座狮”仍然威武雄壮，郁郁葱葱，只是那股清泉似乎比传说中小了些。过了十年，我回故乡探望父母，大概是大跃进中大炼钢铁的焰火吧，把它的皮毛灼伤了。而老人也饿死了好几个。清泉也变得更小了。但是早晚供放马及儿童嬉戏，大人聚会的三块大草坪尚在。又过了十年多，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经受文革折磨的我，又一次回到了故乡。山河依旧，面貌未改。佛坡村人缺吃少穿，衣不蔽体。看到那衣衫褴褛的父老乡亲，真令人辛酸；而他们也说我瘦骨嶙峋，苍老得可怜！又过了十年，那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八年，儿子高中毕业要离开我，为了让他们对自己的“根”有个感性认识，我带着儿女又回到了故乡。这时的佛坡村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喜中也有忧。包产到户，家家垦荒地，户户盖新房；村后修的大水库正发挥着它的作用，旱地变水田，稻田面积大大增加，佛坡村人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然而那三块大草坪，近的盖上了房舍，稍远的则开成了水田、包谷地。村后那威武雄壮的“座狮”，就象刚剪了毛的羊，那遮天蔽日的林木砍光了，只剩下一些零星的灌木、小树。人们手中的猎枪比山上的野物还要多，一早一晚听惯了的山鸡、鸟鹊的鸣叫也销声匿迹了。随着而来的是水源的枯竭，那百年泉水井已经供不应求了，连吃水都成了问题……又过了十年，人生哪有几个几十年！这一次（一九九七年），我已经成了退休老头，不用说儿童相见不相识，就是好多成年人也不认识了，只有少数老年人才能勾起当年的回忆。四十年，佛坡村人口增长也大约和全国相当，全国从四万万五千万增长到近十三亿，佛坡村从百十人繁衍到三百多，都增长了约三倍。多一张嘴就要多一口饭来吃，于是“座狮”彻底秃了，那零星的灌木、小树也被砍光了，变成了一块块包谷地。更远的山林也砍伐了，成材林砍来卖钱，砍来盖房子，而一日三餐，烧火做饭，也要大量砍伐林木。外面收购香樟木，本地很快就砍光；收购三棵针（制黄连素的原料），三棵针就绝迹；收购酸梅，摘不着就砍树……总之，什么可以卖钱，什么就遭殃。自留山砍光了种包谷，集体山林本村不砍别的村来偷，你不砍别人砍，谁动手迟了谁吃亏！面对这剥了皮的“座狮”，赵魁先倘地下有知，不知作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肯定的是，当年他若看到的是这样一座秃山，肯定绝对不会有后来的佛坡村！

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任何进步，在各级政府的帮助下，架设了电杆通了电，引来山泉，修了饮水池。山民不再烟熏火燎地用松明当灯来点，妇女用不着再躬腰驼背去背水了。习俗随物质条件的进步也在向好的方面变化。不过，总体上佛坡村人能做的仍然停留在八九年那次回乡所见到的水平上。佛坡村人，什么时候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呢？

根据云龙县志记载，明清之际，云龙县开始开发井盐，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煮盐业需要大量的木柴，沘江中上游山林的灾难也就开始了。滥砍滥伐的结果，沘江多次出现大洪水，原州治所在地骆马井砥柱桥曾数次冲跨……现在已经不煮盐了，但几何级数增加着的人口，使生产生活问题的解决更加严峻。随着公路的开通，人们在发财欲望的驱使下，对森林的砍伐已经远胜于煮盐的需要。难怪近年来，不是干旱就是洪灾、泥石流，沘江及其支流豆寺河……等常常大发洪水，无数高产良田被冲毁，这使我想到了黄土高原的变秃，两河流域的沙化……我们绿色覆盖着的横断山，云岭啊，会不会步它们的后尘，也变成红土高坡！

人们常说，“天人合一”是东方，我大中华的传统。是的，这已经成为了公认的结论。但人们也看到，凡是注重实际的国人，历来又有几个在践行“天人合一”？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万物之灵长对“天”的掠夺，之后“天”对人类的更大报复！母亲河的变浊、断流，胡杨林的消失，江河湖海水质的恶化，以及土地沙化，沙尘暴的有增无减……不就是人类掠夺和大自然报复的综合结果吗！“天人合一”是古代思想家对痛苦现实的哲思，所谓“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的劝告，就是对自然报复之后，人类不得已的补救措施，它往往是滞后的。对于后人來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在物质利益面前有多少人能够恪守！“天人合一”是光辉的，但由思想转化为实践，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这既容易又困难。而条件的决定因素还是人。令我欣慰的是，这无名山梁阴阳两边六个村子把自己的山林砍光的时候，阴坡那个叫“清茅登”的自然村，他们那片林木仍然郁郁葱葱。为什么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一个山梁上的七个自然村中，唯有“清茅登”才保住了自己的山林呢？我来不及调查，就拿佛坡村比照着说吧，不少地方的村寨，有村规民约，佛坡村没有。大概佛坡村是由赵魁先一家发展而来的吧，这里的家长制特别典型。远的我无从知道，自我记事起就明白，这葱茏的“座狮”，全靠村中的一家地主来维持。他们的家长赵席珍是清末民初关里乡（即现在的长新乡）开明文化人士，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二儿子是关里乡乡长（此人在清匪反霸中被对手借新政权的刀杀了），他们有权有势，全村都听他们的。他们让村中一人负责护林，一听见刀斧声，就上山去查，谁伐了一棵树就加倍惩罚，不用说本村人，就是外村人也不敢随便来砍树，所以山林保护得很好。解放后佛坡村人尚能自觉遵守。改革开放后，佛坡人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家长没有了，又无乡规民约，于是就演出了争着开荒砍树，生怕落后吃亏的那一幕。弟弟曾经是村干部，年老离岗，一个月拿四十元的津贴在家养老。我问为什么保不住本村的集体山林？从他的回答中，看出了他的无可奈何！同是物质利益的驱动，“清茅登”人为何保住了自己的山林？看来关键还是人。为了物质利益，各人顾各人，你砍我也砍，在无规则的竞赛中，集体林木怎能保得住？生存环境怎么能不恶化！

以人为本，总结发扬清茅登人的经验，从现在开始，我相信横断山还是大有希望的。我还听说，“清茅登”附近其它村的人常去偷他们的林木，在怀着希望的同时，我还隐隐为“清茅登”人捏一把汗，处在这样天下滔滔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会不会有一天也像佛坡村人一样失去自己的集体山林呢？

我的佛坡村，我的云岭，我的横断山，我的祖国母亲！

1997年8月1日中午一点于下关

2001年7月11日星期三输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