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小划子

太阳升起一树顶高，父亲的小划子已经泊在了学校操场西的河滩边。父亲弯腰系住小船，蹲身捧起一掬清凉的河水洗了把汗涔涔的脸，然后扛上沉甸甸的一布袋废铜旧铁，与背着书包上学的我，一起快步跨进了董浜中心小学的大门。

这是1955年，父亲划了十多里小划子船，帮助我把废铜旧铁送到学校的一幕。至今，那个画面依旧异常清晰。水乡人家择水而居，多用小划子的，小划子于水乡农民的生产、生活不可或缺。可是，父亲却因划小划子，惹上了两场官司，屈辱了半世人生。

1940年春节，父亲风风火火地划着小划子赶去数十里外的阳沟溇，救回了在粉碎日寇伏击战战斗中负重伤的“江抗”杨浩卢司令。父亲把杨司令安置在四面环水，周围是茫茫芦苇荡的唐家湾我姨夫唐发顺的家中。杨司令在唐家养伤八个月，父母亲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隔三差五煲鸡汤趁着黎明前的黑暗送给杨司令。父亲与“江抗”的你来我往，引起了“黑壳子”的“关注”，且终于把父亲抓住关进了鬼子的大牢。鬼子把父亲装进麻袋，抬上了白茆塘大桥准备扔进大河。母亲心急如焚，四处求人，获得了众多村民不顾自身安危的支持，白茆士绅董炳初也出面全力担保，故而父亲得以转危为安。脱险后的父亲依旧和老天队伍（任天石领导的常熟地方武装）关系密切，所以在1949年春，父亲又一次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一直到常熟响起了隆隆的炮声，父亲才在一个漆黑的雨夜跑回了家。

两场官司耗尽了我家的家财，招致父母遍身是疾病，更不堪任天石、李建模等“江抗”朋友壮烈殉国，杨司令北撤至今渺无音讯，如此父亲在集体生产劳动中只能低头弯腰不吭声了。晚年的父亲，不得私自离家，唯有埋头劳动，直至黄昏才气喘吁吁收工回到稻草苫做墙壁的茅草棚。回家后的父亲还有两项任务，一是搓草绳，每晚搓几十庹，月底上交大队；二是得为自家油盐等事忙活。因此，父亲又划着小划子出门：有时用两根细竹竿伸进小河浜，卷起水底青嫩的水草；有时傍着陡峭的河岸，挥镰割青草；有时撸起衣袖、裤腿，下水摸索螺狮、河蚌；有时也把河滩边的碎砖块捞起放进了船舱。父亲捞水草、割青草为养鸭子，喂小猪；摸螺狮、河蚌为解决下饭菜肴；带回家的碎砖块积累起来为砌猪棚。父亲还在一处小河湾里围了个开小口子的圆潭（农民称之为鱼窝），放进由小划子运来的树枝荒草，过段时间，封潭口、去树枝、舀尽水，可以捉到些许小鱼回家。感谢小鱼儿，它使得我家茅草屋力竟然也飘出了美味的芳香。其时，我已回乡从教，除了假日可以给父亲一点帮衬，着实无可奈何，更何况父亲的辛劳，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呀。

1976年3月，父亲最后一次“坐”船，这次“坐”的不再是小划子而是大摇船（生产队有人藏匿了挂机船的摇把）。二哥说：“父亲坐惯小划子，摇船去归一苑归元，好着呢！”

1980年仲秋，刚卸任副部的杨司令偕夫人王璘（我母亲干女儿）乘小汽艇来到了我家，他们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连声说：“对不起，我们来迟了！”目送杨司令夫妇驾着小艇远去，我分明又见着了父亲正一桨又一桨地划行着小划子。(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