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刘家的基因传承
（一、家族传承）
刘姓家族不是澧阳平原的原著居民，其他至今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其他姓氏也基本一样，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的历史记载和湖广一带广泛流传的“江西老表”称呼，便是最好的历史解释。
江西填湖广的历史，最初的原因是由于战乱和灾难导致的人口锐减，这些战乱包括改朝换代、地方叛乱等。特别是在元朝末年，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使得该地区的人口基数不高，加上至正年间残酷的阶层剥削和元末农民大起义，湖北湖南之地几乎成了荒芜之地。除了战乱之外，经济压力也是推动江西填湖广的一个重要因素。元朝的统治结束后，湖广地区的经济破坏严重，加上种族等级划分的生存压力，整个湖广地区需要大量的移民来进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清时期的人口迁徙主要由政府组织，是一种强制性的迁徙，迁徙后，绝不允许返回故土！当年，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后，为了恢复生产和削弱地方宗族大户的需要，也是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更是对湖广地区人口锐减的一种调剂，明太祖朱元璋下达了命令，命令江西大批量的祖籍居民百姓搬迁到湖广一带地区安家落户，开始了大规模的江西填湖广的运动。据史料记载，仅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出的移民就达214万之众。
除了由当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序移民运动之外，江西填湖广的过程中也有民间自发的迁移。例如，在明朝末年，由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在德阳地区作战频繁，当年的清朝统治阶层也下过诏书，让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被迫离开故土开始迁徙，民间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江西填湖广的移民路线主要是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的。进入湖南以陆路为主，而进入湖北则以水路为主。移民们充分利用了长江、汉水交通动脉，先选择鄂东定居，然后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至于我们刘姓家族的祖辈，是顺从了“当朝政府强行组织的迁徙”运动、还是自主的从江西祖籍之地迁徙到湖南澧阳平原；是从哪一辈什么时代开始、走的水路还是陆路迁徙到湖南澧县，因没有确切的凭据和历史记载，已是无法给予准确的判断。仅据祖辈们的口口相传和相关历史文献查询、从祖辈口所说的“江西杨树弯”等叙述中，可以基本判断的是，我们的刘姓先祖来自于江西，他们开始迁徙的出发地，是江西吉安杨树弯的某一棵大槐树下。
在江西，我们刘姓家族应该不属于当年那一带的豪门望族！在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大迁徙运动中，豪门望族们为了既得利益，他们不会也不愿意自发迁徙，当朝政府更不会触碰豪门家族的利益、强行组织他们迁徙。历朝历代“被迁徙”的人口，绝大多数属于“中产低产甚至是社会底层”的那一拨人，应该等同于当今战争状态下的“难民潮”。
据说，我们刘姓家族从江西迁徙到现在叫作“湖南澧县城头山镇玉皇寺村”区域的时候，只有刘姓俩兄弟。他们俩兄弟挑着担子来到这处当年尚属于洞庭湖西隅的一角，在湖南这处当年几乎是荒芜之地的土地上“插草为标”、艰难的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开始了我们刘姓家族在湖南澧县这块土地上的繁衍生息。
在澧阳平原这块土地上，我们刘姓家族族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现在已经是“枝叶繁茂”！从江西迁徙过来时的俩兄弟，如今已然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刘氏家族群体，刘氏大家族成员逞“几何倍数”式增涨。按族谱辈份的记载与口口相传，从最初的“孝友和平”到如今我们所熟知的“玉厚清廉慎”，乃至于“模范超群伦”字辈中的“模”字辈份的后人已经是遍布澧州大地。
刘氏家族的我们这一支族人，依稀可以追溯到的历史痕迹和生活遗迹，应该是从刘氏家族的“友”字辈份开始。我们这一家族中的“友”字辈与“和”字辈的坟茔，应该都在老家的“大坟岗”;与群力村交界的“大坟岗”坟茔群，在新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遭到破坏已找寻不到遗迹而不复存在。“平”字辈“玉”字辈及“后”字辈“清”字辈那几代先辈们的坟茔，至今分部在“三斗丘”那一带，我等见到过的、或是听说过的、或是祭拜过的那几处尚存的祖墓便是最好的佐证。
到了“友”字辈那一代，我们这一支刘氏家族，应该是有些资产的，也就是说，还有一点可供支配的田产。拥有一定量田产与地契，便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亦是那个时代家族富有的象征。与当今的社会认知不同，“房产、车辆、股权”等当今流行的“富足”身份标识，并不是我们先辈那个时代的“流行资产”，田产与地契，应该是那个时代我们先祖们的孜孜以求。
我们这支生活于澧县车溪的刘姓支族，可以回忆起名字的先辈，应该可以从“刘和银”那一辈人开始。祖宗刘和银的父辈那一代人，家族人口应该不少，应该是最少有几兄弟的存在。到了他们那一代，田产与地契应该是“遍布”了澧阳平原。据祖辈父辈们“不经意间”的口述与他们“生活碎片”的归纳整理，依稀可以“基本估计”的是，除了我们的祖居地之外，在澧县毛家岔、涔北、彭家厂、梦溪寺等一带就应该有我们祖先的田产，他们那一代，为了田产的管理与耕种的方便，曾进行过家族人口的“分支与迁徙”。
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在雷公塔涔北村，至今生活着一群与我们“有可以考证”的、有着基本相同的“血脉基因”的刘姓居民；他们那一支人，之所以从车溪迁徙到雷公塔涔北村，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为了田产的继承。家兄刘年广曾经在雷公塔生活、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曾亲自与雷公塔涔北村刘姓居民家族成员当中的一个从事教师职业、名叫刘清东的当地小学校长，有过密切的“生活交集”，见到过几个与我们的祖父、甚至我的父亲体形面目“极为相似”的几个刘姓老人，家兄在雷公塔因个人家庭喜事办酒席的那一次，雷公塔刘姓家族的少数几个，还曾出现在酒席的现场。
我们的老祖宗刘和银，终生未育无子嗣，为了家族的“香火传承”和资产的继承，过继了迁徙到雷公塔涔北村兄或弟的儿子到车溪祖籍之地“继承门户”，祖宗刘和银从本家兄弟过继过来的继子名叫刘平柱，他便是我们这一支刘氏家族可以考证的“血脉源头”。自那以后，我们的“血脉源头”祖宗刘平柱，彻底在我们的祖居之地澧县车溪“生了根发了芽”。他终生养育有五男二女，五男依了出生次序分别叫作：刘玉乾、刘玉维、刘玉整、刘玉国、刘玉家；两个女儿成年后，分别嫁到群英本组的彭家和澧阳高庙的罗家。
他们五兄弟中的刘玉乾和刘玉国兄弟俩，现在我们习惯称他为“大房”与“四房”，他们俩都未留有子嗣。大房刘玉乾终生行医未育；四房刘玉国，按如今较为流行的评价，应该属于“游手好闲”之辈，据说，先辈刘玉国学习过“阴阳八卦”，是个“阴阳先生”，应该是个典型的以吃百家饭为业的主，终生未婚。“三房”刘玉整，因在群力村的云家铺经营商店，后举家迁往群力村云家铺居住，终生只育一子，一子娶妻杨氏，留有子嗣三子一女。“五房”刘玉家，与先妻育有一子名叫刘后德，与第二任妻子唐氏育一子一女，分别是刘后贤、刘后菊。
我们“血脉相承”的姥爷名叫刘玉维，是这一刘姓支族的“二房”，还是一名晚清时期的秀才；他年青时，曾和本地同宗族的兄长刘玉山共赴武汉参与科举考试时，恰遇辛亥革命暴发、从而无功而返。归家后不久娶妻严氏，先后育刘厚秀、刘厚栋一女一子。他们所育长女刘厚秀，成年后嫁临近的群力村陈家，终生养育三子一女，三子分别是陈克跃、陈克飞、陈克岩，女儿陈克兰。
当年，刘、严两家是本地相邻的两个大家族，都是养育有五男二女，姥爷与姥姥的婚配堪称当时的“门当户对”。我们的姥姥严氏在姥爷刘玉维过世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过着稍显“揪心”的日子；姥爷刘玉维因病离世后不久，刘氏家族其他四房认为严氏年轻会“下堂”改嫁、“二房”家资早晚不复存在，也有过“家族资产重新分配”的打算。但姥姥严氏的“护犊”心思迫切，且娘家家族庞大、家族势力太过强硬；另外，姥爷的父辈刘平柱也出面干涉，姥姥严氏才不至于被迫“下堂”改嫁。
自此次家庭变故之后，姥姥严氏的农忙季节，大小农田事务基本依靠娘家严氏家族帮扶，有时也得益于先祖刘平柱的督促其余几家兄弟帮忙。姥姥严氏闲时操纺制手艺，所得收入以资家用，她在她儿子成家之后患上了精神错乱的疾病。她的晚年时期，也“享受过了”我祖父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孝道、“见证过”重孙女的顽皮、享受过重孙“膝下承欢”的欢愉(据了解，姥姥严氏在世时，应该只有1957年出生的大姐刘月英一个重孙女）。不久之后，姥姥严氏于新中国大跃进时期因病离世。
我们的祖父刘厚栋，出生于1917年8月；他一生命运多舛！年轻时代因遭受家庭的重大变故，营养“没跟上”而造成暂时性的体形较矮，一时间难以娶妻成婚。我们的祖母柏远高，出生于1916年12月，她原本祖居地是澧东十回港，后随家人举家迁入安乡杨树潭居住，祖母的原居地澧东十回港有刘氏家族两支族，因柏、刘两家相熟，通过族人的介绍而与祖父成婚。他们俩婚内于1937年3月10和1944年腊月先后育有刘清龙、刘清圣两兄弟，刘清龙便是我们的先父、刘清圣是我们的叔父。
我们的祖父老年时命运更为“恓惶”，他先后于1982年5月承受过老伴因“脑溢血”离世的不舍，于1988年1月14日承受过大儿子刘清龙因“肝腹水”撒手人寰的万般无奈，于2003年6月5日承受过大儿媳王先兰因车祸离世的悲痛等等，遭受过诸多的人间创痛之后，他于2005年7月的某日夜晚，因突发陈旧性心脑血管疾病，从他生前就职过的大堰垱中心医院转诊后病逝于澧县人民医院。
在我们老家一带、在我们老前辈的相传中，还有我父亲属于“大房”、曾过继给了“大房”继承了“大房”的衣钵之说；也有因“四房”的遗物、一个古老的“罗盘”遗留于叔父手中，我们应该属于“四房”后辈的争论。不论哪一种传说，都应该离不开一种古老的家族传承，那就是，哪家看起来更有“出息”、哪个后辈更有“发展潜力”，长辈们寄与的“厚望”就多一些、得到的关爱就浓一些！我们的祖父，是“厚”字辈当中，是唯一系统读过书的人，是个有着丰厚知识贮备的人才，更是一个孝心满满的人！在“厚”字辈那一代成员当中，祖父能够得到他们的上一辈、尤其是没有子嗣的长辈们更多的关爱与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文化基因）
我们的“血脉源头”祖宗刘平柱，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与当时同时代的人相比，在孩子的“投资”与教育管理事情上，他还是具备了一点“远见卓识”的！他让他的老大刘玉乾学习了医术、老二刘玉维进了学堂、老四刘玉国学习了“阴阳八卦”，让孩子都学习和掌握了一定的生活技能、教会了他们生存的手段，就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算作是一位很是了不起的父亲！
据相传，我们的姥爷刘玉维，曾和本地同宗族的兄长刘玉山赴武汉参与过晚清时期科举考试。据了解，他们的此次行为，应该可以算作我们刘姓家族的一次“壮举”！
据查阅相关历史资料，清朝的科举考试分童子试与正试；其中童子试又分为县试、府试、院试，这其中的院试属于各省的考试，每年的二月进行，院试考取通过了，就等于考上学院可以从国家仓库取得禄米成为国家所养的士子，被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之后才能参加正试；而正试才是国家派考试官的考试，包括乡试、会试与殿试，其中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会试考中者称为贡生、第一名为会元，殿试考中者称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只有连续考中解元会元与状元，才叫作“连中三元”。
我们的姥爷刘玉维就是晚清时期一名有资格参加国家正试考试的秀才，也就是说，他是一名参加并通过了几次考试、“饱读诗书”的人，他只是时运不济、赴武汉欲参与科举“正试”时恰逢辛亥革命暴发、才无功而返，因“不得志”而郁郁终生。他是秀才，具备了“可以从国家仓库取得禄米”资格，至于他是否真正享受过当时秀才的政府待遇，到现在，我仍是“不得而知”！从刘氏前辈们的口中，有人说他享受过俸禄、有人说他终生没有享受，虽然众口纷芸，但到现在、因无从考证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我们的刘氏前辈、姥爷刘玉维的大哥刘玉乾，是他们那个时代、我们老家那一带颇有“名气”的老中医，他终生“把脉问诊”、诊治好过不少的疑难杂症而名噪一世。他也培养过几个“流芳后世”的徒弟，我们的祖父刘厚栋和祖父的本家兄弟刘厚强、刘厚槐等解放初期的知名中医，皆是师承于刘玉乾。他们几个，为解放初期澧县的医疗水平建设，作出过较为重大的贡献。至于刘玉乾较为“出名的徒弟”只有刘氏家族的“三兄弟”，其中的缘由，恐怕只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知道，更多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应该可以归结为“家族传承”吧！至今，在我们老家那一带，尚流传有“我们是中医世家”的说法，证明除了“玉”与“厚”两代人之外，我们刘氏家族以前的成员，还有行医者的存在。
我们姥爷刘玉维的至亲堂弟刘凤翼，也应该是个读书之人，他的“在生”人生轨迹，与我们的祖父有过“太多的情感瓜葛”。他是雷公塔涔北村人，也就是我们“血脉源头”祖宗刘平柱的出生地，是刘平柱的亲侄儿。刘凤翼牺牲前，是一名教师，他生前所任职的学堂位于现在澧西街道水莲社区村部、我们称作为“和平小学”，离我们老家仅仅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在我们老家那带，至今还流传有刘凤翼传奇人生的传说，刘氏老一辈人叫他为“凤骄”、也叫他“凤翼”；可能因为我们老家一带也有把表示辈份的字放在姓名最后的习惯，刘凤翼最初的姓名应该叫“刘凤玉”；后来，可能因“翼”与刘氏排行“玉”字谐音，最大的可能应该是为了从事革命工作的方便、为了不至于连累到家人，他在《澧县革命老区发展史》等史籍中留下的名字叫作“刘凤翼”。
先辈刘凤翼，对我们这一支刘姓支派的文化基因传承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祖父刘厚栋是他的“义子”。因刘凤翼的掩护身份是教师、平时的活动场所在和平小学，他平常与他的叔父、我们的祖宗刘平柱及其他家人往来很频繁，便把他叔父的长孙、我们的祖父刘厚栋认作了“义子”。当年，作为教师，刘凤翼应该尽到了些“义父”的责任，给予了我祖父诸多关于“读书学习”的言传身教、给予了太多的文化传承的影响。
我们的祖父读过书、且有系统的中医医学知识贮备，关于这点，我们是毋庸置疑的。学习、增加知识贮备，几乎贯穿了祖父的一生，让我震撼的是，为了与时与时俱进、与国际医学知识接轨，在六十多岁高龄时的祖父，竟然开始自学英语！祖父自幼时，随他伯父刘玉乾学医，后考入临澧合口医生学校学习深造并取得从医执业资格，也曾南下益阳卫生学校学习、取得从医相关医疗资质。他的这两本基本古老的“毕业证书”，在他2005年因病身故之后，作为我们家族的“精神遗产”，现保存于叔父家中。
因为家庭的重大变故与世局的影响，我的父亲是没有上过学堂、念过多少书的，由于祖父基本是常年累月不在家，父亲从小便下到农田干农活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即便是那样的家庭环境，在父亲的支持下，叔父是进学校读过书的，叔父曾随祖父的工作地，远赴现津市渡口镇的学校学习。青年时，在祖父的“运作安排”下，叔父也曾获得过那个时代“特别令人向往的顶班上岗”、在大堰垱中心医院就业工作的机会。
到了我们这一代，祖父那是相当支持他的孙子们进学校读书的，他曾对着他的后辈们当面说起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新中国七八十年代，为了支持他的孙子们读书、跃农门，然后实行阶层的跨跃，祖父甚至不惜“自掏腰包”、从他并不多的工资津贴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对他的孙子们实行了读书“学费补贴”制度。那几年，每每到了开学季，祖父便会笑颜如花的骑自行车从大堰垱回车溪老家、给他的孙子们送学费。资助学费的标准，基本按“小学2元和后来的5元每人每学期、初高中乃至大学20元每人每学期”额度执行并坚持了十多年，几个孙子每学期的学费补贴总额，在那个工资水平年代，也是占去了祖父年收入的很大份额。
也许，令祖父稍感遗憾的是，他的“进学校读了书、享受了学费补贴”几个孙子中，只有我们兄弟两个没有辜负祖父的期盼，我们兄弟俩先后于八十年代初期和晚期，先后考入大学、基本“全额”享受了他的学费补贴，弥补了他的后辈们要“跃农门、转换身份、实行阶层跨跃”的夙愿。如今，我们的后辈们基本都是“上过大学、有了大学文凭”的现状，应该也是基本延续我们家族的文化基因的传承。
读书学习，提升自身素质，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致力于自身奋斗，这应该才是我们家族文化传承的真谛！
（三、红色基因）
在澧县这片红色热土上，在澧县的红色革命老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刘氏家族的先辈们，跨跃百年，传承了“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基因，他们努力拚搏，不屈不挠自觉肩负起历史发展的使命，在澧县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太姥爷刘平柱的亲侄儿、姥爷刘玉维的堂弟、祖父刘厚栋的堂叔父与“义父”刘凤翼，就是澧县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与澧县早期的革命英烈。据澧县的历史资料记载和我们老家那一带刘氏前辈们的口口相传，同时，综合他所身处的历史背景推断，我们的祖辈刘凤翼是读过书的，也应该接受过他那个时代的新式教育，他先是被新思想武装了头脑，然后投身于革命阵营。
《澧县革命老区发展史》记载，中共澧县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最开始是以学校为据点开展党建活动。1925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回国的罗宁，受中共湘区委派遣，回澧县开展党的创建工作。罗宁的公开身份是由国民党省党部派遣回县的国民党员，时任澧州镇守使的贺龙在州署接见了他。罗宁谦和于练，喝过“洋墨水”，一向求贤若渴的贺龙对其非常敬佩。又恰逢当时澧县中学堂(1923年由澧州官立中学堂改名为县县立初级中学，称澧县中学堂)校长空缺，贺龙让罗宁接任。罗宁就职不久，中共常德地方组织安排来澧开展党的创建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立新也很快来澧，澧县党的创建工作由此开始。
罗宁的澧县中学堂的校长职务和受国民党省党部委派的“特殊”身份，对其开展党建活动十分有利。他与李立新在澧县成功组织了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活动，为工作开展走出第一步。澧县中学堂占城西一隅，与闹市区相距较远，并与新建的澧阳公园相连，环境隐蔽。他们以此为据点，以九澧女师、澹津高小、兰城高小等学校为活动基地，与在校执教的共产党员唐伯涛、张峻一道秘密开展党建工作，以师生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分子作为重点引导和培养对象，从他们当中开始发展新党员[注：中共澧县支部成立记载于中共澧县党史办《中共澧县地方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P13;中共县组织史资料编写组《中共澧县组织史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P32]。
我们的先辈刘凤翼生前的职业是老师，他生前所任职的和平小学距离澧县县城不远，也就是说，离当时的澧县党组织活动中心并不遥远！也应该就是那个时候，他开始接触党的先进思想、提出申请并于不久之后加入党组织的。
据澧县史料关于他的记载和对《土地革命时期澧县中共组织分布图》的分析，当年刘凤翼党组织关系所在的中共邓基庙支部[据中共澧县党史办《中共澧县地方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P65－P66记载：出了叛徒的中共车溪支部吸收多名新党员,推选王世钧任支部书记,并更名为邓基庙,代号“邓基彪”]，其原址就设在车溪干河东北部清泥潭一带，他于1928年6月在车溪与水莲交界的资家河一带被西一区巡夜的团丁发现并被捕，史料所称为“三名新党员一同被捕”。从这些史料信息中，可以基本判断的是，我们的先辈刘凤翼入党时间应该为1927年或1928年初期！中共澧县党组织的党建活动，从1925年5月罗宁回澧县开始，从时间轴上看，刘凤翼应该可以算作是澧县早期加入的、为数不多的本地党员之一。
由于受到了新式教育思想的影响，我们的先辈刘凤翼，他开始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时间，应该比他接受党的教育、加入党组织的时间更早！
1926年，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明确要求取消团防、建立农民自卫武装。不久，中共湖南省委、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必须使农民得到农村政权，并组织农民自卫武装,以镇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同时，国民党省党部函告各县党部,“将各地枪支一律交农民协会，编练农民自卫军”。中共澧县部委按规定在组建县农协、县工会的同时，建立自卫武装。全县基层党支部发动21个区农协、500多个团(乡)农协，采取改编和新建武装的办法，组建起自卫军、自卫队、梭镖队、马刀队等自卫武装，人数达5500多人，规模较大的有7支！这其中，北四区（现澧县盐井、复兴厂一带）刘凤翼80多人的梭镖队赫然在列！
在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长沙马日事变、常德敬日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大革命失败。我们的先辈刘凤翼在中共澧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又自觉投身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之中，以下几处澧县的史料记载，更是彰显了他坚持革命，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与敌人周旋的大智慧和对党忠诚的矢志不渝。
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之后，随着红军转战，澧县党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发展。西北部先后建立起皮楚卿、余月初、马溪郑坪、马溪碧溪、火连坡长茅岭游击队，共710人540 支枪、东北部建立起刘凤翼、邹资生两支农民自卫军及梦溪工人纠察队共430人、330 支枪。
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刘凤翼农民自卫军、周渡区委暗杀队，恢复起来的垱市、王家厂、梦溪三支工人纠察队，痛击“清乡”的反动武装，大灭敌人的器张气焰。为举行暴动组建的北路农民自卫军、垱市暴动队，策反的垱市团防局，隶属湘西特委、澧县县委管理的短枪排，都为澧县以后发展革命武装提供了可循之路。
1927年8月中旬，在中共澧县县委、县军委召开多宝寺会议后，中共梦溪支部多名共产党员下到区、团(乡)贯彻落实开展武装斗争的精神。刘宗喜等5 名共产党员到彭家厂整顿、壮大刘凤翼农民自卫军，不久聚集 80 多人（《中国工农红军在澧县》书中32页记载为80人10支枪）。
1927年9月，已公开投敌的熊伯范，指派手下北四区团防局队长彭维达、班长陈友贵带兵捉拿农协委员长刘凤翼。团丁刚到，刘凤翼的伯父、农协会员刘楚平（是我太姥爷刘平柱的亲兄弟）按约定鸣锣报警。农民自卫军及农协会员听闻锣声遂持长矛、大刀、锄头、木棒，从四面八方涌来，将团防武装团团围住，奋勇发起攻击。队长彭维达和班长陈友贵顷刻丧命，其余团丁夺路而逃。激战中，刘楚平中枪牺牲。经过整顿的农民武装，取得武装暴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记载于《中共澧县地方史(192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P62、P54]。
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造成“赤色恐怖”声势，以打击敌人反动气焰，积极响应贺龙周逸群于1928年2月在澧县召开的彭山思王祠会议精神，1928年6月的某日，身为中共邓基庙党支部宣传委员的刘凤翼（他的宣传委员身份，由健在的刘氏宗族长辈口述），带领云志龙、杨子亚二名共产党员在晚上张贴标语，从车溪河沿大路一直贴到澧城北门外的天主教堂(共20里)，黎明返回资家河桥头。第二天早上，人们起来看到大路两旁的树上、房屋大门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互相奔走相告，“共产党又打回来了”的消息一下传遍十里八乡，令反动派十分震惊。不幸的是，刘凤翼于当日凌晨被西一区巡夜的团丁发现逮捕入狱[“一夜张贴 20里红色标语”的记载，见中共澧县党史办、灃县民政《灃县英烈》(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P71]。
刘凤翼被捕的时间可能与澧县的史料记载稍有误差。据我们那一带刘氏前辈口口相传，在外张贴传单的一行三人被团丁发现后，在返回到资家河桥头时，三人随即被捉住，只有刘凤翼挣脱逃走、从资家河涉水过河垱来到了我们的祖居屋场，先期藏匿于后面偏屋的柴火堆内；在听到追捕团丁的脚步声越来越大之后，怕连累家人，刘凤翼赶紧把一叠尚未张贴的宣传单藏匿于柴火堆下，只身又逃向资家河方向，准备再次过资家河垱时被捕。他的被捉、挣脱逃走、藏匿、再被捕的时间，有人说是上午、有人说是下午，因年代久远，也是没有更具体的定论。
至于刘凤翼遗留于柴火堆下的那叠传单，叔父和家兄都亲眼见到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祖父祖母怕受连累销毁过一些，还有一点保存于叔父家中，直至2005年祖父因病离世之后，那些“发黄的薄纸片”，被我的叔父婶娘认定为祖父的“遗物”已一起被烧毁而不复存在。
在我们刘氏家族中，尚遗传有这样的传说，先辈刘凤翼挣脱逃回到他的亲叔父家庭住地时，他的叔父刘平柱也因事外出不在家、其他的几个堂兄弟中唯有最小的刘玉家在现场，但刘玉家生性胆小怕事，在团丁来刘家搜捕时不敢阻拦和与团丁纠缠，也不敢出大声喊叫、呼唤刘氏家族其他在家的家族兄弟们来现场协助阻拦，致使刘凤翼因势单力簿、慌不择路重返资家河桥头（距我们祖居地仅两里路，也就是他生前任职借以身份掩护的和平小学附近）而再次被捕。
据说，当时，刘凤翼在刘家屋场与前来追捕的团丁周旋时刻，他的族兄刘玉钢（晚清秀才、与我们太姥爷刘玉维相邀同赴武汉参加科举考试未果的刘玉山的亲哥）恰巧就在附近不远处的屋内，刘玉钢只是没有“听到动静”而没施援手；他的族兄刘玉钢生性好爽，曾散尽家财到武汉做过“夜皇帝”，彪悍胆大不怕事！如果当时刘玉家大声呼救，刘玉钢等其他在家的族兄弟一定会一起现身营救，刘凤翼可能会暂时逃过那一次的劫难！
据我祖父亲口叙述，我们的先辈刘凤翼被捕后，曾一度被关押于涔南曾家河监狱内。关于刘凤翼被关押期间的“惨状”，是我的祖父在世时亲口告诉我的。
我的祖父说，他八九岁左右的时候（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十一岁），他的堂叔刘玉钢（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家族叔父）曾带着他，以亲属的身份到曾家河监狱（属于当时的北一区团防管理）进行探视，见到过监室内带着脚链手铐和铁索穿透了锁骨的“义父”，虽然义父是受到了各种非人类的折磨而衣着破乱，但意志坚定依然精神不垮，见过其叔父家庭捎来的衣服等物品之后婉拒不收，还反复叮嘱其族兄刘玉钢，照看好他的未成年义子、不要让其下河戏水。
自此不久之后，我们家的“至亲”前辈刘凤翼便遭北一区团防局杀害于雷公塔镇涔北村。他的墓地，至今仍保存于雷公塔镇涔北村的某处农田之内。据说，刘氏家族在偷偷办理刘凤翼的丧事出殡的时候，是由当时尚年幼的祖父在刘凤翼棺椁前“抱的灵位”。
据我们的长辈们说，凤骄（应该是刘凤翼的乳名）成年后以教书为职业，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老家那一带活动，对我的祖父家庭，那是“照看有加”。现在，从时间上分析和推测，那时，他的叔父刘平柱（我们的太姥爷）的大家族还应该只有一个长孙（我的祖父刘厚栋）降生，他的堂哥刘玉维（我的姥爷）那时应该是已病重或是已经离世，因家庭的变故或其它原因，堂嫂带着两个尚幼的孩子正经历着一些“磨难”。刘凤翼生前所任职的和平小学，离我们老家（也就是他亲叔父的家）尚不足二里地，出于亲情或是社会责任感，他对我的祖父自然而然的亲近、并作为“义子”而照看有加，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澧县的史料信息和长辈们的口口相传，刘凤翼不长的人生轨迹并无婚配和子嗣的“蛛丝马迹”，他在有生之年，对我的祖父、他的义子倾注了太多的关爱与情感，单从这一点上看，我们的祖父应该是“受了些他的影响”、算作是“继承了他的部分衣钵”。
我们的祖辈刘玉乾，应该也对他的亲侄儿、也就是我们的祖父刘厚栋给予了一定的关爱，他把他自己终生积累的医术，对我的祖父应该是倾囊相助。祖父在青年时期，就能够独立行医出诊、并挣钱以支撑家业，应该得益于刘玉乾“手把手”式的示范与培养。
据祖父亲口说，因为有了“在澧县的‘跑日军’（在日本侵华时期，居民们为躲避日本军人在澧县一带抢掠的俗称）时期，牵着小毛驴云游四方诊治枪伤”的名声与独立行医出诊的经历，在澧县解放初期的一次冬修水利的现场，祖父被一位莅临现场的县领导“慧眼识珠”，被此领导“指名道姓”成为了当时的医疗小组成员、因而获得了从此彻底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机遇。祖父与我谈论这个话题的真正目的，应该是“现身说法”、用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来教育他的后辈，诠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人生哲理。
我们的祖父，应该是为解放初期澧县的医疗体系建设，作出过不可或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澧县的医疗体系应该是处于“百废待兴”的一个状态。自那次冬修水利开始，祖父便一步步进入了澧县当年的医疗体系队伍、甚至一度被赋予了“澧县卫生组第一副组长”（相当于现今县卫健局常务副局长）的重要职责。解放初期，澧县的区划被划分为九个区并建立了区公所相应的基层政府等机构，为了当年当地人民医疗卫生保障的需要，在每个区级政府所在地的集镇需要新建立地区人民医院。
当年，新建地区医院的重要职责，便落到了祖父的肩上。面对“毫无前期样板”可借鉴的困境，祖父几乎是“义无反顾”的全身心投入到了这项工作当中！据说，当年澧县的九所地区级的中心医院，祖父参与或亲自“操办”的筹建医院就达七所！儿童时代，我常常听祖母或父亲母亲的亲口唠叨，祖父年青时代，基本是“不顾家”，现在看来，应该是祖父那个年代“一门心思”投入了工作所致。
当年新建的九所地区级中心医院，至今仍在使用和发挥着她的作用，只是后来因行政区划的调整，进行了修整或更改了医院名称、添加了很多新的医疗设备，但其最初的模样一直都在！其中的那部分曾经“饱含了祖父辛勤汗水”的医疗建筑大楼，仍以一幅饱经沧桑的模样，见证着当年地区级中心医院的发展史。
按中国“男性干部职工年满60岁退休”的相关制度推算，祖父的退休年代应该是1977年的某月。因为具有丰富的“把脉问诊”临床经验和一定的中医理论知识贮备，我们的祖父在大堰垱中心医院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他旋即被大堰垱中心医院返聘座诊，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因本人记忆不精准的原因，也或是九十年代初期、中期），才正式的从“执业医生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我们的祖父，应该有更大更多“升官”空间的，只是因家庭资产、时局等因素的影响（新中国土地改革时期，因家庭人均田产超标，被划为“小土地出租”的家庭成份 ），祖父才“弃官”专心从医，用毕生近四十多年的美好时光甘愿于大堰垱中心医院的门诊岗位上，穷尽一生不唯名不逐利奉献于澧县的医疗行业；他几乎是用一生的时光,专注于中医临床医学知识并发扬光大，用心守护着大堰垱医疗片区的人民生命健康。
2024年10月搜集整理于澧县
澧县澧阳街道办事处刘氏后裔 刘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