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爱情的幻灭
乌托邦爱情的幻灭
程正渝
１９６４年春天，Ｗ县拖拉机站招收了一批新学员，其中有两位女学员，很引人注目。那时候边疆姑娘少，尤其是我们偏远的拖拉机站，更显得稀罕。
Ｌ身材壮实，红脸庞，大眼睛，剪发头，像宣传画上的铁姑娘，还是站上少有的共青团员。她不久当上了材料保管员。由于工作关系，我跟Ｌ常有交往。
Ｚ个头高些，一双大眼睛，两根麻花辫，说话轻言细语的。她分配到修理车间学修理，认真细致，进步很快，受到吴师傅的表扬。也是湖南老乡。一次我到乌市出差，她叫我到某工厂给她的原同事捎个东西。她随姑姑离开湖南老家到乌市，在那个厂工作，前两年被精简下放了；又随姑姑姑父（都是军转干部）来到Ｂ州，先在州农机厂当学徒，后又分配到商业局当理发员。她说，我不想学理发，就来这里了。
后来我又去乌市出差，她特地托我给她捎一件紫色绸布短袖衫，结果因为工作忙，我竟然忘记了。——好在她似乎并没有生气。(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搬宿舍的时候，她也在场，看到我床下的大樟木箱很沉，就说，“程技术员的箱子这么沉，装的什么宝贝呀？”我答：“有什么宝贝？就是我家留下的一些书呀。”她感叹道：“到底是大学生，这么多的书。”
有一回我到州城出差，她特地托我到她姑姑家去取一样东西。她姑姑热情地接待了我，还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番。
有一次在集体宿舍只有我们两人时，她一边低头织毛线一边低声说：“如果给我三百元，我可以把家里常用的东西都买回来。”——她说这样的话可能是在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拉得很近。可是，我当时却认为，她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因为那时《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都说“金钱是万恶之源”。
过了一段时日，她到我们宿舍，趁没人时，又轻声说了句：“如果给我三百元，我可以把家里常用的东西都买回来。”——再次证实她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合时宜。
后来又听人说，她在州农机厂当学徒时，因为跟电工师傅有“麻达”（１），被处理到服务行业学理发的。——尽管这明显只是流言蜚语，Ｚ还是淡出了我的视线。
Ｌ一直兢兢业业埋头工作，把库房里的零配件、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对生产在第一线的职工服务热情周到，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在年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果然是共青团员，思想红，工作好。
过春节的时候，站部给每个职工５公斤大米、２公斤大肉（２），我悄悄地拿到库房转送给她。推说自己住集体宿舍吃食堂，又不会做。她委婉地拒绝了。——这使我对她更为敬重了。
这事过后不久，我给她写了封短信，对她表达了爱慕之情。表示今后要向根子正、思想红的同志学习，有利于自身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改造。
我把短信折成纸条，在工作时从保管室的窗口递给她之后匆匆走了，心却紧张得砰砰直跳。
不久，她也借工作递给我一封短信，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工，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们首先要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来，然后才能考虑个人问题（３）。——那时《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也是这样告诫年轻人的。
这说明她并没有拒绝我，而是要求我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于是，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
那时谈恋爱多不是公开的。
从此我们不时地互递信件。
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终于取得回报，我主持制作改装的“犁—耙—播—耱”和“耙地—筑埂—播种—耱地”等复式作业机组取得成功，全县秋翻秋播取得好成绩。为此，我写的新闻报道《突出政治工作实行机农结合大搞复式作业Ｗ县秋播工作进度快质量好》在《新疆日报》得到刊登（４），当胡书记在全站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时，我看到Ｌ不时向我投来赞许而深情的目光。
会后，Ｌ悄悄对我说：“等‘四清运动’结束，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定下来了。”——我真是大喜过望。
那时“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政治运动已经在站上开展两年了，陆续批判了利用工余时间给他人焊盆焊锅修钟修表“发国难财”的高师傅、批判了账目不清的姚会计、批判了当过国民党军医的张医生等。我心里想：我刚离开大学，“四清”应该没有问题吧。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的一个夜晚，我约Ｌ单独会面，告诉他我将要到乌市出差一个多月，并向她倾诉衷肠，激动之下张臂想要拥抱她，被她委婉推拒，——我却从内心更加敬重她。
我那时自我陶醉于这乌托邦爱情之中不能自拔。来到乌鲁木齐东风影院看了苏联彩色爱情故事片《红帆》，更深深地引起共鸣。于是我和同去看电影的汽车驾驶员李飞华到二道桥民族用品商店各买了一顶兰色的苏式硬沿大盖帽、一双高统黑皮靴和一件皮夹克，模仿影片中的男主人公的装束招摇过市。这在当时那个着装整齐划一被外国人称作“兰色蚂蚁”的年代，也算得上是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之举了！不过，我们在大街上走了一趟之后，还是把大盖帽藏了起来，没有再戴。
《红帆》的男主人公也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但是他从小就同情劳动人民，后来背叛家庭出走，通过在社会底层的刻苦磨练终于成了一名船长。他实现了了一位长者的预言，用几百尺红绸缎做成帆装饰自己的大船，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驶向荒凉的海岛，向纯洁美丽的渔家姑娘求婚……
我想，我就是红帆船船长。我也背叛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跟“右派分子”父亲划清了界线；大学毕业后主动到边疆农业生产第一线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上了红色东方红拖拉机的车长，当上了有上百名职工的县拖拉机站的技术员；我也爱上了一位纯洁美丽的农家姑娘！
我到乌鲁木齐参加了自治区农业厅举办的“拖拉机不拆卸检查研修班”的学习后，又参加了自治区农机工作会议，我站在会议上受到表扬，被评为全自治区六个先进站之一。
出差一个多月回到站里，我还没来得及跟Ｌ照面，又恰恰轮到我“洗手放包袱”，——“四清运动”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在本单位的干部职工大会上，把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问题都谈出来，向党交心，并要得到与会干部职工的通过，才算过关。
我走上讲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认认真真地照着唸，偶尔朝台下扫一眼，发现Ｌ一反常态，总是低着头，不像往常我在大会上安排生产任务、讲解技术问题时那样，不时向我投来灼热的目光。
我首先谈到我的父亲在年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５），我随即向组织表示跟他划清界线。由于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和“重在表现”的政策，我才能在当年考上大学，受到党和人民的培养。
接着谈到，大学毕业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来到边城拖拉机站，先当上了一名拖拉机手，在生产第一线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职工评论时，我受到一致好评：“程技术员跟大家一起，在公社生产队开荒、犁地、播种、收割，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程技术员能及时排除机具的重大故障，说明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程技术员主持改装的播种机组，受到各社队的普遍欢迎。”“这次我们拖拉机站在全疆评得先进，程技术员是出了力的。”
主持大会的褚秘书见状，走到台前，大声说：“今天是程技术员洗手放包袱，不是评功摆好，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里。”——我的“洗手放包袱”算是通过了。也就是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过关了，如此顺利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情不自禁地向Ｌ投去兴奋的目光，她却并不看我，脸上反而是阴沉忧郁的神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管怎样，我在“四清”运动中过了关，也就是说，我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是清白的，是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
——按照她的说法，我们的关系可以定下来了。
我急不可耐地在傍晚约见她。她在路口等着，见我走近，别过脸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你父亲是‘反革命’？以后别来找我啦，我们就此一刀两断！”说完快步走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呢？”我惊惶而空洞的声音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了。我还想说什么，却突然感到胸闷气憋发不出声音来，跟小时候踩断了树枝从树上摔到地下，动弹不得也喊不出声的感觉一样。
许久以后，我终于得知，１９６５年冬我去乌鲁木齐出差时，“四清”运动中组织上派人外调了我的有关档案，于是就有人议论我父是“反革命”，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可见我是个隐藏的阶级异己分子云云。
在接踵而来的ＷＧ风暴中，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在批判会上总能听到Ｌ尖着嗓门批判我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反动技术权威”、“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等等。
又过了许久，我得知Ｌ的父亲也有历史问题：早年曾参加革命，被“４▪１２”事件吓破了胆，当了逃兵。
丘吉尔说：“一个人三十岁前不追求乌托邦是没有良心，……
”
我那时才二十五岁！追求的是真正的乌托邦爱情：脑海里尽是学校里灌输的乌托邦理想，报刊杂志宣传的正统观念，宣传画上红脸庞大眼睛剪发头的铁姑娘；纸上谈兵一年多……
这乌托邦爱情，遭遇到阶级斗争雷区中的一颗“家庭出身”的炸雷，就灰飞烟灭了！
注：
（１）“麻达”，新疆方言“问题”之意。
（２）那年月居民凭粮票、布票、肉票等购买生活必需品；过年过节特供一些细粮、肉类等。
（３）“个人问题”是那时“婚恋问题”的统称。
（４）《新疆日报》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８日刊登了该文。
（５）后来我父得到平反改正。接着，我的父母解放前在上海加入民革，并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得到确认，随即办了干部离休手续。
２０２４.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