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越千年，今古共婵娟

—— 我读《<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近日将友推荐的《<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一文，读了几遍。梁衡先生在此文里高度评价了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他说：“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变，靠什么？靠它的思想含量：艺术思想、人格思想和政治思想。它以传统的文字，能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这里，梁先生反复用到了一个词——思想，我不禁想到了那句名言：惟思想不朽！

仔细的品读此文，我发现，虽然梁先生是从三个方面来谈的，但是首先谈的第一个方面——文章要达到三境之美，其实并不是他要表达的重点，反而是放到后面的人物思想的分析，才是他要说的重心之所在。这点，我们从他在第一部分末尾对比“道德文章”与“文人文章”的文字，特别是那句“弄清《岳阳楼记》的文章之美，还得从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很容易看出。倒也是，真正的大家文章，其文学之美是表像，是结果，充溢在文里的思想内核才是文章成为经典的根本。打个比方，这就像是玫瑰的树根和花朵的关系。阳光下花朵娇艳炫目，而壮硕的根方是花儿郁勃的源泉。

王国维《人间词话·三二》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其实历朝历代评品任何文学作品高下，都不会以“貌”相取，而是以“神”品论。所谓神，就是统摄全文的思想情感。最典型的，南北朝兴盛过骈四俪六的骈俪文。单从文字语言之外“貌”看，那些文章藻饰华美，“貌”似非凡。可是，点数一下，那类文章成为经典传到如今的有多少？又有多少能让人读后喟叹“是大家手笔”？究其原因，它们中绝大部分意少词多——词语堆砌典故泛滥，但是缺少发自肺腑的思想情感。而思想情感可以说是文学作品的骨、气、神。再华美的文字如果没有骨做支撑，缺少气来充盈，那就毫无神韵可言，就只是一堆绫罗绸缎、一把塑料花而已。这样的文章，纵然出众，也不过“句秀”，辞采精美罢了。而那些身为思想家、政治家兼具高超文学才能的大文章家的作品，却气象宏大，感慨深沉，有如李后主后期的词一样“神秀”非凡。神秀的文章有气韵，耐人咂摸。文章里看似个人的所思所感，却能反映超越个人的，带有某类人，某段历史时期的思想，甚至会有划时代跨空间的大意义。那思想，那情感，或许不能放之四海皆准，古今通用，却能在很久的历史时期唤起很多人的共鸣。当深沉宏厚的思想，悲天悯人的情感，得遇拥有高超的文学修养的作者，简直就是贤臣遇明君开创盛世，“三境之美”的神秀奇文便诞生，流传千古了。比如这篇《岳阳楼记》，只要世界还有国家之分，有贫富之别，我想它就会为那些心怀天下的仁人志士铭刻在心。

毋庸置疑，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确实够美，思想性，艺术性都是出类拔萃的。不过，读过后，我在想，为什么梁衡先生选择这篇《岳阳楼记》来分析“文章是思想的载体、艺术的表现。我向来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而没有选择其他的经典作品。因为我以为此文美则美矣，了则未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我认为还有更好的文章可以体现梁先生篇首所言的文学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比如，东坡的《前赤壁赋》。

《前赤壁赋》是中国文人共同的精神密码。文章亦是文人周知，备受推崇。它思想性和文学性的高妙，不仅为同时代的人认可，后人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引述几句古人评语——(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宋人苏籀《栾城遗言》：“子瞻诸文至《赤壁赋》，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

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六：“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

清人方苞：“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岂惟他人不能模仿，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如此适调而畅遂也。

而且我也用梁先生的评价标准，即表现高超的“文学美”、深刻的“思想美”，反复阅读分析，发现《前赤壁赋》其实也相当能体现这美文的标准。

首先、文学美

《前赤壁赋》呈现出三境之美，彰显了文学魅力。

《前赤壁赋》完美体现梁先生说的“如何为文”的要素：一文、二为、三境、五诀。

一文：文采之美。我们通过两例句来感受下。写月下江面“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言何其简练，而景何其真切。摹写洞箫声音，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使人若亲耳倾听，感同身受。并且这些句子语句整饬，音韵和谐，音乐美和绘画美兼具。

二为：这篇文章是为思想而写。这种思想还具有超越时空的深度和高度。文章虽不专为美而写，却自然而美，且简直美得不可方物。这俨然就像是“草圣”张旭的《肚痛贴》诞生啊，一时腹痛，发于笔端，信手写下，惊成精品。事后再写，竟难企及。无为而为，或许可以表达这美的诞生。还是方苞说得好，别人模仿不了，甚至坡仙自己也难以再为。

三境：所谓三境，就是形境、情境、理境。梁先生说必须达到这三境之美，文章才算是“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前赤壁赋》是否达到了呢？

这篇文章写景贯穿全文，最典型莫过第一段——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用语凝练而意境澄净开阔，几句话就把当时超尘脱俗的良辰美景形象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清风习习，水平如镜，明月在天，水雾清濛，天地澄阔，人景相融，这充满了诗情画意情景难道不是至境吗？此为文章“形境”之美一证矣。

此时此刻，浑然忘俗的东坡感觉自己“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山水放浪，月下泛舟，身心自由，灵魂宁静，他禁不住饮酒乐甚、扣弦而歌，此可谓“和悦之情美”。

接下来“客”畅叙感慨。（这其实是东坡托客在表现感性自我。）尽管他说的是个人情思，荷担的却是全人类的思绪情怀，真实地反映每个人或深或浅的内心忧愁。话说“唯有真情能动人”，吊古伤今，情动于衷，此可谓“幽情之美”。

后来苏子以清风明月论议“变与不变”，理性认识“须臾”和“无穷”关系，达观面对生死，让生命走出困惑纠结，圆融自适。这种生命观具有哲理意味，是庄子思想的形象体现，文章已经上升到了哲理之境。而且哲理表达美得超逸，此可谓理境之美。

五诀：梁先生原文表述：“……达到这三境的方法，我把它叫做‘文章五诀’，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体形象，有可叙之事，有真挚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还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识。”《前赤壁赋》全都具备，连《岳阳楼记》没用的典，它也有。

本文以“赋”名，具有赋的很多特点，对句，押韵，对话体。但是它又实为散文，行文放的开收的拢，体现出苏子“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散文写作特色，表达空灵澄澈，极富个性。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以为，《岳阳楼记》之典范，犹可学可超，而《前赤壁赋》不可复制不可学更无法超越。真是：此文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人间。

其次、思想美

<一>作品思想性

上面分析“三美”时提到《前赤壁赋》具有哲学的深刻思想。下面我们具体展开来看。

《前赤壁赋》文章写于元丰五年七月。此前那个曾经名动全国、受尽拥趸的苏轼，果然像他父亲在《名二子说》中所担心的那样，因才得祸，啷当陷狱。虽然赵宋开国立下“不杀文臣”的誓约，但是这个连文坛领袖欧阳修都自叹要退让的天才还是差点被杀。元丰二年年底（十二月二十八）他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被贬到偏远黄州，委婉点说还是官，直白点就是被地方官看管于监外执行的囚犯。这时期东坡身体饱受生活疾病之困，精神备受“亲朋无一字”孤独寂寞煎熬！此时的他，所经受的身心折磨和范仲淹比，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尤为糟糕的是，范仲淹尽管屡遭贬谪，其实还是被朝廷备用的，平时虽贬为地方小官，关键时刻还会委以重任。东坡不然，在黄州时，几近弃用，朝廷派人监管着他，穷养着他，言语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飞祸。难怪他的《初到黄州》写到：“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梁衡先生在《读韩愈》一文写到：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

他认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范仲淹亦是，范仲淹处逆时表现出了儒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耿介不屈，比如回写给梅尧臣的《灵乌赋》云“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那么东坡先生呢？黄州时这四种逆境他可都摊上了啊。他心态是属哪一种呢？细细推论，东坡先生其实对自己心志态度与范仲淹一样，矢志不渝。不一样的是他没有范仲淹一样直言疾呼个人胸臆。他是努力调适，让自己从困苦的围剿中突围，《前赤壁赋》这篇文章就是他在黄州调试自己时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表现出来梁先生说的第四境之“泰然处之”。思 想 越 千 年 ，今 古 共 婵 娟 - 烟波 - 枫烟斋

文章先写主客月下泛舟赏景愉悦，然良辰美景，“客”却萧声悲咽。原来，他是感慨人生须臾，宇宙无穷。风流人物，曾经多么轰轰烈烈，璀璨绚烂，最后成为青烟一缕消散了，薄雾一层蒸融了。事业纵成，却也难免为时间之浪淘尽湮没之结局（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那些建立雄功伟业的人物尚且如此，“况吾与子”有志不得伸，甚至含冤遭贬的人，又该如何自处呢？由此看，生命岂不虚无？岂不令人悲夫？试问，古往今来谁没有过这样的心理呢？史前史后，有几个能像庄子那样勘破生死鼓盆而歌？秦皇求方，汉帝尚道，唐皇崇佛，不都是想让生命长久，欲与天地齐寿吗？既然这种悲情任谁都会有，那么此时东坡个人幽情表达出的就是人类共有的情感。这就像李煜《虞美人》，虽哀叹自身之悲愁，却又不囿于此，而是承载了芸芸众生生命之无奈悲苦。

客人说的话体现的是作者内心感性的自我，表达的是生的价值与生的短暂和宇宙无穷之间直到目前也依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让生命有意义有价值，不虚无，这样的思考实在是有着深刻久远历史意义的。《岳阳楼记》告诉从政者该如何做官，但是做官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做官的方法思考了也不能解决普罗大众的生死观。但是处理解决好“客”考虑的问题，却会解决芸芸众生的心理纠结。他比如何做人如何做官更具有现实意义，哲学意义，这思想性比起如何为官来不更为高远深刻吗？

那么，如何解决“须臾和无穷”的矛盾呢？听了友人吊古伤今之感慨，苏子以变与不变之理劝慰——，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他首先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世界的变化。“变”与“不变”是认识视角不一样的结果。宏观看世界并没变化，微观上看，万事万物时刻变化，“变”与“不变”如苏子所言都是相对的。既如此，天地为逆旅，万物均如寄，何必兴七十羡千年之叹？因此不必哀叹纠结，顺化生死，“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清风明月（自然），“吾与子之所共适”。随缘自适，享受当下，足矣！

好多文章谈到本文时总说它消极。身处逆境，直言疾呼见心明志固然刚正积极精神可嘉，而水波不兴、泰然处之，实在更需要大胸怀大智慧。大江东去遇到高山，斗志昂扬以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中断天门雄壮可观，但是转向绕行再洋洋浩浩向前融流入海不可取吗？遇到山崖，跃身悲歌，纵名成千古，可是蜿蜒迂回，边滋润更多的生命、催生更多地美，边继续向前，就消极吗？当然不！

但，何以见得东坡真的是以另外的方式体现着“见心明志”“尽力有为”的呢？

读“客”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建立功业的曹公、周郎肯定、艳羡之情——

“（孟德）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

包括在这一年稍前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表达了东坡对英雄人物的景仰。“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的苏轼是想如他们一样建功立业“致君尧舜”的。无奈用舍由人不由己，自己现在还是戴罪之身。这种情形下，如果他像被贬潮州时的韩愈那般低头逢迎一下，无疑会很快改善情形。但，他是东坡，不是韩愈。悲天悯人、心怀天下的苏东坡，就坚持操守来说，一生亦可谓是“守死善道”。只是，他的道不是哪一家的死书教条，是真；他的守，也绝非拼死力谏。孔子亦有言：“道不同不相为谋”“（富贵）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东坡把自己的心从虞诈污浊官场中抽离出来，以保持其赤子之纯真。但，这绝非说碌碌无为，消极享乐。相反他遵从内心之真善，务实而为、尽力而为。其实东坡从政以后一直是积极地做事的，他到哪里，就惠及到哪里，完全就是地道的儒家入世务实的典范。大家看他在杭州徐州登州黄州惠州等地的作为就知道了。惠民政事他做而不宣，只凭天地为证日月为鉴，留与人心去评。逆境之中的他，没像范仲淹那样把自己的矢志不渝晾晒给天下人看，让人明白他仁义忠贞的冰心；他再不像韩愈那样原个道原个毁原个人原个鬼，表达自己“匡正天下人心”的强烈渴望；也不像欧阳修整篇檄文（《与高司谏书》骂奸臣出恶气，还让天下人感受到他不存芥蒂的畅达胸怀和硬朗豪迈的气节风骨。或许是聪慧的他看透了“高处不胜寒”的官场世相，与其不如吧。东坡尽管没有在仕途断崖处继续慷慨陈词直言疾呼，却在泰然处之的蜿蜒迂回中滋养制造了更多的力量和美。这就像当年红军避敌锋芒，迂回敌后，到陕北去一样。

当然，他也并不是完全不说自己的理想抱负了，他换了方式，基本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早在密州时，“乃泣而书”的《醉白堂记》中，他大赞从小就景仰的韩琦“生、死、穷达,不易其操”；到了1092年受了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替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所撰写的碑文《潮州韩文公庙碑》里，他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特别是1093年他在《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中恳奏：“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覆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这是他几起几落回到京中后的奏议。这些处江湖之远、居庙堂之高的文字例子，可以看出，东坡先生实在不是别人说的那样消极。经历了那么多，他并没有变得“乖滑无为”，相反他是在其位拼力谋其政，为国为民谋不计后果。这些不足以证明苏轼其实同范仲淹一样具有心怀天下的思想精神吗？

所以，难道能因为在《前赤壁赋》里没有慷慨宣扬自己的浩然之气，而是表达如何乐观豁达的面对生死就称其为消极吗？

<二>东坡人格之美

才情卓越的苏轼身上也体现着被梁衡先生极力赞美的范仲淹那种“独立、理性、牺牲的人格之美”。

纵观东坡一生，他行文行事都是遵从内心，不会为人左右。这一点表现出来甚至带有孩子式的任性天真。他只认“真”。也就是他的这一点，才几经遭受贬谪，保守派和改革派都不见容。我们可以简单通过引述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中一段文字来看他的为官“独立”——

……苏东坡立着呆了片刻。然后说：“臣虽不肖，但从不运用关系求取官职。”

读东坡所有的文字，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充沛的情绪情感。但是，这不等于说，东坡不理性。从他对于变法的态度我们能容易理解这一点。如果不理性，人云亦云，他不会反对改革派激进地变法；如果不理性，只受感情支配，他不会不惜与得势的保守派对抗，要求保留变法中合理的部分。他的支持与反对，全都源于对现实独立的理性的思考。而紧随这种独立、理性人格之后的，就是他宁肯遭受一贬再贬之苦，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肯低头俯就他认为不合理的东西。

翻阅史书，我们会发现，东坡并不仅仅是文学天才，他政治才干实际也是卓越的。仁宗赵祯曾言：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说他：“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他走到哪里都是政绩斐然。有职无职，官大官小，他都做利民便民的事情。比如杭州治理西湖，黄州禁止溺婴，琼州设立学堂，徐州修筑堤坝等等。但是，因为一直不得大用，所以空有宰相之才，也因此政绩不像别人那么显著。还有就是他能干吧，能又快又好地处理问题，就让人觉得他不努力，政治无为。更有可能是他的反对改革，让人认为东坡不思进取保守，维护什么阶级利益。其实际情形是这样的吗？

东坡的思想较为复杂，儒释道都有，但是我认为刘少雄老师说得对，东坡并不像林语堂先生说的以道为主，他骨子里还是儒家思想。他从小就立志要学范滂。贬谪之时他诗文里说要学渊明，其实内心深处，他并不真的想归隐，他想被朝廷委以重任，和曹公周郎一样建立丰功伟业。但是，他命运多舛，皇家赞他的才华，爱他的文章，政治上却摇摆不定，以至于他不能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那样建功立业。所以，他用其他的两种思想来帮自己调试理想与现实的所遇到的矛盾，使自己达到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这其实也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表现。这样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实在是为官为人之楷模。但是，在一些人看来，似乎东坡不够坚持没棱角，缺少纯儒那种“文死谏”的执着。他们没看到东坡东坡尽管没有在断崖处纵身唱出悲壮的歌，却在蜿蜒迂回中孕育了更多的生命制造了更多的美。实际行动中处处时时表现出的积极入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作为。那些作为会让我们看到生活里的东坡实际是积极务实的。

三、梁先生为什么选范文？

既然《前赤壁赋》文学性、思想性不比《岳阳楼记》逊色，苏轼的个人人格、政治品格不比范仲淹差，那么为什么梁衡先生如此高的评价后者，并以他为例来诠释呢？

单纯对比两篇文章、两位作者看来解不开这个题。我们换个角度，看梁先生推崇哪些人来寻求答案，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以他的历史人物散文集《把栏杆拍遍》为参考吧。我们列举部分这书里面写到篇章和人物对照：

《把栏杆拍遍》-----------辛弃疾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林则徐

《一个永恒的范仲淹》------范仲淹

《武侯祠前的沉思》--------诸葛亮

《读韩愈》-----------韩愈

《觅渡，觅渡，渡何处》-------------瞿秋白

《大无大有周恩来》--------周恩来

《这思考的窑洞》---------毛泽东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邓小平

《乱世中的美神》——----李清照

《二死其身的彭德怀》——彭德怀

作者写的这些历史人物，无不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刚勇正气是彻彻底底的儒家风范。品读作者饱蘸深情的笔墨，我们能得出结论：梁横先生敬仰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事业百折不挠矢志不渝，甚至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的人，赞美那些在积极与不幸苦难抗争能表现出情、理之美的人，特别是政治家。我推断，梁衡先生有浓烈的家国情怀，强烈的担当意识，也是一位忧国忧民入世务实的儒士，其人生理想亦应是与他笔下包括范仲淹在内的这些人物一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带着猜测，我去百度了梁先生的资料，无意间在一篇名为《梁衡先生的“三无”境界》里读到了他这样一则轶事：

（2006年）梁衡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有学生提问：如果有来生，你选择做什么？他答道：做官。于是引来台下一片哄笑。他接着解释说：“我敢于这样讲，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和身份已经不会被人误解为有什么野心。作为你们这些有理想的年轻人，如果确有此念也要敢于说出来，以便可以光明磊落地争做一个心忧天下，甘于奉献，经得起百姓评说的好官。”

好一句“争做一个心忧天下，甘于奉献，经得起百姓评说的好官”！它铿锵有力的宣告了梁衡先生欲有为于苍生天下的滔滔胸臆。

同时，我也发现《<岳阳楼记> 留给我们的文化思考和政治财富 》不是梁衡先生唯一一篇写范仲淹的文章，此外还有《青州说寿：一个永恒的范仲淹》《范仲淹研究理由》。在《范仲淹研究理由》梁先生提到三点：

理由之一，范仲淹的人格精神，至今仍光照华夏，我们还能从中汲取力量。

理由之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政理念是我们至今还在享用的一笔政治财富。

理由之三是他还难能可贵为我们留下了一篇政治美文《岳阳楼记》，在政治遗产之外又为我们平添了一份文学遗产。

把梁先生写范仲淹的三篇文章结合起来，再联系他其他的文章、其人其事看，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梁先生分析这篇《岳阳楼记》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是想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浩叹，震悟今人后人，激励志士仁人，来匡正仕人官宦啊。

我也读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评价梁衡先生及其作品的文字，他说：思 想 越 千 年 ，今 古 共 婵 娟 - 烟波 - 枫烟斋

梁衡是一位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

这段评价让疑窦全解，梁先生正是用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的标准在浩如烟海的古文卷帙里来遴选，终于选择出《岳阳楼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文学理想，表达他对国家、民族的忧心的啊。他和范仲淹一样是“满怀忧国之情”，具有“古仁人之心”啊。

返回来看，《前赤壁赋》的作者苏轼是为范先生、梁先生推崇的那类“古仁人”吗？毫无疑问，也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而且东坡幼年跟着母亲学习，他即“奋厉有当世志”，他曾经问母亲：“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那时他就立志与仁人“归”了啊。他如开挂一般的人生从乌台诗案开始转折，到后来的颠沛流离，是因为了个人的原因吗？不是！都因为国计民生。他的顺逆之境尽力而为丝毫不逊色范仲淹。那年应范仲淹的儿子之邀为《范文正公集》作序，已经56岁的东坡先生还陈言对范仲淹的敬慕：“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

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在《前赤壁赋》毕竟没有表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又沾染着道家的特点。文章并非政治美文，不谈政治，谈生命。《岳阳楼记》则不然，表达入世主题明朗之至，就是儒家典范的“忧天下致太平之意”（苏轼语），生死为国。从作者表达目的出发，两相比照，显然《前赤壁赋》不合乎需要啊。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前赤壁赋》不是上乘之作。就像，大家一直为村上春树陪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鸣不平。是春树作品不够好吗？非也！因为诺奖已经决非单纯的学术奖励，是有它的倾向性、目的性的。陪跑的、没入围的，不一定就写得没别人的好，只是作品不合评奖的标尺而已。而《前赤壁赋》恰好也不符合梁先生的“政治美文”的标尺而已。

可是，毫无疑问，无论是范仲淹，还是苏轼，还有梁衡先生，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文章都是留给后人的丰厚遗产。他们的思想不会随时光灰飞烟灭，他们的文章亦会如明月照耀千古！

补：

本文即将收尾时，闲阅林清玄的书，看到一首诗，很能揭示范仲淹、苏轼等人流芳不朽的原因：

如果镶嵌于黄铜上，

时间也将会抹去它；

如果我们兴建庙宇，

它们将会碎成灰烬；

但是如果我们工作于不朽的心，

并以道义敬谨之心，人类之爱，

一切美善来熏染。

我们所镌刻的虽无实体，

却能光耀万世。

—— 韦伯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