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晚年徐景贤的交往
经历过“文革”的国人，尤其是上海人，说起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即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相信大家不会陌生。而张、姚长年在中央，“徐老三”则成了上海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这位“徐老三”就是徐景贤。
“文革”前一年，年少的我曾在上海少年宫，听过徐景贤的文学讲座。那时的他作派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他写过通讯《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年轻的一代》、散文《生命如火》等作品。在我心里，他是个文化人。
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好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至少可以更有效地限制坏人；一个坏制度却能把好人变成坏人，或者让好人违心地帮着干坏事。史无前例的“文革”印证了这一点。
一时间，发动者号召人们造反、夺权，上演着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有着很强“党的组织观念”的文化人徐景贤，也从市府机关冲出来响应造反。
记得那是1967年夏天。我所在的控江中学，由于革命大联合搞得早，成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徐景贤代表市领导在学校礼堂讲话。在我眼里，依然清瘦白净的他却提高着嗓音、舞动着双手，嘴里的革命词汇一串连着一串；最后是举臂高呼：“革命小将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大家说对不对？”全场随即响起振耳欲聋的回应。也就在这时，才让我看到这位文化人，已经抺上了造反派的深深印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年后，我在寒风昂扬、哭声嘹亮的氛围中，登上火车去插队落户。当时工宣队师傅激动地挨着车窗通知：市领导徐景贤同志、马天水同志要来欢送革命小将！我坐在车厢里木然无语，那种远离亲人的悲伤正在内心蕴酿，哪有闲心去关注徐景贤们？
正当徐景贤们“无限风光在险峰”中夺权掌权时，我和知青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战天斗地，恰似“两股道上跑的车”，毫不相干。
后来，审判“四人帮”了，才重新关注起徐景贤。那时在大学里不容易看到电视。正好同寝室温良在吉大隔壁的兽医学院认识人，每晚跑过去看。尽管没几个镜头，但还是让我看清了站在审判席上的他：和十年前相比没了神采飞扬，多了满脸晦色。
此后，徐景贤从我的生活里销声匿迹。
世间的事有时就是巧。20年后，在一次朋友聚餐时，竟然与徐景贤同了桌，座位还紧挨着。
这时的徐景贤，佝偻着背，全然失却了原有的挺拔（后来才知道，原一米八的个儿，缩小成一米六几）；走起路来一蹶一拐，是严重关节炎所致；眼睛凹陷得很深，拉长了的整个脸显得又瘦又瘪。然而他却是热情洋溢，满脸堆笑，虽说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但声音清晰，思维敏捷。当他知道我是搞房地产的，便询问了许多有关房子建造、销售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带了本自己写的策划小册子，便随手送给了他。可我心里在想：他也不过是逢场作戏，没话找话而已，对策划之类感兴趣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也就过了没两天，徐景贤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读完了小册子。接着问道：“想请教一个问题，判断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主要依据的是啥？”我说：“是地段，也就是土地价值高的房子，就这一项核心和关键的指标，决定了该房产的基本价值。”
“哦，这就像购买数码相机首先要问像素，购买钻石首先要问几克拉，购买音响要关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他一连说出了这么多形象通俗的比喻，不愧是学问人。
最后他谦虚地说：“你的策划书写得很有文学性，给我补上了一堂建筑营销的课程。”
就这样，一本小册子成就了我和他的第二次第三次接触。虽说他过去担任的是党务工作，但毕竟是在工商业发达的大上海，加上他的聪明好学，所以，对于城市规划、环境营造直到建筑样式、市民需求，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我和他有了不少共同语言。
虽然有共同语言，但毕竟他有造反的历史与那十八年牢狱的污点。因此，我不想走得太近。他家住天平路，我路过多次，均没有登门。徐景贤为人好客，有一次他让我上楼喝杯茶，我推托着没上去。其实，那时他已经是个公民，我这有色眼镜戴得是不是很没道理？
因为十年“文革”，对于我是一个惨痛的回忆。可是，时至今日，还没将文革真实面貌完全公示于众，那这段历史在我心里更不能划上句号。
可惜，有资格说清“文革”的，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片言只语便撒手人间。徐景贤说，他屈指算算，也没有谁能够挑起书写的这副担子。于是，他反思，他忏悔：他向剧作家、演员认过错；他向普通市民、青年学生道过歉；他不怕触及禁区，他要将一个自己知道的真实的“文革”完整回忆起来，这是他心灵上的一次洗礼。经过几年的案头准备，写成了一部回忆录：《十年一梦》。
这本《十年一梦》，让他剖析了自己“愚忠”的一生，重新让自己的“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
我读了两遍《十年一梦》。由于是作者一人的回忆，不免有它的局限性；但作者勇于反思的精神，却让人耳目一新。我开始关注、接近了徐景贤。
十年“文革”，是在把一个民族不断地推向野蛮的深渊：那是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的全面倒退。期间，上海的“徐老三”，也曾经书写过推波助澜的造反宣言，也曾经组织武装民兵“誓死保卫党中央”。正如俗话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外无不如此。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却诱惑人走向肮脏。
确实，徐景贤在“文革”中做过不少“肮脏”的事，但他也曾展现过“高尚”的行为。
“文革”中，他一人“得道”，亲朋好友并未“升天”。连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插队好些年，他也没让调回上海；亲戚中有人想参军，他也不给开后门；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倒马桶倒了数十年，没煤气卫生设施，他也始终没有改善父母的住房条件。
一次闲聊。作家程乃珊告诉我40年前的一件事：她的一位同事早晨骑车上班，不料车身擦到了旁边行驶的小轿车后轮部位，这位同事赶紧刹了车，幸好人没摔倒。这时，从小轿车里下来了徐景贤，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弯下腰来看骑车人的双腿受伤了没有，并且一个劲地赔礼道歉……就这样一件小事，让大家对徐景贤有点肃然起敬。
也有我亲眼所见的。一次聚餐，在饭店门口的垃圾箱旁边，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贤弯着腰吃力地拾起一只只塑料瓶将它扔进垃圾箱里。一个小动作让我看到他的良好品质。
因“文革”犯有罪行，徐景贤1976年10月被逮捕。但由于他交待清楚、态度主动，尤其是他恪守“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原来估计接管上海“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将十分艰巨”，为此组成了有17名省部级、58名司局级的强大阵容；但接管的实际过程却非常顺利、平稳。这其中不能抹杀徐景贤等人服从与配合的作用。
法庭准备对他作出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将马天水作为上海的首犯判处18年徒刑。谁知马天水突发精神病，不能判刑。但上海是“四人帮”的重鎮，要落实一名首犯须重判。当时上海还有一位市委女书记王秀珍，原是一名工人，文化水平有限，让她充当首犯说不过去。故首犯的帽子就落到了原本不予起诉的徐景贤头上：判了18年。
徐景贤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屡屡说起：要不是家庭的温暖，他是无法熬过那漫长的牢狱生活；而他的家人顶着常人无法想像的压力，只是为了换回18年刑满后的团聚。太太葛蕴芳知道他喜好读书，由他事先开出书目，她就四处去借，然后瘦弱的她背着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换乘3辆公交车到杨树浦，一月一次从没间断。是解渴的书籍，是亲情的力量，在他心灵上支起了强大的支柱。
是的，他总觉得对不住妻子、对不住一双女儿。妻子葛蕴芳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是个老资格干部，也受到丈夫的众多牵连（好在如今也享受了离休干部待遇，今年国庆前夕，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离休干部“建国70周年纪念章”）；女儿们正值中学毕业，父亲的入狱，让她们上大学无望，只能分配到食品厂等最差的岗位；后来两个女儿相继成家，当父亲的都不在身边。他说，在监狱里看到了小外孙的照片时，他形容自己：就像六月酷暑喝了一大碗冰镇汽水似的痛快舒畅。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同他一起关押的“四人帮”头目，死的死、放的放，唯独徐景贤拖着严重的关节炎还在狱中服刑。葛蕴芳大着胆子，给前后两任市委领导写信，都石沉大海；后来硬着头皮给邓颖超的秘书写信。
葛蕴芳还记得：1972年，邓颖超大姐到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院来，前后去了姚文元家，去了王洪文家，也去了徐景贤家（只是没去张春桥家，因为当时说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问题）。邓大姐握着葛蕴芳的手说：“小葛啊，景贤同志紧跟主席干革命，你们可要支持景贤同志，和他一起，好好跟着主席他老人家干革命啊！”
邓颖超秘书虽与葛蕴芳只一面之交，但不势利，有同情心。他乘患病的邓大姐短暂清醒之际，将徐景贤的情况告诉了她，邓大姐随即提笔批了“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几个字。就是这几个字，没几天就让徐景贤保外就医，那是1992年6月。到了1995年5月刑满释放，1999年恢复公民政治权利。
刑满后，没有单位的他，又出现了一个头痛的问题：关系落在何处？养老金谁来发？同案的王秀珍原是工厂工人，出狱后就落在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由厂里发放养老金；而徐景贤原来在市委工作，刑满后怎么还能占着领导干部的编制？辗转多时，最后只好由市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发放生活费。一开始只有几百元，后来加到一千元，还是不够开销。他喜欢看书、读报，光这两项就占去了大部分退休金。
为了补贴家用，徐景贤与老伴只能相随女儿们一起生活，空出房子租了出去。有一次徐景贤悄悄告诉我：家里女儿身体不好，女婿刚辞职还没工作，能不能帮个忙，替他女婿介绍个工作？我见他确实困难，尽管当时没有把握，但还是一口应承。
后来他女婿在我的一位朋友公司里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很短时间里就提升到重要的岗位上。徐景贤夫妇对我很是感激。我开玩笑地说：“徐老师是原市委书记的职务，那是部长级头衔啊。想当年我要帮忙都不知道门在哪儿呢？现在成了朋友了，面对面没了距离事情反而好办了。”
每个人，不管贫富，不管贵贱，上帝都是以一个“生”字展览了他的所有作品，然后又以一个“死”字统统予以收回。干净而利落。
2007年10月31日上午，徐景贤独自一人出门去与朋友相聚；午餐还与朋友们一起举杯庆贺。下午两点回家，睡了半小时，便在沙发上看书。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间，听得外面一声奇怪的叫声，急忙跑出来，只见徐景贤已经瘫在沙发上不醒人事，任凭妻子大声呼唤，他始终没有醒过来。手里还捏着他爱看的那本书。他没能够等到一个月后的75岁生日。
他走了，亲人们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遗体全部捐献给医学事业。
说走就走，尽管这是人生最完美的从容；也是人生最潇洒的谢幕。但他仍留有不少遗憾。
记得徐景贤曾告诉我：《十年一梦》只写出了60%的事实，还有40%在肚子里。我理解他不能完全写出来的原因。
徐景贤去世后，太太葛蕴芳花了数年心血，收集整理了丈夫留下的许多文稿和资料，编辑出版了一本《徐景贤最后的回忆》。这本书内容更为翔实，反思也更为深刻。为那段历史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真实。
记得我曾经问过徐景贤：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你只是个执行者啊。他答非所问道：“谁让执行者没有了精神呢？”他压低了音调，自言自语道：“当年，因为丢失了精神，所以才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读懂了他的话。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高尚精神：是屈原追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陶渊明坚守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哲学家杜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性：“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眼睛、脑力当成自己的耳朵、眼睛、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一场“文革”让这些精神都丧失了，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都沉沦了。这环境因素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
在“文革”的环境里生活过，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反思？
见证“文革”的徐景贤走了。他的反思却留给我们太多的深思。
回首往事，我们不能让全民族遗忘“文革”。
为了让肮脏的“文革”在中国大地上绝迹，有着高尚传统精神的中华民族：拒绝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