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篇散文

九二年记事

一九九二年，有些人也许还没有出生，可我却在人间走过了二十八（实岁二十七岁）个年头。是啊，二十八岁，比青春勃发的十八岁老练成熟，比上有老下有小的三十八岁更有朝气。那一年，我不但是上有老了，也开始了我“下有小”的人生历程。

九二的四月份，我开始有了我自己的下一代。许多人的眼中，如果是只有一个孩子，好像只有一个男孩子才是最为安心的。其实，面对着我那生下来就有九斤的女儿，我是很高兴的。毕竟，“世界上最亲的人，除了父母就是亲生骨肉”了。九斤的孩子，不但没有施用外科办法，而且还是一个那么足斤足重的孩子，对于我，好像也是一个自我宣扬的窗口。也许，那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九斤姑娘》，而我的女儿，刚刚生下来就有九斤，后来，喊李双琳的人，几乎都喊“九斤姑娘”。

不过，那一年，除了我做了爸爸之外，还是我送走亲戚和好友的年份。那一年的11月17日，是我神交了十来年的著名作家路遥的逝世日。我是一个星期以后从报纸得知消息的，虽然我和他非亲非故，可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毕竟，我看路遥是很全面的，因为路遥的文学虽然也很浩繁，但是毕竟不如莫言那么多，而且，那时候的电视剧等分散我精力的东西还不是很多，所以，路遥的作品，我看了一个遍。和莫言后来的文学作品相比，路遥的作品都是非常现实的，而且，从来没有半点立场不稳的现象。所以，我一直对于路遥是非常认可，也是非常崇拜的。那时候，我虽然写古体诗有七八年了，但是，像路遥所专长的长篇小说和散文，在我的人生中，还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按理，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文学，而且，每一次考试，语文总是在班上甚至是年级里领先的，可是对于自己写散文还是长篇小说，是想都不敢想的，对于像路遥周克芹莫言等等，都只有崇拜的份儿。那时候，在我心里有点名气的，除了以上这些人，好像就只有叶辛和王蒙了，其他的什么作家，像张洁，从维熙等等，我只是有点喜欢，根本不像是路遥，达到了非常喜欢的程度，毕竟，路遥除了比我大十几岁，除了身世比我还要贫困得多之外，和我有很多交集。所以，我对于路遥历来是是充满敬意和尊重的。突然得知路遥先生去世，我难过得流泪了。真不知道，冥冥之中，我好像和路遥先生还有前生约定，路遥先生走的那一天，居然是我结婚仪式的一周年，虽然仪式和我实际结婚的日子没有关系。唉，瞧这缘分。

那时候我心里的小说大家也就是路遥，孙犁，周立波和赵树理，其实，除了路遥和《暴风骤雨》，那时候宣传得最多的《山乡巨变》，什么《赵树理小说》，我很少看，有的甚至都没有看过，毕竟，我虽然总是舔着一张三十多岁的老脸去图书馆看书，可我看的都是短平快的杂志，不要说别人，就是我也觉得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根本就不是人看的，那东西得看好几天，那时候市场经济那么久了，谁有那个闲心啊。那时候的图书馆已经像是昨日黄花，好像到那里看书的都是书呆子，其他地方可能不是这样，在我们这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散文方面，我喜欢的是秦牧，杨朔和刘白羽，诗歌，我就喜欢臧克家和舒婷。其他的什么文学，我不太看，甚至有些看不起，至于后来的韩寒，什么郭敬明，哎呀，虽然年轻人看得热乎，在我看来，那就是孩子。

不过，我总觉得赵树理周立波再伟大，可是年代久远，总还是难以引起我的共鸣的。我还是回过头来看我们江西的杨佩谨，他的《剑》其实是我最早看的一部小说，那刀光剑影，那紧张战局，总觉得非常刺激。据说《剑》被翻译成很多种外国文字，只是没有拍摄成电影，后来也没有《剑》的再度出版。江西的电影《乡情》《乡音》我非常喜欢看，那里，好像看到了我的家乡，看到我的小时候。一直想找一找文学来看，可我一直难以实现这个梦想，好像根本就没有出过原著作品。所以，也只有抽空看看路遥。谁能够想到，看着看着路遥，这老哥居然被累趴下了，直接给累死了，我这样看。我是相信写作能够累死人的，尽管写的时候，那么潇洒，那么快意，甚至还有一点豪侠，但真让你写完了，就得累得比什么都要惨的。什么路遥是得癌症死的，好像都是替没有人关心呵护他做遮羞布，唉，写作的人，想想也可怜，哪怕路遥的文学再伟大，除了死后有不少哀荣，有几个人真正疼他爱他，连结婚多年的妻子也和路遥拜拜了啊。七八年前，甚至是前五年，我偶然一天写一万字，我都没有这感觉，也没有这么累的感觉，现在我要是一天在那么两三个小时写完两千字，我后来就好像是要虚脱了一样，怎么休息，怎么加营养，都好像弥补不了写作带来的消耗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接下来是我的大伯去世，善良的大伯只活了七十二岁，想起大伯，我就会想起张炳贵、想起时传祥，那都是一代非常老实巴交的人们，尽管，时传祥干的是掏粪，我大伯放了大半辈子鸭子，一放就是一千只，最少也有七八百。

又过了些时候，我最亲密也是最帅的一个相声搭档肖放去世。这件事，好在肖放的父母都知道他有心脏病，虽然我毫无所知，不然，我也是很尴尬的。哪里能够想到，他赶到我租住的房子里，请我利用周末替他拉拉锯，以备做家具需要，可仅仅半个小时以后，他居然就从我们拉锯的现场当场往前栽下去。好在，这是一栋防疫站的宿舍，有的是懂得救助的医师，而我必须第一时间赶去五百米外的老干部宿舍给他父母报信。可就像老百姓说的，生了真病，谁也无力回天，我只有哭送我的好友了。看着他父母，两个离休老干部那老泪纵横的样子，想起他家里三个兄弟，居然天降横祸而走了两个，可都是美男子啊，我心里至今都隐隐作痛。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妻子以及孩子，一家三口从横峰赶往余干，回到故乡给我父亲去祝寿——————我父亲七十岁生日。记得亲戚中，居然有三个人骑自行车到余干县城接我们，也算是我一家难以忘怀的事情。

九二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金牌数和奖牌总数位列第四了。那一年的十月份，召开了党的十四大。那一年的１２月１日新亚欧大陆桥（江苏连云港至荷兰鹿特丹铁路线）开通运营，全程１．０８万公里。

总是忘不了九二年，值得记录一下。

我们六零后

可以说，任何时代都有比较出彩的人，有比较有成就的人，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过，对于我来说，我最感到亲切的还是我们六零后，就像是哪里都有哪里的风景，最爱的还是自己的家乡一样。

我们六零后，最充满好奇地听人讲大跃进的故事，我们亲切地感受过文化大革命，那种斗地主，斗四类分子的运动，我们都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或者是旁听过。我们参加过少数的批斗会，那时候的群众大会很多，不像是二十一世纪，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群众大会根本就销声匿迹。我们玩的玩具，很少是买来的，都是自己制作的，而且，我们的玩具都是个性鲜明的，比如玩的弹弓，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弹弓。这三四十年，孩子们的玩具，几乎是百分百都是买来的玩具，虽然标准，但是毫无个性。

那时候的弹弓打鸟，在乡下就是一道独具特色的故事，而且，那时候的鸟特别多，像天牛，螳螂，知了，这些小生命都是我们少年儿童极好的玩具。我们曾经开玩笑地说：“就是因为我们六零后太淘气了，所以小生命的物种都在锐减。”虽然是玩笑，但是物种确实是在减少。那时候，我们除了和小动物玩，玩玩四角，剩下的就是听一听收音机，什么，看电视，看电视对于我们是很奢侈的活动，一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电视才在许多家庭普及了。我们见证了农村的兴修水利，我们见证过民兵训练，我们看到的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在训练现场，我们看到的是刀光林立，磨刀霍霍，虽然我们很向往那样的生活，就像是潘冬子盼望当红军，可是那时候我们还小，实弹打靶，实弹投弹那些刺激的事情，没有人愿意让我们试一试。1976年的唐山地震，让我们六零后感受到了生命的价值，体会到了活着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虽然，唐山离开我们这里很远，但大家都感到很悲哀。后来，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这些从十六七岁到六七岁人，个个都是非常悲痛的，我相信，那时候四类分子的孩子，对于毛主席的逝世，也是难过的。那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全国人民统一在那一天参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追悼会，所以，如果是有影视界或者传媒非要绕开毛主席，对于我们六零后来说，是非常玷污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的。我们都会一致地给予回击和抵抗。

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流通了很久的粮票，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于是，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六零后就喜欢拿粮票去换人家的鸡蛋。那时候到电影院看电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活动之一，只要是有空，只有是有兴趣，就去买票，那时候的票友不贵，所以，那时候的《少林寺》《芙蓉镇》《人生》《神秘的大佛》《牧马人》《甜蜜的事业》都是我们一看再看的电影。

一晃，我们这些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唱着《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唱着《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人，居然慢慢退休了，慢慢地成了爷爷奶奶了，慢慢地开始享受退休后的生活了。这个过程虽然不是很舒服，但想想我们自己曾经为祖国，为人民做的事情，还是挺自豪的。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中，六零年出生的人有周华健和郎平，费翔，吕丽萍，倪大红。虽然除了游泳，我不喜欢运动，但对于郎平，我是非常认可的，这人为了当时的中国女排，为了国家的荣耀，都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的。于魁智，杨赤，刘德华，史可都是六一年出生的名人。丛珊，岳红，句号都是1962年出生的演员，那时候，她参与表演的电影《牧马人》给了大家许多印象。随后就有吴玉芳，李连杰，戴玉强，李勤勤等等人物，都是六三年的，随后的杨利伟，聂海胜，臧天朔，马云，张曼玉都是1964年出生的人物，随后是小香玉，袁慧琴，佟瑞欣，李丹阳，迟小秋，费俊龙，于文华，洪建涛，巩俐，陈晓旭，郭富城等等应运而生，这些都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人，我也是那一年出生的。演员李胜素，孙涛，蒋雯丽，郭冬临，歌手宋祖英，高胜美，宇航员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张晓光都是一九六六年出生的，和我只是相差一岁。江珊，郭涛，徐帆，江涛，乒乓球的王涛等等都是1967年出生的，不过，江珊算是可以跨界的人物，歌唱得好，戏也演得好。胡军，周涛，剧雪，陈小艺，廖昌永都是六八年出生的，这些人中，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周涛和陈小艺，毕竟，周涛在那些年主持的春节晚会，让我感到非常亲切而有共同话题。陈小艺演的电影，让人记忆深刻。尹相杰，许晴，宇航员刘旺，歌手毛宁，王菲，大衣哥朱子文，都是六九年出生的。

我还会时不时地到抖音里去看一看六零后王亚民，这哥们在抖音里并不拿唱歌作为主业，而是时不时地给大家讲故事，确实幽默健谈，这反而是我非常喜欢听的，毕竟，他的歌我已经听得太多了，虽然非常喜欢，但要是天天听，也会有审美疲劳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听亚民讲故事。他讲了他作为一个名人许多和普通人一模一样的事情，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人。

关于六零后，感触最大的，还是李小龙父子，因为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是1965出生的人，所以，从他的离奇去世，包括他父亲李小龙的奇怪去世，我都感到，最好的国家还是我们自己的祖国，我们的祖国是最安全，最文明的，也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大的保护伞。看看李国豪父子，才知道所谓的美国是多么的肮脏和龌龊啊。

六零后和七零后，是为了祖国的计划生育贡献最大的一代人，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我们少生，我们就按照党的号召来办事，所以，每提到六零后，我都感到不但亲切，而且值得人们尊敬，至少我有这个感觉。

九五年记事

李文旺 （秋雨）

一九九五年，对于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那一年，我惹出了一点点意外的小麻烦，那一年，我遇到了一次车祸，那一年，我引起了一次车祸，那一年，我在人民日报上了文章了。所以，我对于九五年是记忆深刻的。

那一年的三月，县委的三楼开一年一度的人大会，一个已经设置好了的录音机放在了我的办公室里，那时候，我虽然进了机关快一年了，但是，除了写作认认真真，办事还是有些毛手毛脚的。那个录音机里放了一个人大会开会前的国歌，我走进办公室，因为党史办的领导都去出席会议了，我一个人看着办公室来了一个录音机，感到很新鲜。虽然在家里我也常听录音机里的歌曲，可看到这么大的录音机，我还是非常好奇，我随便按了一下录音机的开关，那磁带其实和我家的录音机是一样转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可这就把磁带的位置完全搞乱了，那原先设置好的国歌，就跑调了。这件事，过去了三年，我都一直蒙在鼓里，是后来和宣传部的朋友们聊天，才知道自己在三年前就闯下了一场麻烦，不过，那时候谁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后来一直在党史办，总感到有点忐忑。

那一年的四月，我骑自行车出现在在火车站前的那个三角地带，当时，三角地带和现在是一样的，只是那时候开发得还不完全，二中附近的地方还有极少部分的稻田。那里是一个不规则十字形的道路结构，那时候，我骑自行车从县医院方向向火车站方向骑，看见一辆和手扶拖拉机，从红太阳方向往下茅坪方向走，我和拖拉机司机的方向呈一个V字形，等到我看清了目标，已经来不及刹车了，我生生地被拖拉机从我的小腿那地方碾压过去，那一阵疼痛，我后来开玩笑说，绝对比“坐国民党的老虎凳还要悲惨”。司机是一个憨厚中透露着一点圆滑的中年人，看样子比我大四五岁。当他把拖拉机停下里，我已经瘫坐在地下无法动身了，他看到碾压的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心里也确实有点担心。他不知道需要赔付多少钱，所以怀着一颗惴惴的心，顾了一辆小车把我送到县医院。送到医院之后，他好像非常着急，朝医院的院长送过去一个红包。他后来自己说有一千元钱。不过那个院长没有收。那时候的一千元钱可不少。仅仅住了一天的医院，我就从医院出来了，按理，这样的外伤起码也得住半个月。为什么这么快出院呢，那是因为我的岳父是一个非常精通民间偏方的离休干部。虽然他在离休前仅仅只是红卫医院的工会主席，可对于收集民间偏方并把怕偏方用在许多实践中，他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躺在医院的病床的时候，就开始一边按照医院的治疗方案治疗，一边用我岳父的偏方外敷腿部。外雇了三个小时，非常大的奇迹出现了，我那疼的难以言表的腿部居然不疼了。岳父就善意地说：“看看对方那个人（肇事者），不是很有钱，我们还是体惜他，早一点出院。”我感到那外敷的药不光是效果好，简直就是神话，所以，我答应了岳父提议。等那人结清住院费，他实在是有些感动，他说：“实在是遇到了好兄弟啊。”他握住我的手感动得有点难以抑制。后来他的妻子说，住院只花了几十元钱，早知道这样，真不该给医院打点，她说的“打点”是民间的处事的最原始的方法——————给主宰住院的医师买烟和酒什么的。 录音机的事情

经过十几天的外敷，我的腿好得非常快，而且，那些草药让肇事者只是开支了三四十元钱。后来，那个人确实过意不去，抓来一只鸡算是给我一点营养。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又过了三一个月，到了五一节过后的几天，我刚刚买来的一辆摩托车凤行仍然行进红太阳到新华书店方向，那时候因为骑摩托车的技术不是很好，我偶然一个急刹车，前面居然和一个骑自行车的姑娘遭遇了，造成对方轻伤。对方住院五天，我开支了六百元钱。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九五年的十一月份，宣传部的姜雄告诉我说，你有文章上了《人民日报》。我给人民日报投稿，其实那时候还是没有太大信心的，毕竟调到党史办才一年半，我喜出望外地说：“真的啊。”姜雄也不说真的假的，直接说：“买一盒烟请客吧。”他知道我也抽烟，但不说很多，就这样说。我听到有这样的好事，一个党史办的人员能够上人民日报，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当下就在县政府里边的一个小卖部买了一盒香烟，当时那里最好的香烟。哈哈，我上了人民日报，我就想起了志愿军战士关崇德居然同机关枪打下了美国鬼子的飞机——————那机关枪子弹打中的部位是非常要害的地方。哈哈，我那一年才三十岁就上了人民日报，这对于我今后的写作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又过了几年，我就基本放弃了长期写作诗词的老习惯，改写散文题材的文章了。

九五年，我还摸过几次奖，不过，一次也没有中过奖。那一年，是一个难以忘记的年份，过去了三十年了，我还记得很清楚。

父母的善报

父母过世的时候，都是极其安详的，母亲是在2007年走的。那一年八月八日，母亲因为脑溢血，居然在天亮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因为脑溢血而呼喊不醒，等到送到县医院都的时候，早已经不知道痛苦了，虽然这种谢世让我们做子女的感到非常不安，毕竟我们没有来得及送母亲一程，内心里感到非常内疚，但是从母亲来说，这样没有痛苦的离开，也算是一种完美的解脱和轻松的告别。父亲是在2014年7月走的，走的时候，我守候在他老人家的身边，那种安详，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父亲在世的时候，念叨得最多的是两句话：人在做，天在看。人吃良心树吃根。意思是告诉人家，做人一定要善良，要有良心，人如果没有良心，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苍天都看得见。父亲不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他在去往广州探望在部队当兵的孩子的时候，捡到一件九成新的棉袄。他想着丢了棉袄的人是多么的难受，就在原地等候失主，如此守株待兔般的守候，父亲一呆就是一个都小时。如果的天气好的日子里，也许等候一个多小时算不得什么不容易的事情，可父亲是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而且是在风力很大的路口。那件事，要不是我的两个叔叔当成故事一样地说给我听，我根本不知道。这也可足可见父亲的内敛和低调。

故乡是一个水网密布的地方，溺水的事故非常多，父亲曾经多次从水中捞起小孩子，所谓福报，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好像并没有太大的福报，比如，本来可以安排工作的老大，毕竟那时候的退伍兵已经是非常少的，一般地，可以安排工作，后来却回去种田了，本来可以一帆风顺的我可以顺风顺雨，可我也是挫折非常多。但是父母还是有很大福报的。主要是两个人的身体非常好。父亲从来没有住过院，母亲，也只是在临终的时候才被送进医院，除此之外，从里没有住过院，一辈子都没有住过医院。

母亲为善的故事就更多。有一次，我和一个地主的后代（那时候还没有摘帽），因为我们年龄相仿，我们一起玩扔铁饼的游戏。那人不知道是存有恶意还是怎么的，那铁饼直接扔到我头上，顿时，我的头顶血流了许多。我母亲看到只是伤心地替我包扎，然后，连一句话也没有谴责对方。可那户人家，也是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只是稍感歉意，根本没有实际行动。像那样的事故，在那个经常斗地主的日子里，要是我的父母去告发，对方起码会被抓进去坐牢，至少是要进拘留所的，可是我父母也只是憨厚地接受了那样残酷的事实。据后来有人提起，说那家人也是一个得寸进尺的人，连几个鸡蛋都不舍得拿过来。还有一次，一个和我同龄的同学，到我们家里来，说让我帮他找一本什么资料。毕竟，我觉得，能够为人家办一点事情，也是自己的开心事情。我就很高兴地配合他。那本书在我家阁楼上，那阁楼是用木板铺起来，在我家房子的一半，离屋顶最高处一米七，最矮处只有一米，因为局促，我搬开东西取书的时候，我连人带东西从阁楼上跌到地面了。那楼板离开地面有二米高，当时，我还是一个只有一米四的少年，所以的，我跌下来之后的二十分钟是不能够说话的。那二十分钟，把我母亲吓得半死，抱着我不断地喊“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半句责备对方的话都没有说过。可见那善良真的是过份了。

那时候，差不多全中国都是这样，不要说公社干部，就是大队干部也是长期不劳动，而像父亲一样的农民，一天就要劳动三百六十五天。这其实是是一种不公平。虽然，那时候的体制就是这样，并不是我们一个村委会的干部可以不劳动，那时候，所有的大队一级的干部都是长期脱离劳动的，我并没有诅咒他们什么，我甚至为他们的过早离世而感到十分悲哀，虽然我年轻的时候，唯一可以看见的就是大队一级的干部不但不劳动，还每逢社员家里有大小事情，对大队干部溜须拍马的人还要邀请他们到家里坐坐，去喝喝酒。这其实是更大的不公平，毕竟，同在一片蓝天之下，有人拱起背来做事，反而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倒是那些颐指气使的人，倒是那些吆五喝六的干部可以被请吃。自然，这里就存在极大的不公。所以，像我父亲一样憨厚的农民实际就是积了德，就可以安享晚年。大队干部中，有个身为会计的人命运最惨，不但六十岁出头就谢世了，而且，他是因为家里的事情非常不顺心，日子好像总是越来越不好过，自己上吊自尽。相对来说，我父亲在晚年的时候，享了多大的福气啊。我父亲不但活了九十二岁，而且，寿终正寝，临走的时候，竟然是三分钟前还在手摇蒲扇，像是自得其乐似的告别这个温馨的人间。

所谓“积善人家，必有余庆”。当然这句话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我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谢谢苍天给了我父母以极大的荣耀，在他们离开人间的时候，都是实现了无痛苦离世的最大值。(

关于老

李文旺，笔名秋雨

喜欢看文学作品，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我还是没有看到过有人写关于老或者对于老所产生的看法的文章，那些老作家，比如巴金，比如冰心，比如冯骥才或者魏巍，臧克家，他们没有一个不是经过老甚至是非常老的阶段，可并没有一人对于老提半个字。

毕竟，老虽然是绝大多数人所必须走的过程，但是，这种过程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乏善可陈的，或者干脆说，老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事情。不但没有美，甚至常常会让人觉得恶心。

是的，老从来没有几个人认为是一个美的过程，所以，人家能够避开这个字眼的，都避开它，有些还唯恐避之不及。这篇文章，也许过几年写更加合适，毕竟我现在也许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老的含义和内容，过几年，我对于老的理解，自然是更加通透和清晰，自然更加真真切切，毕竟这个不是什么多给一点钱给什么人，就能够买得到的体会，到了时候，你一分不花，自然会体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感受老和体会老，这是一种人生的过程，不到那个岁数，你是无法感受和体会的。

年轻的时候，读“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想破了脑子，我，我们，我们人类，都无法说出这一句话的真正含义。我在二十岁左右，曾经在夏夜，躺在自家的院子里乘凉，一边摇着蒲扇驱赶蚊虫，一边眼泪汪汪地想：哎呀，这个做人唯一不好的，就是会老，会死。到时候，到了要死的时候，那该是怎么样痛苦的事情啊。其实，现在看来，才知道，老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的老化，是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演变的。但是，真正到了六十岁左右，老又是来得很快的。那一种全身渐渐无力，肢体渐渐没有活力，组织和器官渐渐没有生气和活力，只有有了体会的人才能够说得出，不然是无法感受和体会的，是无法用语言能够表达的。所谓年老力衰，说的就是这个过程。为什么那么赫赫有名的作家，那个当年吸引了许多少男少女的作家琼瑶，老了老了，没有半点怕死的心理，而是慷慨赴死呢。其实，现在我是真理解了人类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不断繁衍下去的道理。再者一说，我们民族的大英雄，大豪杰，那么年纪轻轻就敢于慷慨赴死，更不要说是到了年迈的时候。所以，以前担心会死，现在看来，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除了极其有成就的人，除了极其有名望或者极其有贡献的人，一句话，除了那些世界上极其不一样的人，其实没有一个人会为了死而痛苦，而恋恋不舍的，因为，当人们老态龙钟的时候，身体带给你的种种不便，会以各种各样的的方式，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表现打压你的信心。别人上楼两分钟，最多三五分钟，你要六七分钟，甚至八九分钟，这样的日子，你过起来还有意思吗？所以，我是非常理解人们想安乐死的。毕竟，那种老了以后生不如死的日子，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一种痛苦，一种折磨，一种惩罚，痛苦多了，折磨多了，惩罚多了，你说，那样的人不想死还想干什么？如果要给人生画一条曲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大部分人到了四五十岁，都是一种由低而高的曲线，到了五六十岁，这曲线就会走下坡路。因为大多数人的峰顶都是在四五十岁，最多也是六十岁，就像是一个公务员，只要是处级以下的，没有一个人超过六十岁。当然，唯一例外的就是极少数特别优秀的人，比如大官，大商人，大艺术家，大作家，这样的人，他们的最高点会适当后移，当然这种后移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作家，往往他最优秀的作品是在他最后的岁月，毕竟那个时候，他的阅历多了，他的经验多了，他写作的技巧也多了，而且再，这时候，他的脑子并不乱，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更加经得起考验，只有符合这些条件才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一个从政的人，如果是他的政治生命长，那么他最后的岁月自然就是他最辉煌的日子。但是，也就是比常人后移一点点，后移了之后，那么其实也是和常人是要经过同样的过程，也是需要经过生不如死的过程的。所以说，人老了之后，是没有人对于死存有幻想的，是没有人惧怕死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有“早死早超生”的思想的。

老了之后，会不会有具体的回光返照呢，我确信是有的。比如，多少个人打电话给我，什么我是“什么什么课程的老师，你要不要……”，从我多少年的人生来看，这样的电话，诈骗的居多，我也用不着去为毛泽东时代正名，也用不着去为现在的诈骗太多感到羞耻，毕竟，这和我这个岁数的不太搭架的。但是，我反而会以一种非常倚老卖老的心态，我常常会不等对方说第二句话，果断地挂断对方的电话，尽管，对方可能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男子，是一个非常靓丽的美女，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吃的盐比他吃的米还要多，这就足够挂断他的电话。是啊，你在我面前还是老师，那我到哪里去教育别人啊？至少，那些打电话的家伙不会教给我获利的东西来，我这样认为。

还是回到一些特别优秀的人会有人生高峰后移的现象，尽管是这样，对于那些可以后移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人，他们的行为最多也就是回光返照。只是，那些聪明人不愿意承认而已，不愿意对外说罢了。就像是对于自己的错误，再伟大的人都很少敢于公开承认的，比如说，有个中央的高官，对于自己的错误，对于自己长期跟随别人毁谤毛主席，他后来是有认识的，但是，据说他到死也不愿意说出自己的错误来，最多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其实，这位无异于说自己过去是有错误的，毛泽东是非常深谋远虑的，其实，他的话里边，其实可能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三百年，至少是一百多年。”所谓早看五十年，毕竟也是为了自己顾面子。

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总以为心中事说出来就好说出来就心情舒畅了，就万事大吉了，至少不会憋出心病来。至少，可以给后人提提气，给后人以警醒，给后人以经验，给后人以教训。比如说，总是说要“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可是，年轻的时候，几乎很少有人认识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实际生活中，总是有一种“得过且过”，有一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总会有一种“及时行乐”的想法，只有那种干练稳重的人，只有那种真正体会人生的意义，真正知道“求知需要早，做事需要早，干什么都需要早，需要年轻”的人才能够珍惜人生，珍惜时间，才能够好地把握人生的方向，才能够非常珍重人生的意义。

老，是一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要想老年生活过得好的人，也可以在已经渐渐老的时候，发一点微微的亮光，如秉烛夜读，如萤火虫闪闪发光，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做人就应该这样。哪怕是给后人启迪也是非常好的，不然你的经验带到天堂里去，又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

假如路遥能够活到现在

秋雨

这十几年来，我常常会想一个问题，假如作家路遥还能够活到现在，那么他会给中国人甚至是全球人贡献多少精神财富。这个问题，至少我觉得是一个痛苦而又难解的问题，毕竟，他其实只活了四十出头的年纪。

从路遥早期的《人生》来看，他的作品不但放在那时候，就是放在现在都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精神产品。更不要说路遥其他更加有价值的作品了。有时候，我作为一个还不是很有名的文人——————虽然已经有好几个编辑说我可以和南方的余华相比，可我还是认为自己不够有名，毕竟，那些编辑大都非常年轻，他们的看法并不等于现实。有时候我也会抱怨，作为一个作家，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一个作家给人带来精神粮食是无疑的，可我甚至会悲哀地想，一个还不是很有名的作家，带给自己的到底是什么呢？就像我和我们本地的作家林孙珍所谈到的，三百六十行，最不来钱的人就是作家。后来，我才知道，林兄其实是要求有点太高了，毕竟，就以他一部作品，能够在几个月获利十七八万，可他还是觉得，作家对于自己常常是一个苦行僧，我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作家，还到底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难道只是一点点所谓的名气。其实，认真地想一想，给自己带来名气也是很好的事情，毕竟，所谓“名利名利”，名气不是总要排在利益之先吗？既然能够带来名气，哪怕是一点点，总比默默无闻好。而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文人，虽然在生的时候，默默无闻，甚至是穷困潦倒，可那又怎么样呢？后来，研究李白，研究杜甫，国家给这些研究李杜开支的费用，给李杜文章开支印刷费的，好像在世界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开支，难道不能够算是李杜的价值体现吗？我认为，都可以看做是李杜的价值所在。

作家，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作家。其实，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要成为一个作家，最关键的还是个人天赋，我觉得，和是不是中文系毕业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以中国之大，读汉语言文学的人该有多少，可这些人中，又有几个人能够成为作家呢？倒是时不时地有非汉语专业的人员，比如鲁迅，比如郭沫若，比如毕淑敏余华这些人纷纷成为作家的主流，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作家，除了天赋和爱好，好像真的是毫无规律可寻的。

可惜，作家里边，除了巴金，臧克家，冰心等几个人，长寿的人实在是不多，特别是路遥，那么年轻，四十出头就一命呜呼，实在是可惜，非常可惜。假如路遥能够活到现在，他该写出多少好作品啊，虽然个别作家到了后期自然停笔，但我相信，如果路遥寿命够长，他一定会写出很多作品来的，毕竟，他写作的天赋是非常强大的。这样的天赋，要是活到七十岁，他在写作上，一定会干到七十岁的，我这样认为。

那么，路遥为什么就那么英年早逝呢，我觉得还是在于他对于时间看得太重了，他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哪怕最最起码的运动。我总是认为他就是累死在写作上的。其实，假如真是累死的，我觉得是非常得不偿失的。曾经俗话说“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一个只知道拼命工作而不注意休息的人，他终将会因为耗费生命可怜的本钱而把生命输得干干净净。像路遥，他自己也说过，他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这个早晨一旦开始，他就像一台只知道掘进的机器，根本不考虑自己能不能吃得消。结果，生命就这样让他杀鸡取卵地给耗费尽了。

我虽然快到了六十岁，因为对于短内容的诗词执迷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到了四十好几岁才开始写作小说，所以，我现在还常常会不适当地想：要是在有生之年写出几个长篇小说，该是多好啊。可是，长篇小说，谈何容易啊。于是，我不得不惜时如金，我非常爱惜时间。我也知道到了我这个年纪，锻炼身体非常重要，要么登山，要么徒步，我不可能进行强体力的锻炼的，我有这个自知之明。可我常常是连起码的锻炼都做不到。是登山或者是徒步行走很困难吗？绝对不是，毕竟，登山的高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是担心锻炼乏味吗？不是，毕竟，我可以一边徒步一边看看手机，看看抖音，可我总是不舍得锻炼，不是不知道锻炼的好处，我总是担心锻炼花去时间。因为担心浪费时间，常常是不舍得去锻炼。比如，也想过每一天花两个小时锻炼一下，或是花一个小时走一走，可我长期都是把这想法存放在脑子里，最终还是不舍得。我总是想，那些花大把时间打麻将的人，如果能够借一点时间给我，那多好啊。可我不但不能够向别人借，哪怕是向我妻子借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她确实喜欢打麻将。时间和生命都是不可能借的，这应该是一万年之后都改变不了的。

假如路遥能够活到现在，他也许会写出很多非常现实的小说，比如七十年代的民兵训练，比如六十到七十年代的知青下乡，比如，全国性的集体性的兴修水利，比如那时候普遍存在的合作医疗。我觉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底是文学家刻意忽略那时候的毛泽东思想，还是什么原因，反正那时候毛主席领导主流社会，在文学上都是一个极大的忽略，这几十年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媒体，哪怕是去刻意表现那手劈鬼子似的作品，也不愿意对于毛主席在那个时代的成绩做一点点实事求是的刻画。我想，至少，在那个时代最为严谨的作家路遥是为数不多的可以真实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作家。是的，我们不能够因为需要肯定改革开放，就要一味地否定改革开放前的成绩，总书记也说过：“我们不能够拿改革开放以后的成绩来否定改革开放以前的成绩，也不能够拿改革开放以前的成绩来否定改革开放”。所以，如果是路遥能够活到现在，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更加真实，更加接近时代的优秀作品。

可惜，天不假年啊，路遥还是因为过于看重时间而做了杀鸡取卵的事情，这应该成为后来许多作家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