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这一辈》连载之十八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长篇纪实文学《我们这一辈》连载之十八

大马力的推土机在轰鸣着，随着一股股黑烟的喷涌和马达声分贝的激昂，一堵堵砖石的墙不情愿地踉跄倒下。在一处断壁残垣中间的瓦砾中，一位蓬头垢面的老奶奶跪坐在尚未铲平的炕上撒泼般地哭号：我的房子，我的地呀！啊啊啊——我可怎么活呀！读者不要以为这是地震后的废墟，而是沿海开发区动迁场平的现场。那位老奶奶是钉子户吗？绝对不是。那位老奶奶家得到了合理的补偿，她的儿子已经领取了6位数甚至7位数的存折，但像她那样动而不迁、迁而不走的“老顽固”确实大有人在。镇里、村里的干部们以及执法队真是拿他们没辙儿。看到这儿，我的眼里也酸酸的，同情？气愤？不解？还是别的？都有，也都没有。这时我心里突然冒出这样一句古诗词句子来：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是啊，这样的场景几乎司空见惯了，执法队对付他们最好的招法儿就是不理，让这些老人哭够了，骂够了，哭累了，跪乏了，再由他们的子女把他们悄悄领回去。如果你说服、规劝他们，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去年大年三十，有五位老太太跑到开发区被铲平的田块里去哭地，哭得死去活来，大鼻涕冻成了冰溜子。春节前，我95岁高龄的舅爷就因为动迁，一股急火，患感冒离开人世。能把舅爷的死归罪于动迁吗？非也！动迁无罪，动迁可以让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脱离土地，去开始崭新的生活。有人说计划生育是天下第一难，我看照动迁比，那是小巫见大巫。(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说起对土地的感情之深，我以为当属中国农民。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以勤劳俭朴著称。目前，中国的农民用仅占世界百分之九的耕地养活着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难道不是奇迹吗？远的不说，就说咱们的近邻俄罗斯吧，他们那才叫地大物博、土地广阔呢！可他们的农副产品总是不足，价格总是昂贵，为啥？我看就是俄罗斯农民的勤劳程度远不及中国农民。我曾随辽宁作家代表团到俄罗斯参观访问过。俄罗斯人给我的认像是：智慧、勇敢、热情；如果说他们勤劳，我肯定不投赞成票。他们宁可让房前屋后的土地撂荒，也绝不肯开垦出来去种蔬菜什么的。倒是山东一带的农民到海山崴一带去种菜发大财。

中国革命的成功，尤其是解放战争的胜利，其实是土地政策的胜利。广大农民为了保卫土改的果实，心甘情愿把孩子送进革命队伍，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同时积极支援前线，运粮食、送弹药、抬担架，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及时给农民分发了自留地，农民才抻开在生产队闲坏了的膀子，市场才得以繁荣。我们村当时每人分给2分4厘自留地，我们家的2亩多地全部栽上了地瓜，秋后刨回一万多斤。那真是：人有饭了，猪满圈了，鸡鸭下蛋了，小孩伢子又满街窜了。改革开放的成功，最先也是在土地上。小岗村的农民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用红手印揭开了联产承包的序幕。是农民的勤劳和智慧，让土地上的收获成倍增加。朝鲜为什么至今解决不了粮食问题，我去过两次朝鲜，基本看出了了七八，那就是他们仍是土地集体所有，集体农田里的收成实在太可怜。

由于村党支部书记委托我撰写《镶红旗村志》，首先要在村里进行走访调查，所以我才目睹了了开头的那一幕。说心里话，我是赞成沿海开发的，更赞成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让农民转化为城里人，尽快富起来，开始新的生活。但耳之所闻，目之所睹，却怎么也难以高兴起来，至少不能很快高兴起来。除了老人眷恋土地的那一幕让我“别有一番滋味”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也想说一说，否则，如鲠在喉。

农民在动迁中表现出来的牺牲和奉献是不言而喻的。就说我们村迁坟吧，每盔坟头补助300元，够吗？差远了！现在买一个坟坑就得上万元，立一块石碑就得上千元。我父母的坟头获补偿300元，而迁坟实际花了13000多元。就算农民不买所谓什么公墓，买一块地皮埋先人，买小棺材、骨灰盒，加上立碑、车辆、人工、饭菜等花销，300元好干什么？然而，迁坟是有时限的，过期不迁，按无主坟处理。谁家能让祖坟被掘了呢？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同农民争地的冲突，中国也不例外。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比较完善的政策和合适的补偿，但农民集体上访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事件仍然居高不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使房产、承包田获得补偿利益的最大化，农民的聪明智慧再一次发挥到极致。他们的狡黠、自私乃至无孔不入般的唯利是图，同样让我瞠目结舌。

笔者在此绝没有一点贬低农民的恶意，也没有对沿海开发抱抵触情绪，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探求一下如何使浪费最小化，而使动迁最简洁、公正、透明，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利益。

我认为，目前有谁都看得见，谁都管不了的两大浪费：一是住房的装修，业主买到房子以后，绝大多数的第一道程序就是一个字：砸！这有黄宏的小品为证。砸壁子、砸门、砸窗，有的还砸地面装地热，甚至连承重墙也敢砸。一般的要砸几汽车垃圾，再拉回同样重量的建筑材料重新补好，这一砸一补，全国计算一下，浪费的人民币可能是天文数字，这里不提。第二大浪费就是开发区动迁补偿的浪费。农民要想获得补偿利益的最大化，必须抓住两个方面：一是房屋上边做文章，二是承包田里显身手。于是有人提出干脆按人头、按亩数一次性补偿。这建议挺好，可是房子的面积大小不一样，质量不一样；田里的投资不一样，有的是暖窖，有的是大棚，有的是猪场鸡场奶牛场，有的是经济作物，一刀齐，行吗？绝对行不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实地测量——评估——协商——签订协议——赔偿”这么几个步骤来完成。于是，第二大浪费应运而生了。

先说房屋上边做文章。主要有后穿衣、前戴帽、缝衣兜、美容、建假冷藏库等招法。正房价格较高，于是就采取房后穿衣（扩建仓房），房前戴帽（加玻璃棚套）的办法来使面积扩大。院子里尽可能地扩建厢房（缝衣兜）。美容是在原有的砖石房外边贴瓷砖，这一贴就使房子的等级上来了。建假冷库不言而喻。冷库按体积计算，没有制冷机就借、租，应付完评估完事。评估人员干的是最危险、最不讨好而又最能送人情、最容易犯错误乃至犯法的差事。对这些假冷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是乡里乡亲的，谁不稀罕多补一点？考虑到国家利益，也要考虑到农民利益。读者要问了，这么大规模的乱建滥建，执法队不管吗？当然管，可是，管得过来吗？可以说，这现象各地普遍存在，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二是承包田里显身手。我们村是从2006年开始动迁的。村民的承包田里清一色是葡萄，按土地亩数、葡萄株数、树龄、品种等级、附属设施（包括电井、架材等）给以补偿，大致每亩可获补偿3万余元。但有的是塑料大棚，有的是暖窖，再根据实际情况加价，多的每亩就可获得5、6万元甚至更多。于是就出现了增加株数、扣假大棚、建假暖窖的高潮。房前屋后也想足了办法。空地砌猪圈、打凉棚，墙边栽银杏（因其贵重，密度超过栽大葱），臭水塘也里也栽起了树。总之，是寸土必建，有空必栽。春节前后应该是农村最休闲的时光，可这几年的春节格外热闹。建房的、焊假大棚的，忙得不亦乐乎。哪块地什么时候占，农民都预料如神。当然也不乏小道消息。中国连重庆直辖的小道消息都能传出来，还有什么消息不能传呢？有人若问，乡干部、村干部都干啥去了？可别冤枉了他们，有哪条明文规定了不许农民在责任田里建温室大棚？不但不能制止，许多地方政府还给建温室大棚的农民补贴呢！对扩建房屋，乡、村干部也确实管过，执法队也经常下来阻止过拆毁过，但法不责众，拆了再建，拔了再栽，那真是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由于动迁楼的建设滞后，先期动迁户没了住处，只好允许他们再建住房。这种乱建滥建如瘟疫一般弥漫着正在拆迁和可能被拆迁的村屯，2009年春节，熊岳一带的螺纹钢一周之内每吨上涨了2000余元。旧窗旧门旧木料市场异常火爆。高利贷上打租，借1万给8000，还得有可靠的保人。像我这等农村有亲属的就倒霉了，纷纷来朝你借钱。借了，欢天喜地；不借，嘴里不说什么，心里恨你：这关键时刻你不拉哥们一把，啥人？你如果稍微跟他讲道理，肯定会骂你装犊子。果然，有的地块被占了。不几天，地里的钢筋大棚会转移到另一块地里，连抠出的老葡萄树也有人买，再栽到别的地里充数。有人戏谑地说：这是在跟开发区打游击。究竟乱建滥建的投资和回报的比例是多少，谁也无法统计，如果计算下来，那恐怕应该是宇宙数字了。建房不是为了居住，栽树不是为了结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的取财之道算正道还是邪道，很难说清啊！农民做了无任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投资，国家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赔偿，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恐怕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在农村住久了，许多奇闻异事也不断涌入我的耳朵里。特别是对那些一夜暴富、三年返贫的农民，该叫人如何理解呢？对我这样多愁善感者来说，也只能是“别有一番滋味”了。李自成进北京为什么很快失败了？就是因为起义军首领们生活腐化堕落。共产党进北京为什么站住脚了？就是因为保持了两个“务必”。我的那些一辈子不知道啥叫存折的乡亲啊，一下子叫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元宝砸晕了。他们一夜之间暴富了，大多获得补偿几十万，有的甚至达到7位数。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就了不起了，现在转眼间成了百万富翁，连路都不会走了。买楼的，买车的，买大彩电的，娶媳妇的，赌博的，摸六合彩的，上澡堂子找小姐的，几年下来，有的就把钱折腾光了，重新回到了起点，但不同的是，现在没有赖以养生的土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物价的上涨，前期动迁的农民肠子都悔青了。前几年大米才1块钱一斤，现在，2元也买不下来了。原来有菜园地没在乎，现在吃一棵大葱都得去买，他们跺脚拍腿大喊上当了。于是，原本高高兴兴签订了动迁协议、领取了不菲赔偿甚至住进了楼房的人转而又加入了上访的行列。当然，确实有一部分头脑冷静并善于理财者还是做了精打细算的，有的很快转而进城打工或寻找别的致富门路，有的买了社会保险。但很大一部分仍没有实行身份的转变，特别是那些又回到零起点的人，今后的日子确实不好过。对于国家来说，这部分人确实成了管不起又不能不管的负担。面对这群重新返贫的另类农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是的，就是为了这片情，我多次回到故土，回到我梦绕魂牵的村庄。前年国庆节我回老家，我三十几年前的学生、现任村支书于天灵特邀我给赶写一部《镶红旗村志》，而这部书的总策划正是当了40多年村支书的关振邦二叔。二叔已经78岁了，他动情地说，德忱哪，咱村快没了，你以后再回老家，恐怕就找不到村子了。这部村志发给每户一本，留个念想吧。二叔说这话时，语调缓缓的，酸酸的，眼里溢出了泪。我知道这肯定是一部空前绝后的书。说空前，是因为我们村以前不曾有过什么村志；说绝后，是因为我们村即将整体动迁，以后这个村将永远不复存在。于是我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我在北京，每次在去往颐和园的途中，看到站牌上印有“镶红旗”这三个字时，总是感到格外亲切。我到沈阳故宫，特意在“镶红旗”旗帜前留影。而今，熊岳八大旗的正白旗、正蓝旗已经变为鲅鱼圈市区，正红旗、镶红旗、镶黄旗、镶蓝旗也即将铲平，我再回故乡，上哪里去找镶红旗呀！我现在家住辽化，国内外很多人都知道辽化这个名字吧，可又有几人知道辽化之前这里原有的村名呢？早饭屯、杏花村、达子营，这些曾经沿用了上千年村名的古老村庄又到那里去寻找？尤其是早饭屯，那可是薛礼征东时大军驻扎埋过灶吃过早饭的遗址啊！

在走访调查的空隙，我曾信马由缰地独自走进开发区那空旷的新址。崭新宽阔的柏油路闪亮着新区的蓬勃，平整的地块淹没了古老的阡陌。我曾像寻找遗物一样反复寻找我曾看过水的电井旧址；我曾偷偷亲吻过我和爱妻共同流过汗收获过粮棉的责任田；我曾凭感觉在大概是我曾任过教的村学校的遗址上踱来踱去。我也曾寻找过列祖列宗酣睡了几十年、几百年的老坟旧址。然而，地在物非，到处是荒草，那高大的灰菜已可没人，不时有不知名的野鸟被惊起扑棱棱冲向苍穹。不远处，那一座座贮油塔罐拔地而起，新建的厂房鳞次栉比。是的，我的乡亲们即将走向新的生活，去过城里人的日子。但是，在老一辈的心里，又有谁会抹去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呢？难怪那几位老人在年三十去哭地哭天，他们心里的滋味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我曾跪在村头的村碑前抚碑流泪，好像抚着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列祖列宗。这是九垄地镇政府立的大青石村碑，正面刻着“镶红旗”三个大字；背面的铭文是：“清代建村名增寿堡后镶红旗兵民来此屯田改名镶红旗。”据壬申（1932）年版《盖平县志》记载：“雍正五年（1727）裁熊岳城守尉设副都统一员驻熊岳添设镶红旗防御又设正白正红正蓝镶蓝等四旗”，以此推算，镶红旗村至少有280年以上的历史了。啊，赫赫有名的熊岳八旗呀，现在也仅仅剩下一个不算完整的正黄旗了，正白旗也被熊岳温泉的名字所代替。我不知道熊岳八旗算不算非物资文化遗产，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们，甚至包括它们的名字没有得到起码应有的保护。

我在《镶红旗村志》后记的结尾自欺欺人地写道：“古老的镶红旗历史灿烂厚重，年轻的镶红旗一定会更加绚丽辉煌。”

然而，新的镶红旗又在哪里？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