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散文之《劳动工分》

劳动工分

翁大明

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一本早已泛黄的劳动手册，这本劳动手册上断断续续地记录着我父亲和母亲1971年9月至1976年2月的劳动工分。

1971年其中的一页记的是：

9月5日，撕包谷1天，8.2分；

9月20日，拔黄豆1天，8.2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11月9日，簸黄豆1天，8.2分……

这是我母亲的工分，母亲是女社员，女社员干的是比较轻松的活儿，队上只给8.2分。

1972年3月19日，点包谷1天，8.2分；

喂老母猪316天948分……

这也是母亲的工分，除了到队上干活儿，还给队上喂了老母猪。

1974年其中的一页是这样记的：

7月19日，修水利半天，5分；

8月1日，开干部会半天，5分；

8月3日，砍柴10捆，10分……

这是我父亲的工分，父亲是男社员，队上给男社员评的工分，满分是10分，父亲挣的是满分。

1975年2月记的工分是：

2月2日，倒火粪半天，5分；

2月8日，在大队开会半天，5分；

2月9日，砍柴10捆，10分。……

这也是父亲的工分。除了参加队上劳动，父亲还给队上放了一圈羊，放羊的工分，跟安沟三爷、铺子七伯和耳爬四爷给队上放牛的工分一样，也是每天10分。

这本劳动手册，皮子是黄色牛皮纸，封面的上半部写着“农业学大寨”五个红色大字，下半部留下标注“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姓名”的地方。扉页上写的是林彪的四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中间才是记工分的地方，“某年某月某日，做什么活，出勤天数，工分，盖章”，内容清晰，项目齐全。

在这本劳动手册的封底，记录住我家截止1974年8月的全部工分：82432分。

我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挣工分的，因此这本劳动手册上所记的工分，也有我的一份。

当然，我的工分肯定很少，因为当时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连一个辅助劳力都够不上。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队上是不安排上工干活的，想挣工分也没有多少机会，所以我挣的工分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少到可以没有自己的劳动手册。

但是，父亲还是要求我，只要有时间，只要队上有能干的活儿，父亲便叫我跟大人一起，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这一方面的原因，是父亲希望把我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解放前后就是当地的基干民兵，中原突围时虽然因为年龄小而没能实现跟李先念一起走的愿望，但却也给这个部队送过饭，站过哨。从肃反、打土匪，到互助组、合作社，父亲都是大队的民兵连长，实行人民公社之后，父亲又当了大队长，跟大队王支书搭班子。在大队为数不多的党员中，父亲算是老党员了，他要教育我不要忘本，不要变修，不要成为剥削阶级，他认为只有参加队上的劳动，才免得将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才能接好革命的班。

父亲要我参加队上的劳动，也是想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硬棒一些。父亲常说，气力是奴才，去了又回来，一个男娃子，不吃苦不受累不流汗怎么行？所以队上杈漆籽儿，我便捡了，一背篓一背篓地背到油坊，交给樊家表伯保管；在幢子沟修水利，队上也把我算成是一个劳力，带了粮菜和被窝卷子，大人抬石头砌石坝，我便捡小石头填石坝缝儿；队长喊一声往十里坪粮站送公粮，父亲也叫我背了三十斤，三更半夜地跟在大人屁股后头，一边走一边打瞌睡，后背磨得生疼。

父亲要我参加队上劳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挣工分。大哥娶了大嫂，生了侄儿侄女，自顾尚且不暇，便分家另过了，母亲在生了我跟大姐之后，又相继生了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人口多，劳力却只有父亲和母亲，他们两个人挣的工分，实在是没法养家糊口，所以要我去参加队上的一些劳动，好歹也能多点工分。多点工分，就能多分点粮食，弟妹们就能多吃一顿饱饭。

队上年终结算，分粮分钱，人口占百分之四十，工分占百分之六十。人口多，工分少，就是缺粮户。缺粮户粮食分的少，钱就更别想了，有职工拿工资的家庭，甚至还得给队上倒找钱，因为他们挣的工分，不够给他们分的口粮钱。

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父母很是发愁。既然靠工分吃饭，那就多挣工分吧。

于是父亲极力推荐阶级觉悟高、工作能力强的年轻党员赵光喜当大队长，自己回到二队给队上放羊，发展养殖业。

在父亲看来，放羊比开会来的实在。以前无论是在大队还是到公社开会，工分都记在二队，分的是二队的粮食和钱，虽然二队社员没说啥，父亲却心里却很是不安：粮食产量上不去，又没有挣钱的门路儿，队上拿什么给社员分粮分钱啊？

何况，回来给队上放羊，既能给自己多挣些工分，又能为队上发展经济多想些办法。更重要的，是地里能够用到羊粪，买不起化肥，家肥对增加产量，能起大作用。

这年春天，队上买了十五只羊，关在铺子的一间空房子里，每天一大早，父亲便去铺子，把羊赶到安沟，找放场好的地方，一边放羊，一边捡柴火，羊吃饱了，一捆柴也绑起来了，父亲赶了羊，扛了柴，小晌午就可以回家。

妈自然高兴。以前做饭的时候，总是没有干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临时到屋背后砍点湿柴塞进锅洞，用吹火筒使劲地吹，搞得满屋冒烟，一顿饭半天也做不出来。现在好了，放工回来，能用干柴做饭，快的多。

队上给养羊人记的工分，跟养牛人记的工分一样，都是满分10分。

这十五只羊有9只老母羊，到了秋天，生了11个羊崽，一圈羊变成了26只。秋天来了，庄稼熟了，父亲便到处找包谷杆儿、黄豆杆儿，半夜里叫上我，打着火把到铺子给羊圈上野草。到了冬天，羊子喂肥了，父亲就找会德队长，指给他看：这只羊老了，不生羊娃了，可以买了；这只羊肥，能卖个好价钱。

终于卖了8只，总算给队上增加了些收入，父亲高兴，队长高兴，二队的社员都高兴：过年，可以拿这钱分余粮款了。

在给队上放羊的同时，父亲千方百计多挣工分。

山里老鼠多，老鸹也多，包谷刚出穗子，老鸹便成片地从包谷林里飞过，见哪棵包谷树上的包谷黑胡子了，便振动黑羽，盘旋着飞下来，一通乱啄，包谷就光杆儿了，大家看着干瞪眼。那老鼠也是一群一群的，从山坡上溜下来，顺着地边进包谷林，吃包谷，也吃黄豆，见人来了也不慌不忙，一个个都吃得圆滚滚。

本来粮食就少，哪禁得住这样糟蹋？于是公社便下通知，要求各大队灭四害，保秋收。大队开了会，号召大家见了老鼠老鸹就打，打一只4分，打的越多，做的贡献越大。

父亲是老民兵，会打枪，便在放羊的时候背着那支老土枪，挑起两个药葫芦，一个葫芦里装火药，一个葫芦里装铁籽儿，把那火炮儿和火纸媒子藏在猪皮烟包里，一边放羊，一边打老鼠和老鸹。 父亲的枪法准，加上老鸹多，铁籽儿覆盖的面儿又大，父亲“砰”的一枪，就有老鸹落地，有时一枪能打翻好几只，最多的一次，一枪打了9只。

老鼠聪明，只在地面上、草丛中窜来窜去，不容易被发现。我便就着地边，爬上树顶，定定地向庄稼地里瞅，发现有老鼠活动，便指一指，向父亲做个手势，父亲悄无声息地过去，瞄准了，一枪一只老鼠，那没被打着的，慌忙四下逃窜。

太阳下山了，羊群进圈了，我跟父亲提着当天的战利品找叶会计记工分，那打老鼠老鸹的工分，竟比放羊的工分多的多。

秋收过后，“灭四害”的任务已经完成。父亲过了几天只放羊、每天只挣10分工的日子，心里便慌慌的。一天，他找到会德队长，说，队上地边上的草都长到地里了，歇庄稼，要刮一刮，拾掇拾掇，绑成火粪柴烧火粪。会德队长说，好是好，可是大队要抽劳力修水利了，火粪柴都没人砍，哪顾得上刮地边儿？！父亲说：我放羊子，顺便可以做这个事儿呢。会德队长吧唧了一下旱烟袋：那感情好！反正队上砍一捆火粪柴是一分工，柱德大哥，你砍火粪柴，也给你记工分。

母亲也没闲着。头天晚上刮了洋芋，天不亮便把糊汤搅在锅里，一边给弟妹穿衣服，一边喊我和大姐，叫我们赶紧起床吃饭，她要到队上干活儿，晚了就迟到了。队长给妇联会安排的活儿，春种的时候，主要是丢窝儿，涮苗儿，掏沟儿，挖地边儿，也跟男劳力一起薅草；秋收的时候，主要是掰包谷，撕包谷，拔黄豆，打黄豆，簸唐麻，也跟男劳力一起修水利，抬石头。活儿相对轻一点儿，工分也就少一点儿，挣不了满分。

挣不了满分，母亲也挣，不管挣多少，挣一点总是多一点儿。一到冬天，母亲哮喘的毛病就犯了，剧烈地咳嗽着，浑身乱颤，父亲便学着给母亲打针，“两快一慢”，屋里弥漫着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味道。拔了针，母亲又跟队上社员一起到安沟烧火粪。

家家户户都要吃盐罐煤油，都要买点针头线脑、锄子家业什么的，没钱怎么行？大家都很发愁。大队便召开支部会专门商量这件事，决定搞养殖业和种植业，发展多种经营。父亲回去跟母亲说了，母亲便说：“那好啊，那我就再给队上喂一头老母猪，一年两三窝猪娃是保险的！”。

母亲给队上喂了老母猪，天天上坡背个挎篓打猪草，父亲放羊的时候也背个背篓，春天捋花梨树叶儿，秋天捡梧桐树叶儿，晒干，打碎，过了糠筛，冬天在大锅里煮熟了，加点糠皮儿，喂猪。这一年，母亲果然给队上喂了一头老母猪，老母猪三窝生了二十九个猪娃儿，这卖猪娃儿的钱，交给叶会计保管，年底给社员们分，队上每天给母亲记3分工。

父亲觉得种植药材是个方向，便抓紧育牡丹苗子，几年前他就种了牡丹，一到春天，房前屋后牡丹花开，蜜蜂蝴蝶嗡嗡吟吟，但那牡丹只是为了看，却不敢卖，父亲不想让自己生出资本主义的尾巴。现在上头叫发展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父亲以前种的牡丹便派上了用场，他终于可以公开地、大胆地种牡丹了。

那段时间，每天下午放学，父亲便让我赶着羊群跟耳爬四爷一起去放，他腾出时间专门在家里挖牡丹。扒开屋前花坛，那十几兜牡丹的根须便裸露出来，粗的有大拇指粗，细的犹如花线，抖落泥土，把大部分根须掰了，装进背篓。晚上，父亲先削了一把像刀片一样的竹签子，点上煤油灯，发动我们全家用竹签子刮牡丹皮。刮了皮，用棒槌槌了，抽出里面的筋，平平地摊在簸箕上，母亲负责放在堂屋的板柜上晾干，长出一层白霜，那牡丹皮干了，红润润的，满屋的香味，越是囫囵的，越能卖个好价钱。

关键是牡丹苗子，在那个秋天是抢手货，附近的几个大队，都需要牡丹苗搞综合厂，这是公社定的任务，完不成任务大队就要挨批评。西坪大队也有综合厂，大队王支书说，你的牡丹苗子不准卖给别人，只能给本大队，你挖苗子，队上给你记工分，一棵牡丹苗子，再给你算七毛钱。

父亲便把牡丹分兜儿，只要牡丹枝子上沾着根，便分开来，蘸上浆，压在地里，确定可以成活了，便让队长派劳力，取过去，种在队上地里，成为队上集体经济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了挣工分。

在没挣工分之前，我有一个实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便是跟父亲一起放羊，学着父亲怎样把羊赶到青草茂盛的地方，怎样照料生崽的老母羊，怎样在半夜里给羊槽里上夜草，同时也向父亲学习砍火粪柴，学习在包谷林里薅包谷草，把没有锄断的草拔起来，架在包谷枝叶上。

跟父亲一起放了一段时间，又跟耳爬四爷一起放了一段时间，我便可以单独放羊了。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便自觉地把羊赶到南坡、耳爬洼或者茅草坡，太阳落山了，在附近的草丛上浇一泡尿，吆喝一声，羊子爱吃咸，闻着尿味便聚拢来，我一溜青烟把羊群赶回家。

我能单独放羊，父亲就能分身去队上干活儿，再挣一份工分，这样既帮了队上劳力抽不开的忙，家里的劳动手册上又多了一些工分。

我挣的第一笔工分，是砍包谷杆儿。包谷熟了，女劳力主要负责掰，男劳力主要负责背，那砍包谷杆儿的任务，就自然落在小孩子的头上。大人在前面掰，一个茬口儿，呼呼啦啦地向前推进，包谷树上的包谷便被装进了挎篓里，挎篓满了，倒进背篓，直到满得堆起来，中间插出一个尖儿，再由壮劳力背到油坊，倒进二队的仓库里，堆着。小孩子砍包谷杆儿，也是一个茬口，离大人大约一丈远，有的用弯刀，有的用镰刀，明晃晃的，把掰了的包谷杆子砍了，一抱一抱地铺在地上，待大人腾出时间了，找些葛藤，绑成一捆一捆的，靠在地边，分给队上放牛和放羊的，喂牲口。

跟我一起砍包谷杆儿的，有云清，冬娃，富娃，根五，俭娃，书林，都是六七岁七八岁的碎娃，干不了大人干的活儿，砍包谷杆儿却麻利，一会儿就是一大片，比大人还快，大人一天掰多少包谷，我们一天就能砍多少包谷杆儿，有时还能抢到大人的前面，等着大人把包谷掰了，手起刀落，包谷杆儿就躺在了地上。队上定的，砍一亩地的包谷杆儿，记4分工。晚上收工，我们去问会计，沙坝洲是几亩地啊？鸡心坪是几亩地啊？耳爬洼是几亩地啊？叶会计把看包谷杆儿的地亩数加起来，给我们几个砍包谷杆儿的小将一平均，把工分记在劳动手册上。

捡的包谷，交给樊家表伯，樊家表伯过了秤，也记工分，一斤包谷3分工。

我挣的第二笔工分，应该是砍火粪柴。这个活儿，也是跟父亲学的。开始跟父亲一起放羊的时候，看父亲砍火粪柴，把地边刮得干干净净，再大的刺架，他也把砍了，捋了，绑成捆，既清除了地边的杂草，又给队上提供了烧火粪的燃料。地边上实在没啥砍了，父亲便打量着附近的树，系好鞋带儿，别好弯刀，按上一锅旱烟，噙在嘴里，三下两下就上了树，砍下树枝，再搭一些灌木，一会儿就是一捆。

我按捺不住，也想上树砍树枝，父亲怕不安全，不准我上，我便趁父亲已经上到树上的当儿，蹭蹭几下爬上了另外的一棵树，等父亲发现了，我上的比他还高。父亲骑在树上，又点一锅烟，一边骂，一边叮咛我：腿要加紧，手要抓牢，脚要踩实，够不着的，不要蛮够。看我没事儿，之后父亲让我上树砍树枝，他在树下刮地草，父子俩一配合，劳动效率大为增加。

既然学会了，就想自己试试身手。照着父亲的样子，自己找一面坡，上在这颗树上，剁一些松树枝，只留一个松树尖儿；又上那棵树，剁一些花梨树枝，只留一个花梨树尖儿，地面上便是一片柴。再去找些黄良木条子，两头对接，一头打个环儿，做几条两庹长的绕子，找个稍稍平整的地方，摊上绕子，先铺上一抱松树枝，再刮一抱灌木，整齐地摞起来，长的短的，树枝搭地草，几层下来，柴就堆得差不多齐腰高，然后踩住绕子带环儿的一头，弯下腰来，拉住绕子的另一头插进绕子环儿，使劲蹬几脚，勒紧了，绑住，掀起来，滚轱辘般地滚到坡根儿，给队上烧火粪。起初一天砍七八捆，双手被刺扎得一道道的，后来习惯了，也不觉得手疼了，一天便也能砍十几捆。队上社员看了，也分不清是我砍的还是我父亲砍的，反正是见一捆火粪柴，便记1分工。

我挣的第三笔工分，是在油坊给队上办学习专栏。那时正在搞批林批孔，公社给大队革委会下了硬任务，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办学习专栏，每个社员都要有学习心得，公社经常派人检查，又是评比，又是通报，如果完不成任务，那就是政治觉悟有问题，就要开批斗会。这事儿愁坏了队长，学大寨、修水利难不倒会德队长，但办专栏、写心得却把会德队长难住了。会德队长找到我父亲，说，柱德大哥啊，这事儿还得请你帮忙，这个暑假就不要叫你家娃子放羊了，队上想安排他办学习专栏，他小学都上了好几年了，帮忙抄抄报纸，写写心得，估计差不多，帮队上完成了任务，队上给他记工分。

我巴不得到油坊玩儿，便答应队长，叫叶会计到王家干老的代销店儿买了一沓白纸，又买了几张红纸和绿纸，到油坊办学习专栏。油坊是个打油的地方，锅台上还有没扫净的唐麻籽儿，屋梁上挂着油饼，虽然是夏天，但麻油的香味还在，几只鸟雀飞进窗户，探头探脑找吃的。我踮起脚，坐上大板凳，趴在灶台上，把红纸和绿纸裁成条儿，把白纸也裁了，做办学习专栏的准备。晌午回家，叫我妈搅了浆子，便到油坊，按照队上的社员数，量了尺寸，用红纸和绿纸贴学习园地的边框儿。

这个假期，我一边看报纸，一边办专栏，一共办了两期，给队上的每个社员都写了两篇学习心得，还给队上的几个社员写了一些诸如“黄泥巴腿子上讲台，满腔怒火记心怀”之类的顺口溜，让他们代表生产队去参加大队的斗私批修赛诗会。秋季开学了，会德队长说：这娃子还行，给二队争光了，找叶会计，给你每天记7分！

除了这几笔工分，我也跟大人一起积青肥，烧火粪，捡漆籽儿，修水利，这不仅让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一些农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

翻检这本早已发黄的劳动手册，我忍不住打开百度：

“工分，报酬计量单位，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计算社员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底分活评、定额记工、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普遍存在，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

忽然明白，父亲放羊每天10分，母亲养猪每天3分，这叫底分死记，每年算一次账，记一次工分就行了；砍火粪柴每捆1分，打老鼠每只4分，这叫定额记工，先点数，再记工分，有多少记多少；修水利半天5分，簸黄豆一天8.2分，这叫底分活评，社员每天的标准工分是10分，当天干活儿，当天评分，评几分当天就在劳动手册上记几分。年底了，统一算账，除了基本口粮，就按工分多少分红，这个“分红”，就是分余粮款，领了余粮款，喜滋滋地去办年货。

这种既按人口又按工分煮成的“大锅饭”，滋养了一个时代，至今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