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期”科技发展的历史原因
“五帝时期”科技发展的历史原因
史载黄帝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注重解决与人们衣食住行的各种有关问题，如播种百谷草木，节用木火材物，淳化鸟兽虫蛾；披山通道，造舟楫，做车辆，服牛乘马而引重致远；论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探讨医理而著《黄帝内经》，总结养生之道；铸鼎、铸钟、铸镜，制礼仪，做冕服，为华盖，以明上下；黄帝命人占日、占月、占星、造历、做甲子、造文字、定律吕、制弓矢、做臼杵、设重门以防暴客；嫘祖养蚕，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
对这些，古代的人们多信而不疑；现在的人们则疑而不信，认为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太多了！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这也是一种“迷”，即只迷于表面现象，而忽视了对历史问题本质的分析与认识。这一系列史事，严格地说，也非完全都是什么发明创造，有的是黄帝时期以前已有，到了黄帝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是黄帝时期开始做，开始设置专人进行研究；只有少数才是真正的发明创造。
取得重要成就也好，开始研究也罢，或者是一些发明创造，这本是一种历史发展中的必然。并没有什么奇怪。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都与国家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对此，我们不妨也举出个一二三四，以供大家思索，看其有无道理。
一、人类为了生存，就需要吃、穿、住、行，为了生活得更好，就需要占有一定的社会财富。因此，人们的欲望是推动人类社会产生变革、或前进或后退的根本力量。假如，腊玛古猿在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改变之后，不是为着生存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那么，便不可能逐步进化为人类；假如现在做工的不想学技术，不想当八级工或工程师；种地的也不希望他的土地多产粮食；当兵的不想立功，不想当将军；经商的也不想去赚钱；小学生也没有升高中、上大学欲望；当作家的写东西也不指望发表而传世；科学工作者也不想有甚么发明创造……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进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当然，个人对于社会财富的占有欲，也会造成破坏，甚至使社会的发展发生倒退。比如在无政府、无法律的状态下，人们为了满足占有社会财富的个人或小集团的私欲，就会去偷，去抢，不但不可能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甚至会疯狂地杀人，放火，毁坏社会财富；即使是有法律，有制度，也有国家机器运转来执行这些法规，但这法规是保护一些人不择手段地、以危害他人、危害社会而满足自己的私欲。或者有人披以“合理”、“合法”的外衣去这么干，其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也同样会停顿、会倒退。历史上这样的例证是很多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轩辕黄帝之前，虽然已有一些部落联合、兼并而形成的部落方国。但其地域范围很小，基本上是比氏族或部落组织更大一些的社会集团，它们基本上仍然是为着掠夺别人的财物而形成的一种较大范围内的武装力量集团。这种时候，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不是进行创造性的劳动，而是为掠夺社会财富进行互相攻伐。所以，此时不仅不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而是表现于对社会的破坏，这就是恩格斯所称的“野蛮时代”。“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当着轩辕黄帝灭蚩尤，败炎帝，南征北战，建立了国家的最初形态之后，则不容许各部落之间再发生攻伐、抢掠的事件。对于那些抢掠别人财富、危害社会安定的人，就绳之以法而治其罪。当着这种时候，人们为着占有社会财富，就只能进行创造性的劳动，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受到人们的尊敬。正是因为如此，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就多了。也正因为黄帝所建的国家制度，是从野蛮时代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开始，这样，与以前的历史上相比，其发明创造之多也就因对比强烈、明显，在后人眼里，就觉得这个时期多了。
二、正因为轩辕黄帝所建的国家，是中华大地上首次出现，故有百事待举的实际历史状况。比如，在中国已有文字的历史已有6000多年。当黄帝之时，有文字的历史已过去一千几百年了。可文字最初，是人们你一个、我一个地创造出来的，中华大地上各处人们所用的简单文字，一是不足以用之记史述事、行文发布政令，再是绝不会自然地形成统一的文字。这就需要指派仓颉之类的具体人去做文字统一和再创造的工作；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虽然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会自行地观察、总结出一些零星的经验。但绝不可能有有系统的、较大规模的观察、研究、计算和数据积累。而天文历法的研究，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又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些，没有国家制度的建立，则不具备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有系统的长期研究的客观条件。而当轩辕黄帝建立国家之制后，着手进行此类研究，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再如车辆的发明、制造，大道的修筑，也只有国家制度建立之后，才更显得急需，也只有这时才能有这样做的条件……
三、社会发展对于社会分工的制约。我们知道，在国家制度未诞生之前，社会生产已有了一些分工，这主要是围绕社会生产，如种地的、烧陶的、制革的以及商贩等等。但不属于直接生产性质的社会分工，则不可能出现。比如专门观察日月运行以研究天文气象，制定历法，改革文字，制定音律等，既不可能短时间内见以成效，又不可能用以换饭吃，换衣服穿。没有国家制度的建立，便根本不可能进行。试想，有谁能不吃，不喝、不穿衣服而生存，而搞非直接生产性的科学研究？这些，只能是在有了国家制度之后，有了税赋之制之后，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指定专人去长期以此为职业而进行。
四、历史记载可能会有一些附会之词，但必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就是捕风捉影，也当有点“风”、有些“影”才能捕，才可捉。比如，古史所传有“有巢氏”时期。但只传其始作巢而居，别的则连附会也附会不出来。历史上传有“燧人氏”时期，但也只传其始用火而已。轩辕黄帝时期的史事传说或者叫做记载为多，也是和有了国家之制，有了统一的文字，有了当时的一些如史官之类的人物作了一些记述有着极大关系。只不过因为历史太久，人们难知其详罢了。不然，为什么人们记述轩辕黄帝之前的历史就少得可怜呢？为什么记述黄帝以来的史事就比较地有系统呢？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中说：“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岂虚哉？”此，自黄帝以来，有系谱，有年代，而在此之前却没有，也是与黄帝始建国家之制，有史官之记分不开的。
以上一二三四所举，虽可从各种角度以说，但九九归一，都与国家制度的建立有关。所以，我觉得古史记述轩辕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虽多，但并不奇怪，此乃必然而又很自然的事情。“文明始祖”所做的事情，都是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有关，而不是像蚩尤那样专会用酷刑逼迫人们跟着他去发动叛乱。史书上所记黄帝行为莫不如此：
⑴ 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封分百官以施政。此体现为国家治理，这是保证在一个国家之内政令一统的必然措施；
⑵ 黄帝命仓颉整理文字用以述史记事，及以向全国发布统一的政令。这就是中国文化载体——独特的象形文字的产生和使用之始，它也是中国后世文字学、文学艺术产生之根源；
⑶ 黄帝令羲、和、常羲等人观察日月运行规律，任大挠造甲子，使容成草创历法，以教民顺时令而树五谷。《黄帝历》不是阴历，也非阳历，而是月以阴、年以阳的“阴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天的二十四个节点为农时二十四节气。定一年为365天又四分之一日，也就是“四分历”。这正是中国天文学研究、历法制定在历史上先进的根源，同时也是农耕生产发达，以及以农业为基楚的治国方略实施的历史；
⑷ 黄帝教荣将铸钟，伶伦定音律，以便协和各种不同乐器合奏，因而有了五音六律六吕之制。以之奏之学馆、荐于庙堂，净化人们的心灵。这体现了中国诗歌、音乐的社会产生与进步之早，以及重视其陶冶人之性情，使古老的中国成为礼仪之邦的历史根源；
⑸ 黄帝支持其妻嫘祖劝民养蚕、纺织、改善黎民百姓的生活，因而有垂衣之治。这体现了中国通向外国“丝绸之路”的根源之久远；
⑹ 黄帝与岐伯、俞跗、少俞、雷公等人讨论辨症用药，如何进行针石之施，以求卫生之本，因有《素问》、《灵枢》等医典之立。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妙、神奇之根；
⑺ 黄帝以道设教，以道制礼，以道立法，开创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的社会制度。这是中国自古为礼乐之邦、文明古国的历史根源；
⑻ 黄帝在釜山（古名：鬴山，今称：矾山）量烧制量器“鬴”，统一全国计量单位；统一车的轮距，制官员所乘小车独辕曰“轩”，载物大车为双辕曰“辕”。做华盖，定冠冕之制。这又是中国在法律、道德、度量衡等一切方面，都有着高度统一的历史。事物的统一，是国家统一的结果；
⑼ 黄帝在全国“披山通道”，发展交通事业。这是国家做到货物交流、民族交往、文化融合的关键性措施；
⑽ 黄帝以传播道理于天下为已任，以八卦卦图为教材，施行社会教育。整个五帝时期，都是“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如此，中华文化从法律、道德、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吃、穿、住、行、音乐、绘画、诗歌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唯物、辨证、客观、求实的哲学思想精髓。这，就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的历史根源。我们要正确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弄懂“始祖文化”的精髓性本质，体现为唯物、辨证、客观、求实的哲学思想，以及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
然而，“三祖论”者在长达近二十几年喋喋不休的宣传中，却从来避而不谈这些。其一直死抱着的“三祖文化”就只是三个人。难道三个历史人物就是“文化”吗？那么，十个人又是什么呢？这不是让人笑掉大牙的历史笑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