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杨开显

一

1988年8月底，我从重庆江北区猫儿石搬家至观音桥。紧张的活忙完后，家算是安顿下来了，紧绷的神经也松驰下来。可这时突然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袭来，心中感到怅然若失，完全没有住上新房的兴奋和喜悦。

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观察了一下家，就对妻子说：“我到猫儿石去一下，晚上不回来了。”回到猫儿石，进了家门，就喊道：“妈，我回来了！”母亲有点吃惊地看着我，继而又惊喜地说：“怎么才搬家，又回来了?”我说：“回来看您嘛。”这时，我心中怅然若失的感觉已经消失，心中充满了一种踏实感。原来，离开这个家的怅然若失和回到这个家的踏实感都是因为母亲啊！

吃晚饭时，母亲一边用那熟稔的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一边用筷子夹着我喜欢吃的菜放到我碗里。她和我都很高兴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晚饭后，我与母亲摆了很久的龙门阵。接近深夜了，我们才睡觉。那一夜，我睡得十分踏实、香甜。

第2天，我回到观音桥的新家。妻子见我心满意足地回来，就不无打趣地说：“你的恋母情结还重呢！”我呵呵地笑了两声，心想这算什么，小时候还有比这更重得多的哩！

二

母亲出身于一个和谐且较为殷实的家庭。她兄弟姊妹10人，4个哥哥5个姐姐，她是最小的。她的四哥和五姐死得较早，剩下了3男5女。母亲说，她在读师范时，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就去世了。家里原来较穷，她记得外公常常在田坎上捡狗屎，家里油灯的灯芯尽量少地拨出灯盏口以外，以节约油。外公勤劳加节俭，后来买了一点地，这地后来由母亲的哥哥继承了，所以她的大哥等被划为地主。但在1949年底以后，母亲的大哥被作为开明绅士留用在乡政府工作，不久调县里粮食部门工作。后饿死于3年大饥荒中。另两个哥哥成了教师兼地主。

由于母亲最小，秀外慧中，身材苗条，在家十分受宠，只管读书和玩耍，不让她做家务事。所以她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优越感。她说她与我父亲认识时，她和她家人还有点嫌我父亲家里穷哩。

父母是1951年把家安在重庆的。那一年5月或6月，28岁的母亲带着婆婆、我和妹妹，还有住在我家的小堂姐，从岳池坐滑竿到武胜，再从武胜乘船到重庆，投奔父亲。船是在磁器口靠岸的。父亲大概雇了一辆马车，载着我们一家人从磁器口抵达小龙坎新村路。而父亲1年前就在新村路尽头的西南地质调查所工作了，西南地质调查所1952年扩大和更名为西南地质局。

我们安顿下来后，母亲就在家相夫教子，并承担她以前没有做过的家务活。到第2年5月，大弟弟出生前后，她才请了1个保姆帮助她料理家务。

但母亲在家乡时是一个教师。她上世纪40年代初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校。那时一个女中专生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肯定比现在的女研究生少，因而她的学历在当时是高的。适逢有人说离磁器口不远的劳动路小学有一个女教师生孩子，需要代课老师，母亲就受聘去劳动路小学代课。

记得是1952年8月下旬的一天，老师要在开学前上班。黄昏时分，母亲从家里出来走到街边。我当时好像还未吃完饭，一个激灵，就翻下凳子跑出门，抱住母亲的大腿，不让她走。母亲没法，让父亲把我分开，她就急急地赶往学校。我看见母亲走了，父亲又拦着我，急得大叫“妈妈，不要走！”就趁势倒在马路上打滚，嚎啕大哭起来。这一打滚，这一大哭，引得邻居和路人围观。突然我趁父亲不注意，从地上爬起来就往母亲离开的方向撵了去。我找到学校时，天已黑了，我不知道母亲在哪里，就在墙脚边磨蹭。突然一个男老师走过来，抓住我肩膀问：“小娃儿，在干啥子?”我眼泪一下流出来，说：找我妈妈！于是他把我带到办公室。母亲看到我吃了一惊，赶快抱住我，我就在她怀里鸣鸣地哭起来。

我记不起当天晚上是母亲把我安顿在学校，还是送回了家。但几十年来我一直为这个浓重的“恋母情结”感到吃惊和诧异。从我家所在的小龙坎新村路到重庆大学B区以远的劳动路小学，步行要大半个小时，途中有不少支路、岔路、弯路，成人走这段路也是要问几次路的。可我当时才7岁，不知是怎样走到学校的？会不会是尾随母亲到学校的呢？我已不记得。还有，为什么父亲没把我阻挡而放任我去追母亲了呢？我想也许不是父亲拦我，他当时可能出差了，而是保姆拦我，但她没拦住我，我一溜烟就跑了。

不仅是孩提时代，就是到了青年时代，这种对母亲的依恋也是很强的。那是1963年5月，周六下午放学我从小龙坎乘车到龙隐路，过河回猫儿石的家（我家已从小龙坎新村路迁至江北区猫儿石）。可是不巧，嘉陵江突发洪水，渡船停开。我在河边默默地等着，盼望这5月的洪水突然消失，好乘渡船回家见到母亲。可赭色的洪水汹涌澎湃，把我的希望击得粉碎。我大声诅咒这洪水把我与母亲阻隔在嘉陵江的两岸，我甚至眼泪涌出。望着洪水发呆一直到天黑，才悻悻地回到学校。这一夜，我辗转难眠，心中充满了对母亲的思念，眼中全是母亲等我回家渴盼的模样。为此我愤激而忧思地写下一首诗《嘉陵江洪水触怀》，诗的最后2节是：

啊，你这滂湃的急流，

冲碎了我的心灵，

使我不能投入家的怀抱，

母亲的心愿竟化为泡影。

啊，你这无情的洪流，

我只欠着对你的惩驯，

总有那么一天，

改变你这放荡的野性。

这首诗十分幼稚，是我半年前开始接触诗歌后也许是最初的一次诗歌试笔，它也是我对母亲的依恋在诗中的最初表露。

第2年春，也是因为舍不得离开母亲，放弃了很多人向往的部队生活。当时我从江北区来到南岸区烟雨堡84号参加部队性质的学习和训练。客观地说，一直生活在书香氛围中的我对军训学习没有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不习惯这种紧张、枯燥、不自由和高度政治化的生活。每天白天和晚上，全部是高强度的训练和关于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政治学习，身体的劳累倒没什么，思想的紧绷则有些受不了。只有傍晚6时的军事化晚饭后有1小时的松懈时间，这时苦闷袭来，特别想家想母亲。我偷偷带了1本巴金的小说《雾雨电》，在这个黄昏时刻躲到一边阅读，因为被发觉了要被作为毒草收缴还要挨批评。我眼晴的近视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而对母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

2个多月后，我们要开拔到贵州凯里，这一下就要远离家远离母亲了。我心里开始着急起来，是要政治上的保险，还是要留在母亲的身边？由于念母心切，我没有过多地考虑后果，就以眼晴近视为由，回到了母亲身边。这在当时政治统帅一切的形势下会令多少人大惑不解，这也导致我因为家庭出身和政治上不求上进而遭到歧视，不受重用。但今天看来，我当年的选择虽然太过书生意气，太不顺应时代潮流，使我在后来的岁月尝到一些苦涩，但最终还是没结下苦果——也许这果子还带一点甜味哩。毕竟嘛，笑在最后的，才是笑得最美的。这就是我的“恋母情结”。

三

后来在母亲快要生小弟弟时，她离开了劳动路小学。小弟弟生下后，体弱多病，母亲又没有奶水，因而母亲忙得不亦乐乎。小弟弟经常气喘、咳嗽、发烧，甚至抽搐或痉挛，而且好像经常在半夜发病。这时母亲，还有父亲，只得抱起小弟弟急急忙忙穿过黑黢黢的街道到小龙坎联合诊所看病、打针。我清楚地记得一次半夜雷雨大作，父母一人抱着生病的小弟弟，一人打伞，冲进暴风雨中，急急赶往医院。这个场景几十年来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小弟弟大一点后，母亲好像又到小龙坎附近的石碾盘小学代课了。这时小弟弟就托给住在我家对面的一个保姆带。这样小弟弟白天由保姆带，晚上由母亲带。母亲的辛苦可想而知。恰恰在这时，在江北区政府文教科工作的表哥（母亲大姐的儿子）魏明远介绍母亲到地处江北区猫儿石的龙章村小学工作，这所小学主要是为当地的重庆造纸厂的职工子女服务。母亲十分感谢魏明远。从此母亲就在这所小学教书，直至因病退休。后来岳池和在外省市工作的几个亲戚认为母亲不应到偏远的江北区猫儿石去教书，以她这种正统的师范生资格，沙坪坝区任何小学甚至中学都会欢迎她。那时，重庆市八中的音乐老师董唧声，他在老家岳池教过我父亲，他说他很容易介绍母亲到沙坪坝区的小学或中学工作。这是1956年的事情。

母亲要到江北区猫儿石去上班，小弟弟怎么办？我们几个孩子怎么办？于是母亲想到了自己的四姐——我们称呼她为四宝宝。母亲把她从岳池接到我们家，帮忙照顾小弟弟，也做一点家务。她的独子唐善志（我的表哥）这时正在重庆的中苏友好协会当俄语教师。此前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高材生。这样她既帮了我们的忙，也得以与她的儿子团聚。母亲这才放下心来，没有了后顾之忧。

母亲到龙章村小学后，就全身心地扑在教学和学生身上。母亲是个多面手，她既教过语文，也教过算术，还教过美术，她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受到师生的欢迎。她对学生特别的耐心细致，循循善诱，不仅教好书，而且教他们怎样做人。她还关心学生的生活，有少数多子女家庭的学生和农村学生，家里特别穷，有的买不起学习用具，有的甚至有时没吃饭就来上学，母亲就买铅笔、橡皮擦等给他们用，买馒头、糕点等给他们吃。

母亲每个星期回一次家，星期天回到家后，我们几兄弟姊妹就主要由她管了。到了1958年母亲工作负担更加重了。学校贯彻上面的意图，各班要放卫星，要求学生成绩实现满堂红，即全班人人达到5分的成绩，而考试成绩则要平均达到90分以上、95分以上等等。这让老师们神经紧绷到要断裂。后来全民大炼钢铁之风又吹到小学来，母亲他们与学生一道用砖头砌成炉子，把捡来的废铁和家里不常用铁家什，丢进炉子里烧，整夜整夜不睡觉。终于一次上课，母亲倒在课堂上，母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患上高血压的，后来又加上心脏病，她的身体就是这样被累垮的。

有了四宝宝照料我们的家，一切都顺起来，父母都在各自的单位兢兢业业地工作，成了业务能手。但好景不长，表哥唐善志根据当时的政策，要业务归口，尽管他俄语很好（在大学使用俄语教材，大多由苏联老师上课），但他的专业是工程造价，所以在1956年以后就调入在武汉的国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到了1958年下半年，他就要把他的母亲接到武汉去。于是四宝宝与我们告别了，而弟弟妹妹在这一年暑假迁到猫儿石，跟随母亲一起生活。父亲因贯彻“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政策，这时正在北碚区的农村下放劳动。我刚读完初中一年级。

四

弟弟妹妹随母亲安顿在重庆造纸厂的家属宿舍，这是重庆造纸厂把龙章村小学教师视为自己的职工而分配的宿舍。从这时起，母亲的担子又加重了：她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和政治学习，同时一个人负担4岁、6岁和9岁多的弟弟妹妹的衣、食、住、行和读书，半夜还常常为4个子女缝衣补袜，也为我们织毛衣。此外还要牵挂并有时照料我的生活和读书。父亲下放劳动后，又调外地工作，很不容易回家。母亲从35岁起就这样带着3个半孩子（我算半个）并上班，该有多艰辛！更主要的是，那时是讲阶级斗争，不讲以人为本，家里有什么事，或者不是生大病，是不敢请假的。我记得有一个暑假，两个弟弟生病发烧，母亲在江北城的一个学校参加政治学习，不准请假。弟弟由低烧发展成高烧，并说胡话。幸好隔壁邻居赵妈背一个牵一个，把两个弟弟送到造纸厂医院，打针吃药，两三天才有所好转。母亲回家后，非常感谢赵妈，同时她内心也痛苦和自责，作为母亲竟被那样的政治气氛弄得请不了假，照顾不了自己生病的孩子！

到了1960—1962年3年大饥荒，母亲生活上的担子更重了。那时全体老师与造纸厂的职工几乎都在厂食堂搭伙，孩子们粮食不够吃，几乎没有肉蛋油等；而母亲作为成人更是可怜，每月18斤粮，还要节约3斤支援国家，剩下15斤粮远远不够吃，可还要节约一点给3个孩子吃；而且我更清楚地记得，母亲在1960年还给我寄了5斤粮票来。可令四川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在这一年下半年四川粮票全部作废，这令多少家庭和个人更陷入饥饿的绝境。后据文革中和文革后披露出来的信息说，这事归罪于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

母亲由于吃不饱，营养严重不良，身体十分瘦弱，又患上轻微的肿病，双下肢用手指按下去一个窝，迟迟不能恢复。加上她患有高血压，有时饿得她发生昏厥。幸好猫儿石的另一个厂子——重庆天原化工厂，有一个生产味精酱油的车间（对外叫重庆天厨味精厂），这才略微缓解了一下母亲他们学校老师的饥饿感。母亲在学校工作晚了，常常就咕噜咕噜喝味精酱油。

母亲还到处想办法给孩子们弄吃的，记得好像有南瓜叶、土茯苓和一些野菜等，拌在面粉里做煎饼吃。更令我们兄弟姊妹惊喜的是，每个月还买“高级饼子”给我们吃。其实那只是类似芝麻饼一类的普通点心，好像是0.5元1个。国家卖这种高价点心好像是为了让货币回笼，若不是非常时期，这种小点心恐怕只卖5分钱1个，但当时要花去1个人2天的伙食费，大多数人舍不得吃，也吃不起，这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母亲就是这样，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为了孩子，而且还要设身处地地为困难的人着想，哪怕自己也艰难，也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仍然是在大饥荒期间，一个星期天，母亲与弟弟进城。她在解放碑的一家饭馆给他买包子吃，他刚开始吃，就被跑上来的饥民抢走了。弟弟既惊吓又难过。母亲极力安慰他，说：算了，别人饿极了，也可怜，让他吃吧。

母亲对介绍她进小学工作的侄子魏明远也充满同情心。魏明远被划为右派后，心情十分压抑、悲哀。母亲开导他，说将来一定要解决他的问题。他在回家前经常要到我们家来坐一坐，听一听父母对他的安慰和劝导，心里才感到温暖一点，心情才舒适一点。临走时，父母有时还硬塞给他10元钱。

也就是从大饥荒或稍早一点时间开始，一直到90年代母亲迁出猫儿石为止，母亲的善良都惠及到大部份邻居。我们住家的是一个两层楼房，共16家（70年代初以后住进20家），除了四五家是科技人员、教师外，其余均为工人。工人们绝大部分工资低，每家人均10元上下，或不足10元。每到下旬或月底，就有邻居向我母亲借钱，一般是10元，少数有20元的。有的一两个月借1次，有的几个月借1次，母亲都是来者不拒，而且个别不还钱或者忘了还钱的，母亲从来也不催。有邻居守信用，一发工资就还钱，但母亲觉得她很困难，就善解人意地劝她不要着急还，还是拿回去用吧。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也不是不困难，人均工资才18元左右。多年后，常常碰到一位老邻居的儿子，他数次提到以前母亲借钱给他母亲的情景，他对母亲的善良和助人为乐的行为深为感动。

也是在70年代中期，一天下午，突然来了一个瘦弱的农民，大约50多岁，衣衫破旧，背了一个背兜，里面放了一只极为瘦小的鸡。不记得他姓什么，他又是怎样称呼母亲的。他说他以前给我大伯干过活，现在他家里很穷，从老家来看我们等等。母亲完全不认识他，也根本不知道他讲的事情，但还是客气地留他吃饭。天黑后，把外间的床腾出来供他住了一宿。第2天他告辞时，执意要把那只1斤多的小鸡留下来。母亲送了20元钱给他，这是她半个月的工资，又把大米加一点包谷粒装满了他整整一背兜。他感谢得似乎想要磕头了。母亲说，不要谢，慢慢走吧。看着他离去的佝偻的背影，母亲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老家的农民可怜啊！

五

由于父亲家穷，早年读了公费的中央政大。父亲读的这个学校和日后任税捐处处长等职的经历在1949年后被认为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就直接影响到母亲和我们子女。母亲一直为此担惊受怕，性格由青年时代的活泼开朗而变得谨小慎微。特别是“公安六条”公布后，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期，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这期间母亲他们的一个女同事胡老师因呼错口号而遭到批斗。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因而批斗时说她这样喊口号是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于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老师、职工及其他非工农出身的人都被惊吓了。这样荒唐残忍的事后来当然被否定被平反了。但当时的恐怖气氛确实令人窒息，因为母亲家庭出身也是地主（这一点不知是怎样划分的，因为1946—1949年她的父亲逝世多年，土地也由她的哥哥继承了，她本人教书，丈夫是职员，难道她的家庭出身由她的哥哥的成分来定吗？）母亲因而受到双重的歧视，她只得以更好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来博得人们的认可，这样就越来越加大了她身体的透支。

应该是从1968年开始，母亲的健康下了一个台阶。母亲几乎每天头昏头痛，她隔三岔五就要到造纸厂医院或猫儿石联合诊所去看病。一两年后，她心脏又出现了问题。大约是1971年春，我把母亲送到三军医大附属三院看病。经过检查和诊断，母亲是心房纤颤（此前她已有心律不齐）加冠心病。从此我们一家人就格外注意母亲的身体状况了，她也开始携带硝酸甘油片了。

可是，大半年后，母亲又发现血尿，她又患上了肾盂肾炎。经过住院后，病基本治好，但母亲身体更差了，工作恐怕也更吃力了。于是母亲决定病退，一来可以回家调养身体，二来可以不参加那么多吓人的政治运动，三来待小弟弟有半年知青的锻炼经历后可以顶替参加工作。病休被批下来后，从1972年2月母亲就再也不上课了，回到了家里，她这时才49岁。

六

回到家，母亲就从教师的角色转换成家庭妇女的角色。但她依然不失教师的风范，所有认识她的人仍然亲切地称她“冯老师”。没有了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母亲精神上有一种舒解感，神经放松，心情舒坦，大弟弟结束知青生涯，调回城里工作；数月后，小弟弟也顶替回城工作。应该就是在1972—1973年她49—50岁的时候，她有点心宽体胖起来，她中等身材，体重却增加到55公斤左右，开始有点丰满了。我们子女看着母亲身体好起来，模样也似乎比去前两年年轻一些，都十分高兴。记得这时母亲与妹妹有一张合影，她50岁，妹妹将近25岁，两人都照得挺美，我开玩笑说，不像两母女，倒像两姊妹一样。是啊，如果没有或少一点精神的压力和生活的艰辛，如母亲的青年时代和刚退休这几年，母亲是多么容光焕发，富有风采啊！

母亲开始承担一家人全部的家务活。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洁洁；东西摆放得毫不杂乱，井然有序。家里每个人只要找不到东西，一问母亲，马上就能找到。这个用了东西必须放回原处等习惯，母亲影响了我们一生，使我们受益匪浅。厂里或街道每次来检查清洁，我家门口总是贴上“最清洁”的牌子。母亲还把自己和子女收拾得清清爽爽，形容宜人，以至邻居和认识她的职工见到母亲都称赞她，说她教子有方，儿女从来没有脏、乱、差的情况，而且个个有教养，不骂人，不说怪话。可我们子女从来没有感觉到母亲着意教育过我们，她是在日常生活中无意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我们，这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母亲以前作为大家闺秀，是不沾家务，不进厨房的，五六十年代也大多是吃食堂。而今她每天一早起来就做早饭，饭后就上街买菜，回到家收拾屋，洗菜，淘米，煮饭，炒菜，忙得不亦乐乎。慢慢地，母亲的厨艺大大提高，有的竟可以媲美我们吃过的一些饭店的美味佳肴。我们不仅觉得母亲做的饭菜最好吃，而且最重要的是母亲做的饭菜最干净最安全。为此，她不怕费时间，费精力。那时，买的米都不干净，母亲每次淘米前都要把米分成几份摊在桌面的几张纸上，仔细地把米中的稗子、霉米、砂粒和小杂物一一捡出。洗菜时也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和一根菜茎一根菜茎地清洗。母亲的这种耐心，这种精细，这种爱清洁，少有人能及。

到了晚上，母亲也不闲着。她常常为我们缝补衣服和鞋袜（那时多是布鞋布袜），也为我们织毛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66年10月底11月初那几天。我因为在11月3日凌晨要乘车到北京串联，母亲怕我在北京受冷，就拼命地白天黑夜为我织一件厚毛衣。我一般睡得较晚，但11月1日半夜突然醒来，看见母亲在灯下飞快地挪动着竹签子编织着我的毛衣。我非常感动，说“妈，您快睡吧！”但她执意要把毛衣织好，说赶上我在北京好穿。母亲终于在11月2日凌晨织好了毛衣，这才心安地上床睡觉。我当时看着母亲那聚精会神而又略显疲惫的眼神，感觉眼晴都快湿润了，我第2天傍晚就要赶往菜元坝火车站，我就成了要远游的游子，于是我心中自然而然就流出了那首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说明母亲一心为家人着想的爱心和良好的卫生习惯。母亲在70年代末一次在江北区第一人民医院看病，被查出两对半中的HBSAg为阳性，这意味着可能感染了乙肝。回家后，母亲立即把所有的碗筷消毒并把自己的碗筷和洗漱用品等与一家人的隔离开来，怕把乙肝传染给家人。其实乙肝没有这么可怕，它只能通过血液体液才会传染，但母亲仍小心翼翼，生怕对家人有害。后来几年她分别到重医附一院附二院、西南医院、市三人民医院和北京的医院检查身体，HBSAg均为阴性，这就排除了乙肝的可能。乙肝虽被排除，但她仍坚持把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与一家人隔离，她说已成了习惯不改了。我们的母亲真的是一心为家人为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七

70年代末，兄弟姊妹的孩子陆续出生，母亲又承担了照顾孙辈的义务。但由于母亲身体很差，手中还有活，所以带孩子的事，亲戚或保姆承担得更多一些。尽管如此，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母亲高血压、心脏病、胃肠病等时有发作，而且因摔倒，手腕也发生骨折，这样下去当然不行。

适逢父亲被延期退休，煤炭部点名要他到北京培训部里及全国煤炭系统的财经干部，并允许他带家属。一家人都赞成母亲随父亲到北京生活一段时间，休息一下，旅游一下。

母亲来到北京后，没有了日常的琐碎事情缠身，抛弃了一些烦恼和担心，家务事也极大地减少，顿时身心轻松起来。上级部门对父亲等老师关怀备至，还组织他们在北京观光，参加故宫、天安门，游览颐和园、北海等公园，而且更组织到泰山等风景名胜地旅游。母亲自然也随团而去，只是她因心脏病而未登上泰山顶，但她已兴奋和高兴得溢于言表。我们子女原来担心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但她在北京的1年多两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就是冬天走在街上，她也并不觉得有多么寒冷。她说她心里总是暖洋洋的，心情格外舒坦。我想，这也许是精神的作用吧。母亲在重庆比较容易生病，但在北京期间却没有生病，这真是太神奇了，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父亲在部里的工作结束后，他与母亲回到重庆。母亲又自觉承担起全家的家务活和带孙辈的部分任务。以她衰弱和带病的身体要承担这么一大家人的活路，就是正常人也是困难的。母亲就是这样一天天耗费着自己的身体，任劳任怨地为一家人付出，身体越来越差，疾病越来越多。而我当时只考虑自己的工作和爱好，很少为母亲分担，这一点还不如弟弟妹妹。后来想起来，我真是不孝啊！同时让我自责的是我头脑也不开窍。八九十年代，虽然不像现在这样时兴养生热和旅游热，但也开始有了这方面的意识。可我当时就没想到为父母进行保健，帮助他们养生；借口母亲高血压、心脏病不能乘坐飞机和长时间乘坐火车汽车而未带父母外出旅游。现在想起来，虽然陪母亲的时间不算少，但却从未带她到公园、树林、草地和湖畔走一走，看一看。这可是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的啊！如果有现在这种意识，我们兄弟姊妹帮助母亲保健、养生，带她到负氧离子多的地方游玩、休养，那母亲的身体可能会好一些，母亲的生命可能会长一些。想到这些，我常常在心里诅咒自己。唉，亲爱的母亲，对不起您啊！现在我们只能是空有反哺之心啊！

八

90年代中后期，父母从猫儿石迁往观音桥我原分配的住房。我已迁往不远处的红旗河沟，并常常往返于这两处房子。这时家务活减少，孙辈也长大，母亲负担轻松了。她不时随父亲到公园到街上散步，也有时随父亲参加父亲的同学聚会。

但母亲由于长期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兼带孙辈的身心劳累，透支太多，又缺少休闲休养和保健养生，病体从未得到修复，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终于她那顽固的心脑血管疾患发作了。是90年代末一个秋天的晚上，母亲半夜翻身，突然感觉昏厥了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才好转。第2天起床后她似乎感觉身体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大脑已经部份丧失了记忆。

我把母亲先后送到重医一院和二院，请我知晓的神经内科权威专家诊断、检查，结论是脑梗塞。医生说梗塞的部位还不致命，只是对认知功能有影响。从此后，母亲的记忆力大大下降，对不是经常接触的亲友和熟人也常常认不出来，而这原本是母亲的强项哟！

不久，父亲的逝世更是对母亲造成了重创，从此母亲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她的高血压、心房纤颤、冠心病也越来越严重，以至出现心力衰竭；此外，脑动脉硬化、肠胃病、颈椎病、严重贫血、肾功不全等也日益加重。在我们与亲友一起给母亲做80大寿时，母亲因血栓堵在手臂而住在医院，好在她基本治愈准备出院，我们才可能将她送到祝寿现场，完成了对她“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祝福。

但是，此后不久，母亲就每年都要住院一两次和两三次，而且每次住院，医生看着她胸片上几乎挤满胸腔的膨大心脏，就禁不住摇头。

在2006年夏秋，母亲不仅因心衰住院，而且肾衰、恶性贫血、消化道出血等一股脑迸发。医生立即开出病危通知书。我们子女婿媳全出动，大家细心照看，心情十分紧张。记得母亲一度昏迷，大小便失禁。我最初有点不知所措，但很快端起便盆为母亲接大小便，并为之清洗。我当时想，我60年来有两次为女性擦大便，洗臀部：第1次是为婴幼期的女儿，第2次就是为病危中的母亲。母亲经多科专家会诊，辗转心血管内科、肾内科、血液科和消化科等，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终于脱离危险，但消化道出血由明显变得隐蔽，大便的隐血始终不能解决，后先后两次注射40支丽技雪才勉强消除了隐血。但这抢救的针药每支250元，却不能报销，这是怎样的医保哟？

后来母亲的大便又现隐血，医生表示已无能为力，他们认为这点隐血并无大碍，服用云南白药维持现状就行了。于是母亲带着一点微小的遗憾，算是化险为夷，重回温馨的家中。

回到家中，她遵照医嘱大把大把地服药，吸氧，到社区医院注射等。但是，在她感觉舒服的时候，她还帮助干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如细心地缓慢地选米、淘米等。当她听说住在街对面小区的原来的老邻居赵妈病了，她非要我们搀扶着她去看望，她心里还记着赵妈帮她带两个发高烧的儿子到医院看病的情景哩。

可这时母亲因骨质疏松而变得佝偻，因心衰而举步维艰，看着她在我们帮助下小心翼翼地移动着缓慢的脚步，走在感恩的路上，我们为有这样崇高善良的母亲而感动不已。

在家中，子女们都陪护着母亲，因而她有时不无乐观地说：“80多了，我是福大命大哟！”但由于病痛的折磨，她有时也不无悲观地叹息：“哎呀，早死早超生哟！”

2007年8月，市里组织市政府参事和我到西北考察。9日晚，我入住敦煌市的一家酒店已经休息，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告知母亲发病了，很不舒服。我一下乱了方寸，叫妹妹立即送医院，并寻思着明晨乘飞机回去。可敦煌好像没有飞重庆的航班，我一下子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串来串去。好在1个时辰后，妹妹又来电话说母亲服了药，休息了一会儿，基本恢复了正常。但这一夜我没有了睡意。

第2天午后，我们来到离敦煌不远处的雷音寺。这座寺庙据寺内僧人说是唐僧出国取经的最后一站，又是他取经回国的第1站。因此在这里烧香拜佛特别灵验，并且许的愿会得到满足。我不信佛，也从未做过佛事，但这一次我花了大价钱，烧了一柱很长的高香为母亲健康许愿，并让僧人带进念经室给我念了长经，以保佑母亲平安，还接受了他送的一个经本，经本中夹有一条黄丝带。僧人告诉我回去后把经本和黄丝带放在母亲的枕头下，并一定放生6条鲤鱼，母亲就会免灾消病，健康长寿。

回到重庆后，我感觉母亲的健康状况又下了一个台阶。我看着母亲衰弱无力的身体，骨瘦如柴的四肢，脱形的面部轮廓和黯然失神的目光，不禁悲从心来，可怜的母亲啊，亲爱的母亲！在青中年时代，您可是一个精明能干、贤淑灵慧的女性啊！您秀丽精致的瓜子脸，匀称苗条的身材，精干敏捷的身手和晶莹澄澈的眼晴，一直印在子女的心中，我们为有这样的母亲而骄傲啊！可如今，可恶的病魔竟把您折磨成这样！

我将夹有黄丝带的经本放在母亲的枕头下，然后就去购买鲤鱼。我走进几家菜市场，均无鲤鱼卖，人家说这么酷热的8月怎么会卖鲤鱼？我又问询了二三十家饭店，终于有一家有了结果。第2天饭店的人从100多里外的长寿县送来6条大鲤鱼，大鲤鱼装在一个充了氧的大水袋中。

我立即带着大水袋来到朝天门，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岸边，将6条大鲤鱼一条一条地放生到水中。放生鲤鱼后，我感觉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心情轻松了，舒畅了。接下来的日子，母亲的身体状况似乎较平稳，当然是低层次上的平稳。我暗暗思忖：难道烧了高香，放生了鲤鱼，真的能保母亲平安吗？我庆幸做了佛事，当然也是善事。

就这样，母亲较为平稳地度过了夏末和秋季。可是，进入冬季特别是12月份后，母亲状况又开始不好了。她尽管每天吸氧，但仍感觉憋气，而且睡下去更是喘不过气来，常常不得不把枕头垫在背上，半躺半坐着。这时，母亲已完全不能行动，脉搏极为细弱，几乎无力说话，气若游丝，显然心衰到非常严重的地步。12月9日傍晚，我们把母亲送入重医附二院心血管内科。医生进行了救治和处理后，随即将母亲送入重症监护室。我们兄弟姊妹则在重症监护室外默默地守候着，不时绕到对面窗户向里面张望，心里默念着上帝保佑母亲。第2天，我与以前认识的刘姓教授交流，有什么药物可以救治母亲的心衰。他说，我母亲的病很难挽救，她这个年龄，心力衰竭到这种地步，不好办。可我执意要他介绍一种功能强大的药，他于是说，那试一试里尔统吧，这是非常贵的进口药，自费。

我这时心中已决定，管他怎么样，就用里尔统！我想母亲辛苦了一辈子，现在要让她好好享福了，我们子女心不甘啊！难道真的会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吗？母亲几十年对我们子女付出得太多太多，而我们子女对母亲回报了多少呢？我甚至想到，母亲的病治不好，就是成了植物人，象征性地活着也行。这样，我们仍然可以围绕在母亲的身边，陪着她，看着她，与她谈话，服侍她，喂她吃喝……。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如微信上说的那样，“有妈在，兄弟姊妹是一家；妈不在，兄弟姊妹是亲戚”啊！

可是，这一点点可怜的愿意也成了泡影了。重症监护室的救治医生出来告诉我们兄弟姊妹：母亲抢救无效，逝世了。

这一最悲痛的时刻是2007年12月12日10时12分。我们最亲爱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她真的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母亲享年84岁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