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前的故事——逃难

正好一个甲子。

说起像我近七十岁的这种年纪，都应该是在和平环境里长大的，基本没有遭遇过逃难的经历。

而我恰恰经历过了，而且还经历了两次。

我就说说第一次的“逃难”。

那是一九五八年的七月。父亲所在的陕西省建筑公司归并到福建省建设厅，全家从西安迁移到福州。才刚来几日，母亲都还没整理完细软杂物，我们几幢单元楼的小孩子却已经混熟：相聚在一起“捉强盗”、“打水仗”，武的玩累了玩文的，“下象棋”、“说故事”，不亦乐乎。

但公司里按上级指示却悄悄地搞起了备战，派了年轻职工轮流挖战壕（是掩护人的壕沟）。后来还进行了实地演练，要求全公司的职工、家属听到警报马上跳进战壕里蹲下藏身。大家看着壕沟里的积水，谁也不愿意下去，嘻嘻哈哈的没人将它当回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可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让大家认真当回事的紧急通知来了：公司要求职工一早在食堂召开大会。因父亲在北京，母亲便去参加。任务十分紧迫：海峡对岸叫嚣反攻大陆，为躲避战火，要求部分职工（多数是女职工）、全体家属马上回去整理简便的行装，当天中午十二点必须在篮球场集中，乘车去船码头，疏散到山区村落。

这一下让平静的宿舍区炸开了锅！ 公司原是从上海迁到西安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上海人。大人们经历过杨树浦发电厂遭遇的二六轰炸，甚至目睹过日本人轰炸大世界游乐场的血肉横飞，于是，面对这一次突然降临的“疏散”，自然而然地与“逃难”重合起来。于是，女人们都蜂拥至篮球场上，一时失魂落魄，大呼小叫，甚至腿软气短，熟识的、不熟识的泪水统统都流在了一起，甚至相互抱头痛哭。小孩子见大人们的惨状，以为是末日，跟着一路哭喊，惊天动地！

公司的转业军人毕经理可是行伍出身，见这帮人枪炮还未响，就一个个吓成这种熊样，又好气又好笑。他随即登上水泥领操台，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喝一声：“立正——向前看！” 女人孩子突然听到号令，立马中止了哭泣，目光集中到了领操台。毕经理开始训话：“福州全市有几十万人，为什么单单让我们公司疏散？这是省、厅领导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建设者的关心与重视，大家要加倍地感激才是，哭啥嘛哭？哭，仗就不打啦？各自赶快回去整理行装，谁耽误行程就处分谁！”

大人孩子默默地散开。

母亲也是乱了方寸，一会儿往网兜里装铁锅，一会儿又取出铁锅换铝锅；一会儿往脸盆里塞碗碟口杯，一会儿又换成大米白面。见姐姐傻站着，便支使她快往皮箱里装有用的东西。谁知姐姐竟然将汗衫短裤毛巾鞋袜塞满了一箱子，急得母亲又翻出来重装：“我的首饰盒这么值钱的东西你不装？你爸爸的英纳格呢？这么贵重的物品你也忘记带！”帮不上忙的我还将军棋小人书偷偷地塞在网兜里，被母亲一一翻捡出来：“炸弹都要落到头上了，还顾得上玩？”

十二点之前，扛箱提包的人又重新集合到篮球场上，黑压压的足有两百来号人。负责疏散的老贾领着二十来名男职工，分插在人群中，将人群分成几组，平均四、五个职工管理一个组近五十号人。有几位年轻女士衣着靓丽，抹着口红，更有甚者还脚登高跟鞋，一摇一扭的，她们肯定对战争逃难不甚清楚或记忆不全，这样的打扮可不是去疏散逃难，而是去上海百乐门开Party啊？老贾急了：“哎哟哟，看看你们穿成什么样了？还著高跟鞋，这怎么出行？”

女士们对自己的装束浑然不觉过分：“老贾也是的，少见多怪，坐船去怕什么嘛？”

“下船了怎么办？还要爬山涉水钻林子，穿着高跟鞋谁来抬你们走？”

“哎哟，要死快了，把我们拉到什么鬼地方去？要我们到山里去当白毛女啊？我们不走了！”

“好，你们敢不走，我去跟毕经理说，扣你们的工资，连带你们老公的工资也一并扣脱！”

“死老贾！算我们倒霉！”这几位漂亮的女士沮丧地往回走，去换鞋子。

移时，开来了七、八辆大卡车，老贾让人端来了木板凳放在车后厢盖下，好让女人孩子踏着板凳上车。大家按着组别各上各的车，秩序井然。卡车沿着福新路五一路向台江开去。大人们望着远去的宿舍楼有些茫茫然，而小孩子看着沿街的玻璃窗为防炮弹震动都贴着米字形的白纸条时，争辩着是像美国旗还是英国旗？一路叽叽喳喳喜笑颜开，宛若是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快活得像群小鸟。

到了船码头。老贾给各组分发船票，大人票8毛儿童票4毛。谁知我们这一组少了一张儿童票，补回来的儿童票又是下一班的船，让谁家的孩子留下坐下一班船？我当年9岁，同组的小孩多数是3岁、4 岁的，数我最大。于是，就将我从组里扣下，编到乘下一班船的另一个组里。我嘴上不说，心里直犯毛：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让我和妈妈、兄姐分开，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母亲要上船时回头叮嘱我：“在船上不要乱跑，跟着领队叔叔，我们两只船也只相隔半小时。”

我点着头答应着，心里却胡思乱想开了：敌机会不会朝闽江上扔炸弹？会不会先炸中母亲乘的船？我又回头朝码头外面的马路上看，这时候敌人要是打进福州城了怎么办？若是把我抓住了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我不敢往下想。慌里慌张地跟随着大人们上了船。心里埋怨着老贾：就为了省4毛钱，让我远离亲人孤单单的一个人坐船，算什么事嘛？

船要开五个多小时，才能到疏散目的地——闽江岸边的小山村源口。

船上一人一个座位。熟识的阿姨叔叔们借用农民的装鸭子竹笼，盖张报纸，围坐着在上面打起了扑克牌来。嘴上还交流着打仗的事：“我敢保证，这两天敌机肯定要来轰炸福州市！”“听说没有？进攻福建的都是老蒋的精锐部队！”听这一说，我就着急，思念亲人的迫切显然让我坐不住。

这五小时真的比五年还长！

我跑出船舱，来到船舷边，紧抓着铁栏杆网格，望着江水激起的浪花，在自己的脚下一片又一片的聚拢又散开；对岸的山丘连绵不断，天空的云层越来越密，我仔细地观察天空，会不会有敌机隐藏在云层里？说不准突然窜出来朝船上一阵扫射？我赶紧将身子移到船舷的铁板后面，完全是自己紧张着自己。不一会儿下起雨来。雨水漂湿了我的头发，我也不离开，好像我只有不停地盯紧着浪花，才能让船只走得快些，才能更早的见到家人。

这时带队的叔叔寻到我：“小家伙，躲这儿来了？让我好找！”他看我苦着脸，知道我想家人了，就笑道：“几个小时的事，你就苦成这样，没出息！”说着拉起我的手：“走，给你吃蛏子炒米粉。”

我挣脱他的手：“我不饿！”

“好香的！”

“我不要吃！”

见我这样，他摇摇头走了。

我实在是没有胃口。

就这样，我在焦虑、恐惧中，站立了五个小时。天色渐暗时分，船慢慢地靠近原口的码头。远处是黑樾樾的山丘，岸边泛白的沙滩上站立着几个黑影。我一眼就认出了母亲与哥哥，便响亮地叫着。说是源口码头，其实连个建筑物都没有，只是搭上一条长木板，让乘客登岸。

我高兴地拉着母亲的手，但母亲没有笑容，我方才知道，母亲为了等我，没跟同一组的人走，但姐姐却跟着大家走了，这让母亲十分担忧，怕姐姐走失了。

还好，一位叔叔将手提皮箱的姐姐从黑暗中领了出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母亲不让姐姐拎皮箱了，说下船走木板时，差一点被挤到江里去。说着便把一只包裹给了她，母亲自己拎皮箱；哥哥负责提网兜；我夹着几把大蒲扇。这班船的一行人，一脚高一脚低的跟着当地一位老乡走。

因为大家手里都有东西，有些孩子没人牵，黑暗中孩子跌倒的声响此起彼伏。我都摔倒了好几次，幸亏都是沙土地，也没摔破皮肉。只是母亲将几把大蒲扇从我手里拿去，让我空着两手不容易跌倒。

当走到半山腰的一户人家，门口映出微弱的光亮。带队的老贾喊道：“范总工、戴总工家属就住这一家。 ”他还对着我们轻声补充道：“这一家条件比较好。”

房东大嫂手提油灯领着众人沿着木梯上了阁楼。阁楼很大，里外两间，一半堆着粮食农具等杂物，一半腾出来供我们住。戴师母一家四个孩子共五人住在里间，我们四人住在外间。幸亏都带了蚊帐来，母亲与姐姐一顶，我与哥哥一顶，从此，蚊帐成了我们的避难所。

听到楼下叫声（闽北山区的话无法听懂），以为在叫别人；直至听到楼下有敲碗声，才知道叫我们下楼吃饭。母亲将装满毛豆炒罗卜干的搪瓷茶缸也带下楼去，知道它十分下饭。到了楼下，见房东大嫂已经盛好七、八碗米饭摆在灶台上，旁边是一脸盆黑乌乌的水煮空心菜。见状，大家端着碗都不愿意夹菜，知道不会好吃。母亲忙不迭地拿出搪瓷茶缸，先往我的碗里拨了一些，又向众人说：“罗卜干炒毛豆下饭！今天临走时现炒的，放了不少油和糖呢。”

我在黑暗之中吃着饭，怎么嘴巴里的东西自己会动的，正纳闷间，发觉嘴唇腮帮子也有东西在爬，忙叫母亲看看。母亲拉我到油灯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母亲差一点打掉了自己的饭碗：“哎哟，蚂蚁！啥地方来的介细多蚂蚁？”随即拖着我到门口台阶上，要我吐出来。我哪里吐得出来，已经吃到肚子里了。

母亲叹道：“也就是挂蚊帐的这一会儿工夫，搪瓷缸里就爬进去了这么多蚂蚁。”众人见到这触目惊心的现身说法，伸出舌头惊讶不已，庆幸自己都还没碰过搪瓷茶缸里的“美食”。于是，纷纷放下了饭碗，谁也吃不下饭去。我则不然，有了这次误吃蚂蚁的经历，后来到广东，很自然地就能随着当地人一起吃白灼或油炸蚂蚁了。这是后话。

那天晚上也不洗脸不洗脚，大家都是和衣躺在蚊帐里。小孩子一躺倒便呼呼大睡，大人估计就会彻夜难眠了。

第二天早上，天已经亮了，但大家还是不敢跨出蚊帐来。戴总工的小儿子只有两岁，摇摇摆摆地跑到外间来。姐姐眼尖，看到他的小光头上有样东西，还会动，吓得叫出声来。母亲定睛一看：不得了，竟然是只壁虎！于是从蚊帐里伸出手来，用大蒲扇将壁虎从他的头顶上掀掉。母亲又赶紧将手缩回蚊帐里，怕壁虎找她算账。

于是，大家都不敢走出蚊帐来。可厕所总要上吧？我们几个男孩子率先从蚊帐里走出来，下楼去方便；母亲姐姐她们硬着头皮从蚊帐里钻出来，顶着大蒲扇，生怕壁虎掉到自己的头上。

下了楼，都不想再上楼。房东都已经下地干活去了。我们老小九个人站立在门外，才想起要洗脸刷牙。见一口井旁有吊水桶，可谁也不会用竹杆吊水，你试我试都不行。这时有一位山里的半老女人，她说的话我们还能听懂一半。她跑过来帮助我们吊了一桶水上来。但我们看到上面漂浮着树叶水草，都觉得不卫生，不敢用。她于是做起了我们的生意：“这口井浑，是不干净，我可以挑干净的水来，一担水两毛钱行不行？”母亲就和她讨价还价起来，最后落实到每担一毛四分。从此之后，每天给我们早晚各挑一担水来。

原来公司统一安排由房东提供伙食。但当地人的节俭和我们的习惯出入太大，比如房东炒菜，是用毛笔似的布条蘸点油在锅底涂沫几下就算是倒了油，我们显然没法适应。于是，只有自己买米买油开伙仓。这样，就与挑水女人有了更多往来。

这个挑水女人叫阿黄，做事十分守时，早晨在我们洗脸刷牙前两桶清水就担来了；下午也不会误了母亲她们的做饭。有时还挖个竹笋送来，改善一下我们的伙食。后来熟悉了，阿黄就领着我们上山挖竹笋，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钻进橄榄树林里，捡拾漫山遍野的青橄榄，那橄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总是挑选最饱满最漂亮的，有一点划痕都是不要的。母亲她们采购柴米油盐也由阿黄来指点，陪着乘坐摆渡船去闽江对岸小镇。

日子久了，才知道阿黄的身世。她告诉母亲，她是浙江缙云附近的人，十四岁时被人拐骗到了这里，逃了几次均被抓回。后来成家有了孩子，也慢慢死心了。二十多年没有回去过，和家人早断了联系。母亲听了十分同情：“现在寻找也来得及，家里还有什么人？”

“离家时阿爸早没了，有一个阿妈，还有哥哥妹妹。要找，我也不知道怎么出去？除了对岸小镇，其他地方都没走过。”

“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派出所帮助？”

她只是摇头，母亲知道阿黄在当地有家庭，肯定有顾虑。

“不急，让我们帮你想想办法。”

母亲真的就把阿黄的事放在了心上。

家属们在源口呆了半个多月了，福州的情况心口相传地进入到耳边：有说是福州已经全部军管了；有说是福州已经被炸得一片废墟了。总之，大家必须安心呆在山里，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传归传，说归说，大家也只能半信半疑听天由命了。

源口的生活是枯燥的。唯一的浪漫也就是晚饭后全家散步到码头上，注目着每天早晚一班来回的渡船。因为源口是个小站，有时会有二、三位下船客，有时会有三、四位上船客，有时上船下船客都没有，渡船也就径直开过去，不在源口停靠。

一天傍晚，我们吃完饭来到码头边，看着渡船的靠岸。突然发现父亲出现在几位下船客的中间。他先看到我们，向我们招手。这真正是喜从天降。原来父亲北京回来后，方知道全家已经逃难。他处理完公务，第三天就买了船票来了，原先还担心下船后不好寻找，谁知我们就在岸边等他！

晚上，我们坐在几顶蚊帐里，由父亲介绍福州的情况，父亲告诉大家：福州很平静，没有打仗的迹象。于是，母亲便要求回福州。戴总太太见我们要回去，也坚决要同我们一起走。父亲说：“自己家属我可以作主，别人家属就不好作主了，以后追究起责任来怎么办？ ” 戴总太太说：“有什么事情我自己负责，我现在就可以写个承诺书。”说着，就要找纸找笔。父亲说：“既然这样，就一起走罢。”

第二天不不及，就买了第三天早上的船票。母亲事先留足了做饭的米，余下的米面油盐全部留给了房东；临时买来的锅碗瓢盆都送给了阿黄。阿黄央母亲留心她浙江寻亲的事，母亲满口答应。阿黄千恩万谢，泪水不断。

第三天一行人悄悄地上了船，不敢惊动其他的公司家属。就像逃犯似的钻进了船舱，希望轮船快快启航，生怕后面有追兵过来，截住不让回福州。然而，当渡船启动了之后，望着岸边熟悉的房舍、满山的翠竹，一股依依不舍的情绪还是涌上了心头，那毕竟是呆了一个多月的避难之地啊！

福州，依然如故。

父亲时不时带着全家坐着三轮车去聚春园享用佛跳墙、鸡汤蚌，到新街口百货四楼品尝肉燕扁食、芋泥甜点。后来逃难家属陆续回来。除了白天能听到炮击马祖岛的轰鸣，其余的一切都归于平静。至今我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当时公司要兴师动众组织这样一场“疏散”？到底是听从了哪位领导的指示？现在要追根，恐怕连问的人都没有了。

至于阿黄的事，母亲想简单了：阿黄连父母的名字、家里的地址都说不全，按当年的条件怎么找？母亲托公司劳资部门帮忙，科长只是搪塞，碍于脸面不好一口回绝。本来嘛，这样的民间寻亲，与公司劳资部门何干、人家又如何来帮忙？母亲又去求派出所，派出所根本不接受：不是管辖范围的事管不着！母亲又四处打探有否与公安系统熟识的人？有否熟悉浙江缙云的人？又往缙云县政府、公安等写信，也不见回音。

几经周折终是落空。

母亲特别内疚，写信告诉阿黄：寻亲事一时半会还没有着落。可阿黄不识字，根本没有回信来过，也不知道接没接到母亲的信？致使好长一段时间，母亲老是犯嘀咕：真对不起阿黄！她肯定是天天在等我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