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附叶空中狂——漫话丁玲
一
1925年，丁玲和胡也频同居了。日子不多，二人就把住所搬到了香山。毕竟是新婚燕尔，那段时间对两个年轻人来说，生活是非常甜蜜的。偏巧，沈从文则经梁启超和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介绍，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当办事员。
于是，这三个人，在1925年的秋天认识了。
三个年轻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偶尔家里不愿意起火，胡也频便拽上丁玲去找沈从文蹭饭吃。而年轻人火气爆，一言不合就吵架拌嘴的，往往这个时候，沈从文又成了二人的和事佬，家庭调解委员会主任。
再后来，三个年轻人便干脆住到了一起。
这种三人行的合住方式竟然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据李辉先生在《沈从文与丁玲》一文中说：汉园公寓主人的儿子黄伯飞多年后回忆，沈从文的房间是楼房后座二楼左角的一间，他和沈从文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当然，这两个房间里边是相通的，胡也频和丁玲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任何人心里都有个小窗口，对于三人间这样的亲密关系，据传胡也频也曾怀疑丁玲和沈从文之间有什么猫腻。但经过他的缜密监视，一切子无须有。但是，这三个人的关系确实密切到一个令人吃惊、甚至让人对友谊的浓烈方式达到羡慕的程度。当时胡也频与沈从文只要谁能得到一笔稿费，立刻就用这笔稿费来改善一下三个人相同拮据的生活。
可以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之间在金钱是不分彼此的。
另据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会会长赵景深撰写的回忆文章说：冬天的时候去看望他们三个人，居然惊讶地发现，丁玲的字简直和沈从文的一模一样，“可见他们三个是多么要好了”。我每每写到这里，都希望就此打住，因为这是这三个人难得的团结友爱时刻，在这个春天，就像沈从文在《人间》创刊号上所写的“卷首语”那样：“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事，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做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做本刊读者而已。”那时，他们是幸福的，虽然不久之后，他们即将走上不同的道路，因为他们太不相同。
因为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个年轻人的关系好，最主要是二男一女的关系，在后来他们到上海后，一直有很多关于他们的小道消息传播着。人云亦云的八婆们兴奋地传说着他们“大被同眠”的细节。
一直到很久之后，还有研究者谈起这段“三角恋”。
据《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的“同居三人组”》（作者不详）一文所记载：所谓“大被同眠”，多半起源于李辉英写的《记沈从文》：“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个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最早的说法强调的是“不感到男女有别”，因为他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何况根据黄伯飞说的，他们三个人并没有住在一间房间里。而到了上海，虽然租在一幢房子里，但不久之后丁玲的母亲、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也来到了上海。胡也频、丁玲和丁母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妹妹住三楼。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丁玲和沈从文在世人眼里如此牢不可破的关系，最终的结局却是老死不相往来，且怨恨一生。
二
丁玲和沈从文结下半世毒怨到底因何而起呢？
这一切还要从沈从文的一篇回忆文章说起。据光明网微博《沈从文和丁玲为何反目》（作者：文敏）一文所言：1931年初胡也频被捕、牺牲，沈从文作《记胡也频》以示悼念。尽管沈从文并不赞成胡也频的革命事业，但他的哀悼是真诚的。在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中也记叙了沈从文陪伴丧夫的丁玲与孩子回湖南常德，将也频的遗孤交丁玲母亲抚养。1933年夏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又全力营救，连发两个营救声明。讹传丁玲牺牲后，他写下《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寄托自己的哀思。但偏偏就是因为沈的回忆文章，丁玲和沈从文反目了。沈从文误以为丁玲牺牲时写道：“（丁玲）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她哭过，笑过，在各种穷困危难生活里将一堆连续而来的日子支持过，终于把自己结束到一个悲剧里死去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皆显示天才与忍耐结合而放出异常美丽的光辉。她赠给年青人的希望和勇气，应当已经够年青人立起来做个结实硬朗的人的分量了……”
这样美好的描述何以激得丁玲勃然大怒？还是请光明网微博《沈从文和丁玲为何反目》（作者：文敏）一文为我们揭开历史的真相吧：1981年，丁玲76岁，沈从文也78岁，二人都是将近八旬的老人，他们非但没能带着美好友谊离世，反而把怨恨和伤心带进阴间，甚至还留给两家后人一定的隔阂。丁玲写了一篇战斗口气十足“说明真相”其实是痛骂沈从文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刊登于1980年第3期的《诗刊》上。文中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称《记丁玲》为“编得很拙劣”的“小说”。
沈从文本人从来没有公开回应过丁玲的文章，但内心的悲愤是长久无法消除的。私下里他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只图自己站稳立场，不妨尽老朋友成一‘垫脚石’，亦可谓聪明绝顶到家矣。”
丁玲发在《诗刊》上的文章编辑是邵燕祥，他倒为此感到内疚不安，写信向沈解释始末，沈从文回信说：“依照近三十年社会习惯，有‘权力’即有‘道理’，我得承认现实，不会和她一般见识，争什么是非。”但他决定在《沈从文全集》中不收《记丁玲》和《记胡也频》以示抗议。
许多研究者及后来人都对沈从文寄予同情态度。
在李辉所著《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是最痛苦的，所有人都在批判他，说他反动，这时候他最需要老朋友的认可，为什么丁玲这个年青时曾欠沈从文一个大人情的老友却也来踏上一只脚？很多人的解释是也许和当时的“搞革命不能讲人情”的形势有关。
世事难料，谁能想到自己也有被打倒的一天呢？1955到1977年丁玲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一次开作家联谊会，沈和丁玲同在，当时仍深陷政治泥潭的丁玲在文学家群中显得特别孤单也不愿沈从文接近，尽管沈热情问候，而她始终板着脸，只是把眼睛往别处看。似乎认为我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和你“反动文人”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丁玲晚年秘书王增如笔下，有一个解释可能更切实际：因为《记丁玲》中写到了一个她忌讳的人——冯达。丁玲实在不愿有人提及冯达。因为在她的历史结论中，罪状之一就是她被捕后继续与冯达同居并生了一个孩子。冯达是“叛徒”，冯达让她蒙冤。
丁玲去世十多年后，王蒙曾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之末感慨道：“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不平。”李陀以“丁玲不简单”为题作论，力求深入地解读革命话语生产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复杂性。
三
看海和出海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一种是把眼睛给了海，一种是把生命给了海。丁玲到死都在怨恨着沈从文，可对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却是无尽的思念。这个男人就是：冯雪峰。
对于这个让丁玲刻骨铭心的冯雪峰，沈从文是这样描写他如何出现的：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习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在学习爱情了。最糟的事便是引起问题的女人，不只是个性情洒脱的湖南女子，同时还是个熟读法国作品的新进女作家，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隽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相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这种人物的爱情，一方面见得“不足注意”，一方面也就见得“无害于事”。因此，倘若机会使这样两个人单独在一处，男的用着老老实实的，也俨然就如一般人所谓乡巴佬的神气，来告给女的一切敬慕以及因此所感到的种种烦乱时，请想想，那个熟读《人心》等书的女子，她将如平常自以为极其贞静的妇人那样，认这种事情为一种罪恶，严厉的申斥男子一番，还是懂事合理一点，想出一种办法来镇静一下那颗乡下人烦乱的心？并且她已明白她应当怎么办合理一点，也许还稍稍带了好奇意味，想更发现一点点分内所许可她发现的东西……
而冯雪峰的介入，才真正地使胡、丁之间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三角关系。几千年来，受孔孟之道等封建礼数的约束，国人对男女间的不伦恋一直是嗤之以鼻的。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超越封建道德礼数的事情是层出不尽。
丁玲当年的婚恋观和其一女侍二夫的大胆举措是令古人和当世之人都会汗颜的。当然了，这也许正是她一生被人诟病的污点。但不管怎么说，丁玲此举超越了古人。因为战国时候的齐国女人《东食西宿》，也只是不要脸的大胆设想而已。
您若不信，咱就来做一下比较。
说的是战国时期，这个齐国有一户人家，家中有个小女子，长得水灵灵的，模样俊俏得很。要说女人不管任何时代，长得俊都是一种资本。来女子家求亲的人前脚还未出门后面又来一拨儿。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此话还真不假。这不村里有两户人家也提着礼物来上门提亲了。别看是一个村儿的，可这两户人家的小日子有着天壤之别。东边那家富的流油，唯一不足的就是东家的男孩子长相出奇的丑陋。而西家的男孩子就不同了，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可就是家道艰难。女子的爹娘倒也不是嫌贫爱富，但也不想闺女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前思后想也拿不定个主意，便进屋去和女儿商量，你自己想嫁给哪一个？要实在张不开口，就揪着耳朵示意一下，左耳朵是东家，右耳朵是西家。不想那小女子听了爹娘的话，咯咯咯一笑，左手揪左耳朵，右手揪右耳朵。如此，她的爹娘蒙圈了。闺女，啥意思？不想那小女子又是咯咯咯一笑，俺想在东家吃饭，西家去睡觉。
小女子的爹娘听罢，差点没晕过去，好不要脸哩。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咱权且不去论证，那毕竟是几千年的齐国。但丁玲却在几千年后的的确确做出了此举。她没有东食西宿，而是一女二夫住一屋。正所谓：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