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兴衰考
也许你会认为这个题目非常简单，因为打你上小学就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其实不然，只要你耐心看下去，你就可以获得全新的知识和观点：
技术革命有没有规律可寻？据我国学者郑积源在《现代技术革命发展规律初探》一文中总结道：“作为技术革命的社会因果律的完整模式是：社会需求——技术革命——社会改观。”我们知道，作为“社会需求”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各个历史朝代和历史时期均存在，但在大部分时期为什么没有引发技术革命呢？这中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制约因素，它就是文化事业！这个规律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先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事业不发展，技术革命就不会到来。文化与经济有如此大的正相关关系，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伟大发现。文化包括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广义的文化指整个意识形态。人的意识不转变，人的思想不解放，科学技术就不会产生，社会革命就不会到来。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技术水平，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
社会所以兴旺发达，在于社会前进有动力，有进步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机制的激励下，社会的每个人能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抛弃各种束缚人们手脚的腐朽思想。无论在那一朝代或历史时期，只要唯物主义思想战胜了唯心主义，并成为引导人民的强大精神武器，这个朝代就有生机，就有希望，就有前进的动力。这种机制就是唯物主义思想。一个人只要接受这种思想指引，他就会为社会进步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要了解文化对社会生产变革的影响，可以选择我国春秋战国、秦汉和隋唐的历史，以及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以此考察文化发生作用的机制和规律。
先看我国春秋战国的历史，在春秋初年，社会变革异常激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那时，存在许多列强小国，如秦、楚、魏、韩、晋、赵、齐、燕等，这些王国互相争霸兼并，战火连年不息。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一些平民从直接生产中解脱出来，去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生产。而且士人阶层逐渐形成，这就为以后的“思想文化的空前繁荣和发展准备了前期的文化基础。”（邓乾德）士人“他们或奔走于诸侯之间，游说于官庭之上，宣讲自己的政治社会见解，或广收门徒弟子，传授自己的学术道统于学堂之中。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五百余年间，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形成了整个辉煌壮观的思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景象。”（李景焉）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在文化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那时候各种学派林立，思想异常活跃，文化空前繁荣。《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的学说分为儒、墨、道、名、阴阳、法、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今人学者又把兵、术数和方技三略增补在内共十二家（术数与阴阳合家）。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垄断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私人著述和讲学的风气日盛，出现了许多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最著名的思想家有：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荀子、惠施、公孙龙、韩非、管仲和大军事家孙武等。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首创人，他著有《论语》一书，它是是我国最早的语录体著作。孔子还是《四书五经》的修撰人。孔子是春秋晚期社会进步势力的思想代表，是“杰出思想家”和“进步思想家”。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乔长路）孔子提出了“仁”和“中庸”学说。“仁”指一切美德，如“里仁为美”，“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体察民情，爱惜民力的“为政以德”，“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仁政”思想，以及“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的统治术。孔子还是大教育家，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学习方法，如，“温故而知新”（《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笃信好学，死守善道。”（《泰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述而》）“学而时习之。”（《季氏》）“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他还提出了“因材施教，举一反三”（《述而》）和“有教无类”的教学观。难怪有的学者称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现代学者梁启超甚至断定“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的位置。”
孔子强调知识来源于学习，因此具有唯物主义思想。他的教学经验在我国的教育史上一直发挥影响，“是我国教育史上一笔珍贵遗产”。 “《论语》为我国发展教育和传播文化作出了贡献”（张岱年）。春秋末期，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司法官（司寇），他看到奴隶们的处境极其悲惨，如一次他路过泰山侧时，就发出过“苛政猛于虎”的感叹。为此他提出了德治、轻赋、博施、济众的主张。这种富民思想，很符合封建生产方式及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孔子的进步思想“其中包含许多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乔长路）
孔子虽然相信“天命”，但在春秋末期激烈的生产和阶级斗争条件下，加上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教书为业，同社会有广泛接触，所以他的哲学思想的确反映了客观实际，并吸收了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而物生焉。”（《阳货》）认为天并不能控制万物的生长变化，这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有意志的“天”。在对待鬼神上，孔子也有一些合理因素，认为对鬼神应“敬而远之”，甚至应怀疑它。正如鲁迅说的：“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赞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孟子称孔子是“圣人”，董仲舒则称他是“神人”。乃因为，孔子“他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化上有着不容抹杀的功绩。”（《马全民等编《哲学名词解释》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儒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是孟子，孟轲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张岱年）“他的许多思想，是我们民族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他的许多主张，对新兴封建制度的建立，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孟子一书中，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仁政必自经界起。”（《孟子－滕文公上》）“保民而王。”（《梁惠王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尽心下》）他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他也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掠夺性战争。主张“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衅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公孙丑下》）孟子把“天”的视听和意志，反原为民的视听和意志。由听命于天，转为听民于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万章上》）这是唯物主义思想的胜利。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一书充满了朴素辩证法思想”，相对主义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易传》的辩证法和《老子》的辩证法，是先秦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两大体系。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认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3章》）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57章》）老子哲学包含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58章》）“柔弱胜刚强。”（《老子36章》）“欲将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35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随，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2章》）正因此，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上有重要地位。”（王国炎等）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道”是物质性的，属于唯物主义。“道”是“混沌的物”。老子还主张“以身观身”的直观认识方法，具有唯物主义因素。老子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称他“道尊东鲁，亦窜西垂”。作为道家支流的宋钘、伊文学派，它受到齐国稷下学风的影响，其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折衷调和色彩。一方面推重“礼义”，另一方面又有墨家利天下的奉献精神。如“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不知天下，白夜不休”，“进攻寝兵，救世之战。”
在战国中期，有一次楚王派使者去请一位学者做宰相。学者对使者说：“听说楚国有一个卜卦很灵的神龟，这个死了两千年的龟被珍藏在庙堂上。请问：这龟宁愿死了留下龟壳被尊敬呢，还是愿意活着摇尾巴在泥中爬行？”使者答道：“愿意活着吧？”这位学者说：“得了，请走吧！我愿意摇尾巴在泥中。”这位自命清高，鄙薄官禄的人就是庄周。
庄周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思想家”（王文亮等）。“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相对主义者。”庄周继承了老子“无为”思想，认为统治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在世间》）他说：“道”是“无为无形”，“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他用火比喻人的精神，提出“薪尽火传”（《养生主》），人虽死了，但精神永存的思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天地一制也，万物一体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养生主》）
庄子通过寓言，论说大小相对宇宙无穷的道理。天下的水再没有比海大的了，然而在天地间，海只象泰山上的一石一木；九州之地够广了，但对环绕它的四海来说，也只如同粮仓里的一粒小米；四海很大了，但与天地相比，亦好像大湖中的一个小坑洼。他认为：“知”与“不知”是对立统一的。他举例说：人睡在水里会腰痛，泥鳅也如此吗？人爬到树上会害怕，猴子也如此吗？人食粮食肉类，鹿食草，蜈蚣啃小蛇，鸟吃死鼠，这四者，谁知道什么是可口的味道？人见毛啬、丽姬以为美，鱼见他们就深藏，鸟见了高飞，鹿看到就快跑，这四者，谁知什么是漂亮?庄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在思维逻辑上论证事物对立统一的哲学家。”（汪克非等）“《庄子》一书中又包含有精彩的无神论和朴素的辩证法。”“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论证认识相对性的哲学家。”（同上）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墨子，他主张“兼爱”、“非攻”、“节葬”、“非命”的进步伦理观。希望人们互助互爱，反对不义战争，支持正义战争。他否定命运对人事的支配作用。肯定在现实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命”，而是“强力”。这种思想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墨子还提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非命》）“有力者蒺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他还提出“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尚贤上》）“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
墨子提出的“尚贤事能”属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墨子对孔子的思想体系进行了坚决斗争，他用自己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反对孔子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命定论。”认为人的一切知识来源于“耳目之实”。墨子提出的“三表法”验证认识标准，“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真理观。”（乔长路）墨子提倡“取实予名”的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墨子以感性认识作为认识的来源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孔繁等》）正如学者邓正夫说的：“墨子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在春秋晚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孙武，他著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的出现，纯粹是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相互战争的结果。它“闪烁着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朴素辩证法。”（王青民）孙武认为，作战贵在出其不意，“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威王问》）
毛泽东认为：“知彼知己”是“科学真理”。“知彼知己”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军事思想，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奇正相生”包含了朴素辩证法思想。”“乱生于治，怯生于勇”，“投之死地而后生”，使认识论与辩证法融为一体。《孙子兵法》在“军事史、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国际上一致推崇的优秀军事著作。”“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已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继孙武之后，公元前353年左右，我国出现了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军事辩证思想家孙膑。“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争事例就是孙膑策划的。他提出了富国才能强兵的军事思想。他特别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认为“间于天地间，莫贵于人。”（《孙膑兵法－月战》）他认识到事物是矛盾发展的，其：“众寡相为变”的思想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孙膑兵法》是一部闪烁着唯物辩证法光芒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王文亮》）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他主张改革，反对仁政，提倡法治。他提出了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韩非的思想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得到全面实施。他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提出了“世异则事异”，反对循古守旧的进步历史观。他提出了“因能授官”，“量功授爵”（《显学》）他发展了法家的耕战思想，“富国以农，距敌以恃卒。”（《五蠹》）韩非认为万事万物是有客观规律的，“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解老》）“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同上）“韩非在认识论上主要继承了荀况的唯物主义思想。”（邓艾民）韩非所讲的“实效”、“公用”、“参念”等，都是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注重实际功效的认识论，对孔孟老庄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还是一个极有力的批判，“它对促进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邓艾民）
韩非子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也有改造和发展，他在一定条件下，看到事物转化的条件性。例如，他认为事物都有一定的“量”的界线，超过了适当的“量”就会走向反面。他说：“道比诸水，溺者多饮之即死，渴者饮适之即生。”（《解老》）韩非在自然观上，继承了荀况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鬼神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龟荚鬼神不足举胜，……然而恃之，愚莫大焉。”（《饰邪》）韩非从无神论的观点出发，还否定有意志的“天”。他说：“若天若地，孰疏孰亲。”（《扬权》）韩非对老子的神秘“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说：“道”不是什么精神主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解老》）韩非论证了“理”和“道”的关系，这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胜利。
法家的另一代表是荀子，在政治上，荀子“唯物地改造了孔子的正名论和礼治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同时又主张“重法”，把“隆礼”和“重法”完全结合起来。这种主张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加强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荀子吸收了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和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明确地把自然的“天”和社会的“人”分清，坚持“天人之分”。他针对唯心主义的天命思想展开批判，还专门写了《天论》篇。他认为，大自然最终统一于一种物质性的“气”，“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在中国认识史上冲决了传统天命神学的堤坝，抹去了唯心主义者强加在“天”身上的种种神秘色彩，为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刘百平）
荀子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体现人类征服自然的决心和信心，“在古代是极为可贵的，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同上》）在认识论上，荀子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行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这“对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名实”观上，荀子也有唯物主义思想。荀子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为解决时代“提出来的新课题”，他总结了先秦各家思想，集唯物主义大成，提出了较系统的唯物主义思想。他的理论“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产生影响。所以，荀子的哲学思想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南方有穷而无穷”，这可能被人认为是自相矛盾的，然而，这里面包含了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名辩哲学家惠施的‘合同异’学说。”“大同而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庄子－天下》）“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赵之南也。”“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它通过对名实关系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逻辑思想，是“中国逻辑思想的开创者之一。”（张立文）“他的思想包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名家的另一代表是公孙龙，他提出了“离坚白”的命题和“白马非马”的观点。公孙龙的“坚白石二”，承认事物诸属性的差别，具有辩证思想。
在战国末年，兴起了一派用阴阳五行来说明事物变化的学说，它就是阴阳学说，其代表人物是邹衍。他认为天文气象，时节变化都是由阴阳二气交感而起。“五行”是构成百物的基本元素。胡萧认为，阴阳五行说包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其它的重要思想家还有：列子、吴起、慎子、蔚缭、管仲、淮南子等。还有许多政治家和纵横家，前者如秦穆公、晋桓公、信陵君和平原君等，后者如申不害、苏秦、范雎、冯谖等。其中，以诸子百家的文化最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政治观和军事观等各方面，都有非常进步的思想和重要认识，为我国文化思想史留下了最为宝贵的一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个思潮在古代中国展开以后，成为人类文明重要的文明遗产。”那些人文精神，“可以为文明对话提供丰富的人文资源。”（杜维明）
可以说，正是古老的春秋战国文化，才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脉络。尤其儒家思想，它的学术“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二千多年，它的经典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辞海》1412页）这时期的文化对维护民族统一，稳定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正是这种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达千百年之久。在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要求有科学理论来指导，而兴隆科学必须要有文化作催化剂。这就是唯物主义产生的原动力。
有科学的唯物主义作指导，文化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发生和发展。通过发展文化破除人民心中的迷信和鬼神思想，从而为科学发展找到动力。在春秋战国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围绕宣扬宗教天命论和反宗教天命论而展开的。而要破除人民心中的各种腐朽思想，关键在于建立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在当时，这个理论体系就是“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应当说，他们的总格调和能够统治人民的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理论是唯物主义思想。
在文化艺术方面，春秋战国成为历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期。先后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楚国出现了“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他吸收南方民歌的精华，采用楚国方言，创造出了“楚辞”这种新诗体。《离骚》是他的代表作，它是“屈大夫最雄伟壮丽的诗篇。”在这首长诗中，他写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悔”的千古绝句。今有学者赞道：“楚辞对后世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几乎稍有成就与影响的文人都从屈原作品与人格中得到了浸润。”（吴玉良）李白赞道:“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难怪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会把屈原定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重要作品有《卜居》、《天问》、《九歌》等。
其后还有“著名的楚辞作家宋玉”，他的代表作是《九辨》、《招魂》等。其它重要作家还有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和刘向等。《楚辞》以楚国为背景，抒发了诗人悲愤沉郁的爱国热情，作品形象生动，对比鲜明，风格奇伟。“他们以自己富有南梦色彩的不朽诗篇，开辟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源头。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揭开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崭新一页。”
在历史学方面，孔子著《春秋》，左丘明著《左传》，公羊高撰《公羊传》，谷梁赤撰《谷梁传》，擅弓编《擅弓》，吕不韦编《吕览》。先秦文学艺术水平极高，“迎来了散文勃兴的黄金时期。”例如，总结历史经验的历史散文，论辩说理、陈述政见的政治散文，“都以新的风格出现在文坛上，无论就深刻的思想内容、严密的思辨逻辑而言，还是就浓郁的文学意味而言，它们都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青年必知文学知识》延边人民出版社）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散文，它以“春秋典籍，语言见胜。”《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在艺术上有着突出成就”，具有“屈直兼备，委婉详尽”的特点，“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吕览》能容纳“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具有“杂糅百家，篇幅简短”的特点。诸子散文更是艺术瑰宝，如《庄子》，其附物类比，构思宏伟，想象奇特，善用寓言比喻事理。它思想博大精深，“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鲁迅语）为此，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
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化方面还盛行“钟鼓之乐”，湖北随州出土的大量钟鼓乐器就是证明。先秦文化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最高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以后朝代的文化不过是先秦文化的注脚，只是它的发展和继承。“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虽仍有几次大的发展，但其基本的格局框架，在诸子百家时就已形成。可以说，诸子百家的思想，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性格心理和思维特质，奠定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基本的道德准则与习俗。这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就像祖辈的童谣，父辈的庭训，早已不知不觉之中，渗透了我们的身心，积淀于我们的灵魂深处。可以说，它是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心理文化基因。”（陈绍乾《诸子百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
在先秦时期，教育事业非常发展，象诸子名家授徒讲学之风盛极一时，孔子一生教育“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可谓创下了教育奇迹。当时由于各诸侯国争霸天下的需要，对贤士大夫非常敬重。据记载，魏文侯为招纳贤士公、木，他常骑马路过他们家门口，都要站直身子才经过。正是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做底蕴，才有当时突飞猛进的社会变革和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生产力要解放，必有待于新文化运动。文化兴，科技经济兴；文化衰，科技经济衰。
在科技方面，春秋战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发现和发明。最大的科技发明是生铁冶炼技术和发明指南针。其中前者比欧洲早1900年，这项科技发明结束了我国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历史。战国时期的指南针是用天然磁石磨制而成的，又称“司南”。在战国时期，我国还出现了竹书和帛书，这种书写方法比商朝的甲骨文，比周朝的金文进步很大。战国时期，人民已经定出了24节气，这是历法上继“夏历”以后最大的科技成就。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扁鹊，发明了“望、闻、切”的诊病方法，这种方法现在还在沿用。
在春秋时期，铁器在农业和手工业上得到了使用。到战国时期，铁农器也得到了普遍推广。《管子》最早记载了这件事，江苏湖南等地的考古发现也证实如此。铁器在生产上的使用，说明生产工具发生了重大的科技革新，标志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这一时期，牛耕也得到推广，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发展。战国时期，农业开始使用肥料，还注意选种和耕作。那时，水利技术非常发达，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岷江中游，修筑的都江堰是闻名于世的防洪工程，它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三百多万亩农田得到灌溉。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发达，冶铁业、煮盐业和漆器业都非常兴旺。在当时，齐燕两国以产海盐著称，魏国盛产池盐。冶铁煮盐业的作坊主富比王侯。那时，家家都从事纺织业，齐国的纺织品最有名，能纺织出色彩绚丽的图案。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漆器的国家，战国时的漆器精致轻巧，彩绘美观，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战国时的商业和城市非常发达，中原市场上各地特产应有尽有，商人家累千金。齐国临淄，赵国邯郸等，人口众多，商业繁荣。那时新兴封建城市比比皆是。
文艺复兴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应当包括数和质两方面的规定性。文艺复兴在数量上的规定性，指出现了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的文化现象，如出现了无数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文艺复兴在质上的规定性，指出现了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杰出人物和文化战士。而国家出现“盛世”的标准是：在经济上，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小康；在文化上，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亦劳制止，汔可小康。”可见，对“盛世”之标准自古皆然。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出现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出现了象孔子、老子等，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永久不衰的思想文化名人，以及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局面，所以，这个时期理应属于文艺复兴时期。所谓“文艺复兴”，在现代中国就是要恢复古人的文化旗帜，发扬古人尤其诸子百家的文化精神和创造之品格。
历史到了西汉王朝（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后8年），在汉朝210年的统治期间，出现了几个盛兴繁荣的朝代，这些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和“武帝全盛”等。“文景之治”的时间在公元前179－141年，约40年时间。史书上描写当时社会的富庶景象是：“京师之钱如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益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到汉武帝时（从公元前156－87年）约共69年，由于他一生“兴功建业”，最终让西汉王朝出现了政治、思想和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封建集权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经济上出现了繁荣和国力强盛的局面。
西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强盛局面呢？它在文化上的机制是什么呢？汉朝初年，在刘邦的带领下，他手下的“布衣臣相”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臣陆贾建议刘邦多看《诗》《书》。他对刘邦说：“过去在马背上得天下，现在不应在马背上治天下。”刘邦采纳了他的“宽刑薄赋，文武并用”和奖励耕织的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导致了汉朝从文帝到景帝的经济社会繁荣。汉文帝时，田租定为三十税一，汉景帝时，全国的刑案只有四百件。汉朝的刑律非常宽，当时就废除了肉刑。
汉文帝非常重视人才和文化事业发展。有一次，一个叫淳于意的名医犯了法，按律当处肉刑。但汉文帝看了他女儿的信后非常同情，并下令从此废除了肉刑。经过汉初几代皇帝的努力，到汉武帝初年，西汉出现了“经济繁荣，国立雄厚”的局面。汉武帝非常重视人才选拔，每次选人他都要亲自出题考试。经他选拔的人才总有一千多人。其中有大学者董仲舒，大臣卫青和朱买臣等。而且汉武帝用人能做到按才能授官。主父偃出身贫寒，长期怀才不遇，他上书汉武帝，汉武帝相见恨晚。先任他为郎中，后一年内四升其官。汉武帝还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大学，在地方兴办郡国学。到西汉末年，所培养的太学生就有一万多人。儒学教育主要学习“四书五经”。由于汉武帝雄才大略，“西汉王朝出现了政治、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局面。”（《中国历史》5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册）
在文化方面，“秦汉时期，我国在史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有突出成就。”（同上书85页）出现了“大发展”和“昌盛局面”。首先，司马迁著《史记》，《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巨著。它“既是著名的史书，也是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记述从皇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史实。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代散文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历史散文成就引人注目。”《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创立的丰功伟绩－直彪炳史册。”（王军）另一部史书是班固所著的《汉书》，它所记人物亦富特色。其它杂史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在两汉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汉赋。”自枚乘《七发》奠定了大赋的体制后，出现了汉赋四大家，他们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等。他们的赋以描写园圉、京都之类，笔法侈丽闳衍、语汇铺张扬励。汉赋名篇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苏武传》，张衡的《归田赋》和《二都赋》，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辞赋家，以《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最有名。而刘向、王充则以论学之文名世。汉初陆贾、晁错和“汉末三子”王符、崔寔、仲长统都以策疏和争论著称。在汉朝，宫廷设有专门机构（乐府），并有大量的人员到民间采集民歌和乐曲，足见当时对文化的重视。汉代是诗歌探索创新的时代，以乐府诗和五言诗的成就最高。其代表作有《孔雀东南飞》和《古诗十九首》。“它与乐府民歌一道，掀开了后世五言诗繁荣与发展的序幕。”(王军)《孔雀东南飞》是最早最长的叙事诗。东汉班固做的《咏史诗》是最早的五言诗。汉乐府“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并且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的叙事性，较之前代诗歌已经大大加强，把我国叙事诗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使汉乐府民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功）
在思想领域，佛教开始在西汉末年传入我国。相传汉明帝时，他曾派人去西域求佛，因白马载经以归，建白马寺于洛阳。东汉时在我国民间产生了道教，道教的创始人之一是张陵（天师），道教主张人生悲观，应当靠修身养性，以求仙得道。针对秦汉时期迷信鬼神风气之盛，唯物主义思想家恒谭、王充提出了反对迷信的思想。恒谭认为：“人死如灯灭。”人的灵魂就像烛火，不能离开蜡烛而凭空存在。恒谭是“进步思想家、天文学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他继承了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同豪强大地主的谶纬神学作了坚决斗争。他发展了荀况的“形具而神生”的唯物主义形神学。他对生死问题作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阐明，反对长生不死的神仙方术，“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王充是“东汉前期进步的思想家、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战斗无神论者。”（李炎）他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成就，吸取劳动人民的智慧，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所宣扬的神学目的论、唯心主义先念论、反动的复古主义等进行了较有系统的批判，从而把唯物主义无神论大大推向前进。他的著名著作是《论衡》。
西汉著名的唯物主义者还有司马迁、贾谊等。司马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而且是在同董仲舒的人天感应神学目的论作斗争中形成的。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殖货列传》）即用物质利益来解释人的活动。贾谊继承了朴素唯物论传统，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天地阴阳二气自然产生的。“万物变化，固亡休息”，天地像是铸造万物的烘炉，自然变化像是炉工，阴阳像是炭，万物像是生产出来的铜。他还主张施行“法治”的同时，兼施“仁义”，以加强封建统治。
在西汉422年的统治中，能流传后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还有：邹阳、淮南小山、东方朔、褚少孙、王褒、杨恽、刘彻、刘向、毛亨、路温舒、孔融、王粲、陈琳等，以及哲学家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恒谭、王充等。这些著名文化人一共有38人之多。他们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创造在文景时代和汉武帝时代，他们一共有13人之多，占整个两汉时期著名文化人总数的132.5％。而其它朝代（文化经济相对落后）的著名文化人数的比仅为89.6％。而处于文景和汉武时代的文化人有：枚乘、司马迁、邹阳、淮南小山、刘彻、贾谊、晁错、董仲舒、恒谭和王充等。
司马迁在公元前104年开始编写《史记》，那时正是汉武帝统治时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是汉武帝的侍卫郎官。扬雄也做过汉武帝的文学侍从。而枚乘则生活在汉文景两朝，他还做过梁孝王刘武的宫廷文学侍从。班固生活的时代也是汉武帝时期，他和司马迁一样也做过宫廷史官。汉文帝和汉景帝之所以能改革旧政，走上昌盛之路。其中和两位文化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他们是贾谊和晁错。贾谊曾为汉文帝的太中大夫，后改做长沙王太傅。晁错初为汉文帝的太常掌故，后为太子舍人和门大夫，后又做刘启（汉景帝）的太子家令。他们都擅长政令，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是当时有名的关于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文献。他们的言论直接影响了汉文帝和汉景帝，在政治经济上的改革。他们是这个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参与者。
从西汉初年（公元前202年开始）到汉武帝（公元前96年左右），正是由于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发展和传播，才产生了这一时期辉煌的科技成就，从而促进了汉朝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科技方面，秦汉有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据史书记载，在距离东汉蔡伦（公元121年）早二百多年前（大略汉武帝时期），劳动人民就发明了造纸术，不过这时的造纸原料比较简单，主要是大麻和芋麻。据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纸张，是西安灞桥地方发现的汉武帝时期的纸，称为“灞桥纸”。中国的造纸术经过蔡伦，在总结前人造纸术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原材料广泛（如树皮、大麻、破布、废鱼网等），不但纸的质量提高了，而且用处扩大了。
西汉时期的数学、医学和地质学等方面的成就都处于世界前列。《九章算术》记载了自春秋以来的数学成就。《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三百多种药物的性能和疗效。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面记载了经脉学、诊断学和保健学等方面的医书，全面反映了西汉最高医学成就。两汉时期，农业生产非常发展，汉武帝时，在关中地区修建了六辅渠、百渠等，灌溉田地数万亩。西汉人发明了“井渠”，井渠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东汉明帝时，水利专家王景负责治理黄河，经过治理的黄河，以后八百多年无改道，并使黄河下游几十个县变成良田。
西汉时开始采用耕犁翻地，并采用新型播种工具耧车，这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耕犁发展出了犁壁，提高了耕作效率。在灌溉上发明了水排，并能利用水力冶铁。西汉时小麦得到普遍推广，并且使它成为主要粮食作物。那时，萝卜、芹菜、芋头、韭菜、葱、蒜等蔬菜都开始大量种植。西汉宫廷里还用温室种植韭菜。东汉温室种植的蔬菜高达20多钟。这项技术要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西汉时，黄河中下游开始种植桑树，桑树种植促进了丝麻织业的发展。西汉时期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仅冶铁铜业，每业工匠就达十万多人。
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水排鼓风冶铁，不但节约了人力，而且提高了冶铁质量。这项技术也比欧洲早一千多年。那时的铜器制作精美，是世界罕见的。漆器制造工序细密，有的杯盘须用百人之力，有得屏风须用万人之功。汉朝的铜奔马、长信灯工艺精巧也是世界罕见的。汉代的纺织技术也在世界前列。西汉巨鹿人陈宝光的妻子，是一位心灵手巧的纺织家，她纺织的提花织品价值万钱，是稀世宝物。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衣，重量仅49克，薄如蝉翼，轻如鸿毛，充分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纺织技术。
在对外往来上，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到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了都府，专门管理西域事务，“丝绸之路”从此开通，中国同西方的贸易从此繁荣起来。西汉的鼎盛，可从城市的规模得到反映。西汉都城长安，有人口50万左右。东汉都城洛阳有人口百万以上。在城市街道上，车马行人熙熙攘攘，显示出汉朝城市的繁华。这个事实一再说明：文化繁荣，经济社会就一定繁荣；反之，文化落后，经济社会就一定落后。
唐朝盛兴的历史也是证明：唐朝初年，李世明善用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征等，并能吸取隋之教训，能勤于政事，轻赋薄敛，发展生产。唐太宗还非常重视文化教育，贞观时期，科举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科最为重要。那时候在全国增建校舍，增加了学生人数，“连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贵族子弟都纷纷前来入学。”
有一次，唐太宗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由于政治清明，初唐的经济文化出现了繁荣景象。隋唐时期，历史上出现了三次强盛时期。至唐玄宗时（713－741），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那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有柳宗元和刘禹锡等。柳宗元把社会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既没有任何“天命”和“神意”的主宰，也不是任何“帝王”和“圣人”的主观意志所支配的。他指出，秦的灭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咎在人怨，非郡邑制失也”。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论，驳斥了天有意志、能赏功罚恶的谬论。他还提出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唐代“著名文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刘禹锡，是“永贞革新”的骨干人物之一。他认为“天”是“有形之大者”，而人是“动物之尤者”，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乘气而生”，都是“气”在“阴阳”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认为一切事物都逃不了“理”“数”“势”的客观规律。他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比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更为进步。
在文学艺术方面，可谓“光耀千古”，这个时期，诗歌、书画、舞蹈和石窟艺术，“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张勇）特别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流传下来的诗歌近五万首，有两千诗人。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前者称为“诗仙”，后者称为“诗圣”。其它著名诗人还有白居易，柳宗元、张继、王维、孟浩然、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唐诗不仅“成就空前”，而且“后人难以企及”。“以后宋、元、明、清各代的诗篇，都把唐诗当作他们学习的榜样。”（刘文清）“当我们漫步在唐诗的百花园中，可以领略到唐代诗坛奇葩的异彩和芬芳。”（《李小琳、李良松《唐诗情怀》》在唐代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遗留下来的诗歌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的诗篇还多出两倍。其中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有57名。这个数字也大大超过了战国至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数。
在唐代总共289年的历史中，生活在盛世的著名诗人占整个朝代诗人总数，有3位诗人生活在总年份只有23年的贞观时期，但其比例却占到66.1％，而有17位生活在年份只有29年的开元时期，其比例却占到297.2％。而生活在其他朝代的诗人只占到72.12％。这说明唐代大部分著名诗人生活创作的年代都在盛世。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三位著名诗人生活的年代都是开元玄宗时期。唐代不仅诗歌达到了高度成就，其它文化艺术也很发达，如书画、传记文学、游记、散文、寓言、杂说和石刻等。在哲学和思想史上，隋唐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有：玄奘、慧能、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和李翔等。除了以上文体“获得了辉煌成就”外，变文一类的通俗讲唱文体也在民间广泛流传。词在萌芽之中产生，并逐渐成熟。
隋唐时期，我国的书法艺术达到了高峰，著名书画家有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最有成就的书画家颜真卿，生活的年代也在贞观时期。其它著名书画家如吴道子和阎立本，他们生活的时代也在贞观盛世。莫高窟是唐代的艺术宝库，里面保存了无数价值连城的塑像。莫高窟也是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唐朝的乐舞也具有盛世特色。唐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家。体育活动在那时非常兴盛，如摔跤、拔河、秋千、围棋等活动广泛流行。隋唐统治者非常重视天文学，政府有专门机构观察天象。僧一行就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唐玄宗时，僧一行到全国进行天文观察，他得出了子午线的长度。唐太宗时，医学也很发达，政府在全国开办学校进行医学教育。“药王”孙思邈（公元581－682）是贞观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家。
在盛唐时期，正是有文化的大发展，才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最大的科技发明有火药和印刷术等。第一次把火药的配方记录下来的是，唐朝的炼丹家和药学家孙思邈。他写了一部《丹经》，书中谈到硫磺“伏火”的方法。这个事实说明：孙思邈已经掌握了硝石、硫磺、木炭放在一起会起火的知识。唐初最重的发现是印刷术。据史书记载，在唐朝初年，劳动人民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那时用它印佛经、日历和诗集。唐代的科学技术“辉煌灿烂”，那时的建筑技术非常先进，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唐玄宗时，大的科学技术发现还有很多，如：温室种植蔬菜，制茶技术，发明辕犁，育秧技术，一年两熟的耕作技术也在南方出现。发明新的灌溉工具――筒车。唐代的衣服主要以丝麻制成。种植蔬菜有40多种，茶叶生产成了江南的主要产业。
唐代的手工业品可谓“巧夺天工”。那时的丝织业非常发达，丝织品花色很多，且以轻薄著称。唐朝的陶瓷业也非常发达，瓷器品种繁多，以越窑的青瓷和刑窑的白瓷最富盛名。其精品轻巧而釉色美丽。闻名中外的唐三彩，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越窑的青瓷有“类玉”“类冰”之称，刑窑的白瓷有“类雪”“类银”之称。唐三彩是在陶胎上，刷上黄绿青三色加釉彩制成的三彩陶瓷。
唐朝前期，大量荒地开辟出来，仓库里装满了粮食和布帛。人口也明显增加，唐玄宗时的户数是唐太宗时的近3倍。前者为900万户，后者为360万户。唐朝时期，加强了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甚至出现了“和同一家”和“海内存知己”的空前团结的大好局面。唐朝兴旺的历史同样证明：文化科技发展，国则兴治；反之，文化科技不发展，国则衰乱。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和社会经济具有紧密的相生关系富有普遍性。从春秋战国开始，到清朝封建社会结束，经历了两千六百九十五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十几个朝代，而且每个朝代都会出现以两个盛兴的时代。这些兴盛的时代有：战国、“文景之治”、“汉武强盛”、“元武中兴”、“元嘉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路”、“永贞革新”、“庆历新政”、“文宗文治”、“永乐之治”、“弘治中兴”、“康乾盛世”等。这些盛世在历史上的存在时间虽是短暂的，它们分别只有254年、39年、69年、49年、30年、24年、23年、29年、2年、3年、4年、42年、18年、128年。这些盛世光景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总共只有230年，只占24.3％的光阴。
据统计，我国从战国开始到清朝末年，总共出现的著名散文家有272位，总著名诗人有230位，总著名画家有82位，他们占整个封建社会文化人的比例分别为270％、294％和300％。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落后朝代的时间却占到整个历史的75.7％。在这些落后朝代里，所出现的著名文化人的比例只有：著名散文家61.2％、著名诗人64％，著名画家51.6％。可以统计，其它文化人才在历史上的分布大致也是如此。这个统计一再表明：经济社会最繁荣的朝代，也就是文化事业发展最活跃的时期。
在盛世时代，不仅一般老百姓重视文化事业，就连皇帝也参加文化创新。相反，历史上政治动荡，经济社会凋敝的时代，它产生的文学家家、思想家在数量上就少。也没有重大的科技发现，而且统治者也不重视文化事业。盛世时代的君主一般在处理政务之外，大多数人还热心于文化创新活动。例如，汉文帝和景帝就非常重视文人的选拔任用工作，能委以他们重要的官职。汉武帝不但是大政治家，还是大诗人和散文家，他的名赋《李夫人传》至今流传。明代的永乐皇帝朱棣，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京城不仅设立各类教育机构，还重视历史文化，古籍图书的整编。永乐元年7月，朱棣命大学士解缙编纂《永乐大典》。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也出现社会稳定的好局面，这和两位皇帝重视文德教化分不开。他们本人也是大文学家和大学者。康熙亲自主编了大型辞书《康熙字典》和《全唐诗》等。到了乾嘉年间，经济社会又有复苏，乾隆亲自主编了《四库全书》。
下面再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为例作进一步的论证。文艺复兴时期指西欧国家从14世纪到16世纪末的三百年，在这个时期，西方大多数国家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历史。14－15世纪时，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城市手工工场和商品经济已有较大发展，出现了较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但是，以天主教会为首的封建势力神化封建制度，严重束缚科学、文化发展。新型资产阶级为革命制造舆论，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下，以人文主义思想核心，反对封建神学和禁欲主义。这场思想运动从意大利扩展到法国、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人文思潮在文学、艺术、哲学、政治和自然科学中都有反映，它在思想解放和反封建的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同时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有意大利的但丁、彼德拉克、傅加丘；荷兰的伊拉斯模，法国的拉伯雷，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等。著名的画家有意大利的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著名的政治家有意大利的马季弗里、康帕内拉，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等。著名的哲学家有布鲁诺、培根、斯宾诺莎等。
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还处在蒙昧野蛮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在一切学术上占统治地位。”这种神学宗教是扼杀科学和进步思想，奴役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在当时，基督教会把与神学“正统思想”不相符合的学说，统统称为“异端”，并用残酷的手段迫害进步人士。例如，拥护哥白尼的唯物主义者布鲁诺（1548---1600)竟然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兴起，反封建意识逐渐觉醒，由于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需要，唯物主义哲学开始建立，从此拉开了真理与迷信，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与撕杀。在三百多年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布鲁诺是“泛神论”的著名代表，他“反对上帝创造世界”，认为“不存在超自然的力量”。自然界本身就具有“宇宙灵魂”。法国的蒙台涅（1533－1592）和培尔（1647－1706）是“怀疑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用“怀疑论”做武器，拼击了封建教会和专制制度，批判了经院哲学和形而上学。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是西欧早期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佩脱拉（1304---1374）西班牙的斐微斯，荷兰的爱拉斯谟（1466－1536）等。他们以赞颂人的力量来对抗神的天上权威。主张“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从而揭开西欧封建时代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斗争的序幕。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沉重地打击了宗教教义地心说。”《天体运行》是一部向教会挑战，宣布自然科学独立的不朽著作。正如恩格斯说的：“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自然辩证法》）培根是“英国资产革命序幕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是“整个现代试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神圣家族》）他是近代欧洲哲学史上，向经院哲学猛烈冲击的第一个哲学家。“培根奠定了英国唯物主义的知识和观念来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石峻）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是“培根唯物主义的系统化者”，他还是一个机械论者。
在物理领域，笛卡尔（1596－1650）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皮埃尔－伽桑狄（1592－1655）是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1633－1677）是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后者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在文学方面，但丁是意大利第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也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他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他的代表作是《神曲》，《神曲》被誉为“民族复兴的寓言总结”。另一位伟大文学家是塞万提斯，他被誉为“用语言敲打灵魂的文学巨匠”。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唐吉柯德》等。莎士比亚是“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天才和诗人。”代表作有《威尼斯商人》等。在绘画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同样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作品，他们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米开朗琪罗的《大卫》、《摩西》等，拉斐尔的《椅中圣母》等。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它用人文主义做武器，向封建迷信和宗教神学开火。正如恩格斯说的：“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时代的反映，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自然辩证法导言》）
正是有了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才推动了西方社会，在科技和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全面进步。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西方发生在科技领域内的革命是世人皆知的。在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一书的那一年（1543），还出版了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一书。自布鲁诺发展了“宇宙中有无数个太阳系”以后，科学巨人相继问世，开普勒发现了行星三定律，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笛卡尔提出了运动守恒原理和惯性定律，发现了光的折射定律。在数学方面，他创立了解释几何。他还研究过生物器官和胚胎的发育。伊萨－牛顿( 1643--1727)是英国的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物体运动三定律。牛顿力学奠定了古典力学的理论基础，也为近代力学打下了基础。其它科学家还有德国自然科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等。
这一时期，数学、光学、热学、电磁学、化学、生物学在欧洲很多国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还是科学方法上，都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思想解放带
来了科学理论的大发展，科学理论的发展又为技术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使蒸汽机的产生不仅有客观需要，而且有了实现的具体条件。1733年兰开夏的织布业者凯伊发明了织布飞梭，使手工织机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一倍。1764年工人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尼纺纱机，这一发明揭开了18世纪技术革命的序幕。1769年理发师制成了第一台水力纺纱机，1779年工人克伦普顿设计出了走锭纺纱机。1785年牧师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推动的织布机，从而提高工作效率40倍。到18世纪末，英国瓦特终于发明了蒸汽机，这是人类利用自然力的一次重大突破，它为整个工业提供了动力机械。从而改变了人
类劳动的方式，使手工生产逐步进到了机槭化大生产。它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指出的：“可见，英国社会的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70年间增加了2700%，即1840年每天所生产的是l770年的27倍。”“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00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正是蒸汽技术的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大踏步向前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反复证明一个命题：生产力的大发展最终依靠文化和科技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科技，科技发展的动力是文化。科技要进步，必须依靠文化的大发展，大运动：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大发展，大革命。因为文化也是生产力。
在漫长的22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生产力为什么一直落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为什么不能从中世纪的黑暗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也就是世界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英国李约瑟在他的《中国技术史》一书中提出的难题。同样在中世纪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为什么欧洲从14世纪开始，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而中国却没有。为什么到18世纪末，西方出现了伟大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中国却不能？
究其根源，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一直受到了反动封建思想的禁锢，人民的创造力一直被窒息。纵观历史思想史，可以发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思想的精神武器是代表腐朽没落的唯心主义，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唯物主义一直处于被压制从属的地位。而它的直接原因是：中国自秦以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文化变革和科学技术变革，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飞跃。正如我国学者李详林所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制由政治经济领域，进入了思想文化领域，士人阶层也基本上成了依附于统治集团皮上的‘毛’，自由自在的思想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了高墙。二千多年来，除了清王朝倒台后的‘五四’时期，一段短短的岁月有过类似的思想文化争鸣局面，再没见如此激动人心的文化繁荣和发展的景象了。”
从根本上说，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并不能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知道，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经历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三国争战，南北朝割据，再到唐末黄巢起义，明未的李自成起义。清朝的
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都失败了，阶级斗争只不过成了历朝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
这倒说明：
社会革命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变革，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有待于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是社会内部的客观规律，任何违背这个客观规律的行为，只会遭到失败。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文化发展长期逆历史规律而动，劳动人民的创造力长期受到压抑和破坏。由于科技得不到发展，导致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这就是社会进步和更替缓慢的根本原因。中图的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二千多年，这和它内在的封建文化道统相一致。总起来说，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唯心主义文化，也就是“尊孔文化”。儒家文化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成了维护封建制度的“纲绳”。“孔孟之道”被历代反动阶级所接受和发挥，是一切反动派镇压革命，反对变革，维护反动统治，宜扬复辟倒退的思想武器。历史上的儒家代表人物，除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外，还有汉朝的董仲舒，唐朝的韩愈，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朝的王守仁等。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他
极力宣奴隶社会的旧文化、旧道德，极力推销反动的政治主张，进行复辟活动。大骂革命势力为“天下无道”。孔子大肆鼓吹“仁”“义”“忠恕”“孝悌”等反动伦理道德，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提倡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方式。在封建社会，儒家经典是一切读书人必读之书。总之，孔丘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孔子也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他主张复古倒退，是历史上一切反革命复辟势力的“祖师爷’’。因此历来反动阶级都把他吹捧为“圣人”。唐朝的皇帝则称孔丘为“文宣王”，宋朝的朱熹则认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孔子是“宇宙伟人”。明朝的皇帝为其题“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清期的皇帝则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到了近代。独夫国民党，又把孔子吹捧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孔子名高实枇糠，在劳动人民看来。他只不过是个寄生虫和政治骗子。盂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反动思想。他疯狂地攻击法家的政治路线。把奴隶的革命斗争污蔑为“不仁”，他还鼓吹“万物皆备于我”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先知先觉”的天才论。
董仲舒是“神学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者”，他的哲学适应汉王朝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需要。是强调对农民专政的直接产物。他的哲学核心是鼓吹“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和“神学目的论”。主张“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和统治。”他宣扬“三统”“三正”的形而上学唯心史观。（《杨宪帮等编《哲学名词解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他还提倡先验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观。他还鼓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制造理论根据。“后来的反动统治者都把这套理论作为宗教教条，强迫人民信奉。”因此它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董仲舒则“是汉代大地主阶级的反动哲学家，孔孟之道的鼓吹手。”在我国哲学上，魏晋玄学是“一种哲学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思潮”，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这种哲学能维护门阀士族统治。
向秀郭向认为“贫富贵贱上下等级秩序和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都是自然合理的”，是宇宙的自然法则，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作辩护。东晋以后，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玄学和佛学趋于合流。何晏和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创造者，何晏建立了“以无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为论》）他的哲学使封建统治者的唯心主义以新的形式出现。王弼认为超感性的精神本体是第一性的。王弼的形而上学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决定了他的“忘象亡言”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他的学说“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唯心主义佛学和封建社会后期的唯心主义理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郭象发展了王弼的客观唯心主义，成为主观唯心主义。主张万物“自生、自然、自有”，“天性所受，各有本分”。“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佛教是历代统治者用来麻痹人民的精神武器，属于“唯心主义宗教哲学”。西汉末年哀帝时，景鲁从大月氏的使臣亦存学习《浮图经》，从此，佛教开始传入我国。“成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魏晋时，大乘佛教的般若空宗广为流行。南北朝时，涅磐学随着竺道生的传播开始盛行。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激化，“封建统治者在采用孔孟之道和道教的同时，也采用佛教作为欺骗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哲学名阔解释下册》）
到了唐代后期，佛教开始蓑落，官僚贵族为了加强统治，于是就把孔孟之道加以发展，并吸取佛教中有利于官僚贵族统治的思想因素，逐渐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反动的唯心主义理学和心学。孔孟的唯心主义哲学又恢复了独尊的地位。孟子编的《四书集注》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钦定的必读经典，元代把孟子尊为“亚圣”。唐朝中期，韩愈成了顽固的封建卫道士，他认为君主就是继承尧、舜到孟柯的“道统”。他极力鼓吹孔丘“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天命”观。他的反动思想成为后来官僚地主阶级所称道。“程朱理学是两宋时期形成的唯心主义正统官方哲学。”他们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的“三纲五常”，即全部的封建宗法制度说成是“天理”。
到宋明时期，产生了“陆王学派”，他们继承了李翰、邵雍、程颢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了“理即心”，“心外无物”的“心学”，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编导根据。并改造了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的思想，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进一步把孔孟之道推广到社会基层中去”，其中，周敦颐是宋明时期唯心主义理学的开创人，而程颢是“唯心主义理学的奠基人”。《张静贤）他们都鼓吹唯心主义的天理观和先验论。“朱熹的理学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哲学概括，很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他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的统治局面。
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在我国学界由来已久，采取批判态度的人很多如吴偲千等。吴偲千在《中国封建蒙学文化评述》一文中有非常系统的论述。他们的观点主要如下：把中国封建文化捧为“国粹”，“将造成社会退化”。中国封建文化，“它的糟粕和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封建迷信和习俗成了“阻碍中国人进化的大害”。“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西人隆民。其为学者，中国夸多识，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严复语）
正如我国学者金长城说的：“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延续的年代久远，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致使我国农业在传统农业阶段停留达两千多年。”为什么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因为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总体上是反动的唯心主义文化，也就是反动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过去，劳动人民的思想长期受到封建迷信的毒害，他们的创造力长期受到桎梏。为什么冶铁技术不会在商周出现？因为奴隶社会没有春秋战国时的文化基础。在那时，不存在开明开放和自由思想的文化土壤。那时统治人民思想的反动文化是天命观和宗教迷信。同样，为什么蒸汽机不会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产生？因为那时也没有开放自由的文化作基础。那时统治人民思想的反动文化是基督教和宗教迷信。正如马克思说的：在中世纪，政治学、经济学、文化艺术等都从属于神学，都归纳到神学中。也就说，不但人把自己交给了神，文化也交给了神，交给了宗教。
任何一项重大科技发明，应当根植于自由创造的文化土壤，如果人民的思想受到反动宗教迷信禁锢，创造发明就不可能出现。没有先进的精神文明，就没有先进的物质文明。原始人由于大脑不发达，所以不可能造出三国时的指南车，不可能发明祖冲之的地动仪，也不可能著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同样，在我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发生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以，不可能出现蒸汽机、电等伟大科技发明。因为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倒退文化，“文化的力量不是社会前进的动力”，而是使人变成奴隶。“传统道德往往把我们自己变得没有力量，把无文化者变成有力量者，是无文化者战胜有文化者，这样社会文化水平就不会向前发展，水平甚至还越来越低。”（王仁富《中国的文艺复兴》7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古、老、己、稳”为特征，所以它对人的影响只是“压抑了人的个性意识”，对“中国社会历史带来了极大的惰性力，抑制了易变因素的变化。”这个伟大发现就是：经济社会的复兴，必须与文艺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尽管这个规律今天才第一次提出。文化复兴的标志是出现了震撼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经济社会复兴的标志是出现了新的动力生产工具。（马克思）它足以摧毁整个旧的生产力系统和旧的生产工具系统。马克思说过：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中国能否在不远的将来，出现西方那样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呢？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要发展，就必须从政治的绳索中解脱出来。可见，文化的发展决定于诸多因素。
综观所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其文化是不同的，其中包括进步文化和反动文化两种。进步文化指唯物主义文化，反动文化指唯心主义文化。如果一个社会由进步文化统治，这个社会就是前进的。反之，如果这个社会由反动文化统治，这个社会就属于倒退没落的。因为，先进文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动文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先秦文化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应当属于进步文化。而世界中世纪的黑暗文化应属于反动文化。
从历史可知，许多大的或者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力的，至今还沿用的古代科技发明，大部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可见，科学技术的产生需要文艺复兴做催化剂。为什么文艺复兴会发生在春秋战国，又会发生在汉代和唐代？在历史上，这些朝代相距的时间很长，各个朝代的生产力也相差很大。这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的规律：文艺复兴发生的时间是不计时代和经济基础的。文艺复兴既可以发生在古代，也可以发生在近代和现代。文艺复兴既可以发生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也可以发生在生产力先进的近现代社会。然而，在人类几千年的认识史中，对文化和经济重要关系的认识，则是开始于现在。因为没有一部历史象今天这样，把这两个因素的关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正是由于这个大发现，甚至它要人们改写自己的认识史。（文本2003年11月写成 说明：第一、必须看清古代文化的双重面目：既是进步的，又是反动的。全在于我们要有鉴赏力。第二、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能否定这些学说的真理性，也许它们都是真理，只是对我们的浅陋无用。
论科教兴国
对于科学技术在发展经济和振兴国家中的伟大作用，从马克思到我国当代几代领导人，他们都早已认识到了，并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理论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分析，认识到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并建立机器大工业，科学技术才能直接渗透到社会生产的整个过程，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成为发財致富的手段和工具。正是和机器大生产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整个生产过程不是屈从于劳动者底直接技巧，而是科学在技巧上的应用。可见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乃是资本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第29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才得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结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式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马恩全集》第47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马恩全集》46卷下第219-220页）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了自然力的伟大作用。
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回忆，1850年7月他同马克思的一次谈话，马克思对他说：“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蒸汽大王在前一世纪中翻转了整个世界；现在它的统治已到末日；另外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1856年马克思在一次讲演中，把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纱机说成“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恩选集》2卷78页）正是工业中采用机器和蒸汽，“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土地占有者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摧毁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马恩选集》1卷526页）“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马恩全集》2卷300页）
后来，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对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有多次重要论述，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并为更广大的群众运用它们。”“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选集》4卷399页、16页、170页）
回想科技进步，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有：1905年德国科学家提出了狭义相对论，1916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1945年发明原子弹。这一年美国科学家还研制出了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48年美国科学家肖克莱发明半导体晶体管。1953年英国科学家破译出了生物基因的遗传密码，并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分子结构。1957年苏联科学家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发射成功。1961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1号”飞船进入宇宙空间，绕地球飞行后安全返回地面。1969年“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1973年美国遗传学家实验成功基因重组技术。1981年美国科学家在美国发现世界第一例艾滋病患者。1980年代美国研制成功航天飞机。可以预知，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标志，第三次技术革命即将到来。
自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从结构和制作看，到现在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四代的发展，第五代新型机也正在研制之中。电子计算机不仅为自动化和控制论的建立打下基础，而且广泛渗透到各个方面，如数据处理、设计实验、自动控制、经营管理、信息传播、情报检索、通讯联络、教学科研等，随着人工智能机的研究成功，它更能代替人脑的部分功能。计算机的进一步发展，将蕴含和引发更深刻、更广泛的技术革命。
对于这次技术革命，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同志就曾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它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它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周恩来选集》下卷181页）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从50年代初开始组织制订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对这次技术革命也做了重要论述，他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邓小平文选》84页1975-1982年）有人计算，发达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20多年间，所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过去200多年间生产的产品的总和。
从20世纪中叶到70年代，仅仅过去了30年，科学技术又发生了新的飞跃。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都呈现蓬勃发展的全新姿态，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科技群体。这是一次世界性的全方位的技术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例，70年代以后，微电子技术发展成熟，电子计算机的功能一次又一次地改进，与微电子器件、仪器、远距离通讯设备及有关软件开发相配合，不仅已渗透到生产各个环节，从而使社会生产智能化、信息化，而且本身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庞大的产业群。通过建立综合数字通讯网络，用电子计算机统一管理电传、电话、电视、传真与终端设备，使办公自动化、工厂自动化、家庭自动化系统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统一的复合的自动化信息大系统。
有人说，从经济技术观点看，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了三个时代的社会技术：狩猎技术，农业技术，工业技术。现在开始的是第四个时代的社会技术——信息技术。如果说，近代前几次的技术革命的中心环节，是制造新的机器代替人的手工劳动，生产的许多环节还是体力型的机械化的自动化，是人手的延长。那么，目前这场新技术革命却是人脑与电脑相结合的革命，是脑力劳动的自动化，是人脑功能的扩大与延长。
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伟大论断。在20世纪后期，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构想。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首先抓的就是科学和教育。他大声疾呼：要重视科学，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且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重要位置。
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在报告《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有人估算，在我国，手工业与传统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这三者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1：10：100（甚至1000）。邓小平同志正是从这个角度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的思想。
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水平的5%。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比发达国家高几倍。我国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目前只有30%不到。而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80%。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高科技成分只占6%。在外贸出口制成品中，高科技产品只占3%左右，而发达国家已经占到40%。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况的出路，最终要靠尖端技术。邓小平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邓小平文选》3卷377-378页）
现代生产的特征是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它意味着创立了人的“第二大脑”，“创立了生产力新的因素”，使人不要直接参与就能控制生产。现在出现了自动化生产的不同形式，从小批量生产的数控机床，调整大批生产的自动流水线，到工业机器人。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生产，使生产正在向自动化、控制化的方向发展，并已经开始出现了少人无人工厂。
任何新的技术和机器设备，归根到底是人的智能的结晶，物化了的智力。在现阶段科学、技术、生产新的生产体系中，科学家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是“知识形态”的产品（即智能产品）。科学技术人员运用这些科技成果，形成发明创造，生产新技术新设备和新工艺等“知识形态”产品。
马克思早已预见到科学技术所显示出的威力，提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马恩全集》46卷下21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在现阶段，“知识产品”的价值将越来越依靠科技人员的劳动来创造。“知识产品”的生产与输出水平，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发展水平的决定性标志。
随着技术革命的到来，社会生产已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统一的过程和新的生产体系。创制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能源，首先不是来自车间，而是来自实验室，一系列新兴工业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成为创造使用价值的重要阶段。它不仅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并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生产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现代工农业生产活动越来越从属于科学技术的日益增强的创造力，科学研究实际上已成为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运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科学技术必须为解决生产中提出的问题而进行研究，工农业生产则成为实现科学技术成果的自然形式。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新的生产体系，这就改变了社会分工协作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改变，也就改变了传统的有关生产、生产劳动、生产劳动者、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含义。因此，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是认识科学技术进步与劳动价值论之间关系的关键。
早在20世纪5、6十年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社会。据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提供的资料，美国在1947-1958年期间，知识产业以平均每年10.6%的速度递增，是国民生产总值增产率的2倍。1959年，美国从事知识产业的劳动力已经占到全部劳动力的31.6%。195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9%来自知识产业（Knowlegge Industry）。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成为首要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
目前，世界上高新技术产业都是依靠信息、知识、智力的投入为特征。目前美国的许多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本，已经超过了总资本的6%。而日本在技术情报、知识上的投入，仅从1945年至1970年间，就高达60亿美元。而他的收益和回报，却使日本人创造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万余美元的经济奇迹，而且造就了日本成为战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奇迹。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以上。知识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将达到60%以上。从事知识经济的人口将在70%左右。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普遍在中专以上（主要以脑力劳动者为主）。例如，30年来，美国的企业生产一直在增加，美国一直保持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而蓝领工人人数却由占劳动人口的33%减少到17%。再过10年将只有12%，到2020年只会在2%以内。1990年美国全国在职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有12257万人，到2005年多则会增加到15454万人。更有人预言，到2010年，98%的知识将由机器来生产，人所生产的2%的知识主要是观念和创意。
科学技术进步对物质产品生产的作用，是通过智能产品运用于物质产品的生产而实现的。由于运用了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从而使物质产品生产的效率不断提高，单位产品的价值不断降低。科学技术进步使机器设备的效能和质量不断提高，原材料质量也在提高，而物质和能量消耗在节约。单位产品所包含的物化劳动也减少，“而活劳动消耗量的减少比物化劳动消耗量的减少要大。”（胡昌暖《价格学》18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产品价值构成的这种变化，则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例如，苏联工业产品成本中物质消耗的比重1940年占到70%，而1961年则增加到近78%。
我国物质产品也是如此，社会产品的物质消耗所占的比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44.3%，1979年上升到56%。工业产品的物质消耗所占比重1966年为62.7%，1976至1979年为65.9%。美国1929至1939年固定资产再生产年均为55亿美元，而1946至1972年则增加到年均为169亿美元，增加了2倍以上。现代生产越来越依靠提高生产技术装备的水平。“现代化生产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增加劳动力的数量，而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1977年苏联生产的增长，有85-90%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70-75%是由于技术进步的结果。
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工业部门，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80%以上是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而取得的。据日本经济企业厅估计，1975至1980年间日本经济的增长，有2/3应归功于技术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原材料、燃料、电力所包含的劳动量在减少。钢铁是现代工业主要的原材料，现以它为例，氧气顶吹转炉是新的生产技术，与平炉相比，同样的产量，氧气顶吹转炉的基本建设费用只是平炉的70%，而生产费用只是它的50%。在原材料、燃料、电力消耗的节约上，日本钢铁企业采用高压操作，富氧吹风，喷吹重油等新技术，在节省焦炭方面走在前列。
1960年生产每吨生铁平均消耗焦炭619公斤，同美苏英法德国相比是最低的。到1970年更进一步降低到478公斤，而其他国家都在540公斤以上。在上世纪70年代后的几十年中，日本单是改善的机械性能即可节约15-25%的钢材。由于采用新的工艺和改善钢的机械性能，1970年比1955年每平方米公路桥梁的耗钢量要减少33%。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用廉价的原材料代替昂贵原材料的范围。如利用以工业合成的方法所取得的原材料代替农业原料、金属制品。利用水泥制品代替木材。此外，还推广一些可以减少原材料消耗的综合利用方法，改进工艺过程以减少原材料的损失。
现在，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产品不用说是高科技产物，连人们日常生活用品和衣食住行看等所需要物质条件，现在都是高科技结晶。例如，人们住的房子，其结构材料用的铝合金、玻璃、钢筋、水泥、胶合板和磁砖等，都是科学知识的产物。建筑设计更凝结了建筑学的理论。人们吃的米面是用杂交育种，太空育种，辐射育种等新型育种技术获得的新品种。人们穿的衣服大都是通过现代化学合成纤维纺织出的化纤布。现代毛料、昵料和条纶更显出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人们坐的摩托和高级轿车是用进口的最新高科技制成的。手表和机床上所用的精密仪器大都靠进口材料制成。我们看的电视录像采用了最新数码技术和环保技术。
其他日常商品如手表、冰箱、电扇、电脑、手机、洗衣机、音响、红木家具等样样都是高技术的产物。现代商品凝结了无数科研技术人员的辛勤劳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总计有数千名院士，他们最著名者如钱学森、袁隆平、王选、王元化、厉以宁和茅以轼等。通过他们的科研成果，按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5亿元人民币的净产值计算，那么，我国院士每年就能为国家带来的增加值就有五千多亿元。占到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上。
例如，在高科技方面，我国自实施了“863”计划以来，就取得了较大成效。我国自主研发成功了0.8微米集成电路芯片，研制成功了12英寸直拉单晶硅。两系法杂交水稻可增产10-15%。通过推广水稻旱育稀植、节水技术、紧凑型玉米等重大技术，几年来，增产粮食约150亿公斤。增加经济效益200多亿元。秦山核电站建设成功。蒸汽裂解乙烯技术的采用，宝钢成套设备的研制成功，镍氢电池的产业化等。在过去20年，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得到加强，一大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加品种，改进质量，提高效益，同时要大力向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进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占领技术制高点。”（江泽民《加快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1999年8月12日）如何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江泽民主席一再告诫人们：科技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就会极大地提高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就会大幅度提高工具的效能，从而提高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们的劳动生产率，就会帮助人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他还告诫人们：“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科学技术上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5月23日）针对世界科技发展的紧迫形势，江泽民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90年代我们的科技工作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一是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以电子学为基础的信息和自动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这些产业的发展实现由主要依靠扩大外延到主要依靠内涵增加的转变，建立节耗、节能、节水、节地的资源节约型经济。二是有重点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三是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在人口控制、环境保护、资源能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四是要在基础性研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03.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