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是在2007年的农历7月初6日那天走的，7月初7日归土。父亲生于1931年农历11月13日，按照农村人的计算，父亲今年（2020年）90岁寿辰。父亲的逝去与7有着很神秘的关系，怎么想都觉得新奇，也许就是他生命中的定数。父亲归世，77岁，是在07年的7月初7日晚上7时入土为安，巧合的是，七月初七日这一天，正是大哥儿子强仔——父亲长孙的生日，还是民间传统的七夕节，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算起来，父亲平凡的人生，有7个与7有关的数字，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巧合不会这样神奇，这是天合，冥冥之中，或者是上天对父亲命运中的生运和劫数。

父亲出世前，祖上四代单传，向前：慰炎公——兰惠公——奂东公——达潮公——玉荣公。从十八世玉荣公和玉贵公分支后，玉荣公的一脉，十九世的达潮公三十零岁就归世了，二十世的奂东公那时候只有一岁，达潮公的坟墓至今也找不着了，长辈说只知道他埋葬在了樟寨垌的山坡上，奂东公还是婴儿，几年清明不扫祖坟，达潮公泥坟被荒草湮没了。达潮公奶奶守寡那年，才二十多岁，母子相依为命，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现在人是无法想象和理解的，不知她经历了怎样的一个磨难，或者是三从四德和封建王朝香火薪传的道统的思想，支撑她把祖上一脉延续到了爷爷的这一代。

父亲的出世，给四代单传的一家带来了希望，呵护婴幼儿父亲的健康成长，就成了太祖太奶，爷爷奶奶日常重要的家务。父亲出世后，奶奶陆续还生了五个，父亲和最小的叔叔相隔24岁，奶奶还生下了二个叔叔和两个姑姑，一共四男二女，六兄妹的大家庭，家族人丁开始兴旺起来了。父亲的成长受到了长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如村里分众肉，这个家在平时很难吃上一口猪肉的，这么好的的食物，这么油腻的食物不能随便就到父亲的嘴里，要经过太奶奶的严格把关。一般都是把猪肉用纱布包裹好，然后放在粥锅里一起烹煮，这时候的猪肉，基本上就失去了脂肪和原味，然后太奶奶把猪肉捞起来，解开纱布，取出猪肉先放在嘴里嚼烂，然后再用手一点一点往父亲的嘴里送。这种喂食小孩的习惯，现在人接受不了，看着也极不卫生，可父亲就是这样的环境下一天天长大。

爷爷一家是靠租种地主的田亩过日子，生活极为贫苦，收成除了靠天，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看地主派来的，相当于旧社会“管家”的有头有面的人，现场对租种地主田亩上的稻禾收成打分（旧社会叫睇禾），因为契约上已经明确了和地主分成，所以这个地主的管家给将要收割的稻禾打分，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也是地主剥削贫苦佃户的一种手段。爷爷一家大概租种地主十亩左右的禾田，收成是按五五分成，如果这十亩地，经过管家睇禾的测评是15分，也就是一升米地禾田收获150斤晒干的稻谷，一亩地等于二点四升，就是一亩地收成360斤稻谷，十亩地收成3600斤，按照五五分成，就得向地主缴交稻谷1800斤，一斤也不能少，一年两造，每年要向地主交租3600斤稻谷。

如果地主管家打分是准确公平的，爷爷一家就要对他感恩戴德了，因为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或值钱的东西来讨好他！每到收获季节，管家睇完禾后，回到爷爷家，一家人要用最尊贵客人的饭菜款待他，劏鸡杀鸭，好鱼好肉招待地主的管家，今年的收成，就看他睇的是几多分禾了，睇得太高了，今年就只给地主白干了。记得有一年，端上来的白斩鸡，不知怎么上面少了一个鸡湿（鸡肝，现在人忌食或敬而远之，但在旧社会被喻为难得的珍馐美味），地主的管家就把气撒在稻禾的收成上，硬生生的把稻禾的收成抬高了五分，这样，爷爷一家一造就要向地主多交好几百斤的粮食。这一年的冬至还没有到，爷爷家里的稻谷就吃完了，虽然只有在拜祖（祖先的生死忌）的时候，吃一顿蕃薯米饭，平时都是稀薄的蕃薯木薯粥，但一家人还要熬过一段饥馑的寒冬！才能盼到来年的下一造收成。好在太爷爷是一个非常耐苦勤劳的人，每天蒙蒙亮就在村周围拾猪屎牛屎或到海边的树林里拾做海佬的人屎卖钱。那时候人屎作为农家的主要肥料，宝贵到什么程度，举一个例子，大家不要笑哦。这是一位80几岁高龄的长辈说的：有天傍晚，他和村中的一位渔工“做海”回来，走到防风林带的时候，渔工突然内急，就地解决，这位渔工舍不得他刚拉下的肥粪，就用裹腰（吴川沿海一带的做海渔工身上都有一条花格布做的裏腰）和芭蕉叶把这一大堆的粪便打包带回家。这样的事情现在人不可理喻也是无法想象，但在那个饥谨的旧社会，肥粪和粮食有关，这完全可以理解的！

靠拾屎，太爷爷运气好的时候，每天或两三天就能换一升米，这个家庭就不会挨饥受饿，太奶奶是裏脚的女人，干不了农活，奶奶又呵护我的父亲要紧，一切农活就落在太爷爷和爷爷身上，他们除了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还开荒种蕃薯木薯，蕃薯木薯才是真正伴随先辈们度过饥馑的那个年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相对于同时代的多数人，还是有一点文化的！父亲会做对子（对联），参加过吟诗作对的活动，但很少，他的一生我看得见的这样活动，也没有几回。父亲还评论过别人写得不工整合理的对子，并且听者觉得言之有理。

大哥二哥还没出世的时候，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当时的樟寨大队（包括现在塘尾街道办邱屋村，边坡村，大方田，塘头村，郑屋村，那余村，建制上要比现在的一个村委会大）干部，负责樟寨大队的保管工作。那时候的大队干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干部，大队干部不拿工资，待遇上只能在生产队里记工分，这应该是中国大地上，经历年代最久，涉及党员干部最多的政治生活，充分体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平等的干群关系。老一辈的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就是这样的和社员一起战天斗地，我国最出名的“红旗渠”，就是在那个年代，用人力担出来的！有一年，樟寨大队分配一个学汽车驾驶技术的指标，父亲争取到了，但去湛江只学习了两天，就回来了，结果父亲还是跳不出农门。我们兄妹五个，我正好排在中间，现在的家庭，认为生不起也养不起，三个孩子都极少见，最多的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家庭，丁克的家庭也有。

父亲任职最长的，是记工分年代的生产队长，他也是一位称职的生产队长。记得有一年，我还小，父亲作为生产队队长，在带领社员抗旱救灾抢险时，差点丢了性命。这一天是队里的一个社员起屋入伙，他新建的三间头火砖屋，在当时的村中，对于大多数的泥罄屋，已经是算“豪宅”了，整几台庆贺庆贺，酒过三巡，有社员来向父亲报告：抗旱的干渠泛开一个缺口，必须马上组织社员抢修。父亲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拿起工具，组织大家往出事灌溉渠冲，父亲第一个跳下灌溉水泛滥的缺口，激流间，父亲感觉头痛欲裂，支撑不住，赶快叫人扶他上干渠，说完这句话就不省人事了，乡亲们背父亲回家里的时候，只见父亲还有一点微弱的意识，并不停地呕吐，很快就陷入昏迷状态了。我哥飞快地跑到边坡村赶来赤脚医生杨锦泰，杨医生对父亲进行注射处理，但父亲还是不停的呕吐，不醒人事，杨锦泰医生考虑到有可能是食物中毒，必须马上送吴川县人民医院抢救！十万火急！

那时候，吴川县还没有现在的120救护车，村民不可能有汽车，就是三摩之类的机动车也没有，村里的交通工具只有两部板车和几部自行车。昏迷的父亲也坐不了自行车，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在板车上，用人力拉着往人民医院。

为了给父亲开出一条最快的生命通道，板车的速度达到或接近人跑步的速度，在村干部的组织指挥下，把村中仅有的几部自行车和强壮的男青年集中起来，在往人民医院的十多公里的道路上，用自行车按三人一组（一个人拉，二个人推），在这条接力通向医院道路上。把他们分成五组在指定位置等候，保证了板车一到马上挽人，始终保持板车飞奔的速度向人民医院冲跑。

就这样，父亲躺在母亲的怀里，以最快的速度被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科。开始的时候，医生以为父亲是食物中毒，但处理后，父亲依然是昏迷不醒。也许是命不该绝，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主治医生见父亲还没有一点起色，就用一个针筒在父亲的腰骨处抽骨髓去化验，结果父亲得的是急症：蜘蛛网膜出血。脑出血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病症，致死致残率非常高，找到病症后，对症下药的父亲很快就醒了过来，经过半个月的治疗，父亲可以靠拐杖下地活动了，也就是学走路。后来父亲出院回家，还使用拐杖一段时间，父亲时常拐着拐杖，站在路巷吆喝着生产队开工的样子，已经成了生命中永不磨灭的印记：“各位社员，开工啰！今天除禾草，袭泥头，栽蕃薯。”这声音也在我平凡的生命里不断地回荡。父亲从医院回家休养了两个多月，四十多岁的父亲，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又回来了，父亲完全康复了！感恩岁月的磨难，每当想起乡亲们在那艰难的岁月抢救父亲的接力，内心便升腾着一颗感恩的心！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2020年农历7月初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