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文 / 汪德国

一

年三十的上午，我和妻子一道开车回老乡梅家畈，去到我父亲的坟上送灯、放炮仗。之所以是与妻子一道回去的，是因为前天在朋友圈有人说是年三十打春，这年份古怪，腊月29腊月30不能贴对联云云，有许多事情不宜去做或不能去做。弄得得我心里晃晃的，一阵游移之后，还是要妻子陪我一道到那荒僻的山上去送灯，免得到时孤寂寂的，心里发毛。虽是大过年的，年饭早由丫头在南岳山庄饭店里订好了，家里没什么事儿，妻子也乐得到外面去走走，就同意了。

其实，过大年年三十那一天，是有许多事情要忙的。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屋庄子过年可热闹呀，过年前好几天，大院下就开始闹哄哄的了。自23过小年开始，各家各户便忙了起来，24大扫除送灶神动静一般不是很大，可这天之后，就正式步入过年的节奏了：一般来说，每家都要打3——5个过年豆腐，我见过最多的打6、7个豆腐。由于每家不会有许多个“晃担布（过滤豆腐渣用的）”，各家打豆腐的时间是需要错开的，几家约好，你家25，他家26，再一家27……一般腊月29是没多少人家打豆腐的。打过年豆腐那几天大庄子弥漫着一片豆腐浆的气息，清香清香，似乎就是这清香的味儿把那“年”儿呼唤过来的，紧接着，我们盼望很久的“年”就来到了。

我和我老伴是摇窝子亲，打小就订下的。所以她对我们庄子的情形就非常熟悉的。因为，几岁开始，她就和我们庄子的小孩们玩在了一块儿，什么躲猫猫，什么工兵逮强盗呀，不知玩了多少次。当然打从上学之后，玩的机会就几乎没有了。后来嫁到我家，我们也是在老屋里结的婚，住了几年搬走，算来也有三十二年了。今年的三十这天上午，当走到我家老屋庄子后面的竹园小岗，从后面看到我的老屋庄子，看着庄子那破败不堪的模样时，我媳妇说：“这庄子以前多热闹呀！现在都没人居住了！”说过之后，深深地叹了口长气，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我也好半天没有吱声，好像陷入了一种沉思之中。我和老伴各自拎了些祭祀的用品，再手拉这手，再借助荒枝衰草，攀爬过一段像路又不像路的山坡陡径，便来到我奶奶的坟茔处。年三十送灯是我们这儿的习俗，当然不是每一座坟茔都去送，一般是故去的至亲长辈的坟茔，才在年三十这一天才去送上一盏灯、烧上几刀纸的。一般都选在傍晚或天黑之后去。当然有些特殊情况，现在，不能赶回去上坟的多了去了，年初二我准备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由于只有儿童电影，就徒步回家，走到“汇金国际”对面时，看到路旁摆了好几盏坟灯，都还亮着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其实，挂坟呀，送坟灯呀，这些仪式感很强的行为，只是活着的人，特别是晚辈们对逝去长辈们的一种思念的方式，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祭奠，一种追念，一种缅怀。“忍看纸帛已燃尽，默凄凄，遥祭英灵。追思父母，剖心难报，跪叩先莹。”我想，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科学多么发达，这种追念和遥祭根本不会改变，只会在形式上会有所变化。比如这坟灯，我记事时用的是竹竿劈开编制成圆锥形状，然后四周糊上皮纸，里面放上蜡烛，既透明又防风，只是还是容易失火。记得那一年老屋庄子庭屋住的汪德升给他妈坟上送灯回来之后，小竹园那下面的梯地荒山失火了，老屋院子里都赶去扑火，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火扑灭，要不然烧向了竹园，损失就大了。所以，我现在烧坟纸，都在吃过晚饭，在大路边上烧，免得惹来火灾。坟灯的变化最大，皮纸灯、马灯、马灯油灯、红灯笼电子灯，一盏电子灯可以亮个十天大半月呢！除夕送的灯，到正月十五都还亮着。“三十晚上火，十五晚上灯。”电子坟灯的应用，也可以“两床麦子一床打”，来个合二为一了。今天我要送坟灯的祖父辈，有我的祖爷爷、爷爷、奶奶、三爷爷和我的父亲。祖爷爷和爷爷我没见过，奶奶、三爷爷和我父亲生前都是住在这老屋里的，没有住过洋房，更不知道有什么“小区公寓”了。

由于坟茔比较集中，坟灯很快就送完了。在回来的途中，我有闲暇比较认真地想起了我老伴说的那句老屋“轰隆隆”与破败的对比来。老屋，可能比摇篮更温暖；老屋，甚至比爷爷更沧桑。我家老屋，不但我出生在那里，而且我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那里诞生，并且我们打小就在这里玩耍、打闹、吃饭、睡觉，几乎护着我们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有许多祖辈父辈从那里永远地走了；后来许多人又从那里搬迁了出去；其间我又从那里走出，先是搬到小镇上，进而到了山城生活，怎么会失掉我对对老屋深沉而亲切的记忆呢？因而当老婆说起老屋时，不但老屋沧桑的模样慢慢儿深沉地呈现在大脑里，而且，有了时间再认真地细想了一下之后，过电影似地画面剪辑衔接了一遍之后，老屋庄子里住的十几户人家屋子的间数、布局、摆设和大院子里面的一些人和事，我也可以向大家伙儿说一些比较简单的回忆呢。

二

1

我们的老屋，不是名人故居，也没有出过什么财主员外商贾之类的人，只是几户普通人世代因传而居而已，因而没有什么文字记载，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听说过有关老屋的一些掌故，我只能东西按照一定的顺序，把我记忆的一些东西，捧出来和大家分享了。

老屋院子一窝头子都姓汪，没有外姓人家。大院子是由中间一前一后两排房子和两边的厢屋组成的不太规则的“凹”形庄子，其实，说是不规则，都有些抬举它了，因为你绝不可以把这个庄子想象为某个大地主一下子就盖下了这片房子，可能是分好几个阶段盖起来的：间部有大有小，墙壁有土有土坯，屋面有瓦有草的，屋子还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儿。最有可能是中间几间房子是一次盖起来的，有两个天井院子的结构，不是一次构建起来的话，难度就太大了。这种房型叫作“灯盏挂”，结构比技复杂。我猜想可能在百年前的某一年，几家商量着联手盖起来的。再过若干年，有人在西旁接着横着盖了几间房子，再后来有人又在东侧横着几间房子，老屋院子就这样比较杂芜地呈现出来了。

我家住在东边的厢房里，那么就从庄子西边厢房开始说起吧。说是厢房，其实也并不怎么准确，因为这一排屋子总共有三间瓦房、一间披茬子（“披茬子”，是指搭在正屋山墙或其他地方只有“脊”一侧披落下来的那种房子）和正面的一间房子连起来组成。我记事起，最外端的一间屋子和那间披茬子住的是“小奶奶”她家母子三人，“小奶奶”六、七十岁的样子，个子小，梭着巴巴头，一年到头穿着满大襟褂子，真正是“三寸小金莲”，走起路来叮当叮当的，看上去歪歪斜斜，挺有些艰难的样子。后来知道在封建社会里，要求女人裹小脚，是说女孩子大脚难看，裹了小脚能够让女子“修身养性”，符合当时的审美观。殊不知，若是大家闺秀、富裕家小姐还好些。如果是贫穷人家女子要干活儿，就要显得困难多了。比如我这小奶奶（后来知道是我远房八爹爹的遗孀），年轻时养育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后来，大儿子、二儿子接了媳妇分家另住了，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可是在小奶奶上了年纪之后，却要一个老人家带着两个儿子过生活，小儿子，我们喊作“谱子大大（da三声）”的还是个接近于痴呆的人，生活是多么艰难呀！这时候看这小奶奶蹒跚走路、艰难忙活的情形，连我们小孩子心里都不免生出许多同情心来。好在在热心人的介绍下，小奶奶的三儿子，我们称作“立老头”（“立”为名字，我们这一带一般为“老头”“叔父”的俗称，大名叫汪敦立，后面也有相似称呼出现，我也是跟着同辈兄长们如此称呼的，。不再一一说明。）终于娶了个媳妇“胡娘娘”（“娘娘”三声，这一带一般为婶娘或姑姑的俗称。）了了小奶奶的纠结多年的心愿。小奶奶假日子似乎应该有些转机了。

小奶奶家的住房，后来还经过了三次搬迁，也是一种没办法的折腾吧？不搬家没办法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吧，以前大队在我们生产队给下放知青盖了三间瓦房，当时算是最好的房子了。知青全部走了之后，房子空在那里。就在这时段吧，“立老头”在屋前烘竹丫子，扎扫帚，一不小心，把这三间瓦房给烧着了，只剩下四面烧糊了的墙壁。按说这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呀，可是，怎么处置呢？村里（那是已经改大队为“村”的称呼了）什么办法也没有。家徒四壁，罚款是笑话，逮进去坐牢，老奶奶、呆弟弟、还有几个小孩怎么办？还能咋样呢？只能是不了了之了，并且，村里以后看小奶奶家许多人挤在那点屋子里，实在没法住了，还让他家把烧毁的那三间房子盖上了上茬，搬进去住了。可是，命运之神并没有真正的关照我小奶奶家，立老头胡娘娘婚后生育了三个孩子：一个闺女，两个儿子。可不知什么原因，除女儿正常外，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儿麻痹症后遗症，一个是个哑巴，背也直不起来。真是“烂草头子都倒到一窝里去了”。在这屋子里住了几年，由于知青那屋里上茬盖的时候仓促，加上经济原因，用的材料全是毛竹。后来毛竹生虫了，眼看不能住了，“立老头”只得七平八凑，另选地点盖房子，选在他家原先半坡上的自留地里。屋子是盖起来了，但真正是什么都没有了。穷日子自有天养人，就是住在这里吧，我那小奶奶还过活了好几年，到了八九十岁的光景，平静地走了。小奶奶走后，立老头一家还在那里住着，可那地方实在不适合住家了：四周的竹子树木全都张起来了，把他家包围了，再加上那是个陡坡劈出来的屋基，，经常垮塌，还有电线经常被风雪压断挂断。其他季节沁沁水可以够用，热天大旱季节没了雨水，吃水都困难，赶上上面有了危房改造工程，村里就拔了补助款，让立老头家在比较平整的荒田里盖了三间砖瓦房，安稳的住了下来。他一家人本来就不懒，加上现在的扶贫政策，还有一些社会的捐助，立老头一家四口生活倒是能勉强维持下去。比如我侄子汪洲在迎驾酒业开车，就曾两次给立老头家争取到了6000元的迎驾人道救助资金，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能管大用呢。人的幸福指数是有比较大差别的，某种意义上说，无欲无求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每次我们回家看到立老头他老两口时，已经六七十岁的立老头和胡娘娘脸上都还能露出些特有的憨厚而满足的笑容呢。

2

立老头隔壁是“国老头”家。相比于立老头家，国老头家房子多了不少，有三间大一点的房子和一间旧房子。国老头是小奶奶的二儿子。我没有细问过，但我猜想是分家后，国老头家盖新房子时，顺带着给他母亲和弟弟头家带着盖了一间房和一个披茬子的。因为国老头身大力不亏，老实肯干，加之媳妇“芳娘娘”，做事麻利，两人正值盛年，生产生活能力超出人一头，实属正常。因而在老屋院子就数国老头家住的最宽敞：一整间堂屋，两间卧室，还有一小间厨房，这在整个这个大院下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了。国老头和芳娘娘两人现在都还健在，都已经八十多岁了，见重孙了，身体还行，只是国老头耳朵已经很聋了，而芳娘娘虽然瘦弱，但精神还很好，打起牌来，很有劲头。后辈们现在都已在诸佛庵集镇或县城买房子了。

国老头家隔壁是“善老头”家，善老头当然就是汪敦善了。他家的房子与国老头家房子的门就两步的距离，因为国老头家的堂屋大门开在新房子的最右边一间，而厨房与善老头家的一间房子正隔着一堵墙，所以大门就紧对着大门了。即使下雨，也淋不几滴子就就到对方家里了。之所以要重点的介绍这一点，是为了说明老屋院子的一个最大特点：家与家户与户之间都是通着的。善老头家住着两间屋子，一间做饭吃饭的地方，一间睡觉的地方。善老头生得慈眉善目，圆脑瓜，短身材 ，看起来更像古书画像里的一名儒将。而事实上，他在大院里绝对是个文人雅士了，我们从小就喜欢缠着他“讲经”，其实就是讲故事，我记得善老头最爱讲的是《封神演义》，什么姜子牙、什么苏妲己，什么二郎神，托塔李天王，都讲得有鼻子有眼，很让我们入神。从善老头家厨房这间屋子转个拐就到了天井院子，在刚转角处，一道小门转入善老头和“二大（二婶娘）”的卧室。他们俩老两口没有生育过，抱养了一个女孩，就是芳娘娘的妹妹，朝上算，其实就是善老头一个姑姑的丫头，所以老两口抱养的只能是个妹妹了，我们称作“老姑娘娘”。后来老姑娘娘嫁到落儿岭乐道冲去了，家里又只剩下善老头老两口了。善老头老两口的卧室很少有人进去过，对于小孩们来说，似乎是个很神秘的地方。我是在大队当了赤脚医生后，一次善老头腿疼，我去给他注射当归针，才得以进去一趟的。里面也就是旧家具旧衣服之类的。只是让我惊奇的是，都是三冬腊月了，善老头居然还垫着篾席子，席子年头不小了，红郁郁的。最后我建议善老头换了席子，垫床单，善老头的腿过一阵子就有些好转了。老两口的屋子上的茅草很厚很厚的，他自己就是个土“茅匠”，屋盖草收拾得很齐整，看着很舒服。善老头老夫妻俩活了七八十岁故去之后，已进入九十年代了吧，盖瓦房时兴起来了，善老头那屋子也没人拾掇了，现在已经完全塌了。

3

从善老头家天井院子过道向后走就到了“甫老头”家吃饭的地方。不过等一会儿再介绍甫老头家，再朝西边顶头走去，便到了“四奶奶”家。说是四奶奶家，我记事时，四奶奶家住得真够挤的了。四奶奶，培大伯夫妇，三个旗杆似的儿子，还有个闺女，就住了当中抽了个巷子的三个房间里，茅草房。巷子和厨房及吃饭桌子旁边，还得让庄子人到他家门外边的沁沁水（泉水）笕槽里去担水吃。那时候，四奶奶真正到了风烛残年的阶段了。只记得四奶奶已经很是稀疏了头发蓬乱着，两个老眼深深地凹了进去，已经没有多少神采了。也不知是哪一年，四奶奶病了一阵子后走了。这是我见到我们老屋院子第一个人老去走了，至于办丧事的情景也记不得多少了。四奶奶家真正的当家人是她的大儿子汪敦培，我们称他为“培大伯”，这是个长得高大魁梧、光个大头、眼睛瞪起来老大的汉子，很有些像善老头故事里的某个人物，但具体是谁我也说不清了。只知道培大伯四个儿子，老大分开过了，老二老三老四还跟着他过活，都还没接媳妇。后来老二，我称作二哥的，结了媳妇了，还发生了与我有关的一件趣事，我直到今天还记得。以前在我们这，某人在结婚之后流行着一种习俗——接庵子，就是在新郎新娘圆房之后一定时段内，若是能把他们盖的被子揭掉，新郎家一定会很欢喜，有好酒好菜招待的。结果我的一个“大哥”（音guo），我的堂姐夫，一个“大哥（音ge）”堂哥（我们这一代，由于一般都喊相同一个称呼，只有在读音或音调方面加以区别了，），他们俩那是都还二十出头，而我才六七岁的模样，很是干瘦。在我家烤火时，出了个主意，成功的接了庵。具体说来就是新房有一个门槛，门槛肚比较高，他们俩建议我从门槛肚钻进去开门，他们进去接被子。结果如愿以偿。结果培大伯、姜大妈只好半夜里起来，弄了好酒好菜招待我们。这件事，一时传为趣谈。之后两年，老三也接媳妇了，那时候婚姻习俗正在大变，记得我们正在读四年级吧，学校组织我们给他们俩送去了大红花，还集体朗诵了毛主席语录，唱了几首革命歌曲后，就该干嘛就干嘛去了，什么接庵子之类这些“四旧”的东西，都被“四新”取代了。仙人冲大队也被“立新大队”取代了。

培大伯是个大嗓门，很有些爽朗的个性，走起路来叮当响。我记得我和两个弟弟以前与我家三爹爹挤一张床，就在庭屋的隔壁。培大伯喜欢天还没亮起来大便吧，只要是下雨天，他会穿双大胶桶鞋起来，“咣当咣当”，一路走出来，先把庭屋那扇大门“咕吱”打开，走到稻床外沿我家山墙边一溜厕所办完事后，又一路“咣当咣当”，回来，关门，走回他家再睡上一觉。他家一家子人在我们庄子可算是都有些个性的人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看大人或半大人们打牌，百分吧？培大伯的小儿子汪德忠和小丫头汪德芳都在牌局中，不知什么原因，兄妹俩争执了起来，结果培大伯也参与了进来，呵斥其小儿子来，一向不怎么爱说话的德忠哥哥火气起来了，父子兄妹三人竟然要动起手来了，众人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劝住，想想那场景也是挺笑人的。德忠哥哥虽然不是什么字，但是怎么那么会讲经（说故事），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都是从他那似乎都是从他张慢吞吞的口中讲出来的，讲着讲着，他还要停一会儿，你再急，他不急，等吃过一支烟以后，才慢悠悠的说起来。毫不夸张的说，他就是那时我心中的明星。后来可能是由于家中实在挤不下，他入赘到落儿岭项家院子当上门女婿去了，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一家人日子过得很不错的。可是没想到的是，就在那前后时间吧？培大伯，这样一位个性十足的大伯，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记得那时我们那山旮旯才吹起那股风时，突然听说培大伯不见了，直到第二天凌晨，听说在“荒地塘子”那棵皂角树下找到了培大伯，可是人早就没气息了……

培大伯的二儿子汪德纯，在我们生产队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我似乎有些模糊的记忆中，他很早就出门干民工，什么扒河修淠源渠，修霍英公路啊，打钎子放炮听说是把好手。回来之后结了婚，让我们給接了庵子，颇有点丢面子似的，后来就给我们大院子里的小孩或半大孩们一人给起了个绰号（外号），你别说，都还颇有几分相像呢，什么小鬼、憨呆子、蛮子、三花……之类都叫了出去，正宗小名字，甚至大名字没人称呼，有些外号一直到现在，这些人老了，别人还在喊这些外号，而“三花”这个外号，也就是我另一篇文章《金炉》的主人翁汪德升。由于先天性近视眼，汪德升走路看不清路，走路要弓着身子看路，很年轻时就弓了背，走路是两只胳膊朝外划，颇有点像戏曲里的“三花”角色，所以不得不承认 ，这个外号起得真有些水平呢。可惜的是汪德升后来由于贫病交加，五十几岁就过世了，令人同情惋惜，而他的“三花”这个外号，几乎让人喊了一辈子。当然德纯二哥是必然要给我起个外号的，因为我孩童时代不是个凡角，颇有些调皮捣蛋，还是接庵子的主角，起的外号当然好不到哪里去。本来我也要说出来分享给大家伙的，可是考虑到自己已过花甲之年，再不能由着性子来了，应该有点庄重感了吧？就姑且卖个关子，不说也罢。不过，我的这位二哥，高高的个条，方面大眼，若不是受一些条件限制，无论是当个国家干部，还是成为知识分子，相面上都是可以相称的。可是时运有限制呀，二哥当的最大的官，就是在我父亲受伤后，当了十六年的生产队长。这也不容易了，总体上来说当得还真不错。在转型期，无论是正规的干部，还是村里、村民组里的“芝麻官”，干得都不是容易的。要想当得没有给人话说，就更不容易了。二哥在2010年之后因病去世了，可他的后人都在城关买了房子了，生活得还不错，这应该是对他的一种安慰。

三哥（sanguo）名字叫汪德平，就是结婚我们五年级学生送大红花的那位。他是我们大院子名副其实的最高知识分子，是坊间所称之为“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那是我记事时段的65年吧，在我们庄子旁的大柳树、斗财树等几棵护庄树下玩耍时，依稀记得三哥那一年大学没考上，还要向培大伯央求着还要复读一年的情景。去没去复读我记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不知是当年还是过了半年的春上，三哥体检合格就要去当兵了。黄色军装发下来了，喜报和大红宫灯都在我们大院子的堂屋正中房梁下挂起来了。可是没过三天，通知告诉三哥的兵当不成了，政审过不去。培大伯当过了“伪保长”，政审通不过，没办法呀！这是不是培大伯自缢而去的原因之一呢？少年的我当时没有可能朝这方面想。那阶段的汪德平是怎么闯过来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三哥之后到了仙人冲民工棚干了一段时间的吧？那时候皖西化工厂（三线厂）刚起建，我差不多还在仙人冲读小学一年级吧，见过的。后来几经挫折三哥先后在金家湾小学、仙人冲小学当了民办教师，终于转正成了一名国家公办教师，日子就渐渐好起来了，渐渐发福了。而那时段，由于我父亲的摔伤，丧失劳动能力，我家的生活正处于极度贫困阶段，我也在20出头，极度消瘦，看到他的发福模样，还别说，挺有些羡慕嫉妒呢！后来生活好些了，有肉吃了，就毫无节制的大快朵颐，结果“发福”了起来，最胖时，已经到了174斤，走长路很费劲，后来好不容易减了下来，但好吃的毛病改不了了。现在想想，挺好笑的——长胖也能满足虚荣心，增强自尊心呢！信不信由你。

4

说过培大伯之后，我们折返过来，说说“甫老头”家吧，甫老头是小奶奶的大儿子，家住两间茅草房子，甫老头的妻子，当然是我们的婶娘了，我们喊她“姜娘娘”，她的大女儿与我同岁，大我几个月，后来当了名教师，成了家里最有出息的人。在他家，甫老头有点儿惧内，姜娘娘有些强势，一般家庭事儿都由姜娘娘作主，所以姜娘娘就有了“姜书记”之称，在那个时期还真有些时髦呢！这夫妻俩先前一连串生下了四个丫头吧，姜娘娘这个强势母亲对她们要求很严，动不动就“掴栗子”上头，所以别人又给她起了个别号叫作“姜阎王”。其实姜娘娘也着实不容易，自己身体不好，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春夏季还好，一进入秋冬季，就“咳咳喽喽”咳到一团里去了，望着挺受罪的。与她家南面一墙之隔、大院子庭屋侧旁住的培大伯大儿子汪德桃家、邓兆云两口子，比甫老头夫妇小不了几岁，在生下了一个女儿后，一连串生下了三个大儿子，才又生个女儿，多羡慕人呀！闺女未必不如儿呀，我想姜娘娘对女儿的严酷，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吧？也未必猜正确了。后来甫老头姜娘娘夫妻俩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了两个闺女，才停止了生育，夫妻俩养育了六个小孩，又到大院子上边自留地里先盖了三件土打墙房子，后又换成砖房子，劳累了一辈子，七十多岁、接近八十岁才走吧，值得尊敬。

而汪德桃（我们称他为大哥（daguo））邓兆云夫妇则生育了五男二女，是传说中最标准的有福之家。事实上,汪德桃大哥日子，在那个时代来说，过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桃大哥虽然讲话不利索，有些口吃，但脑瓜子在大院子里算是灵光的了。他先前在大队、村里茶厂做茶，比一般干蛮活的人就要好得多，经济收入鲜活一点了。后来做毛竹生意，与一些商贩们交情不错，混地像模像样，里外光堂。记得我们生产队里最先穿上毛领子二五大衣的就是这位哥吧，这位哥也是颇有些像城里人呢，平日里端个茶缸在大院子稻床上散步，很有些风度的。汪德桃大哥率先搬离大院子，在旁侧盖了三间瓦房，解决了住房问题。老俩口活到本世纪10年之后才故去，他的下辈们，也都盖了新房子，现在大多在县城买有住房了。

汪德桃从大院子搬走后，他家的房子就转让给他的叔父汪敦孝家居住了。汪敦孝的儿子就是汪德升，小名金炉，绰号“三花”。他家先前住在厅屋，以后实在住不下了，就搬到大队部茶厂暂住了几年，再后来，原来坐落在梅家畈下面仙人冲小学搬上来了，原大队部搬走了，学校用房多了起来，汪德升家只得搬回了大院子里来了。汪德升的故事我在散文《金炉》里已做了详细介绍，这里在述说一下简单的情况。他爸爸诗歌老实巴交的人，与老大汪敦培完全是两样性格的人。妈妈姜宏秀体弱多病，得的是气浊病，也就是肺结核。老夫妻俩四个孩子：一个儿子，三个丫头。后来大姐出嫁了，可汪德升结婚了，家中五口人住两间房子，真的很够呛，只得在厅屋烧锅做饭。汪德升家生活一直没有大的好转，五十几岁一病不起，叫人嗟叹不已。现在的遗孀和儿子、孙女住在原先学校教室里。只是孙女要读书，奶奶只能到黑石渡集镇租房带着读书。汪德升儿子在一家企业上班，一家人日子过得也够紧吧得了。祈愿这个小女孩好好读书，将来有个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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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我的老屋院子其实是讲究对称的，对称轴就是公共的厅屋和堂屋，厅屋和堂屋之间又有一个天井院子，走路要从两面过道走。前后厅堂是用来有所谓的重大事情举行仪式用的场所，比如婚嫁和祭祀祭祖等，一般说来，是不给人家住的。可是事情往往会有例外，大约就在我上十岁的时候吧，突然有一天，呼呼隆隆院子的人还有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搬来了一些家具，堂屋和庭屋住上了一户人家：前面厅屋搭锅台做饭，还隔了一间放了一张床。后面的堂屋，留下个过道后，有隔了一下放了两张床。大致是这样，我记得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了。原来是我“三奶奶”家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搬回来了。后来知道那个很远的地方叫作“三尖铺”。原来这三奶奶家住在现在画家村那地方，就是远近有名的仙人冲。上世纪的六五年、六六年吧，这里要建立“三线厂”，需要迁移出部分住家户，三奶奶家就在此列，便搬到了三尖铺那地方。谁知道这些住户在那里根本住不习惯，两三年之后便纷纷从迁移地搬回家乡了。其他不少户子又搬回了仙人冲，而这三奶奶家本来家就住在梅家畈，三奶奶的两个儿子是和我家大伯和父亲公太太（祖爷爷）的，就和大院子宗家商议，一下子就搬回原住地。由于时间急，又没有盖房子的条件，就暂住进大院子的庭屋和堂屋了。可见我们这大院下的人还是很讲亲情、富有同情心的。“三奶奶”那时一家五口人，“英三爹爹”就是三奶奶的丈夫汪学英、三奶奶、“群老头”“杨老头”和“松柏子”汪德松，他比我大几岁，又到外面“见过世面”，所以，经常带着我们玩。记得那时候正放电影《海鹰》，里面有句台词：“黄河黄河，我是长江；黄河黄河，我是长江。”而我的小名字叫长江，他就经常喊这句台词，意在开我的玩笑，“我是”(屙屎)的意思，自然是用了谐音的修辞手法的，喊的时候脸上还透着一种坏笑。

一年过后吧，三奶奶家终于在大院下对面的生产队牛栏隔壁盖了三间篱笆房子，搬了进去。我那时大约在仙人冲小学（后来搬到了梅家畈）读小学二年级吧，辍学在家带妹妹，是三妹妹小名“串联”。而三奶奶是个一笑起来，满脸的笑容的慈祥老奶奶，特别喜欢小孩子，尤其喜欢我的三妹妹，三妹妹也特别喜欢三奶奶，我就经常带三妹到三奶奶家去玩，还经常在她家吃饭，所以对她家竖在当中的那根毛栗树柱子记得特清楚。后来，没过两年吧，由于劳力多，三奶奶家便盖起了几间土打墙房子，汪德松娶妻生子，在我们生产队算是比较舒服的户子了。那时候公路只修到“立新”大队部为止，而那时的金家湾、立新两个村的“出头大路”（其实是小路）在三奶奶家这里聚汇，三奶奶家的杨老头，又是个脑子非常活络的人，就办起了堆场收竹子，办了个小店卖百货，不几年，三奶奶家就发起来了，成了远近有名的富裕人家，率先在两个村吧，盖起了一座小洋楼，羡煞了多少人呀！后来十多年过去了，通到金家湾和石门山的两条村级马路修起来之后，三奶奶家（三奶奶走之后，人们喜欢称之为“杨老头家”）生意就没法做了，收入明显下降，又成了普通人家了。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是与社会、时代和居家的具体环境是分不开的啊，也与人的努力和机遇的把握密不可分。

2011年前后吧？群老头、杨老头相继离世。后来汪德松也得了病，尽管他的儿女给予了精心的照顾和医治，但是还是在几年前也走了。这样一个轮回，真是令人嗟叹。倒是汪德松的儿女挺好的，很有些出息，到外面做事，事业有成，发展得还不错，应该让其在地下的父祖辈感到欣慰啊。

6

堂屋东侧有道小门，小门进到里面便是“九爹爹”家，九爹爹名字叫汪学仁。家里仅有“九奶奶”与他过活，唯一的女儿早年就嫁到了落儿岭的乐道冲。“姑爷”是名很有些本事的医生，名字叫余克剑，到底是什么“jian”,我也没弄清楚过。我只知道九爹爹家还算宽敞的。有一间吃饭的房子，后面抽出一小间，算是九爹爹的卧室吧，前面在大厅屋后天井院子旁边、留有一个小窗户的房间是九奶奶的卧室。还有一个厨房，厨房后面还有间小屋，很幽暗。放了一副磨子，堆有两幅棺材和杂物，从那里可以出去到后面的山坡下一个小平地晒太阳，可我们直到成大人了都不怎么敢从哪里过。我记事时起，九爹爹家的格局就是这么布置的。九爹爹个子高大，性情豪爽，语言不多，年轻时肯定是条汉子。而九奶奶可能有些唠叨，也有可能有些没心没肺，因而可能有些性格合不来。那时候肺病比较多，先前讲了两个姓姜的婶娘都是肺病，而九奶奶和她唯一的闺女也是肺结核，经常咳嗽。即使是名医的姑爷也束手无策。九爹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饮食，经常是上顿连着下顿，把剩下的菜留在耳朵锅子里，下顿吃饭时再纠一把青菜与剩下的菜羹一道煮着吃。尽管黑区区的，他却吃得很有味道，而在我们小孩来说，看着还颇有点向肚里咽口水呢！因为里面又不少真家伙呀！九爹爹加腊肉可是上年接下年呀！记不清两位老人家具体是哪年走的，大概是1990年前后吧，只是九奶奶比九爹爹早走了好几年。

从九爹爹家拐一个小弯，就到了另一家：“旺老头”家。许多人不知道旺老头和九爹爹有那层关系吧？九爹爹曾经抱养过旺老头，只不过九爹爹知道自己性子急，脾气不好，就没有指望与旺老头一起生活，一直分开过日子的。好在两家紧挨着，好照应，旺老头也放心了许多。其实之前九爹爹家正隔壁还不是旺老头家，而是他弟弟“和（huo老头）”家。和老头、旺老头亲兄弟，以前是一家，都成家之后分了家。九爹爹厨房隔壁是和老头的卧室，与卧室连着的一间便是灶间和吃饭的地方了。和老头后来到不远处的原大队部隔壁盖了三间土打墙房子，这房子现在还在。和老头念过初级中学还是会计速成班，我记不清了，反正他当了不少年的大队会计。可是和老头不知哪一年得了风湿性心脏病，挺严重的。我在大队当过两年赤脚医生，经常性地给他注射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和老头的屁股两边肌肉呀，真的是惨不忍摸了，全是硬症子，捏都捏不动，几乎无处下针了。而他的脸庞，到了秋冬时节，发乌发紫，也是很明显的，看着挺让人担忧的。

和老头娶的媳妇是鹿吐石铺小街上人，我们称她作“徐仁贤娘娘”，他们结婚大概是六十年代初吧，当时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的旧式婚礼仪式。新娘的大花轿到过之后，先到总厅屋门前下轿，像电视上放的，新娘盖着红盖头，有人牵着手，进入厅屋，然后堂屋，再穿过九爹爹家两间房子后，转个弯穿过九爹爹家这边的一个狭长天井院子边的过道，再转一个弯，走过她家的饭厅，最后送入洞房。整个过程，由于我才几岁，个子小，挤不过人家，我记得最清晰的是，给新娘换步移步的两只涂了红的圆筛子，一只接一只，挺好玩的。后来，和老头夫妇在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养育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中师，当了一名小学教师。男孩子也很争气，性格开朗，

尽管从小看得惯，但还是知道生活的不易，打工也要打出个样子来。接了媳妇生了女儿，还在苗圃小区买了房子，把辛苦了一辈子的妈妈接下去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这也是对50岁不到就走了的和老头的一种告慰吧！

当年，和老头家搬走之后，屋子当然就转让给旺老头家了。旺老头我又称他“二老（叔叔、伯伯）”，自然，“二老”的媳妇我们便称她为“二妈”了。夫妻俩生育了四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大的男孩与我的三弟同岁，六三年出生。三个女儿，最小的夭折了，令人惋惜。记得当年我家隔壁这个叫心全弟弟有两个特点，都很突出。一是喜欢哭啼，怕是想心理学上介绍，有些爱吵母亲的孩子一样，不磨到母亲屈服心里不舒服吧，只要一到傍晚，他就在那长一声短一声地哭起来了，不到一小时半小时，绝不停下来，我的这位二妈就在身旁坐着哄着，一点也不发火，耐心的等他哭好了才算事。二是这位弟弟特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寒冬腊月，冰冻三尺了，从外面回到家，用水瓢从水缸里舀起大半瓢凉水，咕噜咕噜就喝到肚里了。最近当我们见面，问起他这个特点时，他说，这个脾性一点也没改，只不过不喝凉水，改喝“冰冻（一种饮料）”了，每晚都要在床头柜放几瓶脉动，渴了就喝。旺老头是个庄稼的好把式，摷田算是生产队里的“头把摷子”吧，其他农活干得也很不错，早年当过好多年的生产队长。性格比较憨厚实诚，着急起来，也是面红耳赤。总体来说，旺老头是个“标本式的中国农民”，活到八十好几岁才故去，赶上时代，过了好多年好日子，不错了。二妈是个大好人，实诚亦矜持，不多言不多语的，心肠也好。每次她要是有了好咸菜呀，总能与人分享的。我记得她家最好吃的是韭菜腌冬瓜，韭菜青香，冬瓜白白，总要送一碗给隔壁的我家，那滋味呀，就是不一样，棒极了！她和我母亲同是属羊的，已经接近九十岁了，是我们生产队最年长的两位老人了；也已经和我母亲一样，卧床好几年了，甚至有些脑梗，分辨不清下辈谁是谁了，但是她们俩都还倔强的活着，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自己的一种毅力和下辈的孝心。我母亲八个子女目前住的都不远，都能尽一份孝心。而我二妈家，她的儿媳在前不久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她这个儿子没有生错呀！”，听后这话我哑然失笑 ：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莫非这世上真有一种关系叫做因果报应吗？莫非二妈当年由着她儿子长一声哭短一声哭，就是放一种债，让她在晚年老病的时候，让儿子服侍在床来还债？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家隔壁这位老弟也当上爷爷了，大孙子都要上初中了吧？在这位老弟和弟媳的辛勤操持下，日子过得还真不错。几十年的变迁，他家的房屋变迁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农村标本式变迁史：茅草房——旧式农舍瓦房——砖瓦结构房——小集镇（诸佛庵）两层楼房——县城高层小区公寓房。与时代同步，合着时代的节拍，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着自己幸福，为下辈们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

7

终于轮到来说说我家了。我家在旺老头家的隔壁。先前是厨房和着同一间房子，屋脊那边他家厨房，屋脊这边我家厨房。宽敞后，厨房都改成了房间，“厢屋（我家吃饭的地方属大院子的厢房）”连着他家的主卧室，边界线老长老长的，可说是紧邻又紧邻了。并且在我家与他家之间也是相通着的，从九爹爹家转过来后一直到厢屋，特意留下了一条打通走廊。也即是说，我们这个大院下一家到一家，都有意识地留有一个通透的过道。当时没觉得，现在想想怕是与当时的穿鞋走路的条件相适应的吧？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皮鞋和胶鞋，大多数人只有布鞋，下雨天要到室外去，穿的竟是木屐子，少数比较富裕的人，才穿有桐油油的鞋，于是乎，大院庄子家与家之间才有意识地留有了通道，以便于生活。我们院子最东头是我家或稍前的大伯家，村西头是培大伯家，他家山墙外，有一股泉水，我们经常到那儿去挑水吃，一路过来都是人家，这种状况一直到我搬离老屋为止，都没有改变。并且一直到现在，我还常常想起那股清清的泉水，想到我家那四间半“上平下不平”屋内一处高达13步台阶的老家。

整个老屋可说是在一个地平线上，从立老头家到旺老头家，都比较的平整，厅屋和堂屋坐北朝南，可是我家的房子是厢屋，掉了个方向，坐东朝西，并且有两间要低下去好两米，这两间屋子大概是我出世几年之前那段时间盖的吧，在老屋院子质量算最好了，有一层小木楼，才能上面房子的屋面基本持平。两间小楼房，一间已经装好了，另一间没有装，但木板已放在上面了。两间房子之间装了鼓壁，很整齐的。以前这几间房子住两家人家，后来我家与大伯家分家了，只住我一家了。

分家分的当然是住房，四间半土打墙瓦房，两新两旧，两高两低，以山墙和鼓壁为界，分为两家，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格局：两家的整个住家成长条子形状。大伯家纯两间，两间屋子之间有个约两尺的台阶。而我家这边，由于奶奶和三爹爹还在我家住，两人各占一张床，多分了半间房，从大厅屋旁的半间，厢屋一间，再到下面带楼板的一间，而下面一间与厢屋的一间在墙上打开一道门后，狭长得简直够吓人的了，况且由于高低度太大，上下两间屋子之间砌了个多达13步的长台阶，看着都有点目眩呀。我们小时候要带弟弟妹妹，把他们放到母亲卧室的“摇窝子”里，在摇窝子架子的上拴上绳子，要接上两三根吧，放到外面的厢屋里拉绳子晃摇窝子，哄弟弟妹妹睡觉觉，有时幅度大了，弟弟妹妹就从摇窝子里翻下来了，结果当然要挨到母亲一顿好骂的。后来，人口进一步增多，大伯家就到外面去盖新房子了，盖的是前厅后堂的灯盏挂子房子，在当年当地算是很好的了。但是就是这样的很好的土打墙的排山架房子，在以前的岁月，也能住上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吧？可是，大伯家房子从盖到现在也就四五十年吧，大伯大妈也已过世十几年了，大嫂也于去年春走了。在乡下的屋子已经有好多年没人住了，都到集镇或县城里去住了。这次回家乡去看了看，稻场的地面上青苔，新的屋子大门像是灰蒙蒙的，真让人感慨万分啊。

我大伯和我父亲都是很值得我们后辈应该去认真学习的人。他们俩的许多品德品行可能是我们下辈们学都学不来的呀！我没见过我爷爷，甚至我父亲也记不得我爷爷的模样儿，可我爷爷是个革命者，先前当长工，在黑石渡租地主田地种，举家搬往了黑石渡马家院子那儿住，早期参加了地方上的革命工作，为黑石渡村村农委主任，后来被当作“改组派”被当年所谓的“肃反”给杀了。1982年才得以平反，去年我在编写《仙人冲村志》时，到县档案局看到了平反文件。爷爷在诸佛庵沙滩上被枪杀，那一年大伯13岁，我父亲才一岁多。弟兄俩一个属，都是属蛇的，相差十二岁，感情很深的。1978年，我父亲在人家筑墙时摔伤昏迷了，大伯去看时，一脸的沉重，极度担心的表情，我永远都忘不掉。我对大伯最初的记忆是他带着我在大队茶厂赶老牛拉茶机转圈子的情景，再以后就是他在石灰厂上班时，我在他那天天吃中饭的事情，那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大伯尽量给我们以照顾。记得我们小弟兄分家之后，我从老屋搬走到落儿岭居住时，带着一条小猪去养，快到八十岁的大伯亲自帮我牵着小猪，送我一家四口到落儿岭新的住处（学校里的一间旧房子，我又盖了一小间，权作一个新家）的地方，让我感动不已。在我们老屋那一块儿，大伯八十多岁还在龙井河大石岩上砍柴的情景可能成为了多少人对他永恒的记忆，八十对岁的老人，佝偻着身子，在百把米绝壁上砍柴扛柴的情景，怕是世上一个奇特的影像吧！他接近九十岁才离我们而去，那时，可算是我们老屋最长寿的一位老人了。

而我父亲的一生更不容易，曲折而磨难，先前得了“黄肿病”，好了后与做了许多年“童养媳妇”的我的母亲成了家，又生养了我们八个儿女。“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我们永远忘不了父亲的功德，他是我们老屋院子最勤劳的人，也是老屋院子经受曲折最为坚强的人。原先在我们大队老远一块有着“小板车”的外号，远近一片有着很好的口碑，全大队人都喊他“俊队长”。可是日子刚好一点呀，就摔成了严重脑震荡，九死一生活过来后，又只得再去过更加艰难的生活。70岁离开我们，之间的二十二年，父亲带着伤后的孱弱帮助母亲，使我们这个陷入不幸的家庭，顽强地挺了过来，多么地不易啊！有关我父母亲的回忆，我曾在诗歌《父亲 一座动着的雕像》和散文《在一首诗里回忆我的父亲》里，已经呈现给了大家，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现在老上人之中只剩下我敬爱的母亲了，可她也已经卧床不起，只能下辈来喂饭喂水了。可只要有母亲在，就是老家在、老屋在。母亲就是家，就是老屋。尽管现在我的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有的在省城、在市里、大多在县城都有了自己的小家，但逢年过节和母亲生日，都要赶到母亲住的地方一聚，与母亲说说话，回忆回忆在梅家畈老屋的情景和趣事，大多是一发而不可收……

三

忘不了老屋，因为老屋是颗红石榴，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两年回家乡看老屋，已经破败不堪了。以前闹哄哄的老屋院子，基本上没有人居住了。尤其是我家的几间当时还很有点气派的瓦房，只剩下两间，已经目不忍睹，摇摇欲坠。但是就是这个老屋院子，却是我几十年来，特别是进入五十岁之后，做梦经常做到的地方，说是魂牵梦绕，绝不为过。到现在还记得，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在我家老屋小楼房的靠北一侧的鼓壁上，贴着一幅画：一颗剥开的石榴，里面呆着八个光溜溜的婴儿，有的带肚兜，有的没带，都笑眯眯的，依附在石榴上。而我家兄弟姐妹正是八个，可是，在老屋出生的人，一代一代，一茬一茬，该有多少啊！

忘不了老屋，因为老屋是一幅风俗画，给了我们乐趣和感染。四五岁时候吧，除夕之夜，在老屋，我看到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到现在仅有的一次请祖祭祖活动：叔叔伯父们，先是烧纸、仪式，叩头、跪拜。然后念念有词，用椅子把祖先一个个请到堂屋隔壁的九爹爹家饭桌边坐下，斟酒、请酒……作为孩子，我只是一种感受，一种乐趣，一种教育吧！正月里了，新姑爷上门了，这一家吃到那一家，不到正月半，決不会停下来，席间里的插曲更是层出不穷，什么砍饭、针穿筷子、坐鸡蛋鸭蛋，上当者无可奈何，施计者开心捧腹……还有闲时晚间的大鼓书，陶瞎子先生的《罗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让书迷听得欲罢不能，夜半不肯歇息；方驼子的《杨家将》《瓦岗寨》，让听客听得是大张着嘴巴，如醉如痴……

忘不了老屋，还因为老屋无疑是个小社会，一部教科书，让我收获了许多生活体验。尽管我们的老屋住户都是汪姓，辈分除几个“学”子辈之外，那时代的主要当家人为“敦”字辈和“德”字辈。我主要述说时期那会儿，“发”字辈都还是小孩子，也即是说四辈人住在这个大院里，但也让我初步认识了生活的艰辛与复杂。大家看没看过赵丹主演的《乌鸦与麻雀》呀？我发现故事情节虽没有影片里集中，可生活图景却有着某种相似。兄弟、妯娌、婆媳、邻居之间，也会演绎一些纠纷矛盾，上演一些争吵打斗故事。自留地与自留地之间的界沟会悄悄地发生“驼峰”式的变化；菜园地之间必须隔上几个大石头；你家的男孩多，他家女孩多，免不了要相互争强斗狠，反唇相讥；兄弟俩竹园柴山分得不均面红耳赤不算，甚至还声言要打官司告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就是生活，就是最最真实的生活。不仅让我见到了“弟兄分家不如邻家”的现实，也让我体会到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情。春节前我请了一顿客，请的是新近搬到县城我家小区附近、我小弟小区几位从前也在我们老屋院子住的邻居们，这几位老弟或子侄辈本人和妻子都已五十几岁了，同岁或长岁把年纪。我请他们坐坐，他们没怎么推辞都来了。席间，吃饭喝酒似乎倒是小事了，最热乎的是一桌人的聊叙说笑，他们几个不是约好把房子买到同一个小区的，而是就碰到一处居住的，分开也有二三十年了吧？看着他们聊的热乎劲儿，我这个长了几岁的老哥，也感到亲切而高兴。

忘不了老屋，还因为我还有着一种情愫，就是对大院东头我家那座小木楼的一丝丝歉意儿。上世纪七七年末和七八七年春夏吧，我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下班之后，我就在那座小楼上，复习高中课程，参加恢复考试后的第一次文科高考，可是由于没读过高二数学课程，结果名落孙山。紧接着，高考又要来了，我绝对地聪明了一回，选择了考中专。可作为只有一般智商的人来说，初中过去四五年之后，还要和应届学生去竞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呀！于是我请了一个月的假，炎热的夏天，在老屋院子最够安静的一座木楼上，把“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诗句写成条幅，贴在楼上小窗子的两旁，不顾闷热地苦干了起来，终于考取了师范，捧上了“铁饭碗”。尽管这事儿在现在算不了一件多大的事儿，但这解决了我的职业问题呀。可是就在是几年之后，因为邻居“国老头”家要盖楼房，我就答应把它给拆了，让他家修了能通车的路，盖屋子材料从这儿运过去（我家屋子不拆，路只有一米宽。）。我觉得我对这座小楼，真的有点忘恩负义的嫌疑呀！前几年，还有悔之晚也的感觉。几年下来，也想开了许多：该走的会走，该留的会留下，就像这老屋，虽然它现在是体无完肤、残缺破败，目不忍视了。可院子的绝大部分人家不都在镇上或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了？什么事都有着一定的定数呀！社会在变，时代在向前发展，想透一些，洒脱一些，无形之中，人也会自在很多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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