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翻译两良师
科技翻译两良师
杨开显
1973年2月，我作为重庆造纸厂子弟中学的班主任老师，送走了春季毕业的一届学生后，有一段较以前轻松的日子。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知识分子的地位被贬到最低，人人都不想当老师。虽然我内心仍坚持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精英的观念，但在那个黑白颠倒的荒谬时代，这种理念比起重如重重大山的极左思潮来，只能是轻如一缕云烟。
于是，我抱着愤世嫉俗的态度，决定申请下厂去。我是教物理的，就先以到电气车间参加实践为由，提出申请。进了厂以后，我心里盘算：想办法脱离学校教师编制，再进入厂里职工编制。我的这一申请，竟然得到了批准。
我来到电气车间，就开始了名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进入一位刘姓八级师傅和一位杜姓六级师傅负责的班组。刘师傅的儿子与我是朋友，杜师傅以前就认识，他的女儿是我的学生，两人对我非常客气、友好；其他10来个年轻师傅有的我也认识，对我也很友善。我大多是随杜师傅在厂里各车间、科室转悠，解决出现的一些电气故障，有时也安装用电器和机电设备等。在车间里相处颇为和谐，外出工作也不紧张，这令我想起工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车工紧，钳工松，吊二啷当学电工”。
一次，杜师傅和我来到技术科。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在房间里装了一个插座，换了一台电器后，就与科里工程师和技术员聊起天来。聊了一会儿，我看到隔壁房间有一些书刊，走近一看，惊奇地发现，竟有少量的外文期刊，其中有一种期刊是俄文的《造纸工业》。我立即仔细地翻阅起来。可是造纸技术的词汇太多，我阅读很困难。这时，我又发现书架上有几本《俄华造纸技术词典》和《俄汉综合科技词典》等工具书。于是，我立即借了这些词典和两本《造纸工业》期刊。我为什么没有多想，就借了这些读物呢？因为到我离校进厂时，英语没学好，俄语也荒疏了几年，我再不把俄语捡起来，恐怕就要付诸东流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回到家后，我就阅读并借助借来的词典翻译起《造纸工业》上的文章来。在翻译《芬兰的纸浆和纸的生产》一文时，比较顺畅，因为专业词汇不多。但在翻译《用生物方法处理制浆造纸废水》一文时，则遇到的困难较多，因为文中专业词汇和我不熟悉的制浆造纸及环保方面的技术内容较多。我埋怨厂里为什么不订一份物理专业的外文期刊，弄得我遇到这么多困难。
确实，我译造纸技术和环保技术的文章感到颇为吃力。我从前作的一些翻译训练大多是文学、社科和应用等方面的。记得刚学英语不久，就自不量力地要翻译诗歌。当时好像是在一本活页文选上看到拜伦的一首英文诗《乐章》，于是就翻译起来。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译出后，与査良铮的译文对照，真是差得太远了，好像还有错误。自此，就不敢译英文诗，只是译一点函电、时政和应用文等。而译俄文的普希金的一些诗与高尔基的《海燕》和《鹰之歌》等时，则不是太费力，经与名家译文对照，相差也不是太远。但科技翻译尚未试过，故这次翻译起来自然感到困难。不过，我还是硬着头皮把《用生物方法处理制浆造纸废水》这篇文章译了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找到了厂革委会副主任陈式国，说我要投稿。他非常支持，让办公室主任给我盖了章（那时投稿是要单位盖章的，以此防止所谓阶级敌人投寄所谓反动的文字）。我把上面译出的两篇文章先后寄给了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办的《外国科技动态》杂志。这份杂志在文化遭到革命的六七十年代属为数很少的国家级公开刊物之一。我一个无名小卒要想在上面发表文章，自然十分不容易。可是，令我惊喜的是，两篇文章竟然刊登在第2年（即1974年）的第1期和第8期上。文章刊登出来后，有一个好学的厂内青年同事见到我就称赞我，说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而我也有点吃惊：厂里竟然还有人关注这种杂志。还有看到文章的两三个工程师，他们交谈时说我翻译得好，超过了他们五六十年代时的水平。我听到这些，心里像有蜜一样化开，这是在那个没有报酬的年代获得的最好的精神奖赏。
我继续从《造纸工业》这两期和后又新借的几期中选取文章翻译，先看正文前的摘要，再决定取舍。我选了《废水的多级生物处理系统》一文，着手翻译起来。这篇原文的专业术语很多，技术内容又较深，而且有难懂的公式和图表，应该属于高新技术一类。可我却硬着头皮啃下去，译出来了。但我知道，仅仅依靠外语水平而缺乏化工和环保方面的知识，要译出这类文章，无疑是强人所难，要闹出笑话的。我决定要找专家校对一下。
于是，我先后找了厂里的权威工程师（那时还没有高级工程师之说）张松寿和许西伯等先生，前者英文好，后者俄文好。两位先生非常客气地接待我，对我在那个只讲政治，不讲读书，不讲科技的时代，竟然还翻译科技资料大加赞赏。他们耐心仔细地从化工和造纸技术上给我以指导，我非常感谢。但他们对环保新技术方面不怎么熟悉，因而译文的专业质量得不到保证。
不过，不知是从他们两人还是从总工程师董谓等人口中，我得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卫工系不久前来厂进行造纸废水的治理工作。这就好了！我立即想到一个人，她就是蔡素徳女士，我的译文可以通过她请建院卫工系的专家教授帮忙校对。
蔡素徳老师是我在造纸厂中学的同事。她是1970年秋从厂技校调至厂中学来的，教化学；两三年后她又调至重庆建院化学教研室。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式的人物，她高大、漂亮、富有教养、气质高雅；她和另一位大姐式的同事张瑞兰老师似乎与我比较接近，可能是我还比较爱读书，为人不庸俗，而且出身所谓的臭知识分子家庭。她平常关心我的工作，也关心我的生活，甚至调建院后还给我介绍建院的女朋友哩。这也许就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我决定去拜访蔡素徳老师，她调离厂中学时不也一再邀请我到她建院的家去玩吗？是1973年仲秋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带着抄有《废水的多级生物处理系统》等译文的笔记本来到蔡老师的家。当她开门见到是我时，我感觉她显得很高兴。她很客气地请我坐下，说让我稍等片刻，就转身进里屋去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两个水煮鸡蛋，水面上还浮动着片片油花。我立即站起来说：不敢当，蔡老师，您太客气了。可她不容我迟疑地一个劲地催我趁热吃下，趁热吃下。我只得端起碗，心有不安地品尝着这甜美的水煮鸡蛋。我心里想，70 年代是一个食物十分匮乏的时代，虽然比60年代初那3年大饥荒好一点，但粮、油、肉、蛋、糖等很紧张，都要凭票供应。我这样享用，是不是太奢侈了一点？
我还没有说明来意，蔡老师就让我聊一聊学校和厂里以及一些同事的近况。她虽然在学校和厂里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因她的为人，同事们都尊敬她，喜欢她。看得出来，她对学校，对厂子也很有感情，而且还关心着她看好的同事，她也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呢。38年后，学校老师有一个聚会，她作为成就斐然的教授，欣然偕她在厂里的同事——也是与老师关系密切的家长——一起来参加，其乐融融，其情切切。可惜这一次聚会我没有参加，我当时出国去了。这是后话。
在我们聊到工作和学习时，我就便提到我翻译的造纸污染方面的文章，并拿出译本和原文杂志来给她看。她非常高兴，眼中闪出喜悦的光，立即仔细翻阅起译本来。我顺势提出一些译得可能不专业或有问题的地方，并把主要的指给她看。她看后，对一些地方从化学专业的角度作了解释，并说怎样怎样才符合专业的说法。我一一记了下来。但她说她只懂英语，不懂俄语，不能解决我的根本问题，她可以为我引见卫工系的系主任赵玉龙教授。我心中一阵叫好，这不正是我所需要的吗？蔡老师真是善解人意，我喜形于色地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时，她看了看表，时间还不晚，就说一起找赵主任去！于是，我们从她的离后校门不远处的家，走到离前校门不远处的赵玉龙先生的家。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谈到翻译中克服外语和技术上的难关后的喜悦心情。她对此表示赞赏，说一个人，特别是青年，就是要有追求，要有钻研好学的精神，可惜现在的人都不读书学习了，整天嚷嚷学政治，搞斗争，不生产，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得了哟！我对她忧国忧民的思想深表赞同。
到了赵玉龙先生家后，蔡老师与他寒暄之后就把我介绍给他并说明来意。他表示欢迎，并说十分乐意像我这样的人到他这里来学习交流。他为我们沏上茶后，就与我摆谈起来。赵玉龙先生是东北人，大约40岁左右，身体高大壮实，红光满面，他与蔡老师的丈夫均为留苏学生，现为不同系的同事。他拿过我的原文杂志和译本，就认真地看起来。这边我与蔡老师静静地等候着，偶尔也小声交谈几句。他看了一会儿后，连说几个不错，不错。他让我把译本和原文杂志留下来，待全部仔细校阅后再与我交流。
黄昏临近，天色暗下来。蔡老师和我与赵老师握别，我也与蔡老师告别，回家了。
约一两个月后，我又来到建院。我先在蔡老师家闲聊了一会儿，再一起到赵先生家。赵老师依然红光满面、精神饱满，他握了我的手后说：所译的《废水的多级生物处理系统》等看完后，总体感觉不错，没有多少错误，只是一些地方有的不太符合专业的说法，有的没按约定俗成的方式处理。他说他已用红色字体改过来了，有的还作了标注。我连声说谢谢，我感觉我当时心里好像有东西要涌出来对他表示感谢。
回到家后，我花了一个晚上，对着原文，看着他校改和标注的地方，认真地学习起来。我至今记忆清楚的是，他把我译为“净化”的地方，百分之九十几地改为“处理”；我译为“建筑”或“建筑物”的地方，他大多数改为“构筑物”。此外，还有一些不规范不专业的译法他都一一作了订正。在我看完他校对的地方后，我惊喜地发现，翻译这样的专业技术资料，好像没有几处根本性的错误。我合上本子思忖了一下，这也许与我生活工作在造纸厂这个环境有关，尽管我没有学过造纸专业和环保专业，但我在翻译时，自然而然就会向着看到听到的那些语汇和说法靠拢。此外，我不是文科生，也使我翻译科技资料时发生错误较少。
第二天，我将译出的《废水的多级生物处理系统》投寄到黑龙江省科技情报所办的《国外公害防治》杂志（该杂志是赵玉龙教授告诉我的）。数月后，译文被刊登出来，而且还寄来1974年的精美挂历两幅（那时没有稿费）。我再次感到惊喜，而且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此后，我又把译出的《伊兹马伊尔联合加工厂的净化构筑物：运行经验》等文章带到赵玉龙先生处。他总是耐心地仔细校对。我每次拜访他和蔡素徳女士时，他俩都像对待小兄弟一样，推心置腹地与我谈学习，谈工作，希望我不要被眼前的不良政治气候所左右，要坚信学习知识将来是一定有用的。当然，我也把《国外科技动态》杂志等刊登我译文的喜讯告诉了他们，他们也为我高兴，鼓励我要继续下去。
后来，我请一位学生在厂里工作的姐姐帮忙把原文中的图描下来；又请厂里一位女打字员把全部译文打印出来，并装订成册，再套上一个封面，取名《制浆造纸生产污染防治译文集》。
1974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我带上5本我制作的小册子《制浆造纸生产污染防治译文集》，兴冲冲地来到建院。我先来到蔡老师家，把译文集送给她，我说请她笑纳，并批评指正。蔡老师把译文集翻阅起来，仔细看了看，连说很好，很好，并祝贺我做了一件好事。我说我再把译文集给赵老师送去。她说赵老师出差去了，剩下的几本译文集由她转交就行了。
大约两三个星期后，蔡老师传来赵老师的话，说他看了译文集后很欣慰，很为我高兴，他要将译文集作为教学和科研参考书。他还特地请蔡老师问我：愿不愿到建院卫工系工作，可先在实验室工作，以后再干科研。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有点激动，因这么一个不成熟的小册子，而且还不是我专业内的工作，赵教授竟这么看得起我！我想，也许是我初次涉及造纸和环保专业的翻译竟然错误很少，使他有点看好我；此外，我的认真和努力在那个时代是稀缺品质，这也使他有点欣赏我；另外，估计蔡老师在他面前说了我最近离开中学到厂里电气车间的情况，她在他面前少不了有对我的称赞。
我最终没去找赵老师谈到建院工作的事情，因为我一直从事物理教学工作，对化工、环保专业陌生，况且我是偶然看到《造纸工业》原文，一时兴起翻译起来的，并没有深厚的技术翻译根底，更没有这方面扎实的专业知识，所以还是在自己驾轻就熟的园地耕耘，不敢到陌生的领域去开拓进取。
这时，上面有政策，说要普及高中。厂里也要办高中，而厂中学又很缺高中教师，于是我就被调回中学，充任高中物理教师。我就这样中止了制浆造纸生产污染防治的情报资料的翻译，我与蔡老师和赵老师的来往也就自然减少。到改革开放时，建院的卫工系似乎撤销而改为另外的系，作为系主任的赵玉龙先生被调往天津市建委，从此我再也未与他来往过，但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我一直铭记在心。
后来，我从重庆造纸厂调至重庆市科委科技情报处。我的工作范围涉及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因而自然与蔡老师仍有联系。她不但教书，而且也从事科研。90年代初，我原来厂里的同事、朋友何文章引进外地技术，主持开发了“日月牌多用光亮剂”。我作为自始至终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特意聘请蔡素徳教授作为该项目鉴定组的副组长。该项目1992年通过技术鉴定后在北京参展，获得“北京·中国新产品新技术博览会银奖”。
而我对蔡老师的科研课题也有所了解。她后来完成的“重庆地区酸沉降物对环境影响及对策研究”和“抗酸沉降建筑涂料的研究”等课题两次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课题完结开鉴定会时她也请我参加，我由衷地祝贺她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蔡老师由于科研和教学的突出成绩，从1992年起，就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而我中止了的环保技术翻译，一度又有所恢复。我调到新单位后，仍与厂里有联系。厂里的制浆造纸废水排放到嘉陵江，多年来引起人们的反感，也受到环保部门的批评和处罚，但始终解决不了这个污染。我试图从国外找找有否解决废水问题的办法。80年代中后期，我又在厂技术科资料室借了1986年第10期和第11期的《造纸工业》杂志。我阅读了所刊文章的文摘后，选取了其中的两篇——《完善废水的分析检测方法》和《快速测定废水中铵离子浓度的方法》。我白天忙完单位的工作后，晚上就着手翻译这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翻译难度较小，我较快地完成了初稿。想不到的是，翻译后一篇文章时，遇到了不小的难题，如8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和繁复的数学公式等。我以前翻译环保技术奠定的基础似乎对这篇文章没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时，我又想起了赵玉龙老师和蔡素徳老师。但赵老师早已在天津，那时没有网络，不方便直接请教。我想凭我以前的经验，请教一下蔡老师，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所译内容虽是环保技术，但实质上都是化工问题。
我在1987年秋冬之交的一个星期天，来到蔡老师在建院的新居。我拿出后一篇文章的译稿，逐一念给她听。一般容易的地方，我念得较快，而困难的地方，我念得很慢，有的地方，她还拿去译稿，并对照上下文，仔细确认是否译得符合规范或者是否译得正确。我又拿回译稿，再与全文核对，并查查专业词典，按照她的意见，敲定译文或术语。我们就这样忙活了大半天，基本上完结了译稿的校审。
一两个星期后，我借了几篇测定废水中铵离子的专业文章，仔细研读，以期从中受到启发和启示，进一步校改和规整我的一些译法。就这样，我用笨拙的办法完成了我认为拿得出手的译稿。我将这两篇译稿分别寄给了重庆市轻工局主办的《重庆轻工》杂志和黑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外环境科学技术》杂志。四五个月后，1988年二三月份，两篇译文均刊登出来。
此后，我的软科学研究工作和科技编辑工作被加大了力度，对科技翻译或科技情报的翻译似乎无暇顾及。而此前，因为我业余爱好文学，我又开始了文学及诗歌的翻译。但我在科技翻译之路上遇到蔡素徳和赵玉龙两位良师益友的帮助和指导，不仅使我工作上受益良多，而且也使我的人生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