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教师程正海
模范教师程正海
程正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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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正海，1938年在上海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带着他去追随离开母校交大、投笔从戎参加抗日的父亲，从上海经香港辗转到湖南，又经广西贵州到陪都重庆。
1944年底，我们程家四代十口人齐聚湖南老家桂阳县天塘村。甲申年除夕，大家一起在堂屋吃年夜饭， 盛况空前。面南的上席自然是曾祖母和祖父了；八仙桌的东边是继祖母、姑姑和大姐正江；八仙桌的西边是父亲、和母亲抱着三弟；大哥和我坐在八仙桌的南边。八仙桌上摆满了家乡菜：红烧鸡块、鸭肉米粉、酸辣鱼块、扣肉肘子、肉丝粉条、蛋皮肉丸子、米粉蒸肉、棋子豆腐等。
席间，平日里在家威严寡语的祖父显得非常高兴，他叫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都喝点酒，气氛顿时热烈起来，我和大哥充好汉，接连喝了几大口烧酒，三弟在母亲怀里也喝了不少。不一会儿，我和大哥就酩酊大醉，被大人扶到神台背后曾祖母的床上去睡了。而三弟喝的不比我们少，却没有醉，依然笑嘻嘻的，大家都说是因为三弟脸上有酒窝，所以不醉……(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重现当年四世同堂，全家团聚的盛况。
抗战胜利后，祖父、父亲和姑姑等相继回到上海。1946年春天，父亲从上海回来，给我和大哥每人一只彩色绘画的铁皮铅笔盒。大哥的铅笔盒盒面上是王羲之在写字，一边还有一对鹅，——父亲希望大哥将来学写字，后来，大哥的字果然写得很好。我的铅笔盒盒面上是一些古装唱戏的人，——父亲希望我将来学唱戏。因为祖父和父亲都特别迷恋京剧，尤其是祖父，他跟京剧泰斗余叔岩和梅兰芳都是挚友呢！可是，后来，我们弟兄都不爱好京剧。
父亲还带来了许多书，像《胜利课本》、《从盘古氏到蒋总统》、《丰子恺漫画集》和《木偶奇遇记》等，也使我们喜出望外，大开眼界。 特别是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的十二本书，包括：《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流记》《天方夜潭》《安徒生童话》《堂吉诃德》等。这一套书配有插图，通俗易懂，我们弟兄们竟相阅读，爱不释手。
母亲常常在书房给我们弟兄朗读或讲解图画书和童话书。有时母亲会从书架上把精装的《世界史纲》抽下来，里面有拿破伦、华盛顿等的画像，并给我们作讲解。有时母亲也会翻开厚厚的《西行漫记》，给我们讲解“农民游击队”等图片。
我们弟兄们都围在母亲身旁聚精汇神地听讲。大哥到底大些，他和母亲有时交谈得津津有味：谈丰子恺的《生死关头》，谈曹禺的《蜕变》，甚至谈《陈公博自白书》，我们几弟兄就是听也听得不甚了了了……
我家二楼书房的书架上线装古书有《论语》《孟子》《易经》《曾文正公家书》等，精装书有《四部精华》《资治通鉴》《世界史纲》和一些英文书籍等。
在书房里，父母教大哥和我临贴写毛笔字。大哥很自然地握好了毛笔，像模像样地写了起来；而我却怎么也握不好笔，横写不平，竖写不直，歪歪扭扭的写不成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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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一脉单传，大人们对大哥特别宠爱有加，经常用一段顺口溜夸奖大哥的相貌长得好，一副官相：
头大耳门宽
必定要做官
皇帝老子来找你
你往楼上钻
于是，大哥从小就注重仪表、讲究衣着。小时候大哥颇有些“恃宠而骄”，他撬开小储藏室，把父亲的照相机和留声机都拆得精光——长大后，大哥并没有学机械，也没有当官。
那时，我们天塘村程氏族立国民学校只有初小，实行复式教育，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班长就是大哥正海。
老师带领同学们去春游。同学们排着队，唱着歌：
旅行其乐陶陶焉
旗帜飘飘各城乡……
在春光明媚的田野里，满眼青翠欲滴，如同童话世界。不过我们并没有像歌声里唱的去“采取铜铁矿”，只是到一个偏远的农家，每人分得半根黄瓜；惟有当班长的大哥正海一人独得一根黄瓜。
大哥还带我和三弟到村后山林捡蘑菇、到涧边玩水、爬山石听泉水叮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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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母亲独自带着我们五兄弟坐轿、搭木船、乘火车、登轮船，从湖南老家农村来到上海。我和大哥进了磐石小学不久，学校举行作文比赛，大哥和我分别获得四年级、三年级的第一名。——可见我们从小喜欢阅读书籍起了作用，虽然才从农村来，却不比大城市的同学学习差！
大人们常带我们去看电影，像《1948世界运动会》《红场大检阅》《一将功成万骨枯》《国魂》《清宫秘史》等，大哥、我和三弟回到我们弟兄仨住的亭子间，还常常争论不休。
1949年5月中旬，我们全家分乘几辆三轮车，来到国富路的一栋花园洋房，原来房主（1）是祖父的挚友，他们一家已去香港，托我父代看房子。晚上，我们在豪宅的阳台上，看到远处火光熊熊，炮声隆隆，偶尔还有流弹嗖嗖飞过——不久上海就解放了。解放军的一个文工团“新安旅行团”进驻了这栋花园洋房，解放军战士对我们很客气，他们成天排练《兄弟开荒》《三滴血》等，还在大厅办了一个墙报。大哥也模仿着办了个小墙报，贴在过道，解放军战士看了称赞不已。
1949年下半年，磐石小学筹组少儿队（2），全校仅有十来个同学参加，大哥和我不约而同地参加了，说明我们受祖父、父母解放前加入民革、从事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工作的影响，思想是比较进步的。可是因为我校是教会学校，筹组负责人俞老师在镇反运动中被抓，直到大哥1951年到比乐中学上学、1952年我离开学校，磐石小学少儿队组织都没建立，大哥和我也都没能成为少儿队员。
1952年5月，父亲元宇在华东外贸部任调研科科长时调到华东革大第四期学习了半年之后，被集体派到新疆支边。离开上海前夕，大哥带我和三弟逛了一次街，从淮海中路一直逛到外滩：在沿街的商铺里，我们看到一对派克金笔标价一百多万元；我们在国际饭店下面怎么也数不出24层（3）：外滩码头空空荡荡，不像我们刚来上海时，舳舻相接，旗帜蔽空。——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即将永久离开祖孙四代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上海旧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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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疆后，大哥和我考入新疆省一中；1954年、1955年大哥和我又分别考入新成立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
大哥正海偏爱文科，文科成绩都很好。高中时，他还曾撰写过《鲁迅传》，颇有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概，只可惜没能坚持下去。
大哥正海从小就喜欢读书，到了中学时期，他除了读文学、历史方面的书以外，还喜欢阅读各类杂志，如《新观察》《新体育》《科学画报》等，旁涉杂览，兴趣广泛。——这对弟兄们的影响很大。
那时父母只是普通的公务员，工资不高，勉强能维持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上学。但是父亲还是常常买书，给我们弟兄订了好几份杂志。父亲的书架上除了马列经典著作外，还有许多文学名著。——倘若那位弟兄不爱护书籍，涂脏了或弄破了书页，都会受到大哥的训斥。
高中毕业前夕，父亲元宇被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母亲因为父辩护被开除公职。——我家遭灭顶之灾。母亲带着四弟五弟和小妹投奔在西安读大学的大姐正江。大哥正海恰恰高中毕业，随即参加“师资培训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K市某中任教。
大哥正海参加工作，当了教员，但是却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的思想包袱，故而他平日老老实实做人，兢兢业业教书。不料，1962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坚持反动家庭立场”的帽子被开除公职，下放农村。他被迫回到陕西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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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初的一天，我因震惊全疆死伤数百人的W县“12•6”惨案（4），逃亡到乌鲁木齐母校八一农学院已经4个多月了，在校园里突然遇到来找我的大哥正海！我们从1958年高中毕业分手就没再见面，可是这次他一到乌鲁木齐就找到了我，在文革动荡不安的岁月，真是巧遇呵。他背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却一如既往衣着整洁。他对我说，在陕西家里、湖南老家，到处都在搞批斗、搞武斗，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只得四处漂泊。
我看到大哥正海帆布背包里，放着几本包得整整齐齐的书，是卢梭的《爱弥尔》《新爱洛依斯》等。——在受到残酷迫害的日子，他居然还像往日一样爱读书，爱惜书！那时候，多数人忘乎所以地投身文革，而大哥正海则超凡脱俗地置之度外！
大哥正海看我们逃难的临时住处水工实验馆一片狼藉，对面宿舍的女同胞们又在为死难者扎花圈，相邻“战地医院”里武斗中受伤的缺胳膊断腿的少年在校园嬉戏玩耍，躲避武斗的逃难者神色凄凉地进进出出，——他认为乌鲁木齐太混乱，不愿在这里停留，当天下午就起程去哈密看望三弟正湘。我送他到火车站，当时我已近乎囊空如洗，还是给了他十块钱。我说，大字报和传单上说哈密地区武斗严重，一定要三弟注意安全。
一个月以后，新疆要搞“大联合”了，我们在母校待不下去了；而在京谈判的新疆两大派却还没有结果，群众组织委派我去北京找“新工总”（5）代表团递交“12•6”惨案的材料。于是我离开乌市先到哈密看望三弟正湘，他在1960年高考是新疆第二名，因“出身不好”不准上大学，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后，他全身心投入农村的教育工作，受到一致好评；只因父亲是右派，从文革开始就被打成“小黑帮”遭到残酷的迫害。那时哈密笼罩在武斗的恐怖中，我劝三弟也到陕西家里躲一躲。三弟说：“前些天大哥到这里，我安排他在同事家住了十天，他从陕西到湖南又到新疆，到处流浪，无处安生。临走时他也建议我离开这里。可是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哪里又是安全的呢？”
1968年5月，我逃难到华县赵村家里，家里生活极其困宭：全家五口大人挤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偏房里；每日只有麸子馍和醃萝卜丝充饥。1962年全家由政府从西安安置到华县赵村，只有下乡知青四弟正潭一人是生产队的全劳力，全日工分值不足五角钱，其余人只能算作辅助劳力，有活儿干才能记工分。大哥还被列为批斗的对象，随时可能被叫出去批斗、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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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正海实在忍受不了陕西赵村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听说继祖母从长沙回到了老家天塘村里，心想，我们在陕西赵村是外来户，湖南天塘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总会好些。——于是，他回到了离开二十年的湖南老家。
1966年文革开始，在湖南医学院马列教研组任书记的姑姑哲宣，为了跟出身贵族的亲娘划清界限，不顾老娘给她带大了五个孩子、老父去世后一直沉浸在悲痛中，竟把她扫地出门，从长沙遣送到天塘村！每个月只给老娘8元钱买菜。大队每个月只给继祖母允文20斤米。她每天只能吃两顿饭，缺粮时，继祖母只能到亲戚家去吃。那时候我家的三层楼洋房子（6）成了大队部，继祖母允文就住在堂屋后侧的小屋里。
1968年，大哥正海回到湖南老家，大队并没有给他分配粮食，他只能在继祖母处和亲戚处蹭饭吃；可是却把他列为批斗、游街的对象！后来大队又叫正海等批斗对象到水库去干重活，这样他就有饭吃了，因为大队要另给工地粮食。
1968年，这个文革的疯狂年代，大哥正海是在批斗游街、四处漂泊中熬过的；7月，我在去北京上访途中蒙冤入狱；10月，三弟正湘在哈密一小为庆祝革委会成立排练节目时，遭对面粮食局的暴徒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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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母得到了平反，改正，他们解放前加入民革、在中共领导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得到了确认，并办了离休手续。
五弟正洲这位老三届的学子，在农村蹉跎了十一年之后，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后来成为高级教师）。四弟正潭这位下乡知青当了十多年农民之后，也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了工人（后来被选为经理）。小妹也回城当了干部。大姐当上了大学教师。我也早就平反恢复工作了。
唯有大哥正海的问题迟迟没有着落。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地都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大哥正海向自治区落办、K市落办申诉多年竟无实质性的进展：或称那时是贯彻国家精简下放职工到农村的政策，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或称时间久远情况不明云云。
1979年五弟正洲千里迢迢来到K市，找到落办负责人，单刀直入要看看当年的处理决定。那负责人找来了档案，从中取出了当年的定案文件，那文件只有几十个字：“程正海坚持反动家庭的立场，在其祖母去世后，竟然大哭说，这回我们程家完了。”——五弟正洲责问该负责人：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祖母现在都还健在呢。该负责人对此也很惊讶。结局自然是彻底平反，大哥回原单位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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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大哥正海重回新疆K市某中任教。后来任职中学高级教师。因他所执教的历届高三学生语文高考成绩特别优异，被K市授予“模范教师”称号。
大哥正海嗜书如癖，爱书如宝，他藏书近万卷，皆整洁如新。
1983年，大哥正海和吴新华女士结婚。吴女士是药剂师，中专毕业。他们的女儿尊燕医专毕业后当了校医。女婿滕春新是中共党员，正科干部，大本学历。外孙小山也是大学生。
2019年， 大哥正海因病去世，享年82岁。
注：
（1）房主刘维炽（1892—1955）是祖父一中的挚友，其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时，祖父一中任秘书主任；解放前其任进出口管委会主任；赴台后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2）当时全称是“中国少年儿童队”。
（3）上海国际饭店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大楼，高24层。
（4）W县“12 •6”惨案是文革暴徒制造的一起血案。
（5）“新工总”是文革时新疆的一派群众组织。
(6)直到1985年才归还我家。
2021.5.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