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
中国是一个崇尚“孝”的国家，“孝”被誉为百善之首。孝是人类的天性，生命是父母给的，父母之爱，无私无藏，养育之恩，天高海深，又怎能不报之以孝呢？
孔子3岁丧父，时年20岁的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长大，35岁去世，孔子一定对母亲深深依恋，所以他极力推崇“孝道”，在《论语》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也是幼年由寡母养大，因此也极为崇孝，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仁之实，事亲是也”、“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国崇尚“孝道”，与两位先哲的弘扬密不可分。
但是，任何事情做绝了，实行起来感到困难，就会导致虚假，乃至违反人情、人性。中国人的“孝道”，认为孝顺父母就是要让自己受苦，甚至受摧残，愈苦愈残就愈孝顺。父母亡后，禁欲、戒荤戒酒、禁绝娱乐，不洗脸、不洗澡、不剃胡须、不脱衣服鞋袜睡觉，也不回家，就在父母墓前结庐“守制”三年。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三年虽不是一辈子，但这样也是很难熬的,孝子们也知道，行孝重在父母生前侍养，死后自己吃再大苦、受再大罪，也与父母无益，但不如此又为世道人心所不容，所以只好“弄虚作假”。
中国传统行孝的楷模是“二十四孝”。近来我市为创国家级文明城市，广泛刻印“二十四孝”图文张挂在大街小巷，让我知道了是哪二十四孝。由于孔子的教导，“二十四孝”中就有好几个他的学生。“百里负米”，说子路早年家贫，自己常食野菜，却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侍奉双亲。父母死后，他做了官，车马有百乘，粮食有万钟，坐在锦褥上吃丰盛的筵席，常常怀念双亲说:“现在我想吃野菜，为父母负米，哪能再得呢?”“ 芦衣顺母”，说孔门弟子闵损，生母早亡，父亲娶了后妻，又生了两个儿子。继母经常虐待他，冬天用芦花做的棉衣给他穿。一天遭父亲鞭打，衣服打破露出芦花，父亲才知闵损受继母虐待。父亲要休妻，闵损跪求说:“留下母亲只是我一个人受冷，休了母亲三个孩子都要挨冻。”感动了继母，从此待他如己出。这两个故事也都符合人之常情，让世人能够仿效。但还有卧冰、割股、尝粪、装腔作势的娱亲就违拗人情了，特别是“埋儿”的例子，更让人难以做到。说晋朝人郭巨，父亲死后，家境贫穷，节食供母，但母亲舍不得吃，留给孙子。郭巨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生，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于是挖坑埋子。却在地下挖到一坛黄金，上写:“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郭巨从此过上了好日子，还得了孝子之名。看那《二十四孝图》上，三岁的小儿，抱在他母亲怀里，正在玩“拨浪鼓”，一旁他的父亲却在挖坑要将他埋掉，真是惨不忍赌。用这样的事情来教育人，还有人敢想做孝子吗？天下又哪有恰好挖出一坛黄金来的巧事？
孔子宣扬孝道，虽是源于对母亲的爱，但目的却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即恢复西周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他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要天下人忠于各自的君主。这就将孝上升到了“忠”的高度，于亲大孝，于君大忠，在家是孝子，做官就是忠臣。后世统治者于是将“孝”列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西汉设立了“孝廉”察举制度，作为任用官员的主要形式，“孝廉”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之人。东汉人江革，少年丧父，奉母极孝，战乱中背着母亲逃难，几次遇盗匪，都被他孝顺感动，不忍杀他。后为人帮工，受冻挨饿，谨身节用，以养母亲。母亲去世后，在墓旁结庐三年，衣不解带，悲哀哭泣。三年孝满还不忍脱去孝服。名闻于官府，被举为孝廉，后又被举为贤良方正，任五官中郎将。也正因为“孝”具有了这样的功利性，所以也就产生了虚伪性，许多“孝子”行孝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功名利禄。孔子又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其实质就是反对社会变革，维持旧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后世统治者，每当有进步人士主张社会变革时，就抛出孔子的这套“有违祖制”的论调予以阻碍。北宋王安石变法，天下惶惶，皆言“祖法不可违”，王安石喊出了“祖宗不足法”的口号，但王安石变法最终还是以失败结束。所以鲁迅先生在评论中国的改革之难时，说挪动一张椅子的位置也会导致流血事件。
虽然孔子将“孝”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使“忠孝”成为一体，但“忠孝”其实又常常是相互矛盾的。例如《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照这样的说法，那么杀身成仁、为国捐躯就是最大的不孝；而当外敌入侵、国难临头，屈膝投降当汉奸，岂不成为最大的孝子。于是又有了“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当“忠孝”不能统一时，是选择忠还是孝，统治阶级往往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取其所需。例如西晋“以孝治天下”，不讲忠，只讲孝，因为司马氏的皇位只从曹魏那里夺来的，讲忠就打了自己的嘴巴。反正在家里被培养为孝子，出来做官就是忠臣。明朝也是“以孝治天下”，因为明初永乐皇帝的皇位，是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他这是大不忠。嘉靖皇帝的皇位不是从他的父亲、而是从他的堂兄正德皇帝那里继承来的，他要追封已死的父亲为皇帝，只能以“孝”为理由，还为此杀掉了很多反对的大臣。万历皇帝的首辅张居正，正在推行新政时父亲亡故，三次上奏请求“居丧”三年，皇帝不准，被视为“夺情”受到朝野议论，有人甚至上门谴责他。旧时父母死亡不“守制”是仅次于“不忠”的罪名。这个问题被康熙皇帝解决了。李光地的母亲去世，康熙给他9个月时间处理丧事，其余“在任守制”。到了乾隆皇帝则更干脆，如果忠孝不能两全，就无条件服从于忠。(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现在，“孝”仍然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无论“封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父母所生，都要行孝道。只是现在的“孝”已不再有政治的色彩。但当忠孝不能两全时，我们也和乾隆皇帝一样无条件地服从于忠，这个忠是指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职守。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其家庭是东北的大地主，土改时期，他做父亲、叔伯的工作，要他们主动将土地、财产献给政府。我小时有一个邻居，家庭也是地主，他战争时期参加革命。1950年“镇反”时，他父亲被枪毙，而执行枪毙的就是他。当时在刑场挖了两个坑，如果他不执行组织决定，也会当即被枪毙推到坑里埋掉。那时这种行为叫“大义灭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所以“亲亲相隐”是西方国家普遍适用的司法原则，即司法公正让位于伦理亲情，不强求家人到庭举证。中国虽有“子不言父过”的古训，但父亲违法儿子知情不举也是违法。近年，随着社会老年化趋势日重，对“孝”的呼吁声调也日高。但我们的宣传总是相互矛盾而且不切合实际，一方面热情歌颂那些为国忘家、甚至在父母病重、病故之时也不回家的事迹，一曲《说句心里话》打动了亿万人的心；另一方面又总是在谴责人们不《常回家看看》。不负责任地谴责别人是容易的，自己实行就是另一回事。在过去农耕时代，守着父母、土地，但现在现代社会再守着父母，就是没出息，就是“啃老”，又要被谴责，谁不以儿女在国外、在北上广深工作为荣呢？在外打工回家的路是多么艰难啊！小长假三天假，来回路途就是两天。现在这一辈年轻人，生活、工作的压力要大大超出他们的前辈，上有老，而且双方的老人都只有这一个独生子女，下有小，现在的小孩一个又要比过去五个还要难抚养，还要挣钱养家。他们并不是不愿尽孝，尽孝实在是太艰难了。将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让儿女来承担责任，其实是社会的不负责任。我倒希望父母能为子女多想想，只要能有一份孝心也就够了。
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