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村小

今年夏天的雨真多，一下就是几天，而且经常是大雨。

7月18号那天，非义务教育学校放暑假，城区小学一年级新生开始报名。先一天夜间天就开始下起雨来，好大的雨，劈劈啪啪，如瓢泼一样下了一夜，一直下到早上。

上午学校要召开学期工作总结大会，开完会就要放假，虽然雨很大，但无论如何8点之前得赶到校。我挽起裤管，撑着雨伞，趟过街道上流淌着的差不多淹过脚面的雨水向学校走去。

经过实验小学门口的时候，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给孩子报名的家长，撑着雨伞、穿着雨衣，在从东兴南路农业银行到实验小学门口的路上排起了S型的长龙。特别是排在队伍后面的家长，手里捂着报名资料，脸上挂着水珠，布满愁云，显得焦灼不安，不时还踮起脚在雨幕中穿过攒动的人头看看自己距离希望之光到底有多远------

后来才知道，家长们在夜里2点就开始冒雨在学校门前排队了，不为别的，只为了让孩子能在实验小学上学！

那一幕过去已十几天，大雨过后天气也晴好了多日，但家长们在雨中彷徨、等待的情景却在我脑海中愈加清晰明了，一有闲暇便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这个时刻，就有几个字符像火苗一样不停地在我心头闪现：排队，上学！想着，想着，就叹一口气，心里说，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好，上学从来不用排队不用求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样想着，在村小上学的那些事儿，便不自觉的在我的记忆中鲜活起来。

时代的印记是谁也无法抹去的。我这一代人儿时大多就知道玩，根本就不知道幼儿园是怎么回事，更不用说读幼儿园了。一般长到八、九岁才上学，而且先得从上村小开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每个村基本上都有村小，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也应该都知道村小。村小，顾名思义就是村里的小学，村子的人口不一样，村小的规模就不一样，教师、班级、学生人数也就有多有少。在这里上学不用托人求关系，不用排队，只要愿意就可以报名。

我们村两个生产队，大约七、八十户人，村小的规模当然也不大，只有一个教室，一位老师，二三十个学生。这里原来是一座庙，庙里供奉着黑虎赵爷、灵官、九天娘娘、元朝三郎画像和神牌，背靠东北的三间房是庙的正殿，偏西两间是僧房，逢年过节村里人都到这里焚香祷告，祈求神灵庇佑。春节里耍社火，这里自然而然就成了村里的议事中心和大鼓、铜钹铜锣等家什存放的地方。听大人们说，六十年代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之风盛行时，村里的家神庙被扫了个精光，神案被掀翻，神像被撕毁，香炉、烛台被哄抢一空后，就把这里改建成村小的教室，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村小的设施相当简陋。教室里，用泥巴和土坯做两个约50公分高的土墩，然后在土墩上搭上一块一尺许宽，五、六尺长的木板，就做成了简单实用的课桌，娃娃们来时在家里带上小凳子，坐上小凳趴在木板上就可以看书、写字。找一块木板，用推刨刨平刨光，刷上墨汁，找两根铁钉挂在墙上，就当黑板用。粉笔是生产队干部从冯家小学讨来的，数量十分有限，老师把它装在一个木匣子里，连手不能捏住的小半截也舍不得丢。只有挂在庙外榆树上用来敲铃的铁块显得大方和豪华，不仅大而且敲起来声音清脆响亮。

在我的记忆里，村小一直只有一位老师，就是鸠娃大。鸠娃家和我家是远亲房，鸠娃大和我父亲年纪相当，是村里寥寥无几的几个上过高小的读书人之一，论辈分我得叫他爷，但在学校里我称他老师。鸠娃大是社请教师，也就是由生产队安排来教学生，只记工分不发工资的劳力，他中等身材，国字脸，大眼睛，浓眉毛，头发像鲁迅的一样挺直，经常拿一根竹子做成的教鞭，上课敲着黑板教我们认字的同时还上下挥舞，指东打西，发现谁有小动作或走神、睡觉，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步流星走下来，抡起教鞭“啪”地一声敲在木板上或人的脖颈上，猝不及防的我们一阵惊恐或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后，就不得不集中精力听讲了。

鸠娃大既是学校的校长，也是老师，还是看门人和清洁工，不论天雨天晴天热天冷，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到校、离校前，清理一下娃娃们没有打扫干净的垃圾，擦净黑板，给黑板上刷上墨汁，然后关好门窗锁上大门才回家。每周每天上午、下午的语文课数学课都由他一个人教，作业也由他一个人批阅，在我们的眼里，他就是学校里的王，拥有二三十个学生的王。

我在村里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大概有二十七八个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有小的，也有大的，小点的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点的有的比我大两三岁，有的比我大四五岁，有些是留级生，有些大概已上到二年级、三年级了。一个教室，不同年级不同年龄的学生，鸠娃大是怎样教的，是不是现在所说的复式教学？那时懵懵懂懂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鸠娃大用教鞭逼着我背会了乘法口诀，会念a（啊）o（欧）e（鹅），会写山石田土日月水火，虽然写得歪歪捏捏，念得含混不清，却总算让我的求学生涯有了个不错的开头。

鸠娃大写得一手好字，不仅粉笔字写得方方正正，工工整整，毛笔字也写得遒劲有力，龙飞凤舞。一到春节，村里很多人都拿了红纸去他家写对子，一时门庭若市，甚是热闹。这时候，鸠娃大右手提起一直粗大的毛笔，左手按着红纸绺绺，略加思索，一会儿便笔走龙蛇，一挥而就。那动作，那神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我那时就喜欢上毛笔字了，只可惜后来没条件也没毅力坚持学些毛笔字，现在想来着实后悔不已。

除了教学的忙碌外，学生的管理也给鸠娃大带来了不少麻烦。课间，鸠娃大备课或者批阅作业的时候，有的学生趁他不注意，偷偷拿出粉笔在黑板上乱写乱画，或者折断粉笔打闹，粉笔头满地乱丢；有的站在木板课桌上，肩上在扛起一个人，拿上木棒去敲教室房梁上的大鼓和铜锣；有的站在教室后，拿铅笔敲铅笔盒学阴阳念经。鸠娃大发现后，对大家连哄带骗，连打带吓，揪出“主犯”，自然少不了一顿教鞭惩罚，以儆效尤。这些其实都是家常饭，最头疼的还要数学生的大小便问题。

由于经济困难，村小虽然是个学校，却连个简易的厕所也没有，学生大便得跑到附近人家的茅房或庄稼地里去，小便就在庙外正殿和僧房背后的一块三角空地上解决。有时候一下课男生去小便，女生也去小便，难免会撞衫，彼此都会羞得脸红脖子粗。调皮一点的男生，还故意猫在某个角落偷看女生小便，被女生发现后，她会哭着去向鸠娃大告状。鸠娃大只得耐心温和地安慰女生，同时找来那个淘气的男生，训斥敲打之外，还罚他去打扫教室背后三角区的卫生。

我家离村小大概只有六七十米远，大小便我一般都到家里去解决。夏天的课间活动，我们在学校大门门前的空地上玩老鹰捉小鸡、丢手绢的游戏时，家里的饭熟了，母亲就将放好调料、调菜的玉米面鱼儿端给我让我吃，吃完后，母亲把碗筷拿回家，我继续做游戏。学校离家近，想回就回，想吃就吃，其实挺不错的。

念书，认字之外，村小的时光还充满了乐趣。春天，校门前的榆钱树长出榆钱的时候，我们就上树摘榆钱吃，还偷偷攀上教室檐下掏鸟窝，虽然大人吓唬说鸟窝里有长虫（蛇），但我们不怕。夏天，我们在教室背后的菜地里捉蚂蚱，把捉来的蚂蚱放进用麦秆编成的笼子里，用苦苣菜黄瓜花喂养，挂在屋檐下它就能鸣叫一夏天。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们在校门外打雪仗、溜滑滑，鞋、衣服湿了，就到教师的脚踏子（取暖的炉具，架子使用木块套起来的，中间放四片青砖，中间垫上草木灰可生火）上烤。冬天教室里只有一个脚踏子，生着炭火，是鸠娃大取暖用的。鸠娃大见我们的鞋子湿了，手也冻得通红，就让我们围在脚踏子周围烤一烤，有的学生为了把鞋快点烤干，就把脚搭在脚踏子上，烤着烤着，把鞋烤焦了，焦糊味就在教室里蔓延开来。除了烤脚踏子外，自制的火炉也不错：

把瓷缸子或者瓷碗底部下侧开个口子，中部两两对称钻几个孔，绕上粗点的铁丝，顶部钻三个孔系上细点的铁丝，然后用玉米棒、木材生火加上木碳，就可以带学校放在脚跟前取暖，还可以烤洋芋片，爆玉米粒。火不旺的时候，我难免性急，就提上火炉到校门外甩开胳膊上下抡圈圈，这样加速空气流通速度，火会越烧越旺。但有时不慎，炉子里的火苗子跑出来，爬在身上，会烧焦衣服、头发，然后拿一把雪堵住、浇灭，回家后父母发现就得到一通训斥或一顿暴打。

在这所爷庙改成的村小里，我接受了启蒙教育——一种似家非家、似校非校的教育，我也不知道那算是学前班，还是一年级，大抵是一年级吧，因为那时好像没有学前班一说。可惜好景不长，上二年级时不知什么原因，村小撤销了，我们得到隔河对面的冯家小学去上学，鸠娃大也成了冯家小学的老师，但依然是社请教师。

到隔一条河的冯家小学，我们按时上学、放学，村小里的自在和乐趣再也找不到了，我当时心里好生落寞。

学校撤销后，好像政策好了，老百姓可以尊神敬神。村里人把庙的正殿、围墙、大门翻修一番，请来画师重新画了神像，也画好了殿门和梁柱，请来了神牌，摆上烛台、香炉，每月初一、十五和农历节日，这里又恢复往日的肃穆和凝重，村里人在这里焚香膜拜，许愿祈祷，渴望神灵庇佑，让自己的小算盘拨打得称心如意，一切成真。

在冯家小学上小学一直到宽川中学上初中期间，逢年过节只要家神庙的庙门开着，我都会到庙里去溜达一圈，庙门没开的时候，只要路过我也会从门缝里看上几眼。初二的时候，记得老师布置了写作任务，要求写一篇说明文，我下意识地就把家神庙当成了写作对象，想通过文字来回顾和描摹当年村小的影子，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评价，但我始终还是没有写出当年村小完整的模样来。有几回，我在梦里梦见自己走进教室，里面空荡荡的，老师，黑板，课桌，什么都不见了，只有一面铜锣被风吹得叮当叮当地响，醒来后我使劲回忆，却模糊一片，什么也想不起来。

再后来，逢年过节每次回家我去看家神庙的时候，发现庙里的鞭炮的炮皮和纸屑都堆积得很厚，看得出来，和大多数乡村一样，我们村里人真的心想事成，经济条件越来越好。鸠娃大调到冯家小学后，拿上了社请教师的工资，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上个世纪末，国家解决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鸠娃大终于转为公派教师。

鸠娃大转正后的那些年，学校里的教师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师范院校毕业的老师增多。可好多人不愿在乡下任教，待不了几年就想方设法地调进了城里。这样来来去去走马灯似的更换，教师队伍就不稳定而且数量越来越少。

学校的师资弱了，以前念书少、吃过苦头的乡村人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值却提高了。尽管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强调就近入学、教育均衡发展政策，但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教育环境，乡村人也学“孟母三迁”，设法把孩子送到教学质量好点的乡镇学校或者城里上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这样一来，乡村村小、完小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很多地方的村小都和我们村的一样，关门打烊，淡出人们的记忆了。

乡下的村小衰落了，消失了，退休后的鸠娃大不几年便作古。乡下的老师进城了，乡下的学生也进城了，乡下来的教师在城里教着乡下来的学生，环境变了，平台变了，也许教师会教得更好，学生会学的更多。因为，有一句熟语说：树挪死，人挪活。

于是，每年新学期开学，在城区一些小学的门口我们都会看到家长撑雨伞、穿雨衣或者顶着烈日酷暑排着长龙给孩子报名的一幕，而且这一幕留给人们的记忆日益深刻日益明晰。相反，乡村村小里的简单、平凡、快乐的日子却离我们渐行渐远，甚至已经消逝了，留给我们的，只有感慨和嗟叹。

远去的村小，除了怀念，我只能在梦中把你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