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顺水（《追梦之旅》二十六）
自从调离陈仓公社光明村，回到宝鸡市革委会从事宣传工作，如今又解决了家属户口，我总算在城市里扎下了根。编辑《政工通讯》期刊，事情不多，时间充裕，我对大学毕业一来十多年间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总结反思。
“匆匆忙忙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奔波，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都干了些什么啊？”我问自己。我自问自答，一个长长的总结，写满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有对命运不济的感叹，有对岁月流逝的哀鸣，也有对前路不明的茫然。直到最后，我才在艰难的回忆中明白过来，这十多年的日子虽如辗转飞蓬，并没有虚度，我在艰难的碰撞中逐渐长大了，成熟了，开始懂得了生活。
农村，在我过去的记忆中就是山水、田野、耕牛、农具，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就是农民起早贪黑的劳作。这些年的下乡实践，我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同心村的党支部书记焦升荣，陵玉村党支部的冯书记，王家碾的可怜女人马玉英，双桥头村的知识青年刘清安、王玉贤和大地主刘百万，丰禾村精干的女生产队长雷英和曾经堕入烟花、以泪洗面的姬凤兰，姬家店村的世纪老人老杨头、地主恶霸刘东财、村霸刘积民，光明村憨厚的老支书王扶汉等等。他们都是在广阔农村这个舞台上，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以不同的方式活动着。这时我才意识到，农村不光是山川和田野，而是这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以某种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我逐渐明白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关系的理论，明白了观察事物既要看物，更要看人。在总结中，我发现自己认识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一步，就像毛主席说的，完成了一次飞跃。长期的农村生活也使我变得沉稳起来，过去那种大学生身上的骄傲与浮躁之气，也收敛了许多。
1974年市上机构改革，市委宣传部重新恢复，市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宝鸡军分区政委杜长功直接点名调我到宣传部担任新闻科科长。上任之前，杜政委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年轻人，也有才华，想干成一番事业。但是光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必须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需要相融合，你才能成功。希望你把这个科长当好。”这次谈话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在新闻科长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干了十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采写新闻稿子，上送到省级以上媒体发表，同时担负基层通讯员的培训工作及市上领导分派的临时任务。这些年，我和新闻科的几位干事一起，下乡下厂、参加各项活动，每年采写和上送稿件都在300篇左右，被采用的也在200篇左右。我多次被评为陕西日报和省电台优秀通讯员，并被推举为宝鸡市政协委员。
在这10年间有几件大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件是参观大庆。我在学习古典文学史时，非常崇拜唐代大诗人李白，尤其是对他遨游天下名山大川的经历羡慕至极。可是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裹足于陕西的西安和宝鸡，实属坐井观天，不知道世界之大。1974年我任新闻科长不久，陕西日报组织优秀记者和模范通讯员参观大庆油田，我被名列其中。行程有半月之久，足迹遍及京津和东北的各大城市，让我大长了见识。在天津大港，我第一次坐上轮船，登上大海之中的海上采油平台，领略了壮阔的海上风光。在沈阳，我参观了故宫，让我了解了满清灭明前的那段历史。长春市富丽堂皇的街道，哈尔滨风光旖旎的太阳岛，尤其是旷野之中塔架林立的大庆油田，向我敞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游。(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二件是批判“凤翔会议”。1976年7月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夕，宝鸡市造反派的阴谋夺权也达到了高潮。从7月7日到19日宝鸡市委在凤翔召开有市委领导、市级机关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700人会议，号称“凤翔会议”。会上以单英杰、李维林为首的造反派头目假路线分析之名，大抓“走资派”，疯狂廹害老干部。他们派出由造反派人物组成的“工检团”分赴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抓“走资派”，一时间全市乌烟瘴气，“黑云压城城欲摧”，市级各部门一半以上的领导被撤换。粉碎“四人帮”以后，为消除“凤翔会议”的恶劣的影响，1977年2月市委召开了为时62天的常委扩大会议，这是宝鸡市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有680余人参加，对单英杰、李维林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省委领导当会宣布撤销了他们的市委常委职务。我作为新闻报道者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1978年初，省上让宝鸡市委宣传部写一篇批判文章，部领导决定由我和新闻科的白栓堂执笔。我们两人对市上一伙造反派的行径早已痛恨在心，遂连夜加班草写了8000余字的题为《评篡党夺权的“凤翔会议”》的文稿，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抓“走资派” 和“闹而优则仕”、 “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等几个方面，痛快淋漓地进行了批驳，得出结论：“凤翔会议从策划到召开，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我省少数人结帮营私、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西日报1月24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在的头版上，影响极为强烈。
第三件是支持为地下党平反。麟游县是宝鸡市北部山区一个极其重要的革命老区，从大革命初期就有了以王乐天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共产党员开始从事武装起义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许多地下党员惨遭杀害。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组织全盘否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败坏他们的名誉，甚至破坏他们的陵墓，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慨。1978年9月韦明海担任宝鸡市委书记后，亲赴麟游参加为地下党平反会议，并嘱咐我和白栓堂为他起草平反报告。我们两个阅读了麟游地下党的全部历史资料，以饱满的激情颂扬了王乐天等革命烈士的光辉事迹，驳斥了造反派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韦明海的这个讲话大义凛然，激昂慷慨，受到全县人民的欢迎，陕西省委以省委名义全文予以转发，在全省产生了极大影响。第二年，宝鸡市委召开全市三级干部会议，韦明海拟在会上作总结报告，特意打电话给我：“你们去年为我起草的那个报告效果很好。你们很理解我的思想，请你们再为我起草一个三干会的总结报告。拜脱了！”这个任务，我们也顺利完成了。
第四件是开启宝鸡日报复刊。宝鸡日报复刊的刍议始于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市上要求宝鸡日报复刊的呼声很高，我受命起草了一个关于《宝鸡报》复刊的意见，以宣传部名义报送市委，市委书记韦明海批示让市委副书记薛文华抓一下此事。薛文华书记又提出了几点新的要求，我又重新起草了关于《宝鸡报》复刊的报告，薛文华详细进行了审阅，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就暂时搁下了。1982年8月，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的老领导杜鲁公担任市委书记，他曾经担任过《延安报》主编，对办报颇有兴趣，让宣传部重新写一个报告。我对过去的报告进行修改送上去后，由于种种原因又放下了。1983年，杜书记又提此事，新闻科又重新起草了报告。直到1984年，市上才正式批准《宝鸡报》复刊，并由宣传部负责组建了筹建班子。经过七八个月的筹备，终于在1985年1月正式出报。
我在担任新闻科长期间所经历的这几件事，是我以后进入新闻媒体的阶梯，此后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宝鸡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