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堂兄

我的大堂兄

大堂兄的生命停在了85岁上。

大堂兄只比我的父亲小3岁，我比大堂兄小了22岁。

父亲的工作地点在千里之外，父亲与我的接触就是每年的那点探亲假。母亲带着我们兄妹3人，在外头要挣工分，要种自留地；在家里要做饭，纺花，织布，缝衣服。

当年的农村，要想不受人欺，不受人歧，那就得凭权力、凭拳头、凭力气、凭人多。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哪一头都靠不上。

我的童年没有活得太憋屈，现在回想，有很大成分，那是有我的大堂兄他们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年轻的时候，大堂兄从部队转到了上海的一家工厂，1960年代初，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大规模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大堂兄回到了农村。

我的父亲兄弟3人，父亲排行老三。大堂兄是我大伯父的长子。公元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交的那三年困难时期，父亲的弟兄们分了家。那是保命的年代，只是匆忙分灶吃饭，家产并没有明确划分。我的大伯父、大伯母加上他们的孩子，按说他们是强势，但他们并没有到自己家人面前来强势。分家之后都还是亲如一家。

大堂兄有一时期给生产队喂牲口。寨子的墙上挖个窑洞，牲口平时就在窑洞里喂养。窑洞里有土炕。土炕可以供多人并排躺下。在大堂兄喂牲口的那些日子里，晚上我就与大堂兄睡在土炕上；睡在土炕上的还有我的哥哥以及大堂兄的大儿子。我这时大约上小学二三年级，也是在这时我似乎才感到了大堂兄的真实存在，我对大堂兄比较深刻的记忆也是由此开始的。

大堂兄的长子比我大一岁。在学校我们是同一个班。我不记得我们有过矛盾。我的印象里，大堂兄对我从来不曾有过责备。回望早年，我的个性是有点偏倔的，而就是这些短板，大堂兄却予以肯定。我虽然不认为倔脾气有什么好处，我还是对大堂兄的“肯定”视作知己；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因我的倔而屡有不顺，我仍然对大堂兄心存感激。

后来，大堂兄当了生产队长。大堂兄视力不好，也没有过上太多学。生产队长领着数百口人，管钱，管物，管每天的分工，管何时下什么种子、收割什么庄稼，还管着数不少牛、骡马和毛驴。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对棘手的事如何处理，也正是在这时，大堂兄的管理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生产队开会的时候，他不用稿子，滔滔不绝、条理清晰能讲几十分钟。在我的眼里，大堂兄就是战场上的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当然，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两位大人物。

我的父亲从小就到外地工作，村里的人他认识的不多，大部分人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于是，我的身份定位就成了这样：当不认识我的人问到我是谁的时候，旁边有熟悉我的人就会介绍说“这是谁谁谁的弟弟”。这“谁谁谁”就是我大堂兄的名字。不认识我的人，听到大堂兄的名字，马上就会点着头说“哦哦哦！”，表示明白了。我顿时就感到，我的身价也跟着大堂兄增值了。

我离开老家四十多年了。早年，每次回去我都会专门到他家里坐坐，我不抽烟，我会从口袋里抽出香烟递到他手上，再用火柴帮他点燃。

近十年来，大堂兄患了病，语言产生了障碍，有的亲人的名字他都叫不出来了。大堂兄不能和我侃侃而谈了，我还是到他那里坐坐。坐在大堂兄旁边，我的身上是温暖的，我的内心是柔软的。

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努力把自己活好，这其中就有来自于大堂兄的动力。如今，我的大堂兄走了，我乡愁的美味也在逐渐地淡去。

我以乡愁的美味逐渐地淡去来祭奠我的大堂兄！